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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备团警卫纪实-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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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毛主席号召把开追悼会变成一个制度，并推广到老百姓当中去。他说：“今后我们的团体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伙夫是战士，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种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毛主席讲话毕，乃由该团代表致词，他代表警卫团全体战士宣誓，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学习张思德同志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榜样，继承他的遗志更加努力地干下去。四时许散会。
张思德铜像后来，秘书将毛主席这次口头讲演整理成文，呈给毛泽东主席审阅。毛泽东主席看后，稍事斟酌，随即在文章的上方一挥而就，写上了“为人民服务”5个大字，便成了这篇著名讲演的标题，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旗帜。后来，毛泽东主席的这段讲话，以“为人民服务”为题，被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
当然，毛泽东主席如此隆重地为张思德开追悼会，其中也包含了他与张思德的感情在内。八路军到达延安后，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当时任通信营班长的张思德什么都是抢在战友的前面干，生怕自己干少了。1942年春天，为了使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及直属机关干部有一个开会的场所，上级决定在杨家岭建一座大礼堂。来到条石场，张思德见哪块石头大，就背哪块，100多斤重的大石块，他一悠就上肩，一气不歇地背到了工地上。
一天，他们去礼堂工地劳动，正好赶上礼堂上最后一根大梁。工人们用木架子搭绳，慢慢地把大梁往上吊。只听见“嘎巴”一声脆响，支架的一根木杆断了，整个架子晃动起来，由于支撑不稳，又粗又大的木梁，一直往下坠落，眼看就要砸着在下面干活的工人和战士。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思德一个箭步冲过去，飞身跨上架顶，用肩头死死顶住大梁，使梁下的工人和战士避免了一场大祸。这时，张思德的战友也跟着张思德冲上去，张思德眼明手快，他从战友手中要过斧头，“啪，啪，啪”几下，只听见“咔”一声，大梁牢牢地对准柱榫。可是当张思德抡最后一斧头时，由于用力过猛，一个趔趄从架子上摔下来。工人和战友们不约而同地大喊起来：“班长！张思德！”这叫喊声惊动了正好路过这里的毛泽东。毛泽东健步如飞地走过来，一见是一位战士摔伤了，便立即指示派人去枣园请医生过来，并高声地说：“绝不能有一分一秒的耽误！”几位战士按毛泽东的吩咐，把受伤的张思德抬到毛泽东的窑洞里。当把张思德抬到毛泽东的躺椅上时，毛泽东仔细一看，认出了是张思德，便亲切地叫了一声：“老朋友，是你呀，张思德同志！”战士们点点头，对毛泽东说：“主席，他就是张思德，原来是我们班长！”可战士们纳闷，毛泽东咋就知道张思德的名字呢？
原来，在此之前，由于“推车”一事，张思德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1941年冬天的一个上午，张思德一行三人从杨家岭前往新安场，途中路过石砭时，见毛泽东的小汽车陷进冰窟窿里，他们立即跑去推车。这时，毛泽东和警卫员贺清也下了车，他们五人一起用力推车，可是，只见车子后轮在冰上原地打转，没有向前挪动一点。张思德见状，立即把鞋袜一脱，跳进冰水中，两手抱起大石头，对准车轮前的冰砣子猛砸，又喊旁边的战友搬一些小石头来，把冰砣子砸碎，将碎石头垫在车轮子底下。司机将车子一发动，车轮子便从冰窟窿中滚了出来，顺利地上了路。毛泽东用双手一边给张思德暖和冻红了的手，一边叫大家给他搓腿，以防冰水把脚冻坏。毛泽东细细地端详了张思德几眼，用浓重的湘音说：“你叫么子名字？”张思德回答：“主席，我叫张思德。”毛泽东又问：“张是弓长张的张？”张思德仍然拘谨地点头回答：“是！”毛泽东从怀里掏出笔记本，把张思德的名字记在本子上。临走时，他拍了拍张思德的肩膀，风趣地说：“小同志，你是路见不平，舍身相助，这种精神，值得学习哟！”
1943年初春，张思德被选派到警卫队内卫班当战士，这是专门在毛泽东窑洞前执勤的部队。张思德十分激动，暗下决心要好好工作，做毛泽东的忠诚卫士。雨天换哨，少不了他；雪天上岗，他总要多站一个时辰。每天一起床，张思德就轻手轻脚地把毛泽东窑洞前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毛泽东经常走的路上，只要有一点坑坑洼洼，他就铲来黄土垫平、夯实。毛泽东外出开会，张思德总是把冲锋枪和马灯擦得锃亮，提上水壶，早早地等候在车子旁。毛泽东乘坐的黑色轿车是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赠送的，车身宽大。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每次出车，都要有一个同志站在车后踏板上担任警戒。张思德在警卫队时，每次都是第一个站在警戒位置，并为此给自己找“借口”说：“我喜欢冷风吹。”延安冬天的天气非常寒冷，担任车后警戒的同志可以放下帽耳，可张思德嫌影响视线，每次都要把帽耳翻起来。毛泽东多次关切地劝他注意保暖，但他总是憨憨一笑。
连环画《张思德》张思德还时刻关心战友、老百姓的生活和工作。正是因为张思德一桩桩、一件件模范事迹，让毛泽东深刻地记住了这个普通的警卫战士。张思德参军11年，与他同时入伍的有的战友已经当上了团长甚至旅长，他却还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但他从不计较个人职务的高低，一心一意地扑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陈耀同志现在回忆起来，仍旧感到老班长心怀宽大。1942年，中央军委警卫营与中央教导大队合编时，领导决定让他由班长到警卫一连四班当战士，他自觉服从组织的安排，并说：“当班长是革命的需要，当战士也是革命的需要。”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人，他的家人，他的养母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儿子的去向。在这些年里，张思德的养母刘光友和韩家湾的乡亲们只是估摸到他们的谷娃子张思德已经在战斗中牺牲了，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主席会专门指示为当年在陕北安塞的深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的那位普通战士召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并且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祭文《为人民服务》，更没有想到，那位被毛泽东主席表彰的战士就是他们的谷娃子！
当张思德的养母刘光友知道张思德的消息时，已经是1962年了，离张思德牺牲近20年。
那个时候，中国人民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期，发展生产、休养生息成了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这一年，仪陇县召开了一个养牛模范大会。会上有一位头发花白、脸上布满了皱纹，个子矮小，但说起话来很有精气神的老大娘，引起了主持会议的县民政科科长文斌的注意。文斌弓下腰问：“大娘，你这么大年纪，还把牛养得这么好，那准定有儿子戮力帮衬啵？”听到这些，刘光友老人掉下了眼泪，说：“啥子儿子呵，我儿子当红军走了，早死了，连个音信也没有！”说着，她那缠着黑帕子的头也低了下去。
原来，文斌也是一位老红军，也是和张思德同一年，即1933年当的兵。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几十年后，他转业回到了地方，后来又调到仪陇当了县民政科科长。听了这位大娘的这一番话后，文斌的脑子里突然本能地一激灵，仿佛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随即问：“大娘，你儿子叫啥名字？”老人轻轻叹息着说：“大号叫个张思德，小名叫个谷娃子，咳，死去都快三十年喽，不去想他喽！”
刘光友老人这么一说，让文斌万分高兴，也万分激动。他没想到，他多年来苦苦寻找的张思德的老家和亲人，却在这个时候找到了。在延安时，他的好多战友都知道他是张思德的同乡，但问他张思德的家到底在哪个乡哪个村，他也说不上来。临转业时，组织上专门交代他，回去后打听打听张思德的老家住在哪儿，家里还有什么亲人。可是因为仪陇是个老区，当年参加红军的人很多，牺牲的人也很多，又没有具体地址，再加上那时是灾荒岁月，工作千头万绪，查找工作也就耽搁下来。可是，眼前这碰上门的有名有姓的线索，顿时让他激动了。他立刻向县委作了汇报，以便尽快落实优抚政策，让张思德的妈妈享受应有的烈属待遇，使她安度晚年。
而令文斌始料未及的是，马鞍场一位红军家属听说县上正在寻找张思德的家人，也赶紧找到了县里，说她儿子名字叫张四德，也是1933年参加红军的。“张思德”和“张四德”三个字中，只有中间的一个字音同字不同。她说，那准定是我儿子在队伍上改的，我儿子在家时，就常说要常思众人之德。这位老人说得也在理啊，由于当时没一幅张思德的照片作对照，顿时县里对此事也一筹莫展，不能贸然判定哪一家就是被毛泽东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提到的那个张思德的亲属，哪里才是张思德的家。
1969年，在纪念张思德同志牺牲、《为人民服务》发表25周年时，
张思德同志母亲来警卫一师看望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此后一年多，时任仪陇县川剧团的编剧萧向成，对毛泽东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表彰过的张思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四处搜集资料，准备再写一个反映红军在仪陇的川剧剧本。就在这个时候，他得知毛泽东主席曾于1944年9月8日，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为追悼张思德所作的讲演中提到的张思德是仪陇人，这才特别用心地翻阅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的那篇不朽文章《为人民服务》，发现在注释中除了有“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的句子外，没有涉及张思德的出生籍贯，这就使他的采访遇到了困难。出于对艺术的执著和对宣传英雄人物的使命感，他下决心弄个水落石出。他想，张思德的名字既然写入了毛主席的著作，那么在中央档案馆兴许会保存这方面的资料，可以从中找到有关线索。于是，他试着向中央档案馆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以及查找张思德资料的意图，恳请他们给予帮助。令萧向成喜出望外的是，他的这封信发出不到四个月，便收到了中央档案馆的回函，信中还夹寄了两张当时延安《解放日报》的报照。一张是召开张思德追悼会的消息报道，一张是毛主席讲话的全文。萧向成终于在新闻报道中发现了“张思德同志是四川仪陇县六合场人”这一前所未有的重要发现，他欣喜若狂，一个编写张思德剧本的立意，随即在他脑中形成。他马上打点行装，去张思德的家乡采访，了解张思德的身世和家人情况。在六合场的雨台山下，萧向成找到了张思德的故居遗址，又在村场西头，找到了张思德的养母刘光友和张思德当年居住过的两间破茅草房，详细听刘光友含泪讲述了张思德出生年月、过继经过和少年时代的情形。
中央档案馆给萧向成的信里，还附有一张照片。这是张思德生前留下的唯一的一张照片。由于年深月久，照片颜色发黄，但张思德当年的容貌神态，清晰可见。照片上的张思德正从炭窑里探出一个脑袋，咧着嘴憨厚地笑着，手里抱着一捆刚刚出窑的木炭。张思德的身份就这样被确定了。随后，四川省和仪陇县的报纸，纷纷刊登了找到了张思德故居，找到了“张妈妈”的消息。
1969年9月初，在纪念张思德同志牺牲、《为人民服务》发表25周年时，“张妈妈”来到了警卫一师，看望张思德生前的战友和领导们。
补充警卫力量（1）
1945年初春，几度推迟的中共第七届代表大会，终于召开在即，中央保卫部门决定从各部队抽调一批军事技能过硬，政治可靠的人员，以补充和加强会议的警卫力量。
当时晋绥六分区忻崞支队，刚刚打完宁武县东南的日军一个据点，正在做战斗后的调整，后来成为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的邬吉成突然接到去军分区学习的通知。支队里和他一起被抽调的还有于旭伟同志，他来部队还不到一年，但表现很好。和他们同往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岢岚县的，还有支队特务连的一个班长，他带了两名战士，将一名日本战俘押送到军分区司令部。到司令部后，他们又被告知还要转赴晋绥军区。
3月20日前后，邬吉成等人到了驻在兴县蔡家崖的晋绥军区，住进了政治部招待所。几天之内，陆陆续续又有许多晋绥军区其他部队的指战员会聚到这里，有大青山的、有拱卫旅的、有暂一师的。此刻，他们才真相大白，学习是幌子，是为了保密，真实的目的是要送他们到延安，保卫毛主席、党中央。“挑你们来，是因为你们条件好，政治上可靠，军事技术过硬。”上级这样对他们说。
过了几天，从延安中央警备团来了一个干部，叫方仲实，曾是中央警备团二营五连的连长。他向邬吉成等人描绘了一番未来情景：“调你们到延安，去保卫毛主席，保卫总司令，保卫党中央。到那里后，穿的衣服比现在好，穿呢料子衣服；武器也比现在好，用手枪；吃的也比现在好，有白面吃。”
邬吉成他们当时对他的话有些将信将疑，延安和晋绥根据地就有那么大的差别？再说并不是因为他说得多好，他们才愿意跟他去延安；而是军人得服从命令，上级叫到哪里就到哪里，这是他们的心里话。
从兴县蔡家崖出发，经过米脂、绥德、青涧、延川一路辗转，他们终于到了延安。走过大、小砭沟，他们到了中央警备团团部所在的侯家沟。当时中央警备团的团长兼政委是吴烈，副团长是王金，参谋长是刘辉山，张廷桢是政治部主任。
在招待所住了两三天之后，政治部副主任张耀祠来给大家讲话，说：“大家都从前方来，很辛苦。到这里从事保卫工作很光荣。”他还简介了一些中央警备团的情况和任务，希望大家适应新的环境和工作。
紧接着，就进行了分配，邬吉成和几个一同来的人被分配到一营一连，也就是手枪连。一连的驻地和营部在一起，都在杨家岭。杨家岭位于王家坪的西面，蓝家坪的东面的延河北侧，北倚凤凰山麓。一连的营地，就在东西两山间的沟里，面对着延河。
毛泽东主席曾在杨家岭后沟的凤凰山下住过一段时间，后来一些中央机关、中共中央办公厅及一部分中央负责同志也住过这里。一连东面山上是中央的通讯处、机要处，沟中段是中央大礼堂，中央大礼堂和中央办公厅的办公处挨得很近。
中央大礼堂的西面有一溜儿窑洞，第一个住着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从重庆回来的周恩来住在他旁边，再过去依次是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蔡畅夫妇，中央民运委员会书记邓发，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张闻天，最后是王明。原来住杨家岭的毛泽东主席，此刻已经搬去了枣园。
邬吉成到一连后，被分配在二排。他的第一班哨，就是站在周恩来院外当警卫，在他的门口站岗。在这儿站岗和在前方不一样，前方是流动的，可以走走，可在这里基本是守着一个地方不怎么动。
警卫“七大”
1945年2月底，中央警备团冬训结束后，又开始了迎接“七大”警卫任务的准备工作。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规模大、时间长，首长聚集一堂，加之是半公开进行的，这就给警卫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更严格的要求。中央警备团担负会议警卫任务的官兵，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警惕地坚守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会议期间，山洪暴发，延河桥受到严重威胁，劳动英雄杜林森、纪永昌等人冒着生命危险，下河与洪水搏斗，抢修和保护了桥梁，保证了会议的如期进行，以及首长的安全。
大会开幕前，为了保证大会代表的安全，中央警备团组织部分部队维修了杨家岭的防空洞，构筑了自会场至防空洞之间的防空掩体。同时，又在严寒的天气下，以一天一夜的时间，抢修了枣园至杨家岭之间的延水桥，保证了中央首长及大会代表每日往返会场的便利。
劳动英雄杜林森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礼堂开幕。
为了确保大会的安全，在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副秘书长李富春同志领导下，成立了大会秘书处、总务处、临时警卫处。警卫处由陈龙任处长，下设内勤组、警卫组、防空指挥组，负责整个大会警卫的领导工作，下设内、外两个警卫小组。内勤组由中央机关警卫处选调干部组成，专门负责会场内的招待和首长的随身警卫；外勤组长由中央警备团第一营营长刘辉山担任，负责礼堂各大门以外的警卫和防空的组织指挥和检查等工作。
这次大会警卫采取的是多封闭、少半公开，多固定、少游动，公开武装与带暗枪的半公开武装相结合，固定与游动相结合，内部警戒与外围警戒相结合的形式。中央警备团根据大会会址杨家岭中央礼堂周围的地形和社会治安情况，采取了对外严密控制，加强对空监视和巡逻警戒，对内加强中央领导的随身警卫。在礼堂各大门和沿围墙以外的各山头、高地等要点，布置了内、外两层警戒，构成严密的警卫网。同时，在中央领导和与会代表通行的路线上，增设了固定的和游动的巡逻哨。担负这次大会警卫的中央警备团第一连负责会场开大会和举办各种晚会的核心警卫，以及礼堂各大门的检验入场证件、检查修理防空洞和杨家岭、延水桥的警卫。第二连、第三连分别担负杨家岭礼堂围墙以外的山头、后沟隐蔽地点的控制，代表驻地、往返路线和中央、军委机关的警戒任务。高射机枪连重点布置在杨家岭、清凉山周围山头上，专门担负防止敌机空袭和对空射击任务。骑兵连担负中央领导和代表经常通行的路线巡逻、护送等任务。
在这次安全警卫任务中，纪永昌等同志担负着守护延河桥的安全保卫任务。纪永昌是中央警备团出了名的劳动英雄，他1919年出生于河北，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被评为劳动英雄，并出席过中央直属机关英模代表大会和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
一天，延河水猛涨，汹涌的河水冲击着桥身，使本身就不坚固的延河桥开始晃动。一旦延河桥被河水冲垮，将直接影响代表们的通行。在这紧要关头，护桥的纪永昌毫不犹豫地跳入河水中，冒着生命危险，勘察地形，检查桥柱，探索办法。突然，一股激流奔腾而来，把他卷进了漩涡，生命受到了严重威胁。纪永昌凭着坚强的毅力和较好的水性，摆脱困境，终于找到了桥身晃动的原因。
上岸后，他把河中的地形情况和造成桥身晃动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办法向战友们作了阐述。大家觉得纪永昌分析得正确，办法也可行。于是他们运石块，装沙袋，展开了一场加固桥柱的战斗。但由于河宽、人少、水流湍急，他们在桥柱下每摞一次沙袋，就被急流冲垮一次。怎么办？纪永昌急中生智，决定在桥柱下先打木桩，而后再填沙袋、摞石块。这一招真灵，他们成功了。就这样，几名守护桥的战士，在纪永昌的带领下，经过一天多的艰苦奋战，先后加固了所有桥柱的根基，稳固了桥身，保证了延河桥的安全。当大会警卫处长陈龙等领导同志检查安全时，发现他们连夜加固桥柱的感人事迹后，当即给予表扬。肯定了他们为大会安全警卫工作所作出的贡献。
由于这次警卫工作充分动员、严密组织、明确分工、密切与各方面的配合，在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历时50天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警卫任务。就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后，党中央接着在杨家岭召开了七届一中全会，中央警备团的警卫能力再一次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杨家岭位于延安城北三千米处。中共中央在此领导了抗日战争、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领导解放战争。这里修建了中央大礼堂、中央办公厅楼及百余孔窑洞、百余间房屋。1942年5月在这里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讲座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里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旧居及中央各机关旧址等。1943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此迁往枣园，中央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部门仍留驻这里，直到1947年3月撤离延安。
护送毛泽东到重庆谈判（1）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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