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第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当时，处于绝境的共产主义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大肆活跃起来。所谓第四国际在他们的《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书》中叫嚷说：“当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自己承认斯大林的罪恶时，他们就是默认……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进行的、反对工人国家堕落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使修正主义思潮大为泛滥起来。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内，一批叛徒跟着帝国主义、反动派和铁托集团一起，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攻。
在这期间发生的最突出的事件，是苏波关系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这两个事件，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苏共领导对这两个事件都曾经犯了严重错误。苏共领导调动了军队，企图用武力压服波兰同志，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苏共领导在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布达佩斯的紧急关头，曾经一度准备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抛弃给反革命。
苏共领导的这些错误，使一切共产主义的敌人猖狂起来，给许多兄弟党造成了严重的困难，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面对着这种局势，中国共产党人同各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一起，坚决主张击退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进攻，捍卫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时，我们坚决主张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粉碎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坚决反对抛弃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我们坚决主张采取正确的原则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问题，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做法。同时，我们用极大的努力，维护了苏共的威信。
当时，苏共领导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由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检讨了他们过去在处理兄弟国家关系方面的一些错误。十一月一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苏联政府的宣言表示支持。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也是为了劝告苏共领导及时地接受教训，纠正错误，而不要沿着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滑下去。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却反而对我们怀恨在心，把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他们推行错误路线的最大障碍。一九五七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

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是在击退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进攻以后召开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事实恰恰相反。一九五七年兄弟党会议，正是在许多重大原则性问题上，拒绝了并且纠正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观点。
莫斯科会议通过的著名的一九五七年宣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各国共产党共同的斗争任务，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概括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规定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相对立的。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是同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宗派主义相对立的。
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会议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中共代表团一方面同苏共领导进行充分的协商，对他们作了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帮助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又同其他兄弟党领导人反复交换意见，力求达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文件。
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同苏共代表团的争论，主要是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苏共领导原来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硬要塞进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和平过渡的错误观点。这个草案，根本不提非和平过渡，只提和平过渡，而且又把和平过渡说成是“在议会中争取多数，并把议会从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真正的人民政权的工具”。这实际上是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所谓“议会道路”来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基本原理。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领导所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的错误观点。我们对于苏共中央先后两次提出的宣言草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且在作了相当多的原则性的重大修改以后，提出自己的修正草案。后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我们的修正草案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的讨论，然后提出《苏共和中共共同起草的宣言草案》，征求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意见。
经过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同苏共领导第一次提出的草案相比较，有两点重大的修改：第一，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指出非和平过渡的道路，并且强调“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第二，在谈到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的同时，强调“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的条件”。
虽然作了上述的修改，我们对于宣言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表述，还是不满意的。只是由于照顾到苏共领导一再提出的希望能够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的愿望，我们才作了让步。
但是，当时我们就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地、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这个提纲着重指出：
“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靠不住的”。（见附件一）
经过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一九五七年宣言还纠正了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错误观点，并且在一系列的原则性问题上，增加了或者补充了许多重要内容。其中主要有：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人民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如果发动世界战争就注定灭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的重要性；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终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等等。
同时，中共代表团作了必要的妥协。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以外，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那一段文字，我们是不同意的，并且提出过修改意见。但是，为了照顾苏共领导当时的困难处境，我们没有坚持修改这一段文字。
谁也不会想到，我们这种照顾大局的让步，竟然被苏共领导拿来作为借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加剧分歧，制造分裂。
现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口口声声地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等同起来，企图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路线代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我们早就说过，现在有必要再一次指出，根据兄弟党独立的、平等的原则，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兄弟党接受某一个兄弟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或者任何别的什么东西。任何一个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不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对别的兄弟党都没有约束力。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兄弟党一致协议的文件，才是对我们和所有兄弟党具有约束力的共同行动准则。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发展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以后，有了一个各国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宣言，我们本来希望，苏共领导能够遵循这个宣言的路线，改正自己的错误。不幸的是，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愿望相反，苏共领导反而越来越严重地违反宣言的革命原则，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越来越远。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这就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随之加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共同结论，热衷于追求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追求苏美两国首脑解决世界问题。特别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戴维营会谈前后，赫鲁晓夫简直把艾森豪威尔捧上了天，把他说成是“得到本国人民绝对信任的人”、“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苏共同志还极力宣扬连艾森豪威尔都不承认的所谓“戴维营精神”，说这是什么“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历史的转折点”。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路线，在赫鲁晓夫的言论和苏联报刊的文章中，大肆宣扬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宣扬帝国主义的“明智”和“善良愿望”，宣扬在帝国主义还统治和控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宣扬全面彻底裁军“能够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开创一个崭新的纪元”，等等。
苏共还出版了许多著作，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阉割它的革命灵魂，宣扬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
苏共领导还力图把自己的一系列的错误观点，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改变它们的正确路线。苏联同志在一九六○年六月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上的做法，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在百般讨好美帝国主义的同时，放肆地进行反对中国的活动。苏共领导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障碍。他们自以为他们的内部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定”了，可以加紧推行他们的“对敌和、对友狠”的政策了。
一九五八年，苏共领导提出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正当的、坚决的拒绝。不久以后，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政府就片面地撕毁了中苏双方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接着，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夕，苏共领导不顾中国方面多次提出不同意见，迫不及待地在九月九日发表了塔斯社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偏袒印度反动派。这样，苏共领导就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苏共领导撕毁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和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这是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创造所谓“戴维营精神”，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
苏共领导人和报刊还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进行了大量的恶毒的攻击。这种攻击，几乎每一次都是由赫鲁晓夫带头进行的。他影射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超阶段”和“平均共产主义”，攻击中国的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反动的”。他影射攻击中国好战，犯了“冒险主义”，等等。他从戴维营会谈回来以后，竟然向中国推销美国的“两个中国”计划，并且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国宴上，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苏共领导推行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严重的混乱。美帝国主义好像已经不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艾森豪威尔被某些共产党人当作“和平使者”来欢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九五七年宣言似乎已经过时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澄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混乱，在一九六○年四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在这三篇文章中，我们根据一贯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立场，着重阐述了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观点，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这三篇文章的观点，是同苏共领导所宣扬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完全相对立的。但是，当时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仍然没有公开批评苏共同志，而是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极力歪曲和攻击《列宁主义万岁》这三篇文章，但是举不出任何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证明他们的攻击是站得住的。我们要问：在当时的情况下，难道我们应当对盛行一时的错误观点和荒谬言论沉默不言吗？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和义务起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吗？苏共领导对中共的突然袭击

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发表了八天之后，就发生了美国Ｕ－２飞机侵犯苏联领空、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的事件。所谓“戴维营精神”，完全垮台了。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我们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
大敌当前，迫切需要中苏两党、全世界兄弟党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但是，事情同人们所期待的相反：一九六○年夏季，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的分歧进一步扩大了，大规模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发生了，苏共领导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了。
本来，在一九六○年六月初，苏共中央提出，利用六月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匆忙地召开这样的会议，也不赞成只召开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我们积极建议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且主张为了开好这个国际会议，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我们的这个建议得到苏共的赞同。两党并且同意，为了准备这个国际会议，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兄弟党代表，可以就这个国际会议的召开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苏共领导竟然背弃自己的约言，把本来应该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矛头转向中国共产党，在布加勒斯特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
兄弟党代表布加勒斯特会谈，是在六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公开信把这次会谈说成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什么“同志式的帮助”，这完全是骗人的。
事实上，在会谈前夕，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分别向兄弟党代表散发了或者宣读了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这个通知书，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毫无根据的诬蔑和攻击，这是苏共领导的反华纲领。
在会谈中，赫鲁晓夫带头组织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的围攻。赫鲁晓夫在发言中，放肆地诬蔑中国共产党是“疯子”，“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纯粹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对苏共采取“托洛茨基方式”。一些听从赫鲁晓夫指挥的兄弟党代表，也跟着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是“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假革命”、“宗派主义”、“比南斯拉夫还坏”，等等，等等。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谈中发动的反华运动，对于许多兄弟党来说，也是一种突然袭击。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代表，是不同意苏共领导的这种错误做法的。
在这次会谈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拒绝服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坚决反对苏共领导的宗派活动，苏共领导就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看作眼中钉。他们从此进行了越来越激烈的反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活动。
苏共领导发动的对中国共产党的这样恶劣的攻击，难道能够说是什么“同志式的帮助”吗？不。这是苏共领导事先预谋的反华大演出，这是粗暴破坏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兄弟党关系准则的严重事件，这是以苏共领导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为了维护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同苏共领导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谈的中共代表团，为了顾全大局，在会谈公报上签了字，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一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发了一个书面声明。中共代表团在声明中指出，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谈中的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中共代表团严正声明：
“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同志有分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绝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见附件二）
苏共领导对于在布加勒斯特没有能够压服中国共产党并不甘心。紧接着布加勒斯特会谈之后，苏共领导采取一系列步骤，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
七月间，苏联政府突然片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从而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同。苏联方面还片面撕毁中苏双方分别出版和互惠发行《友好》杂志和《苏中友好》杂志的协议，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召回驻苏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并且挑起了中苏边境纠纷。
看来，苏共领导以为，只要挥舞手中的指挥棒，纠合一批打手进行围攻，只要施加政治的和经济的巨大压力，就能够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顺从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意志。但是，久经考验和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打不倒、压不垮的。妄想组织围攻和施加压力就能使我们屈膝的人，完完全全打错算盘了。
关于苏共领导破坏中苏关系的真相，我们准备在另外的文章里作详细的论述。在这里，我们只打算指出，苏共中央公开信在谈到中苏关系的时候，竟然故意隐瞒了苏联政府撤退全部在华专家、片面撕毁几百个协议和合同的事实，隐瞒了正是苏联方面的这些片面的行为造成了中苏贸易的缩减，反而指责中国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指责中国缩减中苏两国贸易。苏共领导竟然这样明目张胆地欺骗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这才真正是可悲的。一九六○年兄弟党会议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九六○年下半年，围绕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召开，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进一步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坚持原则、维护团结还是抛弃原则、制造分裂这两种方针的斗争。
在兄弟党会议召开之前，种种迹象表明，苏共领导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并且力图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共产党深深感到分歧的严重性。我们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作了许多努力，希望苏共领导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一九六○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对于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的通知书，作了答复。在这个答复书中，中共中央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驳斥了苏共领导对我们的攻击，批判了苏共领导的错误观点，并且向苏共中央提出了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积极建议。（这五项建议，见附件三）
接着，中共中央派遣代表团在九月间前往莫斯科，同苏共代表团举行会谈。在会谈中，中共代表团指出，苏共领导一面美化美帝国主义，一面大肆反华，把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把同敌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