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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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民族独立国家，出现了连绵不断的武装革命斗争，出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群众运动的新高涨，出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大发展。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成为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毛泽东同志早在战后初期就多次指出，世界力量对比的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这种新的情况“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三百六十页。）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四百九十页至一千四百九十一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根据战后历史条件更加有利于革命的变化，根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本性不会改变的规律，得出革命的结论，认为必须充分利用革命的大好形势，按照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积极促进革命斗争的发展，准备夺取革命的胜利。
赫鲁晓夫则借口战后历史条件的变化，得出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结论，认为由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本性改变了，阶级斗争的规律改变了，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过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原理过时了。
赫鲁晓夫等人散布一种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他们说，“现在，对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来说，正在形成以和平形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利的国际和国内条件。”
他们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一期间，欧洲许多国家的反动资产阶级不断地发展和改进自己的警察官僚机器，残酷地镇压劳动人民的群众运动，因此没有可能用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认为，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改变了。
他们说，现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使国际反动派对于实行革命的国家的内政干涉趋于瘫痪”，“这就减少了资产阶级发动国内战争的潜在可能性”。
但是，赫鲁晓夫等人的谎言，掩盖不了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两个突出的事实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普遍增强暴力机器，残酷镇压人民群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到处进行反革命武装干涉。
美国今天已经更加军国主义化，它的军队扩大到了二百七十多万人，比一九三四年增加了十倍，比一九三九年增加了八倍。它的警察特务机关之多，就连美国一些大资本家自己也承认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远远超过希特勒德国。
英国的常备军从一九三四年的二十五万多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四十二万人，警察从一九三四年的六万七千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八万七千人。
法国的常备军从一九三四年的六十五万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七十四万多人，警察和保安部队从一九三四年的八万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十二万人。
在其他的帝国主义国家，以至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大量增强军队和警察力量的情形，也都没有什么例外。
赫鲁晓夫最热心用全面彻底裁军的口号来麻痹群众。这种咒语念了好几年了。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全面彻底裁军的影子一点儿也没有。人们看到，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里，到处都是全面彻底扩军，到处都是扩大和加强暴力镇压的机器。
资产阶级在和平时期这样拚命地增强自己的军队和警察力量，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不是为了镇压本国劳动人民的群众运动，倒是为了保证劳动人民能够和平取得政权吗？战后十九年来，世界各国资产阶级使用军队和警察镇压罢工工人，镇压要求民主权利的人民群众的暴行，难道发生的还嫌少吗？
十九年来，美帝国主义同四十多个国家组织了各种军事集团和签订了各种军事条约。它在海外设立了二千二百多处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它派驻在海外的兵力，达一百多万人。它的“进击司令部”统辖着一支由陆、空军联合组成的机动部队，随时准备开赴各地镇压人民革命。
十九年来，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不但通过各种方式支持世界各国反动派，帮助他们镇压本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而且还直接策划和发动了多次的反革命的武装侵略和干涉，也就是输出反革命。拿美帝国主义来说，它曾经在中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直接出兵并且指挥进攻希腊人民解放区，在朝鲜进行侵略战争，派遣部队在黎巴嫩登陆威胁伊拉克革命，支持和援助老挝反动派扩大内战，组织和指挥所谓联合国部队镇压刚果的民族独立运动，对古巴进行反革命入侵。它现在仍然在镇压越南南方人民的解放斗争。它最近还武装镇压巴拿马人民维护主权的正义斗争，并且参加对塞浦路斯的武装干涉。
美帝国主义不但对一切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坚决进行镇压和干涉，而且对凡是稍微表现了一些民族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政权，也要想办法把他们搞掉。十九年来，美国政府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策划了多次反革命军事政变，甚至对于它自己扶植起来的走狗，例如吴庭艳之流，只要一旦不再合乎它的心意，马上卸磨杀驴，也采取暴力手段除掉。
事实说明：今天，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进行革命，要争取解放，不但必须对付本国反动统治阶级的暴力镇压，而且必须充分准备对付来自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没有这种准备，不坚决在必要的时候用革命的暴力回击反革命的暴力，就根本谈不上革命，更谈不到革命的胜利。
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如果不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不做好对付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干涉的准备，不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方针，就不能维护民族独立，更不能保证革命事业的发展。
我们要质问苏共领导，你们口口声声大谈战后形势的新特点，为什么偏偏要抹煞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到处镇压革命这个极其重要的、极其明显的特点呢？你们开口和平过渡，闭口和平过渡，却绝口不谈怎样对付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庞大的暴力镇压机器，这是为什么呢？你们公然掩饰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残酷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的血淋淋的现实，散布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能够和平取得胜利的幻想，这岂不明明在麻痹各国人民的警惕性，用空洞的美好前景来安抚怒气冲天的群众，反对他们革命，实际上充当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帮凶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让已经死去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再来充当一次反面教员，还是很有益处的。
杜勒斯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说，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通过使用暴力”建立起来的。他接着说：“苏联统治者现在说，他们将放弃使用暴力。”杜勒斯表示：“我们欢迎并且将鼓励这些事态发展。”
显然，杜勒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维护者，深深懂得暴力在阶级斗争中的重要作用。杜勒斯一方面欢迎赫鲁晓夫放弃暴力革命的主张，一方面极力强调资产阶级必须加强反革命暴力，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他在另一次的演说中说，“在政府的所有任务中，最基本的一项是要保护它的公民〔应读作反动统治阶级〕免遭暴力。”“因此，在一切文明的社会中，社会成员都出力维持一支警察部队，作为法治的武器。”
杜勒斯在这里说的是老实话。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统治的政治基础，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是“一支警察部队”。只要不触动这个基础，其他都是无关紧要的，都是动摇不了他们的统治的。苏共领导越是掩盖资产阶级依靠暴力统治的事实，越是宣传他们那种受到杜勒斯欢迎的和平过渡的神话，就越是暴露出了他们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来反对革命的真面目。驳所谓“议会道路”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议会道路”的主张，早已为列宁所彻底批判，早已宣告破产了。但是，在赫鲁晓夫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谓“议会道路”似乎突然变得灵验起来了。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说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是武力，而不是议会。议会只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装饰品和屏风。资产阶级实行议会制还是取消议会制，赋予议会较大的权力还是赋予较小的权力，采取这种选举法还是采取那种选举法，总是按照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和利益来决定的。在资产阶级掌握军事官僚机器的条件下，无产阶级要通过选举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不可靠的。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完全是不可能的，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谈。
在资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中，现在仍有半数左右处于非法地位。对于这些连合法地位都没有的党，当然谈不上什么取得议会中的多数。
例如，西班牙共产党就是一直处于白色恐怖中，连参加选举也不可能。可是，像伊巴露丽这样的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也跟着赫鲁晓夫鼓吹西班牙实行“和平过渡”。这是十分荒唐和可悲的。
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虽然取得合法地位，可以参加选举，但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在资产阶级选举制度的种种不公平的限制之下，共产党很难获得多数选票。就是获得多数的选票，资产阶级还可以利用修改选举法等等手段，使共产党人不能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
例如，战后以来，法国垄断资产阶级就曾经两次修改选举法，使法共在议会中的议席两次大量减少。在一九四六年议会选举中，法共曾经取得一百八十二席，但是在一九五一年议会选举时，垄断资产阶级修改了选举法，结果使法共的议席陡然减为一百零三席，即少了七十九席。在一九五六年议会选举中，法共曾经取得一百五十席，但是在一九五八年议会选举时，垄断资产阶级再次修改选举法，结果使法共的议席陡然减为十席，即少了一百四十席。
即使在某种情况下，共产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议席，或者通过选举的胜利参加了政府，这也绝不等于改变了议会和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更不等于摧毁了旧国家机器和建立了新国家机器。要依靠资产阶级议会和政府，来实行根本的社会改造，是绝对不可能的。掌握国家机器的反动资产阶级可以宣布选举无效，解散议会，可以把共产党人从政府中排挤出去，宣布共产党非法，采取野蛮的暴力手段镇压人民群众和进步力量。
例如，一九四六年，智利共产党曾经支持资产阶级的激进党取得选举的胜利，组织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政府。当时，智共领导人竟然把这个资产阶级掌握的政府称为“人民民主政府”。但是，不到一年，资产阶级就迫使共产党人退出政府，大规模逮捕共产党人，并且在一九四八年宣布共产党非法。
当工人政党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御用政党的时候，资产阶级可以允许这样的党在议会中占有多数的议席，也可以允许他们组织政府。例如，若干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但是，这只能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专政，丝毫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无产阶级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地位。这样的事实，只是进一步证实“议会道路”的破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说明，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果信奉所谓“议会道路”，害了“议会迷”的不治之症，那就不仅只会落得一场空，而且必然陷于修正主义泥坑，葬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在如何对待资产阶级议会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历来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参加议会斗争，利用议会的讲坛，揭露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教育人民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在应当利用这种合法斗争手段的时候不去利用，是错误的。但是，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用议会斗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绝不能幻想通过“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群众斗争上。
列宁说：“为了通过选举和各种党派在议会中的斗争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参加资产阶级的议会活动，对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阶级斗争局限于议会斗争，或者认为议会斗争是最高的、决定性的、支配着其余一切斗争形式的斗争，那就是实际上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而反对无产阶级。”（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二百四十一页。）
列宁曾经斥责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热中于议会制度的幻想，抛弃了夺取政权的革命任务，把无产阶级政党变为选举党，变为议会党，变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变为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现在，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鼓吹“议会道路”，也只能重蹈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覆辙。驳所谓“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在讲到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时候，凭空捏造了一大堆谎言，说中国共产党主张没有革命形势也要“提出立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主张放弃“争取资本主义各国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的斗争”，把武装斗争“绝对化”，等等。他们经常给中国共产党乱扣什么“左倾机会主义”、“左倾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大帽子。
其实，苏共领导这样叫嚷，不过是想给他们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打掩护。他们攻击的所谓“左倾机会主义”，不是别的，恰恰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
我们一向认为，革命是不能随意制造的，没有革命的客观形势，就不会有革命。但是，革命的发生和革命的胜利，不仅仅要有革命的客观形势，还必须有革命的主观力量的准备和行动。
如果不正确地估计革命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因素，在革命形势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就轻率地发动革命，那就是“左”倾冒险主义。如果在革命形势没有到来的时候，不积极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或者在革命形势已经到来，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不敢去领导革命，不敢夺取政权，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
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的时机没有到来之前，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艰苦地积蓄革命力量方面。积极领导日常的斗争的中心目的，是为了积蓄革命力量，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通过日常的各种形式的斗争，来提高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觉悟，训练自己的阶级队伍，锻炼自己的战斗力，做好思想上的、政治上的、组织上的、军事上的革命准备。只有这样，才能在革命形势成熟的时候，不失时机地夺取革命的胜利。否则，即使有了革命的客观形势，也会白白地错过革命时机。
苏共领导避而不谈在革命形势没有到来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怎样进行日常的革命斗争，积蓄革命力量，而只是开口闭口都强调没有革命形势就不能革命。他们实际上是借口没有革命形势根本取消积蓄革命力量、准备革命的任务。
列宁曾经很精彩地描绘了叛徒考茨基对待革命形势的态度。列宁指出，对考茨基来说，革命形势“如果来到了，那他也愿意做一个革命者！但是那时候，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混蛋都会宣布自己是革命者！”“如果没有到来，考茨基就要离开革命！”列宁指出，考茨基像一个典型的市侩，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市侩的地方，就在于他有本领“准备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去进行革命”。（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七十一页至第二百七十二页。）人们可以比较一下，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像不像列宁所斥责的考茨基式的市侩。
我们一向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积极领导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保卫民主权利的斗争，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并且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在一切受到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高举反美的民族旗帜，把群众斗争的主要打击针对美帝国主义，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本集团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组成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
近年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斗争，这不仅是对本国垄断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势力的打击，而且是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有力支持，也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有力支持。对此，我们从来是给以充分估计的。
共产党人在积极领导当前斗争的时候，应当把当前斗争同为长远的和全局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结合起来，应当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教育群众，不断地提高群众的觉悟，积蓄革命力量，以便在革命时机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我们的观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观点相反，苏共领导鼓吹“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民主的任务和社会主义的任务是交织得这样紧密，以致在这里很少有可能划定什么分界线”。这也就是用当前的斗争代替长远的斗争，用改良主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说过，“任何改良如果没有群众斗争的革命方法的支持，都不可能是巩固的、真正的、认真的改良。”工人阶级的政党“如果不把这种争取改良的斗争同工人运动的革命方法结合起来，就可能变成一个宗派，就可能脱离群众，而这对于真正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功来说，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威胁”。（列宁：《给“社会主义宣传联盟”书记的信》，《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四百零五页。）
列宁还说过，“在觉悟的工人看来，任何民主要求都是服从社会主义的最高利益。”（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五十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引述恩格斯的话说：如果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目前而牺牲未来的运动，那就是机会主义，而且是危险的机会主义。
正因为这样，列宁批评考茨基“赞扬改良主义，赞扬服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责备革命，背弃革命”。列宁说，“无产阶级是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考茨基“则是在服从帝国主义的条件下，用改良主义手段‘改善’帝国主义，适应帝国主义”。（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六十五页、第二百六十四页。）
列宁对考茨基的批评，正好是今天苏共领导的写照。
我们一向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为了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必须善于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善于把各种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善于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迅速地用一种斗争形式代替另一种斗争形式。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和平的与武装的，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法的，议会的与群众的，国内的与国际的，等等，才能在任何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吸取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熟练地全面地掌握了各种斗争形式的结果。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但是，如果没有各种形式的斗争的配合，中国革命也不能取得胜利。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反对了右倾合法主义，又反对了“左”倾非法主义，把合法斗争同非法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把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又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合法可能，同时严格执行党的秘密工作的各项规定。中国革命创造了一套适合于自己的具体情况的、极其复杂而丰富的斗争形式。
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长期的实践经验，十分懂得，拒绝一切合法斗争，把党的工作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内，使党脱离群众，这是错误的。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容忍修正主义者推销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