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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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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说，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我们历来坚持集体领导，但是反对贬低领袖的作用。我们重视领袖的作用，但是反对对个人进行不符合实际的过分颂扬，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早在一九四九年，中共中央就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
我们这些一贯的、正确的主张，同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根本不同的。事情越来越清楚，苏共领导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说的，是为了什么发扬民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而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苏共领导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揭穿来说，无非是：
一、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把党的领袖斯大林同党的组织、同无产阶级、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
二、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
三、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抬高自己，打击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者，为修正主义的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开辟道路；
四、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力图按着自己的意愿颠复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领导；
五、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打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赫鲁晓夫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这种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他们“在揭露个人迷信并克服其后果的同时”，“高度评价”那些“享有应得的威望的活动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苏共领导在把斯大林踩在脚下的同时，却把赫鲁晓夫捧到天上。
他们把十月革命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赫鲁晓夫，把这个在国内战争时期的低级政治工作人员，吹捧成“红军的积极缔造者”。
他们把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的巨大功绩完全归功于赫鲁晓夫，说什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十分经常地听到赫鲁晓夫的声音”，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格勒人的灵魂”。
他们把核武器和火箭技术的伟大成就，完全归功于赫鲁晓夫，说他是什么“宇宙之父”。但是，谁都知道，苏联造成原子弹和氢弹，都是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科学技术人员和苏联人民的伟大成就。火箭技术也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奠定基础的。怎么能够把这些重要历史事实一笔抹煞呢？怎么能够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赫鲁晓夫呢？
他们把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并且认为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的赫鲁晓夫，吹捧为“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光辉范例。”
苏共领导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口号的掩饰下所作的这些事情，正如列宁所说，实际上是“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诬蔑为“企图把个人迷信时期盛行的那些制度、意识形态和道德以及领导的方式方法强加给其他党”。这种说法，进一步地暴露了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荒诞无稽。
按照苏共领导人的说法，苏联在十月革命结束了俄国资本主义时期以后，又出现了一个所谓“个人迷信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道德”，似乎不是社会主义的。在这个时期里，苏联劳动人民遭受了“沉重压迫”，笼罩着“毒化人民生活的恐惧、怀疑和彷徨的气氛”，苏联社会的发展遭受了阻碍。
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在苏匈友好大会上的讲话中大讲什么斯大林的“恐怖”统治，说斯大林“是用斧头维持自己的政权的”。他描绘当时的社会秩序说，“在那个时期，当一个人去上班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妻子，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儿女。”
苏共领导所说的“个人迷信时期”，简直是一种比封建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时期还要“可恶”、还要“野蛮”的社会。
按照苏共领导的说法，由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几十年来，并没有解除了劳动人民所受的压迫，并没有加速了苏联社会的发展。只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进行了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以后，才解除了劳动人民所受的“沉重压迫”，才突然“加速了苏联社会的发展”。
赫鲁晓夫说：“唉呀！斯大林如果早死十年，那多好啊！”人们知道，斯大林是一九五三年逝世的，如果早死十年，那正是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反攻的一九四三年。在那个时候，盼望斯大林死去的是谁呢？希特勒！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之类的口号，诽谤无产阶级领袖、破坏无产阶级事业的勾当，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玩艺，而是早已被人识破的卑鄙伎俩。
第一国际时代的阴谋家巴枯宁，曾经用这类口号咒骂过马克思。起初，这个阴谋家为了骗取马克思对他的信任，曾经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为荣的”。后来，当他篡夺第一国际领导权的阴谋失败之后，就咒骂马克思说：“作为一个德国人和犹太人，他从头顶到脚跟是一个权威主义者”，是一个“独裁者”。
第二国际时代的叛徒考茨基，也曾经用这类口号咒骂过列宁。考茨基诽谤列宁“像一神教的神一样”，说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不仅仅降到了一个国教的地位，而且是降到了中世纪或者东方迷信的地位”。
第三国际时代的叛徒托洛茨基，也同样用这类口号咒骂斯大林。他说，斯大林是“专制君主”，“斯大林官僚创造了卑鄙的领袖崇拜，给领袖加上了神圣的品质”。
现代修正主义的铁托集团，也利用这类口号来咒骂斯大林，说斯大林是“个人极权制度中”的“独裁者”。
可见，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从巴枯宁、考茨基、托洛茨基、铁托一脉相传下来的，是他们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领袖，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机会主义者们用诋毁否定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赫鲁晓夫用诋毁也否定不了斯大林。
列宁指出，特权地位并不能保证诋毁得到成功。
赫鲁晓夫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搬走，但是要想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的伟大形象从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搬走，那是永远不会成功的。
赫鲁晓夫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这样或那样的篡改，但是要想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捍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打倒，那是永远不会成功的。
我们劝告赫鲁晓夫同志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革命学说万岁！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这个问题，不仅是判断南斯拉夫国家的性质的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沿着南斯拉夫的道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问题，也关系到究竟怎样认识铁托集团，它是兄弟党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对于这个问题，苏共领导同我们，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存在着根本分歧。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苏共领导却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是兄弟党的一员，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就宣称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宣布铁托集团是什么“执掌国家领导权的兄弟党”。
赫鲁晓夫同志最近访问南斯拉夫，发表了许多讲话，把过去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遮羞布丢得精光，他们的真实观点暴露得更清楚了。
在赫鲁晓夫看来，原来南斯拉夫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不是“空谈革命”，而是“具体建设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发展”是“对总的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具体贡献”，很值得赫鲁晓夫羡慕和学习。
在赫鲁晓夫看来，原来苏共领导同铁托集团“不仅仅是阶级兄弟”，而且是“由我们所面临的一致目的而联系起来的兄弟”。苏共领导是铁托集团的“可靠的和忠实的同盟者”。
在赫鲁晓夫看来，原来他从铁托集团那里找到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什么“苏共和南共联盟之间在若干原则性的意识形态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分歧”，不过是装模作样。现在赫鲁晓夫对铁托集团说，“我们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南”，都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
赫鲁晓夫早已把一九六○年声明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声明说：“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
声明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
声明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依赖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所谓‘援助’，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险。”
声明说：“南斯拉夫修正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
声明说得这样清清楚楚，而苏共领导竟然说：“根据一九六○年声明，我们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真亏他们说得出口！
请问：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在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现代修正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花了几十亿美元豢养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这真是闻所未闻的咄咄怪事！
看起来，陶里亚蒂同志要比赫鲁晓夫同志说得明白一点。陶里亚蒂干脆说，一九六○年声明对铁托集团所采取的立场是“不正确的”。赫鲁晓夫既然一心一意要为铁托集团翻案，就应该坦白一点，大可不必假心假意、装作维护声明的样子。
声明关于南斯拉夫问题所做的结论，究竟错了没有，该不该推翻呢？陶里亚蒂说：做错了，应该推翻。赫鲁晓夫实际上也是说：做错了，应该推翻。我们说：没有错，绝对不能推翻。一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六○年声明的兄弟党，也都说：没有错，绝对不能推翻。
苏共领导认为，我们这样做，就是坚持“死板的公式”，坚持“资本主义世界的野兽的法律”，是要“把南斯拉夫‘革除’出社会主义”。他们还认为，谁要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谁就是“不顾事实”，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而他们闭着眼睛硬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倒是“从客观规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出发”，“对实际情况进行深刻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从客观规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出发，对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刻的分析，究竟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
赫鲁晓夫断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据之一是，南斯拉夫没有私人资本，没有私人企业，没有资本家。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不。
事实是，南斯拉夫的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是大量存在着，而且在迅速发展。
根据社会主义各国的一般情况，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中，国民经济中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着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份，这种现象并不奇怪。问题在于，国家政权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消灭的政策，还是采取放纵、扶植和鼓励的政策。这是判断这个国家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据。
铁托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是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在战后初期南斯拉夫曾经一度实行过的社会改革，本来就是不彻底的。在铁托集团公开叛变以后，他们所采取的政策，不是改造和消灭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而是培植和发展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
一九五三年，铁托集团公布条例，规定“合伙的公民”有权“创办企业”，“雇用劳动力”。同年，铁托集团公布法令，规定私人有权购买国家经济组织的固定资产。
一九五六年，铁托集团从税收政策等方面，鼓励地方政权扶植私人资本。
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规定，私人有购买外汇的权利。
一九六三年，铁托集团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又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下来。这个宪法规定，在南斯拉夫，私人可以创办企业，可以雇用劳动力。
在铁托集团扶植下，南斯拉夫的城市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像雨后春笋似地发展起来。
据贝尔格莱德官方出版的《一九六三年南斯拉夫统计手册》的材料，南斯拉夫的私人“手工业”已有十一万五千多家。实际上，许多私人企业主并不是什么“手工业者”，而是典型的私人资本家。
铁托集团承认，虽然按照法令，私有者有权最多雇用五名工人，但是有些私有者雇用的工人却高出十倍以至二十倍以上，有的甚至雇用“五百个到六百个工人”。有些私人企业每年的流通额，达到一亿第纳尔以上。
南斯拉夫《政治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七日透露说，这些私人企业主往往还是“大企业主”。“这些私人企业主的网散布得多广，他们拥有多少工人，是很难确定的。按照法律，他们有权雇用五个工人帮助他们工作。但是据熟悉内情的人说，这五个人其实是五个包工头，而这些工头又有一些‘低一级的工头’”。“这些包工头往往是一些不再劳动而只是下命令、订计划，坐着汽车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并签订合同的人”。
从私人企业主获得的利润，也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南斯拉夫《世界报》说，“某些私人手工业者每月的纯收入达到一百万第纳尔”。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贝尔格莱德《新闻晚报》说，贝尔格莱德有“一百一十六家私人企业主在去年都获得了超过一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有的企业主在一年内“得到了约七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按照官价汇率折算，近十万美元。
在南斯拉夫的城市中，不但有私人工业企业，私人服务企业，私人商业，私人房产业，私人运输业，而且还有被称为“私人银行家”的高利贷者。这些高利贷者公开活动，甚至在报纸上刊登这样的广告：“出借三十万第纳尔，三个月为期，归还四十万第纳尔，需要抵押品。”
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说南斯拉夫没有私人资本，没有私人企业，没有资本家呢？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农村的泛滥
我们再来看一看南斯拉夫农村的情况吧。
是不是像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在那里也已经没有资本家了呢？
不，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南斯拉夫资本主义的泛滥，在农村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个体经济，小生产者经济，每时每日地产生资本主义，只有实行农业集体化，才能把农业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斯大林曾经指出，“列宁说，只要产生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个体农民经济在国内还占优势，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会存在。显然，只要这种危险还存在，就不能真正地来谈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的胜利”。（《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七页。）
铁托集团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同社会主义完全背道而驰的路线。
本来，南斯拉夫在战后初期曾经实行过土地改革，也组织过一批农民劳动合作社，但是基本上没有触动富农经济。
从一九五一年起，铁托集团就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这是铁托集团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严重步骤。到一九五三年底，这种合作社由一九五○年的六千九百多个，缩减到一千二百多个。一九六○年，又缩减到一百四十七个。南斯拉夫的农村，是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
铁托集团公开说，集体化在南斯拉夫是行不通的。他们恶毒地咒骂“集体化和剥夺是一回事”，集体化是一条“最长久地保持农奴制和农民的贫困”的道路。他们还荒谬地主张把农业的发展“建立在各种经济力量自由竞赛的基础上”。
铁托集团在解散大批农民劳动合作社的同时，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鼓励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这种政策之下，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迅速泛滥，农村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这是铁托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的两极分化，首先表现在土地占有情况的变化。南斯拉夫前农林秘书科马尔承认：一九五九年，在农村中，占地五公顷以下的贫苦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他们拥有的耕地，只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三；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富裕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三，他们拥有的耕地，却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科马尔还承认，每年进行土地买卖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十左右。出卖土地的农户，多数是贫苦农户。
土地集中的实际情况，比上面的材料要严重得多。据铁托集团的喉舌《战斗报》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透露：在一个县，就有“成千农户拥有大大超过法定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土地”。在比耶利纳区，“发现有五百家农户拥有十公顷到三十公顷的田产”。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
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耕畜和农具占有的悬殊。在主要产粮区的伏伊沃丁那省的三十万八千农户中，有百分之五十五没有耕畜。拥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占这个地区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点七，但他们的耕犁只占耕犁总数的百分之四点四，平均每二十户才有一张犁。这个地区的富裕农民，不仅拥有大量耕犁和畜力车，还有一千三百多台拖拉机和大量的其他农业机器。
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雇佣劳动制和其他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发展。
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透露，一九五六年，塞尔维亚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农户，有百分之五十二使用了雇佣劳动。
一九六二年科马尔说：有些农户的主人近年来“在强大起来，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靠如下的活动获得收入：非法经商，不仅加工自己的产品、而且加工别人的产品，酿私酒，通过买地或者经常是租地、假分家、侵占或隐匿公有土地等办法，占有超过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农地，用各种投机办法购买拖拉机，通过代耕剥削邻近的贫苦农民”。
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十日《战斗报》说：“所谓善良的生产者”，“是租种他人土地、雇用劳动力的人，是有经验的商人”。“这些人不是生产者，而是企业主。他们中间有些人整年都不拿锄头。他们雇用劳动力，而自己只是巡视田间，做做生意。”
在南斯拉夫农村中，高利贷者的活动也十分猖獗，其利息往往在百分之百以上。此外，还有所谓劳动力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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