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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崛起-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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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缺乏政治才能，而且没有政治经验，这个以大马士革为都城、从西班牙直到中国的大帝国注定要快速的衰落。从一开始，教义上的差异性就破坏了它的统一。但是我们的兴趣点不在于它政治上的分裂，而是它对人类思想和人类总体命运的影响。阿拉伯的知识向全世界扩张，比1000年前希腊文化的扩张更迅速、更富有戏剧性。中国以西的整个世界的知识激励、旧观念的破坏以及新观念的发展，都是巨大的。
在波斯，这种新鲜的、激动人心的阿拉伯精神不仅与摩尼教、火祆教和基督教的教义发生接触，而且与在希腊和在叙利亚的译本中保存下来的科学的希腊文化发生接触。它在埃及也发现了希腊文化；它还发现无论何处，尤其是在西班牙，都有着犹太人好思善辩的活跃传统；在中亚，它接触到佛教以及中华文化的物质成就。它从中国学会了造纸术，这使得书籍的印刷成为可能。最后，它还开始接触印度的数学和哲学。
很快地，早期不容异己、自我满足的，使得《古兰经》像是唯一可能的经典的信仰被抛弃了。阿拉伯征服者的脚步所到之处，都出现了学习的热潮。到了公元8世纪，在所有“阿拉伯化”的世界里都出现了一种教育组织。公元9世纪，西班牙科尔多瓦学校中的学者开始和开罗、巴格达、博克拉和撒马尔汗各地的学者相互通信。犹太思想迅速与阿拉伯思想融合，在一段时间里，这两个闪米特民族以阿拉伯语为中介一起工作。在阿拉伯政权崩溃和衰落很长时间以后，阿拉伯语世界这种知识组织仍旧保持着。它在十三世纪仍产生出巨大的成果。
因此，首先由希腊人开始的对事实的系统收集和批判，在闪米特世界的使人惊讶的复兴中复活了。曾经失去活力、遭到忽视的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博物馆的种子重新发芽、并开始成长、结果。数学、医学和物理学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粗陋的罗马数字被今天我们仍在使用的阿拉伯数字所取代，零的符号也第一次被引入。“代数”这一名称源自阿拉伯语，“化学”这一名词也是如此。大陵变、阿耳德勃兰及牧夫座等星星的名字，在天空中体现了阿拉伯征服者的轨迹。他们的哲学注定会在法国、意大利等基督教国家的中世纪哲学中重新焕发生命力。
阿拉伯的实验化学家被称为炼金术士，他们在精神上还不是很开化，都尽可能的对他们的方法和结果保密。他们很早就知道他们可能的发现会给他们自己带来多么大的好处、对人类生活可能会形成多么深远的影响。他们发现出合金、染色、蒸馏、药剂酒精、香料和光学玻璃等影响深远的冶金方法和工艺。但是他们所追求的两个终极目标都没有实现。一个是“炼金术”，——即将一种金属元素转变为另外一种金属元素，从而可以制造人工黄金；另一个是“长生药”，就是使人返老还童，延长生命的药剂。阿拉伯炼金术士的难懂的试验扩展到基督教世界。试验的爱好在扩展。渐渐地，这些炼金术士的活动变得更有社会性，更加团结。他们发现交换和比较彼此的思想是非常有益的。在不知不觉中，最后一位炼金术士就成为了第一位实验哲学家。
古代的炼金术士追求的是将普通的金属变成金子的炼金术和长生不老的药剂；但他们却发现了现代实验科学的方法，这最终为人类提供了掌握世界和自己命运的无穷力量。
第31章 拉丁语基督教世界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公元7世纪和8世纪，雅利安民族所统治的世界已经是相当小的区域。1000年前，雅利安语民族成功统治着中国以西的整个文明世界。但此时，蒙古人一直打到了匈牙利，除了拜占庭统治的小亚细亚以外，整个亚洲都不再是雅利安人的统治范围，整个非洲和几乎全部的西班牙也落入他人之手。伟大的希腊世界，已经缩小到以君士坦丁堡这个商业城市为中心的少数地区；而罗马世界的记忆仅靠西方基督教牧师的拉丁语才得以保存了下来。与这种衰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闪米特的传统在数千年黑暗的压抑和蒙蔽后，重新崛起。
然而，北欧人民的精力并没有消耗殆尽。尽管被限制在欧洲的中部和西北部，尽管他们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一片混乱，不过他们渐渐地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不知不觉中为比以前更广大的势力的复兴做着准备。
前面我们曾提到，公元6世纪初，西欧根本不存在一个中央政府。整个世界由大量的尽力维持其统治的地方统治者所割据。这种不安全状态无法持续下去；在这种混乱状态下产生了一种合作和互助的制度，即封建制度，至今仍能在欧洲的生活中找到这种制度的痕迹。这种封建制度是权威社会的集中体现。无论在何处孤独一人感觉到不安，他都准备用一定的自由来换取帮助和保护。他会寻求一位比他强大的人作为主人和保护者，他为他服兵役，向他纳税，相应地，他可以确保对自己的东西的占有权。他的主人也要臣属于更大的主人来获取安全。城市也发现依附于封建保护者要容易，修道院和教堂也通过类似的纽带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很多时候，在获取保护前要先宣誓效忠；对上如此，对下也是如此。于是，一种金字塔式的制度形成了，这种制度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范围。刚开始时也发生过叛乱和私人冲突，但一种新的制度和法律终于形成了。这种金字塔不断发展，最后，在一些地方就形成了国家。在6世纪早期，在现在的法国和荷兰，就出现了在创始者克洛维统治下的法兰西王国。不久，西哥特、伦巴底和哥特王国也相继出现。
当穆斯林在公元720年越过比利牛斯山的时候，发现了实际上由查理·马特统治的法兰西王国，他是克洛维一个堕落的后代的宫廷总管，曾在他的领导下在普瓦泰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公元732年）。查理·马特实际上成为阿尔卑斯以北、从比利牛斯山直到匈牙利的欧洲的君主。他统治着许多讲法兰西拉丁语和高地及低地德语的小领主。他的儿子丕平推翻了克洛维家族的最后一位继承人，取得了君主的地位和称号。公元768年，他的孙子查理曼登上王位，他发现他所统治的国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曾想过恢复拉丁皇帝的称号。他征服了北意大利，成为罗马的统治者。
如果我们从世界历史的更广阔的角度去仔细研究欧洲的历史，我们就会比那些单纯的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更能够更多的了解到，拉丁罗马帝国的传统是多么拘束又是多么的不幸。为了虚幻的优越感而进行的狭隘、紧张的战争，消耗了欧洲1000多年的精力。在这个时期里，阻止任何一场对抗都是不可能的；这使欧洲人丧失了理性。查理曼（即查理大帝）想做凯撒、想成为成功的统治者的野心便是争斗的原动力。查理曼所统治的领土由各种未开化的封建日耳曼小邦混合组成。在莱茵河以西，大多数日耳曼人学习说各种拉丁化的方言，这些方言最终融合成法语。在莱茵河以东，人种类似的日耳曼人并没有丢弃日耳曼语。正由于此，这两个野蛮民族的征服者很难交流，分裂就很容易产生了。查理曼死后，法兰西的传统使得他的儿子们很自然的分裂了帝国，这就使分裂变得更加容易了。因此，查理曼以后的欧洲历史，是一个战乱的历史。时而是这个君主和他的家庭，时而是那个，为了争夺欧洲的不稳定的国王、诸侯、大公、主教等位置而斗争，而法兰西和日耳曼语人民之间逐渐加深的敌意也在其中得到了发展。每一位皇帝都有一个加冕仪式；他们最大的野心就是夺取已经衰败了的罗马城，并在那里举行加冕礼。
欧洲政治混乱的另一个因素，是罗马教会不让世俗的王子继承王位，而是使罗马教皇成为实际上的皇帝。他已经是最高的祭司，为了许多实际的利益，他掌管着这个日渐衰落的城市。虽然他没有军队，但他拥有遍布整个拉丁世界的牧师的宣传组织；虽然他缺乏统治人类肉体的能力，但是他却拥有人们幻想中天堂和地狱的钥匙，能够对他们的灵魂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在整个中世纪，当诸侯为了平等、进而为了统治权，最后为了最高而勾心斗角时，罗马主教，有时大胆、有时狡猾、有时虚弱——因为教皇一般都是相当老的人继承，教皇的平均统治时间不超过两年——作为基督教世界的最终统治者，努力使所有的诸侯都屈服于他。
但是，这种诸侯与诸侯、皇帝与教皇之间的冲突，并不能解释欧洲混乱的所有原因。在君士坦丁堡还有一位讲希腊语、要求整个欧洲对他忠诚的皇帝。当查理曼试图复兴罗马帝国时，他仅仅复兴了拉丁帝国。很自然地，拉丁帝国和希腊帝国之间的敌意迅速发展。而希腊语系基督教与新兴的拉丁语系基督教之间的敌意则发展的更为迅速。罗马教皇自称是基督使徒的首领和全世界基督教社会的领导者圣·彼得的继承者。但是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主教都拒绝承认这种说法。关于教义中三位一体的观点的争论导致了一系列的冲突，并最终于公元1054年宣告分裂。此后，拉丁教会和希腊教会开始，此后也保持着不同以及直接的冲突。在我们估量影响到中世纪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冲突时，这种敌对状态必然被考虑进来。
在基督教世界四分五裂的影响下，后来又出现了三组对立。在波罗的海和北海上，残留着一些北欧部落，即诺曼人，他们极其缓慢、极其勉强地被基督教化；他们雄踞海上，劫掠船只，骚扰向南直到西班牙一带的基督教势力的海岸。他们沿着俄罗斯河逆流而上，来到中央荒原，并转向南部的河流里航行。他们还在里海和黑海从事着海盗的行径。他们在俄罗斯建立了一些公国，成为最早被称为俄罗斯人的人。这些诺曼系的俄罗斯人几乎占领了君士坦丁堡。9世纪的英国是在查理曼的门徒和学生、国王爱格伯领导下的基督教化的低地日耳曼国家。诺曼人从他的继承者阿尔弗莱德大帝手中夺取了一半的国土（公元886年），并最终在喀努特领导下成为整个国家的统治者（公元1016年）。在罗尔夫统帅之下，另一支诺曼军队征服了法兰西的北部，建立了诺曼底公国（公元912年）。
喀努特不仅统治着英格兰，同时统治着挪威和丹麦，但是他所统治的帝国在他死后由于未开化民族的政治弱点——统治者子嗣的分裂而四分五裂了。如果这个短暂的诺曼人的同盟能够维持下去，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思考。他们相当勇敢和有活力，他们甚至乘着他们的小船航行到冰岛和格陵兰。他们是第一批登上美洲领土的欧洲人。后来，诺曼冒险者又从撒拉逊人手中夺回了西西里岛，并洗劫了罗马。想像一下，喀努特王国里竟然可以进行这样伟大的北方航行（从美洲到俄罗斯），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啊！
在日耳曼人和拉丁化的欧洲人以东，混住着斯拉夫人和土耳其人。而在各个民族中占优势的，是公元8、9世纪西迁的马扎尔人或匈牙利人。查理曼大帝曾经统治过他们一段时间，但在他死后，他们在今匈牙利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他们效法自己的祖先匈奴人，每年的夏季都会侵入欧洲地区。公元938年，他们经日耳曼侵入法兰西，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北意大利，一路烧杀抢掠，大肆破坏后，返回自己的家园。
最后，从南方攻打罗马残余势力的是撒拉逊人。他们掌握了当时绝大部分的制海权，只有来自里海的俄罗斯诺曼人和西方的诺曼人才是他们的对手。
尽管处于充满活力的侵略者的包围中，尽管处于他们无法理解的武力和无法预料的危险中，查理曼及其之后的野心家们，仍然上演了一出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名义下恢复西罗马的闹剧。查理曼时代以来，这种观念始终存在于西欧的政治生活。而在东方，在罗马帝国的希腊部分已不断衰败、缩小，最后，除了腐败的商业城市君士坦丁堡及其周围寥寥数里的领土外，已经一无所有。从查理曼以后的一千年中，欧洲大陆在政治上墨守成规，缺乏创新之举。
查理曼的名字在欧洲历史中是非常显赫的，但是他个人形象却不能清楚地了解。他既不能阅读也不会写字，但是他却非常尊重知识；他喜欢在他吃饭时有人给他读书，他还迷恋于神学辩论。在他的冬季驻地爱斯拉沙伯和马因斯，他聚集了大量的学者，并从他们的谈话中汲取很多东西。在夏季他向西班牙撒拉逊人、斯拉夫人和马扎尔人、撒克逊人以及其他尚未开化的日耳曼部族开战。至于他的继承罗慕路斯·奥古斯都成为罗马皇帝（凯撒）的思想是在他征服北意大利之前产生的，还是极力使拉丁教会脱离君士坦丁堡的教皇利奥三世向他建议的，则是一个让人疑惑的问题。
在罗马，在是否由教皇为查理曼加冕的问题上，教皇和这位深谋远虑的皇帝之间各显神通。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教皇成功地在圣彼得大教堂出其不意地为他的客人和征服者戴上了皇冠。教皇拿出一顶皇冠戴在查理曼的头上，并高呼他为凯撒和奥古斯都。人群中热烈的欢呼，但查理曼并不喜欢这种做法，他把这当作一种失败，一直难以释怀；他给儿子留下了一条最细致的诏书：不要让教皇为其加冕，一定要将皇冠抓在自己的手中，亲自将皇冠带在自己的头上。我们可以看到，从帝权恢复之初，教皇和皇帝之间就开始了争夺最高权力的长期斗争。不过查理曼的儿子，虔诚的路易，并没有遵守父亲的指示，而是完全服从于教皇。
路易死后，查理曼的帝国即告分裂，说法语的法兰克人和说德语的法兰克人之间的分裂变得更加严重。接下来的皇帝是撒拉逊人亨利的儿子奥托，公元919年，他被日耳曼王公及教长会议选举为日耳曼王。公元962年，奥托来到罗马，并在那里被加冕为皇帝。这个撒克逊王朝到了11世纪早期就灭亡了，由其他日耳曼的统治者所取代。在得名于查理曼的加洛林王朝灭亡以后，西部各种说法语的封建王公和贵族并没有依附于日耳曼帝国。此外，不列颠的任何一部分都始终没有加入神圣罗马帝国。诺曼底大公、法兰西国王，以及其他较小的封建统治者，也始终在帝国之外。
公元987年，法兰西王国脱离了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转而落入休·卡佩之手，其继承者的统治延续到18世纪。在休·卡佩时代，法兰西国王所统治的只是巴黎附近的相当小的一块地区。
公元1066年，英格兰几乎同时受到了来自哈罗德·赫德拉达王领导的挪威诺曼人和诺曼底大公所率领的拉丁化的诺曼人两方面的进攻。英格兰哈罗德国王在斯坦福桥战役中击退了前者，却在黑斯廷斯被后者打败了。英格兰被诺曼人征服，失去了与斯堪的那维亚人、条顿人和俄罗斯人的联系，进入和法兰西最为密切的联系和冲突时期。此后的四个世纪，英格兰就卷入了与法兰西封建诸侯的冲突中，在法兰西的战场上消耗着自己。
第32章 十字军东征与教皇统治的时代
很有意思的是，查理曼大帝与伊斯兰教的哈里发哈隆·拉西德，即《天方夜谭》中的哈隆·阿尔·拉西德相互交往。据记载，哈隆·阿尔·拉西德曾从巴格达——此时已取代大马士革成为穆斯林的首都——派遣大使送去了华丽的帐幕、滴漏、大象和一把圣墓的钥匙。这最后一件礼物是精心挑选的，其目的是想挑起拜占庭帝国和新的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战争，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想成为耶路撒冷基督徒的真正保护者。
这些礼物提醒我们：公元9世纪，当欧洲还处于战争和劫掠的混乱中时，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崛起了一个阿拉伯大帝国，它比欧洲所表现出的一切都更文明。在这里，文学和科学仍然生机勃勃，艺术繁荣，人的思想活动不受恐怖和迷信的影响。即使是在撒拉逊人的统治陷入政治混乱的西班牙和北非，理性生活仍然充满活力。在欧洲处于黑暗的这些世纪中，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仍在阅读和讨论着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们保护着被忽视的科学和哲学的种子。
哈里发领地的东北部是大量土耳其民族。他们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的信仰比南方活跃、聪明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信仰更单纯、更狂热。公元10世纪，阿拉伯势力开始分裂和衰落时，土耳其人却变得强大和兴盛。土耳其人与哈里发帝国的关系，和14世纪前的米堤亚人和最后阶段的巴比伦帝国的关系非常相似。公元11世纪，一群土耳其人、塞尔柱土耳其人南下侵入美索不达米亚，名义上他们拥立哈里发为领袖，实际上只是把他当作他们的俘虏和工具。他们征服了亚美尼亚，接着又进攻小亚细亚的拜占庭残余势力。1071年，在梅拉斯基特战役中，拜占庭军队被彻底击溃。土耳其挥军直上，直到扫光了拜占庭在亚洲的统治的任何痕迹。他们占领了与君士坦丁堡相对的尼西亚要塞，并准备向它进攻。
拜占庭的皇帝迈克尔七世惊恐万分。他已经和掠夺杜拉曹的诺曼冒险者、渡过多瑙河突袭的剽悍的土耳其民族贝奇尼格人发生过激烈的战斗。他已经到达极限，不得不向所有可能的地方求助，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向西方的皇帝，而是向拉丁基督教会的首领罗马教皇求援。他致信给教皇格列高里七世，而他的继承者阿列克修斯·科穆宁给教皇乌尔班二世写的信就更为急切了。
这是拉丁教会和希腊教会分裂还不到25年的事情。那场辩论仍清晰的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这次拜占庭的危机，向教皇呈现了一个重新确定拉丁教会对不知情的希腊教会的优势的绝好机会。此外，这次事件还给了教皇解决令西方基督教国家非常烦恼的另外两个难题的机会。一个是扰乱了社会生活的“私斗”风俗；另一个是低地日耳曼人和基督教化的诺曼人，尤其是法兰克人和诺曼人过于强大的战斗力。一场针对占领耶路撒冷的土耳其人、在基督徒之间休战的宗教战争，——十字军东征开始了（公元1095年）。战争发动者宣称，战争的目的是要从不信教的人手中收复圣墓。一个被称为隐士彼得的人以广泛的、民主的形式在法兰西和日耳曼的民众中进行宣传。他身披粗布外套，光着脚，骑着毛驴，背着一个大十字架，在街头、市场或教堂向群众发表演讲。他告诉人们土耳其人施加给基督朝圣者的暴行，以及圣墓在非基督徒手中所受的侮辱。基督教几个世纪以来的宣传成果在这时表现出来了。狂热的巨浪席卷了西方世界，基督世界找回了自我。
像现在这样为了一个单纯的观念在普通民众中发生如此广范围的起义，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罗马、印度和中国的过去的历史中，没有一种现象可与之相比。但是较小规模的运动还是有的，犹太人在从巴比伦解放出来后有过类似的运动，后来伊斯兰教徒也表现过同样的集体精神。这种运动，当然与宗教传播的发展导致生活中萌生的新的精神密切相关。希伯来先知、耶稣和他的门徒、摩尼、穆罕默德等都是人类灵魂的训诲者。他们使人的良心直接面对上帝。在此之前，宗教更多的是神物崇拜和伪科学的宗教，而不是良心的宗教。旧式的宗教依赖寺院、启蒙牧师和神秘的牺牲，利用恐怖将普通民众像奴隶一样统治。新的宗教则使人成为他自己。
第一次十字军远征是普通民众第一次出现在欧洲历史上。虽然把它称为近代民主主义的诞生有点过分，但是近代民主主义的确从那时开始出现。此后很久，我们会看到民主主义再次复兴，严重冲击着各种社会和宗教问题。
当然，民主的第一次出现其结局令人遗憾和惋惜。庞大的民众队伍与其说是军队，不如说是乌合之众。他们没有等待首领和合适的装备，就从法兰西、莱茵兰和中欧向东出发去拯救圣墓。这就是所谓的“人民十字军”。两大群乌合之众在匈牙利陷入困境，他们把刚改信基督教的马扎尔人误认作异教徒，犯下了暴行，结果被屠杀。思想同样糊涂的第三批人在大肆屠杀了莱茵兰的犹太人后，向东进发，也同样在匈牙利遭到了杀害。另外两批人在隐士彼得的率领下，到达了君士坦丁堡，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结果遭到了塞尔柱土耳其人的屠杀。欧洲人作为人所进行的首次运动，就这样开始和结束了。
第二年（1079年），真正的战斗军渡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从领导权和精神品质来看，他们基本上都是诺曼人。他们攻占了尼西亚，并基本上沿着14个世纪前亚历山大所走过的路程，向安提阿进发。围攻安提阿花了他们一年的时间，1099年6月，他们开始进攻耶路撒冷，并在一个月的围攻后占领了它。大屠杀是非常可怕的。骑着马走在街上，身上都会溅上鲜血。7月15日傍晚，十字军长驱直入圣墓教堂，降服了一切敌人。他们浑身血迹斑斑，身心疲惫，“喜极而悲”地跪下祈祷。
拉丁与希腊的敌意立刻再一次爆发。十字军是拉丁教会的仆人，耶路撒冷的希腊大主教发现处于胜利的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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