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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崛起-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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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校拖袼窃�13世纪加入讨伐沃尔多教派的大军一样。但是与沃尔多教派不同的是，波希米亚的信徒相信军事的抵抗力。开往波希米亚的十字军只要听见胡斯军的战车声和远处传来的战歌声，就四散奔逃；他们甚至不等战争开始（如1431年的多马日利策之役）。1436年，教会在巴塞尔重开教会会议，与胡斯派达成了一项协议，拉丁教派实践中的许多特殊情况都被承认。
15世纪，欧洲各地大瘟疫流行，社会秩序遭到破坏。在英国和法国，平民生活尤其困苦，这在民众中产生不满，农民常常奋起反抗地主和富人。胡斯战争以后，农民起义在德国境内大量增加，并带有宗教色彩。印刷术进一步推动了起义的发展。到15世纪中叶，荷兰和莱茵兰的印刷工人已经掌握了活字印刷术。这种技术传入意大利和英格兰，1477年，卡克斯顿就在威斯敏斯特开始了印刷事业。其直接结果，就是《圣经》的大量增加和普及，这也大大便利了受欢迎的辩论的广泛传播。欧洲成了到处都是圣经读者的世界，其广泛程度是过去任何一个社会所没有的。在这个时代，当教会混乱和分裂无法维持之时，当诸侯们想方设法削弱教会对其领土内财富的控制时，一种更为清晰的思想和更容易接受的主张被灌输到人民的头脑中。
在德意志，反对教会的中坚人物是马丁·路德（1483－1546）。他以前是修道士，1517年曾在维登堡对各种宗教教义及仪式进行辩论。最初，他以学者的方式用拉丁文辩论。后来他采取了印刷品这种新武器，用德文写作，在民众中深远广泛的传播他的见解。虽然有人试图像迫害胡斯一样迫害他，但由于印刷品的发展已经改变了现状，他在德意志王公贵族中有大量的公开或秘密的支持者，因此，他幸免于难。
在这个思想混乱、信仰薄弱的时代，许多统治者认识到了切断他们的人民与罗马宗教联系的好处。他们追求使自己个人成为更民族化的宗教的领袖。英格兰、苏格兰、瑞典、挪威、丹麦、德国北部和波希米亚相继从罗马教会中分离出来。从那以后，这些国家一直维持着自己的独立。
但这些君主并不注重其臣民的道德和理智的自由。他们利用人民对宗教的怀疑和起义来巩固他们对罗马的反抗，然而一旦这种分裂实现了，建立了在王权控制下的国家教会，他们立刻就想控制这种民众运动。但是耶稣的教诲——直接呼吁正直，并且人的自尊超越任何的忠诚和服从，无论是世俗的还是教会的——总是有一种奇妙的生命力。所以，从罗马分裂出来的王权教会又分裂成许多更小的教派，而所有的这些教派无一例外，都不允许王侯或教皇干涉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例如，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有一些教派恪守《圣经》，作为其生活及信仰的唯一指导。他们拒绝国家教会的戒律。在英格兰，这些持不同意见者被称作“非国教徒”，他们在17、18世纪的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反对王侯担任教会的领袖，甚至在1649年把查理一世推上了断头台，英国在“非国教徒”共和制的统治下，维持了11年的繁荣。
北欧脱离拉丁基督教会的运动，就是普遍所称的“宗教改革”。罗马教会的这些失败所产生的震撼和压力，在其内部产生了同样巨大的可能变化。教会被改组，一种新的精神注入到它的生命当中。在这场复兴运动中，领袖性的人物之一是一个年轻的西班牙战士，伊尼格·洛佩斯·德·雷卡尔德，世称洛约拉的圣·伊格纳休斯。在早期一段带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之后，他成了一位教士（1538年），并获准创立“耶稣会”，试图将军事领域中慷慨和侠义的传统引入到宗教服务当中。耶稣会成了历史上伟大的教导和传道的团体之一。它将基督教带到了印度、中国和美洲，阻止了罗马教会的迅速解体；它提高了整个天主教世界的教育标准；提高了天主教徒的知识水平，唤醒了各处天主教徒的良心；它也刺激了欧洲的新教徒们在教育事业上更加努力。我们今天所知的那充满生气富于奋斗精神的罗马天主教会，大多是这次耶稣会复兴的产物。
第37章 皇帝查理五世
神圣罗马帝国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达到了它的巅峰时期。他是欧洲历史上最卓越的君主之一。有一段时间，他大有成为继查理曼之后最伟大的君主之势。
他的伟大并不是他自身所造就的。这大部分是他的祖父马克西米连一世（1459－1519）的成果。世界上有些家族通过战争，有些家族利用阴谋来夺取权力，而哈布斯堡家族用的则是联姻政策。马克西米连以哈布斯堡家族最初的遗产奥地利、施蒂里亚、阿尔萨斯的一部分，及其他一些地区开始了他的事业；他通过婚姻——这位夫人的名字对我们来说微不足道——得到了尼德兰和勃艮第。他的第一个妻子死后，他失去了勃艮第领地的大部分地区，但仍然保住了尼德兰。后来，他又试图利用婚姻得到布列塔尼，但没有成功。1493年，他继承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三世成为皇帝，又靠婚姻得到了米兰公国。最后，他又让儿子取了费迪南德与伊莎贝拉的弱智的女儿，他们是哥伦布的支持者，当时不但统治着新近统一的西班牙，统治着撒丁岛和两西西里王国，还统治着巴西以西的美洲的绝大部分地区。因此，他的孙子查理五世，继承了美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在土耳其统治之外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欧洲领土。1506年，他又继承了尼德兰。在1516年他的外祖父费迪南德去世以后，由于母亲懦弱无能，查理五世便成了西班牙实际上的统治者；1519年，他的祖父马克西米连去世，1520年他就被推选为皇帝，当时他才20岁，还是一个稍显幼稚的年纪。
查理五世是个外表看起来不太机灵的青年人，有着厚厚的上唇和长长的下巴。他生活在一个少年君主辉煌的时代。1515年，弗朗西斯一世在他21岁的时候继承了法兰西的王位；亨利八世1509年登上了英格兰王位的时候才18岁。当时印度有巴贝尔（1526－1530年），土耳其有伟大的苏里曼（1520），二者都是特别有能力的君主。而教皇利奥十世（1513年）也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教皇。教皇和弗朗西斯一世试图阻止查理被选为皇帝，因为他们害怕如此多的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弗朗西斯一世和亨利八世都参与了皇帝的选举。但是哈布斯堡家族有着长期建立起来的当皇帝的传统（从1273年开始），再加上积极的贿赂确保了查理被选为皇帝。
这位年轻人刚登上皇位时，就像是一个华丽的木偶一样受他的大臣摆布。不过渐渐的，他开始维护自己的权威并掌握控制权。他开始意识到危及自己高贵地位的复杂势力。皇位虽然显赫，但同时也是极不稳定的。
从他的统治刚一开始，他就面临着路德的鼓动在德国激起的暴乱。在教皇反对他当皇帝的情况下，他有理由支持宗教改革。但是他生长在西班牙，这是各国中天主教最为盛行的地方，他下决心反对路德。因此，他与支持新教的各诸侯尤其是萨克森选帝侯发生了冲突。他发现自己正处在将要使基督教世界分化成两个敌对阵营的分裂的开端中。他真心诚意的想弥补这个裂口，但最终失败。德国又发生了波及全国的农民革命，这是一场把政治问题和宗教纠纷纠缠在一起的骚乱。同时，这次内部的混乱又混入了来自东西方对帝国的夹击。西边是他精神上的对手弗朗西斯一世，东边则是非常活跃的土耳其人，他们现在在匈牙利，与弗朗西斯结成联盟，并向奥地利的一些统治区域索取进贡。查理虽能自由控制西班牙的金钱和军队，但要得到德国的任何有效的资金援助都是相当困难的。他在社会和政治上所遇到的麻烦又混入了财政危机，他被迫借债，但这将使他破产。
总的来说，查理联合亨利八世成功地对抗了弗朗西斯一世和土耳其人。他们交战的主战场在意大利北部，双方的将帅都很平庸；他们的进退，主要看是否有援军到来。日耳曼人侵入法国，进攻马赛没有成功，只好退回意大利，却失去米兰，并被围困在帕维亚。弗朗西斯一世对帕维亚进行了长时间的围攻，被德国新到的援军击败，受伤被俘。但这也促成了害怕查理势力过大的教皇和亨利八世联合起来反对查理。波旁将军率领的德国军队在米兰因为领不到军饷，强迫而不是跟随其统帅进攻罗马。他们攻下这个城池并大肆劫掠（1527年）。在掠夺和屠杀进行的时候，教皇躲在圣安极乐城堡避难。最终他花了40万金币才遣走德军。这场长达10年的混战拖穷了整个欧洲。最后，查理皇帝在意大利取得了胜利。1530年，他在波伦亚接受了教皇加冕，他是最后一个由教皇加冕的德国皇帝。
与此同时，土耳其人正入侵匈牙利。1526年，他们打败并杀害了匈牙利国王，占据布达佩斯。1529年，苏里曼大帝几乎占据了维也纳。皇帝大为担忧，倾全力来驱赶土耳其人。但是他发现，即使强敌压境，他所遇到的最大困难仍是使德国诸王侯团结起来的问题。在一段时间里和弗朗西斯一世很难和解，一场新的法兰西战争爆发了。到1538年，查理占领了法兰西南部后，才使他的对手转变态度。于是，弗朗西斯和查理建立起了反对土耳其的联盟。但是一些拥护新教的王侯们，即决心和罗马决裂的德国王侯们，结成了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共同反对皇帝。查理不得不放弃将匈牙利变为基督教国家的想法，集中精力解决德国内部争斗。他明白，这些斗争仅仅是战争的开端。这是一场战争，是各个领主为了权力所进行的激烈的无理智的争吵，时而爆发为战争和破坏，时而又隐藏起来搞阴谋和外交；这种斗争就是王侯政策的“蛇袋”，它将不可避免的滚落到19世纪，一次又一次的消耗和分裂中欧。
查理皇帝似乎没有抓住在这些危机中起作用的重要因素。就他所处的时代和地位来说，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似乎把将欧洲撕裂成战争的碎片的宗教纷争完全看作是真正的神学上的分歧，故多次召开各种会议，试图对其进行调解，也尝试过发布告书和声明。研究德国历史的学生必须详细了解纽伦堡的宗教合约，雷拉斯堡的议会决议案，以及奥格斯堡临时和约等文件。这里我们只是提到这位盛极一时的皇帝烦恼生活的一些细节。事实上，欧洲的各种诸侯和统治者，几乎没有一个在行动上是有诚意的。世界上广为扩展的宗教纠纷，平民对于真理以及社会正义的渴望，当代知识的扩展，所有这些仅仅是诸侯外交的想像中的反驳理由。英王亨利八世以一本反对异端的书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被教皇授予“信仰守护者”的称号。他爱上了一个名叫安娜·博林的少妇，急着想和他的第一个妻子离婚；他还想夺取英格兰教会的巨额财富，于1530年加入新教诸侯的行列。瑞典、丹麦、挪威都已站到新教的一边了。
德国的宗教战争开始于1546年，即马丁·路德去世后的几个月。我们没有必要讲述战争的详情，新教的萨克森军在洛肖遭到了惨败。皇帝剩下来的主要敌人——黑森的菲利普，也因犯了背叛信仰一类的罪而被捕入狱。土耳其则以每年向他进贡为条件退兵。1547年弗朗西斯一世逝世，皇帝如释重负。因此，到1547年为止，查理进行了某种安排，并为使未取得和平的地区实现和平尽了自己最后的努力。1552年，整个德国又陷入战争，查理从因斯布鲁克逃出才免于被俘。1552年，伴随着帕绍条约的签订，开始了另一个不安定的平衡局面。
这就是查理统治32年间的政治概况。研究欧洲的全部思想如何集中在对欧洲霸权的争夺上，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无论是土耳其人、法国人、英国人还是德国人都还没有在美洲大陆上发现任何政治上的利益，也没有意识到通往亚洲新航线的重要性。美洲大陆上大事不断；科尔特斯仅率领少数人，就替西班牙征服了新石器时代的墨西哥帝国，皮萨罗越过巴拿马海峡（1553年），征服了另一奇异的土地秘鲁。但是这些事情对欧洲人来说，仅仅是表明流入西班牙国库大量有用的白银。
帕绍条约签订以后，查理开始产生一些奇特的想法。对于他的帝国的成就，他感到彻底厌倦，不再抱有幻想。他产生了对欧洲对手的不可遏制的烦躁。他的体质天生不好，天性懒散，并大受风湿之苦。他决定退位。他把全部的德国统治权交给他的弟弟费迪南德，西班牙和荷兰则传给了儿子菲利普。然后，他怀着庄严的理想，到于斯特修道院中过起了隐居生活。该修道院位于塔古斯河谷北面，一个橡树和栗树包围的小山中。1558年，查理死在这里。
对于这次隐退，以及这位疲惫、威严、厌世的伟人放弃世界的权力，有很多伤感的文字，说他想在简朴的孤独中追求与上帝在一起时的平和心境。但相反，他既不孤独也不简朴。他带了近150名随从；他的住处辉煌放纵不下于皇宫，却没有皇宫的辛苦。菲利普二世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对他来说父亲的建议就是命令。
如果说查理对管理欧洲失去了兴趣，还有一些别的更直接的东西使他感兴趣。普雷斯科特写道：“大多数奎克塞达、加兹特罗与巴利亚多里德的国务大臣之间的日常书信中，几乎每一封信最终都会或多或少的谈论到皇帝的饮食和疾病。就好像时事评论一样，一个话题自然接着另一个话题。罕见的是这样的话题已经产生了与政府部门沟通的负担。国务大臣们在阅读这些把政治和烹饪奇怪结合的信件时忍住笑意恐怕是一件难事。从巴利亚多里德到里斯本的特使，常常受命绕道亚兰迪拉采购皇帝餐桌上的原料。每个星期四，他必须带鱼回来用于次日的斋戒。查理认为附近的鳟鱼太小，总是叫人从巴利亚多里德送大的来。他喜欢所有鱼类，事实上，是喜欢任何一种性质和习性像鱼的东西。鳝鱼、青蛙、牡蛎占据了他的菜单的重要位置。罐装的鱼，特别是凤尾鱼，非常受他的喜欢；他常为没能从低地国家一带获得更多的这种鱼深感遗憾。他尤其爱吃鳝鱼饼……”
1554年，教皇尤里乌斯三世特许查理免除斋戒，甚至允许他在行圣礼时仍可在早上不守斋戒。
饮食与治疗，这变成主要的事情。他一直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但他像一位描述者所描述的那样发表一些“优美而绝妙的评论”。他喜欢摆弄机械玩具，喜欢听音乐和布道，有时也关心国事，但这不过是他的消遣罢了。他与皇后感情很深，皇后的逝世，使他的心神转向宗教。他的宗教十分死板，注重仪式。每逢四旬斋期的星期五，他总要怀着虔诚的信念和修道士们一起鞭打自己，直至出血。这种苦刑和风湿病，使查理释放了出于政治的考虑而压抑的对宗教的热情。巴利亚多里德附近出现了新教徒时，他十分震怒：“告诉宗教法庭的庭长和他的议会，一定要忠于职守，在罪恶蔓延之前，用斧头把它连根斩断。”尽管他有这样的疑问：对这类罪犯我们不通过一般审讯也不加同情是否正确。但他还是认为：“一旦这些犯人得到了宽恕，就会有机会重新犯罪。”他还以自己在荷兰的行动为例，宣布：“执迷不悟者烧死，悔悟者斩首。”
几乎可以成为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的象征的是他对于葬礼的过分关注。他似乎有种直觉，觉得欧洲某些伟大的东西已经死去，非常需要举行葬礼，对未偿还的一切画上句号。他不仅参加在于斯特举行的每一次真正的葬礼，而且他还为不在场的死者举行仪式。他就曾在妻子逝世的周年忌日，为纪念她而举办了一次葬礼仪式，最后，他为自己举行了葬礼。
“小礼堂的四周挂着黑幔，虽然有千百支蜡烛，发出的烛光尚不足驱散黑暗。教会的信徒个个身着正装，皇帝的所有家属也身穿黑衣，陷入深深地悲痛之中，围绕在教堂中央一个蒙着黑布的灵柩周围。接着，葬礼仪式开始了。在修道士的哀悼声中，人们替离去的亡灵祈祷，祝愿他进入天国。当主人死亡的样子出现在他们的脑海中时——或许他们是被感动了，又或者是对主人表现出来的懦弱表示怜悯，悲哀的侍从禁不住放声大哭。裹在深色斗篷里的查理手持一根点燃的蜡烛，夹在家属当中，做自己葬礼的旁观者。最后，他把蜡烛递给教士，表示他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万能的神。这次悲哀的丧礼就这样结束了。”
在这次假葬礼后不到两个月，查理死了。神圣罗马帝国短暂的辉煌，也同他一起消逝了。他的领土早已分给了弟弟和儿子。神圣罗马帝国以一种衰弱、将死的状态一直撑到了拿破仑时代。直到今天，它的未被埋葬的传统，仍毒害着政治的空气。
第38章 政治实验的时代：欧洲的君主制、议会制和民主制
拉丁教会崩溃了，神圣罗马帝国也彻底的衰落了。16世纪以来的欧洲历史，是人们在黑暗中摸索新的、更好的适应新形势的统治方式的历史。在古代世界的漫长岁月中，朝代甚或是统治的民族和语言在更替，但是君主和教会的统治方式却保持着相当的稳定性，而日常生活方式则更加稳定。在16世纪以后的近代欧洲，朝代的更替已经不再重要，历史的兴趣集中在广泛和日益多样的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实验上。
如前所述，16世纪以来的世界政治的历史是一种努力，是一种下意识的努力，是人们为了适应已经出现了的新形势而改变政治和社会组织方式所做的努力。这种努力往往因为情况本身的迅速变化而变得复杂。这种下意识的、往往是不情愿的变化（因为人们总的来说不喜欢主动的变化）越来越落后于形势的变化。十六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政治与社会制度越来越不平衡的历史，是一部更加不安、更加繁琐的历史，也是人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新的需求和可能性、缓慢犹豫的意识到有必要对人类社会整体模式进行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改造。
在人类状况的变化中，是什么打破了伴随着由野蛮民族的征服带来的周期性更新，已经在欧洲旧世界中以一种特定的节奏控制人类生活万余年的帝国、牧师、农民和商人之间的平衡？
变化是多种多样的，因为人类事务本来就是特别复杂的。但是主要的变化似乎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关于事物本质的知识的增长与扩展。这些知识最初由一小群知识分子所掌握，传播的很慢。但在最近的五百年中非常迅速的传播到越来越广泛的人群中。
人类生活所发生的变化中，也有很多是因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变化所引起的。这些变化伴随着知识的增长和扩展而不断发生，同时与知识发生着微妙的联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倾向于不再把生命看作是满足人类普遍的、基本的欲望和享乐，而是倾向于在更广泛的生活中去参与、去探求、去做出贡献。这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这些在过去二十多个世纪中传遍世界的伟大宗教的共同特征。它们作用于人类的精神，这是那些古老的宗教所无法做到的。他们完全不同于那些被它们部分改造或取代的、以教堂和牧师为中心的、有迷信血祭的古老宗教。它们逐步发展了个人的自尊心和对人类共同事业的参与心和责任感，这是在古代文明中所不存在的。
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第一个大的变化是古代文字的简化和广泛应用，这使更大的帝国和更广泛的政治谅解成为可能和必然。第二个变化是马以及后来骆驼成为运输工具，而陆地上铁的发现促进了车辆的使用，道路的扩展以及军事能力的提高。接着发生了深刻的经济变动，这是由于货币的出现，以及由于这种便利而危险的契约方式而发生的债务、所有权和贸易的本质的变化所导致的。帝国在大小和范围上不断扩展，人们的思想也同样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地方神的消失，神权统治的时代开始，伟大的世界性宗教的教义开始出现，详细的历史和地理记载也开始出现，人类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蒙昧时代和对知识的第一次系统的研究也从此开始。
在希腊和亚历山大时期开展的科学进程曾一度中断。日耳曼野蛮民族的袭击、蒙古民族的西侵、宗教改革的震动以及大瘟疫都给政治和社会秩序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当文明从冲突和混乱中重新恢复过来时，奴隶制已不能作为经济生活的基础了。第一批造纸厂的建立通过印刷品为收集信息、加强合作提供了新的媒介。渐渐地，在各处，对知识的研究和系统的科学进程又重新恢复。
这样，十六世纪以后，作为系统思考的必然产生的副产品，不断出现大量的发明创造，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他们都往往加强了活动的范围，加大了互相的利益或伤害，加强了合作，并且这些来得越来越快。人们的思想并没有对这一切做好准备，直到20世纪初的大灾难加快了人们的思想之前，历史学家们几乎找不到为应付在不断发展的发明浪潮的影响下产生的新情况而做出的有才智、有计划的尝试。最近四个世纪的人类历史就好像是一个被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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