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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地狱-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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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惨案参加者——迁安县伪警备队副大队长汤鹏举供称：“参加潘家峪大屠杀的还有驻滦县和迁安县的日伪军。”另据丰润县伪县长凌以忠供称：“驻唐山的日伪军也参加了潘家峪大屠杀事件，丰润县有一部分日伪人员就是搭乘唐山日军汽车去潘家峪的。”
以上供词证实，参加潘家峪大屠杀事件的除丰润、玉田、遵化县外，还有驻唐山、滦县、迁安县等地的日伪军。这样大规模的行动，显然是经过高级指挥机关阴谋策划的。
另据事件参加者——伪丰润县公署翻译田宝文供认：“惨案发生后，县长把经过情形报告了道尹和省政府，请求办理。佐佐木二郎也写了汇报材料，报告了华北日军军法联络部……”
这次大屠杀不是“临时动议”的偶然事件。据罪犯凌以忠供称：在预谋会上，先由顾问佐佐木二郎传达日本军部的命令。他说：“……这次到潘家峪，一个是打八路军，一个是惩罚老百姓。”“日本军就要出发到潘家峪去围剿，你们的警备队必须要配备充分的兵力，以便调遣。同时，军部已命令遵化、玉田等县也预备相当的兵力，届时可以同时出发，必须将潘家峪团团围住，不让他们可以有一个人能够逃跑，倘有逃走的，许可立即开枪射杀。并警诫我们，任何人不得走漏这个军情，如果泄漏了这个消息，都有杀头之罪。”
讲得何等明确，就是要“惩罚老百姓”，而且要彻底，不许有一个人逃跑。这是一场意欲灭绝一切的大血洗。
1941年1月25日拂晓前，丰润、遵化、玉田、迁安、滦县、唐山等地的日伪军，分别从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面八方包围了潘家峪。
大约早晨七八点钟，日军进庄挨门挨户地搜查，不论男女老幼、残疾病人，都强逼到村头集合，有不去的，当即被杀害。潘风柱七十八岁的老母亲走不动，被一棒打死。潘瑞德的老母亲被日军搜出，一战刀把她砍成两截，肠子、血流了一地。村里人们被驱赶到村西一个长约十丈、宽约三丈，不足一人深的坑里集中，坑边架设着机枪，四周围站满了日军。日军官开始训话，宣扬“中日亲善”、“王道乐土”……进而逼问群众，村子里谁是八路军？粮食藏在哪里？人们都沉默着，没有一个人言声。
此刻，日军从人群中拽出30多个男人和妇女，说是让他（她）们去给做饭。有不愿去的，即用刺刀威逼。
与此同时，日军在布置杀人场。
合作社翻译董蓬林交代说：“进入潘家峪村（指他随顾问佐佐木二郎等人到达潘家峪后），到村西街大泡子（即西大坑），村民正在向这里聚集，顾问看这里周围警备不力，让我告诉特务另找地点。经回报，坑东南坎有大院可以容得下，就决定迁到那里，把村民都赶到大院……”
这个大院，是地主潘惠林的宅院，分东、中、西三院，前后三层房，四周有一丈多高的院墙。
日本兵和特务们把村里的秫秸、茅草、松树枝抱进大院，在院里铺垫了很厚的一层。大院南墙外支起木梯，上面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日军，土墩和平房顶上也架起了机枪。
大约10点钟左右，杀人场布置停当。日军端着刺刀排列在由西大坑到潘家大院的通道两旁，然后强逼人们由西大坑走向潘家大院。
人们被赶进院子以后，日军机枪队长佐佐木便站到凳上哇啦哇啦地嚷叫，翻译在一旁翻译说：“你们这里，老百姓统统地通八路，今天统统地死啦！……”接着，伪县长凌以忠站到院南边的大石头上说：“今天皇军来，是你们自己惹来的祸，因为你们一贯地通八路，与皇军作对。”说完便鱼贯出院。“嘎”的一声，院大门关上了。人们揣摩到大难临头，开始骚动，有3个人往外跑，被开枪打死。又有十多个青年从人群中挤出来，想冲出大门，还没到院门口，就被把守在那里的日军用刺刀刺杀。这时，群情愤怒，有的喊，有的骂。立时，日军一窝蜂似的冲进来，在人群中照准脑袋就砍，对着胸膛就刺。有几位老年人挺身而出，从万一的希冀里，想唤回日军泯灭了的人性，要日军放过妇道人家和孩子们。残忍的强盗手起刀落，砍下了他们的头颅，鲜血从躯体中直喷出来。东院二门外的日军点燃了洒过煤油的柴草，乡亲们脱下棉衣扑打火焰。机枪、步枪子弹冰雹般袭来，手无寸铁的人们裹进了浓烟烈火和枪弹包围之中。
村粮秣委员潘辅庭大声喊道：“快去开门！”于是，一群青壮年冲向院大门。守在门口的日军见他们冲过来，急忙用机枪扫射。冲在前面的人倒了下去，后面的拥上来又倒下，又拥上来……50多岁的潘国生，甩掉着火的棉衣，大吼一声：“没死的跟我来，和狗日的拼了！”冒着弹雨冲向日军，负伤倒下，又挣扎着起来，扑向日军，从日军手里夺下机枪，猛力朝日军砸去。一群日军围了上来，在刺刀下潘国生壮烈牺牲。
日军的罪恶行径，唤起人们拚！只有拼！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人间地狱“无人区”惨案（2）
潘树密的母亲50多岁了，和一群妇女冲到东院藤箩架下，见一枚手榴弹滚落过来，她猛地推开身旁的妇女，抓起冒烟的手榴弹扔向日军。
潘瑞玲的妻子和一群妇女被逼进中院的门房，见日军点着柴草，就支起窗户往外冲，前边的人刚迈过窗台，就被日军刺杀了。其他人没被吓退，抱起着了火的秫秸，继续往窗外冲。吓得院内的日军急忙躲闪。她们中的一些人翻过院墙跑进了东院。
人们在东冲西突，寻找生路。
潘国林、潘国奎等十多个人冲到东院，冒着密集的枪弹，拆开用砖垒死的东院北门，冲出大院，刚跨进道北对面人家的门槛，端着刺刀的日军追赶过来，人们急忙关门，日军的刺刀穿进铁皮门扇，刺刀一时拔不出来，这几个人才逃脱了。日军刺刀戳穿的那扇铁门至今尚存。
潘辅庭、潘老太太等30左右人拥进了东院的粮仓。人们用粮食缸等重物顶住粮仓屋门，抄起板斧、耙子、秤杆、秤砣准备同日军拼个你死我活。幸得这间屋和其他房屋不相连，房是泥顶，窗户又用土坯封着，日军在宅院放火，惟独此屋幸存。日伪军撤离潘家峪以后，屋内人们被邻村前来营救的乡亲救出。
潘善祐十来岁的小儿子，冲到西院，被大人拉上猪圈棚顶，当他见大火吞噬着自己的亲人，跳着脚怒骂日军。他虽得幸逃出大院，天快黑时，又被日军抓住，惨杀在南崖子。
大屠杀的同时，从西大坑被拉去的30多名年轻妇女遭到更为残忍的蹂躏。据一位被挑去做饭而逃生的青年农民向我新华社战地记者雷烨诉说：“鬼子把她们推下白薯窖，随后，只听到窖里在怒骂、嚷叫、哭嚎，过了一会，女人的声音慢慢地低哑了，又过一会儿，突然是女人的惨叫，以后就听不到声音了，只见鬼子爬出窖来，随后又点着几捆玉蜀秸往窖里扔，窖口冒出了黑烟。”日军企图把里面的30多具女尸焚毁，由于柴少火不猛烈，女尸烧成半焦半黑。她们的下身被刺刀挑破，肠胃外流，头上、身上沾满了血污……
潘成74岁的老母亲，也是被挑去给日军做饭的。饭做熟后，日军用战刀把老人的脑袋一劈两半，点着一堆玉蜀秸焚烧尸体。日军又举起老人7岁的小孙女，扔入火堆。
为躲避枪弹，有50多名乡亲挤进牲口棚里。大火把牲口棚烧落了架，人们被埋压在底。他们身处烈火的包围之中，又遭坍塌物的重压，全部身亡。
西院柴草房宅屋之间的夹道里有200多人，全被日军枪杀。由于地狭人稠，死去后多数还都站立在那里。
日军为把潘家峪人民斩尽杀绝，轮番枪杀、刀砍，放火焚烧之后，又从尸堆里搜索尚未死去的人。88岁的潘春元、63岁的潘刘氏、34岁的潘张氏等六人，就在奄奄一息时，被日军用机枪杀害。日军发现东墙根人尸堆里有人没死，便往人尸堆扔手榴弹，炸得尸肉横飞。
日军撤离宅院时，又在院内遍洒煤油，施放硫磺弹，大火腾空而起。有的人原在尸堆底下压着，日军搜索时也没发现他们，此时，由于忍受不了烈火的煎烧，忙从压在身上的尸体下爬出，跳进院内一口五丈多深的井里。
日军离开宅院，又在院外、村内外进行搜索。天将黑时，从村外南坡又搜出32人。大部分是孩子和妇女，日军强逼他们去潘家大院。走到南崖上，面对院中的大火，人们宁死也不肯再向前迈步，日军即在南崖上杀害了他们，又用刺刀将尸体挑下石崖，架盖松枝、干草，洒上煤油，点火焚尸。崖下32具尸体最后只剩下一堆炭状的骨头。渗进墙壁的血渍，直到十多年后还斑斑可见。
大屠杀过后，日军在潘家峪村里一方面抢掠，一方面纵火烧房。全庄燃烧起一片大火，浓烟里蹿动着火舌，硝烟和血腥味弥漫着整个山川。美丽富饶的山村，顿时变为一片焦土。
这场血腥大屠杀，潘家峪1237名平民百姓惨遭杀害。被圈进杀人场而得以逃生的（包括受伤者）仅有276人。
日军制造了潘家峪惨案，却又欲掩盖这一暴行。据伪丰润县长凌以忠供认：“日本军不允许将这件事往外传，他们准备不承认这件事。”“我对县里的人员传达了日本人的命令，不准往外说这件事。”然而，历史是无情的，血的事实是无法掩盖的。
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雷烨随同丁振军（冀东办事处主任）、赵尚全（区长）、吴玉山（区长）等来到潘家峪。先是到潘家峪周围村庄慰问遇难受伤的乡亲，1月31日午后，他们进入现场。雷烨在惨杀现场拍下了许多幅照片，并写了《惨杀场视察记》。文中写道：……
石桥边就是潘惠林家——惠老爷大院，洋灰门墙非常坚固。一进院门，眼前尽是人尸，恶腥的气味迎面扑过来。
特别惊心触目引我注意的是，宅门右手右槽上一个女尸，她赤身裸体，有半个脑壳被炸得血脑殷红，右手搭着槽沿，左手向上屈伸，背贴着砖墙，据来认尸的人们说：‘这是潘正东家里的孕妇’。她的肚腹若不是被火烧得崩裂，那一定是被鬼子用刺刀划开，灰色的肠子翻露出来，将要到月的胎儿两只小手抱着小头，横在母亲的肚肠上……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人间地狱“无人区”惨案（3）
……小小的尸体就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百十个，在尸场中很难以将孩子的尸首数清楚，使人所惊吓的那些扭曲污黑的小手，焦黑模糊的小头，焦炭似的小腿，小棉鞋在大院里几乎随处可见。
大院北面平房墙根，有一堆还算完整的儿童尸体。这许多已经集中，无人来认暴露到现在的死孩子，个个都光着小身子，经过春雪、严霜的寒冻，经过水泼，小小的尸身凝缩成僵硬的弯曲焦炭形状……弯曲、蜷缩、仆倒，焦黑、碎裂、恶腥，面目已很难辨认，只是累累弹痕和刺刀的戳伤清晰可见……
不仅是我们的孩子被鬼子毁灭，还有孩子们的母亲、长辈和姐妹。
惨死了的母亲还抱着哺乳的婴尸，从许多母亲的尸身旁也躺着死孩子的情形可以看出：母亲总是想保住可怜的小生命，以自己的身子挡护着孩子，母亲死了，羔羊似的婴儿也死在鬼子的血手里……事隔四十多年，读着这血淋淋的文字，仍然使人的心灵强烈震颤，使我们永远不能淡忘，更不容任何篡改和抹煞。
惨案发生后，丁振军等地方党政负责人来到了潘家峪。不久，八路军十二团陈群团长带领指战员也从远道赶来。随之运来许多药品、粮食、衣服等救济物资。潘家峪幸存活命的人们，大多住到邻村的亲戚和朋友家里，受伤的乡亲们被安置到邻近的马庄户村。派去的医生，到马庄户村给他们换药治疗。地方和军队领导逐村挨户地进行慰问，看望潘家峪惨案中遇难的乡亲，倾听他们的控诉和复仇的呼声。
2月5日，民主政府发动邻村的百多个乡亲去清理尸首，由丰滦迁联合县政府主持公葬。从潘家大院扒出的尸体已无法辨别姓名年龄，只能在辨认出的男尸身上写上“男”字，女尸身上写个“女”字，童尸身上写个“童”字。其中有的男女也无法辨认，只能把那些尸骨集中起来，一堆四肢、焦肉、肚肠，一堆骨殖，一堆人头。然后，以炕席为棺木，一领席里包一个到两个尸体，包了128个席包。
公葬是在初春的寒夜里举行的。大风在怒吼，苍天在哭诉，送葬的队伍从街里走上山麓，把尸体安放在松柏长青的南山脚下。没有唱一支挽歌，也没有鲜花、供果、清酒做祭品，有的是悲愤的长风，沸腾的热血。血债必须用血来偿还，幸存的潘家峪人民庄严宣誓：“一定向敌人讨还血债，为死难者报仇！”
1941年农历三月初，潘树平、潘树成、潘树堂、刘贺、潘树太、潘景龙等7名青年带头成立了复仇青年小队。后来，潘家峪村和邻村青年纷纷参加。队伍很快发展到120多人。五月初五，冀东党政领导李运昌、周文彬、刘诚光、高敬之到潘家峪，并在火石营村召开军民大会。会上，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刘诚光宣布“潘家峪复仇团”成立。第一任连长是潘化民，脱产随八路军十二团活动。1942年8月，复仇团编入了正规部队——冀东军分区第十二团（为该团二连）。这支复仇的队伍，始终活跃在冀东大地，开展游击战，配合八路军主力作战，在丰润、滦县、迁安一带不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从复仇团成立到抗战胜利，四年多的时间里，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150多次，歼俘日伪军1021人，实现了为乡亲们复仇和争取民族解放的誓愿。
血腥的大屠杀，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潘家峪这个抗日根据地，以后更加巩固，后方支前工作更加活跃，人民抗日斗争更加坚决了，直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为了缅怀和纪念死难的潘家峪人民，不忘他们爱国抗日的革命精神，唐山人民从1952年始，又先后重修了四座坟墓，立墓碑四座，立纪念塔一尊，纪念碑一个，建祠堂、纪念馆各一座。人们还编写了一首叙述潘家峪惨案的深沉、哀怨而又悲愤的潘家峪惨案歌曲，在潘家峪一带广为传唱。沧海可以变为桑田，用血写就的历史却永远不能改变！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大杨官营惨案
刘绍友
1942年，侵华日军对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进行得极为残酷。富有革命斗争传统的迁安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配合人民子弟兵进行反“扫荡”斗争。1942年7月中旬，迁安抗日军民先于迁安干河草村（现属滦县）全歼制造潘家峪惨案的刽子手佐佐木二郎以下日伪军300余人，后于大杨官营的岚山西麓伏击了来迁安视察的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一一七师团长原田熊吉和驻唐山第二十七步兵团长铃木启久等，敌伤亡惨重。战斗的胜利，使群众深受鼓舞，日军却大为震惊。敌酋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急忙于8月上旬在北平召开兵团长会议，指出：“目前南方正在广大海域作战，我们必须尽可能以少数兵力确保大陆，不使南方战线有后顾之忧。然而作为后方基地的本方面军管区内，特别是冀东方面的治安，处于极其令人忧虑的境况，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是目前形势所不许的，必须迅速肃正……”经冈村宁次亲自策划，当即部署了：一方面在冀东长城沿线的迁安、遵化山区大规模制造“禁止一切活动、禁止居住、禁止耕作”的“无人区”，并关照要“与关东军接壤驻地的警备部队密切联系实行之”，妄图彻底摧毁冀热边抗日根据地；一方面在冀东基本区大规模地构筑“遮断壕”（封锁沟），企图把抗日游击根据地分割封锁起来，实行反复“扫荡剔抉”，以实现破坏基层抗日组织，维持他们长期血腥统治的狂妄野心。铃木启久根据冈村的部署，命令驻迁安沙河驿镇的日军第三联队长小野修，负责迁安上述任务的实施。
日军驻迁安守备队及星加部队（三十一大队）接到命令后，立即纠集日伪军2000余人兵分南北两路倾巢出动。北路以驻迁安守备队长滕川（外号疤瘌脖子）为首，协同伪警备队长汤鹏举，指挥迁安县城、建昌营、罗屯等据点敌伪军1000余人，沿长城线，对建昌营以西迁青平联合县抗日根据地“扫荡”制造“无人区”。南路星加部队和伪军1000余人沿滦河西、南岸，对抗日迁滦丰联合县根据地进攻“扫荡”，并用刺刀驱赶着数以万计的民夫，强迫构筑从都树店通往大杨官营南北走向的长达近百华里的“遮断壕”。敌人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了野蛮的“三光”政策。这次进攻“扫荡”之疯狂，摧残手段之凶狠，都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兽蹄所至，财物被抢光，村庄被烧光，人民群众被任意抓捕、杀戮。
正当敌人蠢蠢欲动的时候，8月8日（农历六月二十七日），抗日军民于长城南侧的彭家洼村（属无人区边缘），取得了全歼从冷口进入迁安境内进行“扫荡”的日军关东军原田东两中队75人及满军一部的胜利，给了日军制造“无人区”的行动当头一棒。滕川、汤鹏举疯狂至极，8月9日凌晨，带领县城日伪军300余人，气势汹汹直扑彭家洼村，妄图进行报复。可是，抗日军民早已转移，留给敌人的只是日伪军的尸体。滕川气得暴跳如雷，向日伪军命令：统统地鸡犬不留！这天，惨无人道的敌人，杀死了没来得及转移的农民裘玉书和赵玉丰70多岁的老母亲及彭志两岁的小儿子。然后，拆毁全村的门窗和部分梁檩，运到村头烧炼日军的尸体。村里财物、牲畜被搜掠一空，部分民房被烧毁。滕川在彭家洼村洗劫了两天后，继续带领日伪军向北“扫荡”。
8月14日（农历七月初三）包围了东密坞村。敌人用刺刀将全村没来得及转移的男女老幼约400余人驱赶到街上，滕川通过翻译对群众说：“只要说出谁是八路，谁给八路办事，就可以放回家。”群众怒目而视。敌人一无所获，当场抓走男性农民28人，关押到建昌营据点里。8月18日，滕川、汤鹏举带领日伪军再次包围东密坞村。日伪军把群众圈到一起，为逼迫他们交出八路军和共产党员，当场将农民孙宝柱、刘喜廷、司殿文等五人打得半死致残，又抓走了60人。敌人为了收买人心，由建昌营放回18名年龄较大的农民，在县城强迫4名青年充当伪军（后均跑回），其余72人被日军杀害于大杨官营。
8月16日，敌人扫荡西密坞村，当场枪杀群众1人，抓走群众28人，后来，全部杀害于大杨官营。
8月19日，敌人从芝草坞村抓捕群众50人。其中11人中途跑回，7人因年龄较大被释，5名青年被强迫充当伪军，27人死于大杨官营。同日，敌抓捕孙家店村干部、群众13人，其中妇女2人由县放回，1人被赎回，1人被强迫充当伪军，余下9人死于大杨官营。
8月20日，敌人从提岭寨村抓走群众9人，其中7名妇女在迁安受尽摧残折磨后放回，其余1人死于县城，1人死于大杨官营。
8月27日，敌人包围了小崔庄，抓走干部群众40多人，中途跑回一部分，36人被监押于县城，村里花钱赎回18人，死于县城2人，死于大杨官营16人。被赎回的青年王汝林、王旭二人，在县城目睹了日军的残暴行径，并身受其害，回家的当天晚上就投奔了八路军，在临别亲人时说：“只有拿起枪，把鬼子赶出中国，才能有我们的活路。”敌人抓捕坎辛庄村武装班长李作安扑空，将其父李洛子、叔父李义、二弟李作书、三弟李作德和家里雇佣的染布师傅5人抓走，除其叔父李义中途跳汽车逃跑外，其余4人均死于大杨官营。此外，死于大杨官营惨案中的还有西峡口村8人，大杨官营村3人，五重安村2人，隔滦河村2人……
日军在迁安长城沿线的山区制造“无人区”期间，实行反复疯狂“扫荡”，“梳篦剔抉”。大规模地烧毁村庄，使长城沿线的上空，浓烟弥漫，火光四起，共烧毁房屋6400余间。紧靠长城的当时有251户的大庄村，就被烧毁房屋662间，使这个山村变成一片废墟。白洋峪村先后被敌人焚烧八次之多。
在此期间，敌人还杀害抗日区村干部、群众100余人，其手段极其残暴，有刺死、打死、砍杀、烧死、洋狗撕尸等等。日军制造“无人区”的罪行，罄竹难书。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血洗杨官营野蛮报复（1）
大杨官营村位于迁安县城南约30华里处，它西靠岚山，东傍迁安通往滦县的公路。党在这里开辟工作较早，1941年就有了党的组织，群众基础较好。村抗日游击小组经常挖公路，埋地雷，破坏敌人的运输线，给敌人造成威胁。1941年底，沙河驿据点的一个姓刘的特务秘密潜入大杨官营村，妄图刺探抗日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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