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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地狱-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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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
根据“热警9月报告”：1940年1月至同年7月，共讨伐290次，杀死抗日军292人，伤194人，捕40人。
1940年10月至12月，在讨伐中杀死79人，伤24人，捕11人。
1941年
根据“关宪作命第二六四号”：自昭和十六年（1941年）五月二十四日开始实施“西南地区特别肃正”。……“特别肃正”预计进行6个月。根据“关防作命第二八号”关东防卫军命令，自1941年9月中旬开始施行：“时局应急西南特别肃正”两个月。
在此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一齐检举”事件：
一、根据“承宪作命第二五号”：喜峰口宪兵队于8月23日，在喜峰口附近逮捕中共领导的迁遵兴联合政府及地下组织人员48名。
二、根据“承宪作命第二一号”：承德宪兵队自8月22日至28日，在滦平县西南部之汤河口、古洞沟、金家台子及大峪附近逮捕中共地下组织及抗日县政府工作人员84名。
三、根据“承宪作命第三七号”：承德宪兵队自10月14日配合日军在密云县北部的“扫荡”，对中共地下组织实施“一齐检举”4天。
四、根据“承宪作命第三九号”：古北口宪兵分队于10月8日在滦平县大水峪地区逮捕抗日政府关系人员204名。
五、根据“承宪作命第四二号”：兴隆县马兰峪宪兵派遣队于10月23日在马兰峪逮捕中共地下组织人员40名。
六、根据“承宪作命第四七号”：喜峰口宪兵队于10月24日在迁安县“国境地区”逮捕抗日政府及地下组织人员53名，其中包括妇女及2名12岁幼童。
另：根据“承宪高第三九号思想对策半月报”：自1941年7月至同年12月，讨伐324次，杀死八路军1405名，伤197名，俘179名。
自1941年7月至同年12月施行一齐逮捕73次，共逮捕1942人，其中有14次大逮捕，共捕1099人。
又：根据伪满洲国司法部刑事司“思想月报第五一号”：锦州高检自1941年1月至同年11月，共处理“思想犯罪”（应用《背叛法》）988件，1169人（全满1515件，2093人），其中不起诉者仅87人。
1942年
根据“承宪高第三九九号”：“西南部国境地区前半年（自昭和十七年一月一日至同年六月末）肃正工作中宪兵服务成果”称，半年中施行“一齐检举”154次，共逮捕1293名（其中送石井部队4名）。
根据“关宪高第三八八号”（昭和十七年〈1942年〉五月）：西南地区肃正工作第一期（自昭和十六年〈1941年〉十二月一日至昭和十七年〈1942年〉四月末），宪兵服务成果。
检举次数85次；
检举人数956人（包括特别输送移交其他机关“估计送石井部队”5名）。
1943年
一、根据“热警宪特秘第二九号四之一”康德十年（1943年）八月十八日：喀喇右旗于七月十日，一齐逮捕中共领导之地下组织人员刘振德以下153名（地点喀喇右旗七家、五家、旺业甸）……
二、根据“热警宪特秘第五一号十之四六”（1943年8月24日）：至6月份，“侦谍班成果”累计：逮捕抗日人员3053名。
三、根据“热警特秘第五一号百——五七”（1943年9月28日）：7、8两月射杀11名，逮捕33名抗日人员、捕一般刑事犯15名。
四、根据“热警特秘第三七号二六九——四”（1943年11月5日）：根据承宪作命在省内实施第一次“剔抉工作”，自9月中旬至下旬，兴隆县东部、承德县东南地区（迁遵兴政府）、青龙县西部（迁青平县政府）及东南部（青绥凌县政府）平泉西部地区（承平宁县府），共逮捕抗日地下组织人员958名……
五、根据“热警特秘第五一号百——七三”：9、10月份对抗日人员，杀害4，逮捕198，诱扣27（根据本统计累计：射杀64，逮捕1535，诱扣197，总计1796），逮捕一般刑事犯22（累计386）。
六、根据“热警特秘第三七号三六九——七”（1943年11月12日）：自10月6日至10月19日，施行第二次“剔抉工作”，在兴隆、青龙、承德、滦平各县及喀喇沁中旗七沟一带逮捕抗日地下组织人员292名……
又：“档案摘要”：
一、1943年1月至2月，锦州省检举47次，检举人数95……
二、1943年1月至10月，锦州省检举4501件，6450人，事件送致5275人，释放894人，审讯中282人。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又一个“三光作战”（1）
（日）姬田光义著
和平的冀东丘陵地带的伤痕——对鲁家峪、马兰峪的实地调查鲁家峪由西峪、北峪等6个自然村组成。据说周围南北10公里，东西96公里。我们先去的是乡政府，汽车通过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停在了地势稍平整的乡政府门前。在那里，我们受到了乡长和乡干部们的迎接。随后，他们引领着我们去了北峪的一家农户，这家的主人便是“鲁家峪惨案”的幸存者、大难中存活下来的张俊金老人。张老先生的家住在山里，路两旁和山谷间种着葡萄、柿子、栗子等果树。看到茂密的树林和复杂的地形，便可断定，这里完全具备了抗日游击队根据地的天然条件。顺便说说，中国人对大难不死的人称为幸存者，意在庆幸死里逃生。据说当时村里幸存者寥寥无几。为此，我们特意访问了这几位幸存者。
“鲁家峪惨案”1939年冬季，部分八路军进驻鲁家峪后，这里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竟发展成了冀东中部的重要抗日堡垒。不久，这里又相继设立了兵工厂、火药厂、被服厂。我们走进一家农户，据说这里曾经设置过八路军的指挥部。房舍仍然保持着原样，稍有不同的是，周围的树林里又新盖起几间房子。但是，当我们站在院中，体会当年八路军战士（当然他们都是农民出身的）和村中男女老幼谈笑风生的情景时，就会想到这个抗日村必然会引起日军的注意，因而也就成了日军激烈扫荡讨伐的对象。
日军对这个村第一次大规模扫荡讨伐，发生在前面讲述过的潘家峪惨案之后不久的1941年2月中旬。那天，集结在县城的约一千多名日本军和伪军，将鲁家峪团团围住。其中一部分人闯进了村中，八路军闻讯后立即撤往山里，未逃出去的七八百名村民，被用枪押到了村广场，广场四周架起了4挺机枪。日军和傀儡军令所有的青年男子裸身坐在雪地上，审讯后没有发现八路军，便又强迫人们揭发八路军和村干部的人名和下落。在此过程中，一个村民被杀死了。见仍没有告发的，随即在村内放起了火。两个老人和其中一个老人的不足1岁的小孙女等共9人被烧死，焚毁房屋1931间。
第二次讨伐是在同年7月中旬至下旬期间。由两个方向来的日军和伪军，首先烧了上次扫荡残留下来的住房及此后村民重新修的房子，然后又杀了9人。不知日军从哪里获得的情报，非说村干部中有个麻子脸的人，便从村民中拉出8个有麻子的人，审问谁是那个村干部？但无人回答。在辨别不明之下，日军又从8人之中挑出3人枪杀，其中包括那名村干部。
到1942年，日军的讨伐、扫荡行动更加激烈。据日军记录，该年2月，华北方面军对属下兵团下达了当年的肃正大纲，指出：“首先把肃正的重点指向河北省北部，同时努力完成日军总兵站基地之建设。”根据此计划，由4月1日始，日军展开了冀东作战（一号作战）。此前的3月30日，日军就开展了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国方面认为，冀东作战完全是此前“治安强化运动”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设置“无人区”的开始。
鲁家峪是日军冀东作战的一个重要目标。据说作战开始后，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亲自赴唐山督战，参战的是第二十七步兵团长、北部防卫队长铃木启久少将麾下的讨伐队。后据铃木的回忆：“日野原大队于4月22日及5月4日，挖开了鲁家峪附近的洞窟，缴获了大量的军需品，但仍受到了八路军的顽强抵抗。虽然到5月末作战大体顺利，但到6月末，八路军又开始了破坏道路、切断电线、埋设地雷等行动。尤其是7月4日和8月4日，八路军又在遵化县内分别全歼日军的一个中队和两个小队。因此，我军不得不又发动了一号二期作战。”引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第2卷。
此外，中国方面也对日野原大队的作战行动做了如下记录：“在4月16日至5月1日的约半个月时间内，由于日军采取了空前的大搜捕、大屠杀、大抢劫、大放火的军事行动，从而给鲁家峪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这是当年曾让10人站立过的大石碾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又一个“三光作战”（2）
张俊金老人的证言张老先生的家位于我们上山途中的左侧，临道，院子约有二三十坪（一坪36平方尺）。院前建有砖木结构的瓦顶门房，门房里铺着三合土，穿过此房便是里院。门房间的两侧是住屋，右侧住的是张先生夫妻，屋子里约有比双人床稍大一点的用土坯垒起的火炕。我们这10个男人就挤坐在这仅有3坪面积的阴暗小屋里，倾听着张老先生的叙述。
他说：“……4月20日，日军闯入了北峪。一听说日军来了，我和村里的17个人便迅速跑到山洞里去躲避。第二天，有个汉奸闯了进来，我无意中喊了声：‘谁呀？’但那人没回声。我猜想这下可能暴露了藏身之地，为了不被敌人抓去，我们又向洞内挪了约15丈深的地方躲了起来。藏了一整天之后，大家饥饿难忍，便想法逃出去。岂知洞口被堵死了，好容易将其推开，逃出去了3个人，轮到我刚一探头，就被守候在洞口的敌人发现了。当他用刺刀捅我时，吓得我立即又缩回了洞里。过了好半天，我又悄悄地推开了堵住洞口的岩石，出去时未被敌人发现，便一口气跑到一个村子里，要了点饭吃，然后又爬到东边的山上藏了起来。但不知怎地，又被敌人发现了，遂跳下山崖逃跑，不料却迎面碰上了押送货物的敌人。原来他们和被抓来的200多个货驮子走在一起。逃跑之中也没看清，走近了便被特务抓住了。他们逼问我：‘你是鲁家峪人吗？’我假称是马兰峪的人，接着我就匆匆忙忙地混进了货驮的队伍中。这时敌人又对货驮的人一一进行盘问。当向其中的一个人问道：‘你是鲁家峪的人吧？知道军工厂在哪儿吗？’那个人刚说出‘不知道’三个字，敌人立刻举刀砍下了他的头。张俊金张俊金背上的枪伤疤痕行进途中，我感觉肚子还是很饿，便悄悄地从货驮中抓了两个枣儿。正在吃的时候，被汉奸特务看见了，立刻打了我一顿。我一狠心咬住了那家伙的耳朵，在一旁观看的日本人都拍手大笑。
天黑之时，我们进了北峪村，敌人将我双手反绑着推到了一个屋子里。进屋后才知道，里面还关押着70多个村民。
第二天，敌人带来了一个姓李的游击队员，让他一同上山去寻找洞穴。他以漫不经心的样子佯装同意，带着敌人在山上转了半天，结果什么也没找到。因此敌人恼羞成怒，决定把他带回村子继续审讯。当他被推进屋路过灶间时，冷不丁地顺手抓起一把菜刀，猛地向一个日本兵的脸上砍去，随后冲出屋外，接着又举刀砍在了另一个日本兵的肩膀上。他连刀也没拔，就飞也似的冲出大门外。没想到，他跑出不到200米远，就被敌人用枪射杀了。
那天晚上7时许，进来了一个姓金的翻译。他对我们说：皇军说啦，你们是匪区的，今天又把皇军砍了，皇军很生气，说这个村今后不许住人了，都把你们送到玉田县种地去，那里有吃有喝，还给工钱，有愿去的吗？在姓金的翻译欺骗下，有28个人（包括4个小孩在内）跟着他出了屋。在院里这些人又被绑了起来，然后被押到了约200米远的张景存家的白薯井前。就在此地，敌人对大人用刀、对小孩用铡刀，将他们都砍死了。然后将尸体都扔到薯井里了。
第二天早晨，还是那个金翻译来了，对剩下的40余人说：‘昨日走了的人已全部到达玉田了，今天你们全都去。’说完，分别将5至10人拴在一起，带到现在的公社（全称是人民公社，如今人民公社解散了，但当地人都习惯这么称呼）前的广场上。当了炊事员的张景存看见我和他的二儿子绑在一起，便悄悄地说：‘小二注意，薯窖里杀了好多人，你要多加小心！’
我们被带到刘万家的房前，敌人让大伙儿坐在这家的井前。这时有个像日本军官模样的人，先讲了一通话，然后用军刀向人群指了一下。一群日本兵便从人群里揪出10个人来，喝令他们站到大石磨盘上，同时又在井的旁边摆了一个长凳子，并让赵三提来一满桶水。稍后上来两个日本兵，先把小二拉出来，让他面向井坐在长凳子上，并蒙上眼睛。然后，日本兵把刀拔出蘸上水，挥刀就把小二的头砍掉了，跟着一脚将尸体踢入井中。下一个便挨上我了，还是蒙住眼，坐在长凳子上。就在杀我的瞬间，我把头缩了一下，躲开了屠刀。随后站起来就跑，但又被追来的日本兵抓住了，重新捆绑结实后，再次被拉到井的旁边。因我穿的棉衣领子高，一个日本兵在用手把我的衣领折下去时，我想必死无疑，也就豁出去了，一下子将他的手指咬住，那家伙痛得直叫唤。这时，又一个日本兵慌忙将我踢落到井中，接着从井上打了两枪。你们看，现在背上和眉头上的疤痕就是那时留下的。”
说到这里，张先生脱下了无领衬衫，裸露着上半身。我们看到他那魁梧的背部，确实残留着红黑色、轮廓清楚的伤痕。接着他又继续说道：“当时在我的身上又扔下9具尸体，也有未死呻吟的，压得我无论怎么挣扎，也动弹不了。敌人走后不久，赵三来取水桶的时候，我连叫了几声‘救命’，随后就失去了知觉。不知什么时候赵三找来人将我救了出去。同时也把其他尸体拖了上来，有两具尸体的头和身子还连在一起，其他的都被砍断了。”
看来写文章是很长的，但张先生的谈话仅有一个多小时。光顾交谈了，他拿出来的西瓜也忘了吃。只见他一边擦着滴滴答答的汗水，一边用手比划着表示，并把衬衣脱了又穿上，样子显得很激动。虽听不懂话里的细节，但当时的情景却紧紧吸引着我（我核对了翻译祁先生录的磁带内容，它与1956年张先生在沈阳对铃木启久原日军少将战犯的审判证言是相同的）。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又一个“三光作战”（3）
鸡冠山的洞穴张先生的家属于东峪，房后的山叫鸡冠山。听了张先生的叙述后，我们顺便去看了那个山洞。正如前文所述的那样，这一带的山脉，大都是石灰岩构成的。山上岩石的轮廓线流畅柔和，宛如婀娜少女的肩膀。表土流失部分已露出了白色的石灰岩，其样子很像规整的网格一般。岩石下边有很多自然形成的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山洞，这就是令铃木少将头痛不已的抗日游击队或八路军的藏身洞。
其中，那个大山洞叫狐仙洞，大人可在洞里站立行走。据当地人说洞里可容纳300余人，而且还和别的小洞穴相连。我们前去参观时，见到洞穴的入口处及里面的洞顶已塌陷下来，不能进去。不过，在半山腰的附近有个入口，由此可知这个山洞从前确实住过人，但现在则无法进去了。
该山洞口已坍塌了一半，都长满了草。洞前竖立着一块写有“烈士洞”的石碑，上面碑文记载着建碑的由来。但石碑也倒塌了一半，看样子也没有很好地保护过。通过当地人以及陈平等先生的介绍，再参考一些文献资料可以证实，日军于1942年4月对鲁家峪讨伐时，曾在此地杀害八路军。
当时，狐仙洞住进了八路军（十三团）的伤病员和卫生兵约30余人。袭击鲁家峪的日军和治安军（傀儡军）约100余人包围了这个山头，并支起了帐篷，架起了电话，洞前还有一部分士兵站岗。因为洞里没有什么声音，日军遂将由别处抓来的农民驱赶进山洞里，让其了解情况。这时，洞里的八路军误以为是日军摸进了山洞，便向洞外开了枪。日军一看洞内有人，便向洞内发射了毒气弹，然后引爆地雷和炸药将洞炸毁。日军还在洞外监视了两天，见洞内已无动静，才下令撤退。后来得知，洞内的人全部被杀害了。狐仙洞附近的几个山洞也遭到同样的残害。据中国方面的文献记录，在一般情况下，日军先发射毒气弹，然后用炸药炸毁山洞。对从洞内逃出来的人，或在出口处击毙，或用刺刀挑死。在此次5天的讨伐中，日军在鸡冠山杀害八路军战士72人，伤病员23人，计95人。包括上述的事件，仅在1941年至1942年期间，日军在鲁家峪就杀害了225人。
马兰峪的“集团部落”在鲁家峪的实地调查一结束，我等一行立即转往马兰峪。马兰峪距遵化县城西北约25公里，是低丘陵地带。它是由4个自然村组成的一处极为平凡的村庄。只因清东陵在此，故而闻名于世。马兰峪乡政府所在地的集镇偏西数公里处就是清东陵，它恰好位于丘陵与平原区的结合部。陵区内分别建有顺治、康熙等几位皇帝及他们的皇后、贵妃的陵寑。近代史上曾辉煌一时、阴险狡诈的西太后也葬在此地。清东陵西南125公里处便是北京。近年来，这里已变成了闻名遐迩的观光旅游地。
当然，我们不是来观光的。来此的目的，只是为了实地调查一下，当年日军推行“无人区”政策下的“集家并村”或称“集团部落”的真实情况。
据日方的文献记载：设立“无人区”的目的，是为了封锁伪满洲国边境。为此，特在长城线内侧马兰峪至建昌（迁安北20公里）附近，划定了宽46公里，长约100公里的带状区域，作为“无人区”，并将“无人区”中所在的村落全部移出。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第2卷第232页。为此，日军从1942年9月实施了“冀东（一号作战）终期作战”行动。此次行动的重点之一，便是设立“无人区”。与此同时，为了彻底封锁抗日根据地，还构筑了200多公里长的封锁沟。马兰峪恰好处于“无人区”的最西侧。不仅如此，在实施“一号作战”行动的前后，日军已将“无人区”向长城线的南北两方扩展开来。
马兰峪的幸存者闺子金（右、满族）和萧广（左）
我们在乡长的带领下，来到乡政府的一间屋子里，拜访了两位当年的幸存者。他们是闺子金先生（75岁）和萧广先生（74岁）。闺子金先生红脸堂，留着长胡须，看样子像是满族人。与同席的乡长谈话中，果然证实了我的判断。因这里有清东陵，越过长城便是旧日满洲地带，故而此地满族人居多。他们两位相继给我们讲了下述情况。
“这一带的村庄分散得七零八落的，”闺说，“1941年旧历六月，那年我9岁，日军便在此搞起了‘集家并村’，当时的‘集团部落’在六合村，人们都被集中到了那里。那一年雨水很多，我清楚地记得，刚搬进‘集团部落’不久，那间新搭的小屋便倒塌了。为了重建小屋，又费了两个月的时间。到了1942年的时候，日军又下令在‘集团部落’周围用土和木料筑起了围墙。墙高约1丈至15丈左右，一个围子内，只有一个门。在接到搬入‘集团部落’的通知后，谁要是磨磨蹭蹭的，他的家当即就被点着。原来的房子都被烧光了。凡到‘无人区’打柴的，都要被杀死，种地也是在围子附近。另外，敌人还让村民在马兰峪村的周围转着圈挖了宽8尺、深15丈的封锁沟，并由青壮年轮流站岗放哨。如果八路军来了，就得大声吆喝。封锁沟每隔一段还设置了瞭望塔。”
这里所说的“集团部落”就是前面所说的“人圈”。日军为了切断当地居民与八路军、游击队的联系，便强令那些居住在山间僻壤的百姓离开家园，并将不愿搬迁的百姓家的住房、食物、家畜及其他生活用具全部毁坏、烧光。然后，把那些百姓驱赶进“人圈”，以便于日军的监视和集中管理。
但日军也清楚，他们把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的老百姓赶出家园，必然会遭到人们的强烈反抗。曾任当地最高指挥官的铃木启久少将在回忆录中写道：“部队用武力强制居民撤离，引起了他们的怨恨，八路军则借用‘三光’政策来进行反宣传活动。”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又一个“三光作战”（4）
另外，据直接参与“无人区化”和“集团部落”建设的日军部队的《联队史》记载：在52天内，参与劳动的人员为1957万人次。在长城一带“无人区”建起了76个“集团部落”，可容纳123户村民6454人。同时还建起了临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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