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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地狱-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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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就是一种露骨的强行掠夺政策，而且执行中还要求必须有中国人参加。对此，一位曾实际参加过抢粮工作的日本人作证说：“那的确是一场新民会、合作社与中共之间展开的小麦争夺战。不光是小麦，而且还抢夺了棉花之类的重要战略物资。当年，这种抢夺战在根据地内很盛行。”“此外，日军还对煤炭等必须生活物资实行了配给制，在此基础上又实施了经济封锁的管制作战。与此同时，新政权与中共方面又为把乡村农民拉向自己一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新民会外史》）由此可知，当年日军在掠夺资源上已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这种资源掠夺被合法化后，日本的国策会社及一些大商社，更是有恃无恐地直接在当地展开了更大规模的筹措、征集、收购等项工作，从而全面展开了一场“军、官、民为一体”的资源掠夺战。
关于这一点，中国方面举出的例证有：在此期间内，日方设立了华北开发公司（株式会社）；满铁设在华北的子会社——华北交通会社开始加强其铁路营运以及铁路、水路、航空方面的联运业务；兴中公司则经营起了矿山、煤炭、盐田、电力等业务；三井及三菱会社在增加矿产品的同时，又增加了强制收购大米、小麦、棉花、皮毛及其制品的业务。此外还强制种植鸦片及走私贸易（热河是鸦片的重要产区，日军占领后，极力扩大罂粟种植面积，竟用飞机撒放宣传多种大烟的传单：热河大烟税已经大减，种大烟每亩5元，附捐、杂税一概豁免，快些种大烟呀！种的越多越好。全省适合种植罂粟的土地只有60万亩，日本占领时期的1933—1942年的10年间，指定种植650万亩，实际种植531万亩，平均每年53万亩。收购鸦片5000万两［1933—1944］，大多被关东军走私贩卖到华北、华东、香港及德国、日本等地，用贩毒之资“以战养战”。1939年的鸦片收入33932万元［一说9098万元］，占伪满洲国财政收入的56％，仅次于关税为第二大收入。另外，日伪当局每年还从热河征收烟税，从1933年至1944年共征收2800万元。私种、多种大烟的还要处以罚金，1935年征收罚金586万元，12年征收罚金千万元以上——主编校），而所有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掠夺中国的重要国防资源。《七十年史》列举的上述例证，主要源于君岛和彦的研究报告。虽然《华北治安战》第2卷中也详细记载了经济封锁和物资筹措方面的情况，但该书中却根本未出现过“掠夺”二字。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中国在“三光作战”下的受害状况（3）
此外，强制征集人力、劳力，及所谓强行抓走当地人的行为，或许也应属于“抢光”的范畴之内。对此，彭德怀将军早在1941年末的报告中就曾提到了这一问题。他说：“据敌方公开发表的统计数字，1937年以壮丁名义强行带出关外的有 323 689 人，1938年为 501 686 人，1939年为 954 882 人，1940年为120万人，合计为 2 980 257 人。这些壮丁中的大部分人是被武力强迫掳走的，还有一部分是被骗去的。日军今年的计划是110万人，为了完成这一数字，预计日军又将开始四处抓人了。人是我民族抗战的最宝贵资源，但5年间竟被日军强行掳去400万人，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极大关注。”
其实这个数字并不夸大，因为一个名叫袴由田喜三郎的日本人，曾在1940年的一次题为“华北劳工问题”的演讲中说过：“在执行伪满洲国产业五年计划上，去年满洲需要华北劳力140万人，结果从华北进入满洲的劳工就达到了130余万人……本年度还需要从华北征集劳工110万人。”（《新民会外史》）总之，数字如此庞大简直令人震惊不已。其中，“被骗去”和“被雇去”的劳工暂且不计，仅华北抗日根据地被强行抓走的中国人，就高达250余万（井上清、广岛正合著《日军当年在中国的所作所为》）。
日本方面称这些劳工都是“被雇来”的，但中国方面却不苟同。他们明确指出，强行带走民工的行为与经济封锁及掠夺物资应同属于“三光”的范畴之内。“关外”意味着长城之外，也意味着日军把关内的劳动力强行转移到伪满洲国或日本本土及朝鲜去了。由于关内的劳动力被大量转移，从而导致了华北煤炭业出现了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现象。参见《十五年战争史》中君岛和彦的文章《东亚新秩序与殖民地、占领地》。
“烧光”问题其实此事调查起来也十分困难，因为房屋被焚毁后，人们必定还要以某种形式再重建起来，所以那些被烧毁的证据也只能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了。然而在“无人区”内，如今保留着一些当年被破坏、被烧毁的痕迹。即使在平原地区，也有无数证言表明，除了当年的那些所谓“当地自救”所需的物资外，日军确实犯下了烧光村里房屋、粮食、农机具，以及棉被衣物等罪行。但是在谈到具体损失时，井上清、广岛正在其著作中也仅仅提出了一个数字，即“被烧毁和破坏的房间有1952万间”（中文所说的“间”是指房间的数量，并不是指家庭的户数）。
其实按字义讲，若真的是“烧光了”，那么当年日军的暴行证据也就消失了。如此以来，今天也就无法再把它们当做证据了。不是有人说过“没有证据就等于无事实根据，证言则不能代表证据”这句话吗？然而，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通过我们日本人的理智判断，一定会得出一个理性的答案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集中实施“三光作战”计划（1）
（1）全力实施“无人区化”政策
第一章中所介绍的“无人区”，实际上就是“三光作战”的一个典型范例。我曾在《又一个三光作战》中说过：“总之，‘无人区化’政策是日军有计划、有体系、有目的的一种追求，它也是日军将‘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部队’、‘三光作战’等集大成之作。以前这个问题之所以没有成为历史研究的焦点，可以认为其最大原因，恰恰就是人们对它的认识还不充分。而且‘无人区化’政策，无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扩展得过于庞大。”
娄平先生是原八路军的一名干部，也是我的共著者陈平先生的上司。他在那本记述兴隆县当年实况的《十万骸骨的碑记》一书中写道：“敌人制造的‘无人区’，基本上是从1941年开始至1943年完成的……‘无人区’与实施的‘三光’政策有所不同，‘三光’政策只是偏重于破坏，而并没有实际控制力……但‘无人区’却是日伪政权严密控制下的地区。”同时他还强调，“无人区化”政策不同于一般人常说的“三光”，因为它更像是有目的、有意识能力下的一种政策性产物。一般认为“无人区”的设置起始于1941年的后半年，其实它的先例早在以前的满洲就已见雏形。据《七十年史》和《伪满洲国史》中记载，最早建立“集团部落”始于1933年，地点是延吉、和龙及珲春三县（据［日］伪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的《满洲国史》记载：集团部落创于1933年11月，乃是吉林省盘石县参事官前岛昇提出的成熟方案……负责该地区的日本军第十师团得知这件事后，参谋便来到县里开始了实地的探讨……后任的荒谷千次参事官经过与临接的额穆县参事官蛸井元义、吉林省财务科长盛长次郎等协商，为立即使上述集团部落建设构想付诸实施，遂制定了建设计划，民政部也赞成此方案——主编校）。至1934年12月3日又发布了“建设集团部落公告”，1936年根据“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加速了此项工作的进程。同年末，建立“集团部落”4000个，至1938年时已达到12 565个（据霍燎原等主编的《日伪宪兵与警察》一书中记载：1939年又新建“集团部落”886个，共13 451个。在设置人圈的过程中，日伪警察宪兵充当了迫害民众的主要祸首与先锋，他们烧毁民房、山寨……制造了不少的“无人区”。仅在桦川县就烧毁村屯120余个，烧毁或拆毁民房24万余间，杀害与冻饿死伤群众13万余人——主编校）。由于满洲的经验已证明，设置“集团部落”可有效地对付抗日游击队，因此为了扼制万里长城南北山区的八路军活动，华北方面军便与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部联手，在这一地带设置起了“无人区”。众所周知，几十年后美军在越南战争中，也继承了当年日军的这一经验，在南越建起了“集团部落”，企图仍用这种围困当地居民的方法，来彻底斩断南越人民与解放阵线之间的联系。1941年9月，按照驻热河日本宪兵队总部的提案，关东军制定了“西南地区肃正工作实施纲要”。这就是当地实行“无人区化”政策的起端，地点则是长城线以北地区。与之相呼应，华北方面军为了推进“无人区化”政策，也于稍后的1942年9月实施起了“冀东一号终期作战”。
在此之前的1941年7月，冈村大将就任华北方面军的司令官一职。他上任后，在强调大力推进肃正作战的同时，又发出了“为提高治安能力，今后要大力构筑封锁沟及碉堡，以此来有效地抵御共军”的训令。据时任华北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的岛贯武治大佐回忆：“其实在1941年夏季执行‘肃正三年计划’时，就已将封锁沟建设具体化了。即在‘准治安区’的境界上设置适宜的封锁沟，并在点上均布一些小碉堡。用这种两者结合的方式，则可有效地阻止共军的侵入。”“这种方式对重要交通干线也能起到防护作用。例如，在京汉线两侧各10公里处，分别构筑长500公里的封锁沟，便可有效地将共军根据地隔离开来。按此方案至1942年7月止，共构筑封锁沟11 860公里，同时碉堡阵地也达到了7700个。”引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第1、2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兴隆县蓝旗营残存的当年“集团部落”基础
当年牺牲者的遗体被埋葬在蓝旗营“集团部落”旁的河滩上。当地幸存者向陈平（背朝前者）和笔者（右侧）指定地点。
在这种残酷的封锁中，日军又对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反复发动了“毁灭、扫荡、剔抉”式的作战。尽管如此，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活动，并没有因日军的扫荡而销声匿迹。为此，华北方面军则被迫做出了在长城线南侧也设置“无人区”的决定。
据当年担任冀东讨伐任务的第二十七师团步兵团团长铃木启久少将回忆，“冀东一号一期作战”后冈村大将亲自莅临驻唐山的步兵团司令部，在赞赏了此次作战取得辉煌成果的同时，他还征询了如何进一步剿灭共军残余势力的良策。对此，铃木建议要坚决消灭那些与八路军有牵连的人，同时破坏中共的地下组织。除此之外，还应采取措施将当地村民与八路军彻底隔离开来。
冈村对铃木的建议表示赞许。他返回后不久，便通过驻天津的师团司令部原田师团长，向铃木转达了华北方面军的最高意向，即将长城线南北2—4公里宽的地域设为无人地带，禁止任何人在此地带内居住或耕作，并严格限制人员通行。铃木获悉后又提出了补充意见，他认为2公里宽的隔离带较窄，应定为4公里宽。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立即批准了这一方案，并交给相关各部门实施。由此，从当年9月开始，仅用20天，便完成了该地带的“无人区化”工作（《第一联队史》）。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集中实施“三光作战”计划（2）
当年10月，铃木曾陪同原田师团长从空中视察了“无人区”，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他说：
“飞机从山海关附近的机场起飞后，机首一直指向西方，很快我们便进入了广阔森林和山区的上空，万里长城宛如一只巨大的白色蜈蚣蜿蜒起伏地展现在群山之间……不久，飞机便来到了迁安县的北部上空。此前，这一带曾是广袤的绿色森林，但如今到处可见的是红色和黑色混杂的烧毁或烧焦的痕迹……从遵化县上空俯视下方，可见到森林中有无数处被大火烧毁的斑斑痕迹。许多显然是整个村庄被焚毁后，大火蔓延烧向森林，又引发了更大的山火的迹象……这里原来有许多村庄，但现在只剩下烧光的残迹，一户完整的房屋也看不到……在此期间，日军强占了当地农民的640平方公里土地，迫使十多万无家可归的农民走上了饥寒交迫的流浪之路。有一万数千户的房屋被烧毁，其中又有200余人仅仅因为向日军投出愤怒的目光而被杀害。”（《长城线上无人区》）。
当时，铃木启久指挥下的第二联队，在完成工事之后的11月6日写的《联队史》中，曾记录了下列一组数字：
“完成封锁沟245公里，其他封锁线工事74公里……上述工事共用52天，动用劳工1 957 000人……长城无住地带有76个村庄，1235户，6454人。暂时需拆除的村庄28个，2342户，12 036人。”对于这种包括封锁沟在内的如此大规模的“无人区化”工事，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竟自鸣得意地说：“通过农民的这种无偿劳力奉献的方式……我确信，华北治安圈一定能逐渐扩大起来的。”但令人费解的却是，日军用“这种无偿劳力奉献的方式”，对那些农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1993年，九州朝日电视台在报道“无人区”的专题中，曾采访了几位原日军军官。据他们讲：“无人区”发生的事情，都是农民们自愿协助我们干的，我们什么坏事也没做过。看到他们那种大言不惭的坦然样子，不禁令人感到这些人所说的与当年那位参谋长所讲的简直是如出一辙！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防卫厅图书馆里也馆藏着一些日军当年记录有关冀东“无人区”方面的文献和资料。其中有《第一、第二联队史》、《华北回忆录》及《华北特警》等等。
（2）“无人区化”政策下的受害状况
对于“无人区”方面的情况，铃木本人也做了如下回忆：“在修筑封锁沟和炮楼时，所动用的民工已超过了60万，这给当时的农作物收获带来了巨大损失……由于华北方面军命令把长城线一带的八路军根据地都变成‘无人区’，所以当地驻军便动用武力把村民们强行赶走了。这种方式曾引起了村民们的怨恨，八路军也就利用日军的这种作法，趁势宣传起了‘三光’政策。”应该说铃木所讲的还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然而，中方调查后认为，“无人区”的实际范围比日军所记述的还要大一些。仅就长城线南北而言，“东起山海关西侧的九门口，西至赤城县的独石口，全长为850公里；北起宁城、围场，南至迁安、遵化等地，宽度为250公里；包括其中的25个县在内，无人区总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其中‘无住禁作地带’的面积为8500公里。被‘集家’的自然村有17 000多个，建成的‘人圈’（集团部落）共计2506处，被强行驱赶进‘集团部落’的村民竟高达140万人”（《又一个三光作战》）。也可以认为，上述的统计数字是中方的通用说法吧（也有的书中说，“无人区”的面积为175万平方公里）。
中方的上述说法是否有待考证暂且不论。不过，日本战败时刚晋升为中将的铃木，却在战后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阶下囚，他在军事法庭受审时的情景也已被胶片记录了下来。面对法官的询问，铃木回答道：“当时是我命令部下去执行‘三光作战’的……因为只有通过‘三光作战’才能确保日军的势力范围。联队长也是按照我的意图才对中国人施加了暴行，我所到之处都命令部下实行‘三光政策’。”（《又一个三光作战》）铃木为此受到了有罪判决，法庭指控他应对长城线以南的“无人区”及“无人区化”政策的实施负有全部责任。
庆幸的是，铃木在服刑近十年后被释放回国了。据说因他是给中方留下证言后，才允许返回乡的人，所以，此后他也以平静的生活方式渡过了余生。几年前，我会见了一位据说是当年曾给铃木当过副官的人，他告诉我说，铃木是一位沉默寡言，且又具有古代武士性格的人。
按道理说，冈村大将和原田师团长都应在“无人区”问题上负有责任。但想不到的是，铃木却将上司和属下的责任全部尽量地承担了下来。回国后，他对此既无怨言也不做任何解释，始终保持着沉默。在这点上，冈村与铃木确实有着本质的差别。另外，在比铃木级别更低的下级军官中，原承德宪兵队的木村光明也受到了有罪判决。他被指控的罪名是应对长城北侧的屠杀负有责任（在《又一个三光作战》中，因顾及本人的名誉，故而做了留姓隐名的处理。但横山光彦的《望乡》及岛村三郎的《从中国返回的战犯》著作中，在描述审判情景时，已将木村的全名公开了）。另外，在这一问题上，陈平先生曾指出：“1942年8月上旬召开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兵团长会议上，冈村宁次总司令官亲自策划部署了设置‘无人区’的具体计划。”对此，中方的调查报告中也明确地指出：制造“无人区”的最高责任者就是冈村宁次。
据说，除了长城南北地带之外，日军还在山东省与河北省西部的边境地带设置了“无人区”。对于那里的受害情况，也只能是按照每个事例进行详细调查后，才可得出结论来，而此次着重调查的只是长城线北侧一带。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集中实施“三光作战”计划（3）
在兴隆县的调查中，娄平先生说过：“在1943年至1945年的三年中，被日军屠杀或非正常死亡的就有5万人，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若将此数统计在内，那么8年间全县被杀害者则高达11万人。
在其相邻的宽城县，“在‘无人区’内遭检举者达21 750人，其中被杀害的有 13 400 人。另外，在‘人圈’（集团部落）中被冻、饿、病死的又有8500人。”（《宽城县党史资料》）据陈平统计，仅在热河省一侧，日军烧毁民房380余万间，掠夺粮食96亿斤，抢走家畜24万头。在《又一个三光作战》中，我曾介绍了“水泉沟万人坑”的情景，据说，被日军杀害后扔在那里的遗体就有46 000具。其中多数中国人是因反抗“无人区化”而被关进了承德监狱。其后，他们或在狱中遭杀害，或被押往水泉沟处死。
以上就是日军在“无人区”实行“三光作战”的部分实况。对于日军的这些暴行，中方也进行了激烈的反抗，对此笔者已在第一章中做了介绍。我认为在中方选编的文献中，其侧重点大都是记述抵抗作战的内容。其实，在日方的文献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无论是《华北治安战》也好，还是其他的回忆资料也好，以至连本书所撰写的内容中，也都大量记述了双方作战的情节。不仅日本军方，就连日本政府也深知，他们实行的“无人区化”政策遭到中国人的强烈抵抗。例如，“伪满洲国治安概况”第8号（1944年7月4日）上就登载了许多这样的内参报告：
“4—（4）、关于兴隆县内地方武装民众之状况——去年6月，与我方设置无人区的同时，敌方也做出了相应对策。他们以无人区为中心，将武器分发给了部分民众，巧妙地开展起了武装组织工作……目前，共军已在22个村庄内，设立了民兵武装自卫队，队员人数达76名……有迹象表明，这些民兵自卫队在配合共军作战的同时，将可能发展成一支地方的作战部队。”
“5—（2）、为了确保粮食供应，冀热中共迁滦丰联合县政府设立了‘对敌粮食斗争委员会’。同时，为了解决粮食不足问题，该县政府又制定了新征税法，以此来限制粮食、物资等向辖区外流出。”（外务省资料馆所藏）
虽然日本政府深知中国人进行了抵抗，但它能否理解中国人内心的感情及抵抗精神，这就值得怀疑了。可以说，这种理解上的差距不仅持续到日本的战败，而且还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不仅如此，它将继续影响着早已对战争失去了责任感的国民。
后记战争的受害与施害
归根结底，“三光”或“三光作战”这类用语是中国人命名的。它们的含义是指在日中战争（中方称为抗日战争，而对我等历史研究者来说，则可称为对华侵略战争）期间，日军对华北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有计划、有系统的“毁灭、扫荡、讨伐、肃正、剔抉”等作战的总称。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中国人一提起日中战争及日本人当年的行为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三光”及“三光”政策这类用语。不言而喻，如果当年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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