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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地狱-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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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已被赶进“人圈”的农民们，日军又以“细菌试验”等秘密手段，让他们患上传染病后大量地死去。其死因则可以说成是中国人不卫生所致。此外，每天农民们进出“人圈”都要受到军警的监视，而且每人都必须随身携带按有本人指纹的居住证以备检查。由此一来，非本地居民根本无法生活，他们的下场只能是饿死、冻死或病死。
日军对兴隆县百姓的残酷虐待行为，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15日的战败，才算最后结束。
以前兴隆县不属于热河省管辖，只是后来日军划定国境线时，才将其强制纳入到伪满洲国的版图之中。由此我认为，兴隆悲剧的起因或许就是那条西南国境线吧。虽然其他县里也有国境线，但与之不同的是，兴隆县的周围有41座1000米以上的高山，况且这里又是伪满洲国的西南偏远之地。如此良好的地理环境，正是日军进行各种军事、政治等试验的理想场所。也正因如此，他们才敢随心所欲地在兴隆进行各种试验，其中就包括细菌、毒气、气球炸弹等生化武器。总之，凡是在其他的地方不敢公开的试验项目，全都拿到兴隆来了。
铃木元之的证言中也引述了其堂兄林铁雄讲过的一句话——“其实，西南国境线一带本来就是日军频繁进行细菌战及其他项目的理想试验基地。”引自铃木元之告发安达诚太郎的资料（1953年9月26日），（1）—119—2，235，2，第21号，载于《人体试验》第250页。
由此可知，兴隆的悲剧还表明，在日中全面战争期间，凡是兴隆所试验的结果都被日军广泛应用于中国的其他战场上了。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人性破坏
西南防卫司令部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把丧失人性始终贯穿在新兵的训练之中，以此来组成一支支魔鬼部队。据《我们在中国究竟干了些什么？》中记载：
“铁拳制裁训练”并非上策，所以教官们便不断地用殴打、脚踢、掌嘴等方式来对新兵进行“自尊心制裁”。教官们故意用皮制拖鞋的底部去抽打他们，给他们的脸上留下鞋印，目的就是让新兵脸上的那种自尊和自信表情永远消失。
“新兵们都有父母。当他们降临到世间后，父母们也都倾心培养教育他们具有人性和人爱之心。但魔鬼训练营就宛如一架巨大的搅拌机，一切人性和人爱之心都统统地在这里被搅得粉碎。剩下的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躯体。当他们用刺刀杀死了绑在柱子上或者是装入口袋里的活人后，新兵们的训练科目便就此结束”。引自（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我们在中国干了些什么？》第166页。
新兵们自然不会甘心忍受这种最底层的压迫生活。一年训练后，这些已丧失了人性的士兵们便会通过压抑转移法，去面对所有的人。这就是日军保持军人心理平衡的一种魔鬼训练方式。
承德市档案局的王克君局长让我查阅了该局保存的一些日伪时期的历史资料。他说：“重要资料都送到北京的中央档案馆去了。这里现存的主要是人员花名册之类的东西，所以可能对你用处不大。”我查阅后确认，这是一些有关热河及兴隆日军的人员配置和宪兵名册的基本资料。此外资料中还夹杂着几份用日语写成的命令文件。其中清晰可辨的是，上面特意注明：“誓死不许动摇”等字迹。这反过来则证明，当年伪满洲国军中就曾发生过动摇之事。此时此刻我才理解了，当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们打出的悲壮救国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真正含义。
对于这100余册的合订本，我也只能是走马观花地翻阅一下而已。不过，我发现后面大部分是特务名册。由此可知，日军当年已在热河省建立了庞大的特务体系。这些以出卖情报为生的中国败类在各级各界乃至各村都有。为了表示忠诚，这些人不惜向日军出卖自己的同胞，甚至有人还提供出了妇女的名单。但日本投降后，这些特务汉奸都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不义之战
可以说，我在调查兴隆惨案的过程中就已明确感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战争确实是一场非正义之战。正因为如此，日本人在那场战争中所表现的也只有是颓废、残忍及丧失人性。那么有谁愿意将自己的儿子、丈夫、父亲、恋人及朋友送上这种非正义战争之路呢？又有谁愿意去屠杀那些异国他乡的无辜百姓呢？此外，那些为不义之战而死去的人果真就获得名誉了吗？他们死得其所吗？正因为他们死得毫无价值，所以活着的人们才想方设法地去弄清当年那场战争的真相。当然也有人会认为，死者至少是为国家献身的。然而，如果人们知道当年那场战争，完全是因为国家与军队的疯狂行为而引发的不义之战的话，那么人们必定会大声疾呼：“还我父亲！还我丈夫！……”
那么他们死的意义究竟何在呢？其实靖国神社就是一个蒙骗白白送死者的场所。如果那里的亡灵有知的话，他们肯定也会咬牙切齿地对此进行诅咒。我想，那些死无价值的亡灵们惟一能发出的警告就是：“抚慰我们灵魂的最好方法，首先是承认我们的死毫无价值，同时切勿再让年青一代为无益的国家权力去充当炮灰吧！”我认为，他们已经牺牲了自己的躯体，理应得到这种呼吁和平的发言权。尤其是在战后50周年的这个夏季，日本人更有义务去倾听亡者的这一忠告。
兴隆县的老人们一见到我就说：“你是相隔50年后我们所见到的第一个日本人。”我向他们表示道歉，并说是日本人在那场战争中使你们蒙受了巨大的苦难。对此，他们则回答说：“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不过，我这个日本人的道歉却令他们感到欣慰，同时他们也敞开了心扉，向我诉说起了当年的痛苦经历。
他们是那场战争的幸存者。至今，他们仍能屈指数出那些死难者的名字。而他们自己却是靠相互抚平伤口生活下来的。他们当然不会忘记那些日本鬼子的名字、面孔及声音的。对这些幸存者而言，那种痛苦的经历已深深地刻在了他们的记忆中，并将终生难忘。而如今我们能做到的，则是调查和验证那些历史事实，让更多的人铭刻在心。与当年那些持枪荷弹，未经允许便肆意闯入别人家园的日本人相比，如今的日本人则是为建立新的友谊而来。为此我衷心地希望，这份兴隆惨案的调查报告或许能为今后的日中友好尽上一份绵薄之力吧。
无论是兴隆县的老人还是年轻人，他们的目光都是那样纯朴清澈。尽管目前他们仍很贫困，但人们却都昂首挺胸地生活着。这就是当年抗日根据地的那种不屈不挠精神，而它将永远生生不息地相传下去。
邓一民主编校
石德璋校译
王建中吴云译日本军侵略中国实录（节选）
（日）“中国和平之旅”写真集编辑委员会
严密警戒与监视：上图为碉堡，下图为铁丝网。这是日军在热河制造的“无人区”。将农民全部迁出，周围围起高高的围墙。
“无人区”当年在沿万里长城，即“伪满洲国国境线”一带，有许多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这些抗日游击队不但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而且有的农民还自带武器参加了抗日队伍。日军为了切断当地老百姓与抗日游击队的接触，以防这里成为抗日后方阵地，于是就强制农民集中到“集团部落”里，即中国人称的“人圈”。村民搬走后的地方就划定为“无人区”。
这个“无人区”东起山海关西至独石口，东西长约1000公里，面积有5万平方公里。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三光作战”村
河北省丰润县潘家峪
8月9日我们考察团行程的第三天，上午7点半，大家分乘两辆大巴士离开北京的驻地，向唐山市进发了。虽说是在清早，却感到闷热。天空上笼罩着晨雾，能见度很低。
巴士开出不久，导游孙盛东先生以严肃认真的口吻说：“各位朋友注意啦！有一件事情拜托大家，我们现在去的地方是不准外国人进入的地区，这次是经特批才准许我们去的。请大家把相机关好，绝对不要拍照。”这时我们才看到前面不远处，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了一辆公安局的前导车。顿时，拿着相机想拍照中国风景的团员们感到有些失望和紧张。
公路两旁是连绵不断的玉米地，道路崎岖不平，巴士在环绕群山间的公路上摇摇晃晃地行驶了一个半小时后，终于到达了第一个目的地——潘家峪村。
在农家的小院里，葡萄架上结满了果实，好一派恬静的田园风光。谁会想到就是这么一个平凡的小山村，竟会在1941年遭到日军“三光作战”的摧残。
这是对村民进行大屠杀时地主住宅的遗址（这不是战争当时的原样，战后已修复。）
发生大屠杀时地主居宅的进口张凤云先生的证言（1927年出生）日本兵追杀村民时用刺刀刺在门扇上的遗痕——用手指的人就是张凤云
迎接考察团的是幸存者张凤云先生，现年64岁。当年他家共有11口人，被日军杀害的有7口，其中包括他的祖父母、兄、弟、妹妹等。现在他和妻子及四儿子一起过日子。
据张先生介绍，1941年1月24日深夜，日军突然包围了潘家峪村，天还未亮时，就把村民们赶到村旁的一处池塘里集中起来。因为是冬天，池水已经结了很厚的冰，人再多也掉不下去。这时，日军便向村民审问起了抗日游击队的情况。因审问无结果，日军一怒之下，从人群中拽出几个人立即就枪杀了他们。
此后，日军又将村民驱赶到位于村中央的地主大院里，先把已准备好的干草、松枝等易燃品倒上汽油点燃。随后，站在院墙上的日本兵一齐向院内射击，大部分村民无处可逃当场牺牲。只有少部分村民从大院里冲出去，和日军展开了搏斗，最后也都被日军枪杀或刺死，院里院外村民的血流成了河。
天刚亮，日军再次开始扫荡村庄，这次敌人抓了约30名老人和孩子，带到离地主家不远处的一个山坡上，用刺刀挑死后，把全部尸体扔下山坡。当天，牺牲的村民人数竟高达1230人！
向访华团介绍大屠杀情况的张凤云先生
29人借助逃生的粮仓
因张先生当时只有13岁，正好倒在被杀的村民身体下面才幸免于难。其他幸存者中，有的是从被手榴弹炸开墙的豁口中逃生的；另有29人则是躲在未被点燃的粮食仓里，才奇迹般地生存下来了。包括他们在内，此次大屠杀的幸存者共有百人左右。当时这座地主家院落已被烧得残垣断壁，面目全非。而现在的房屋和院落是后来重建的。惨案已经过去50年了，在此期间，也曾有几个日本团体到这里考察过，因张先生是幸存者之一，且又口齿清晰，故每次都由他担任讲解。他说：“死者中还包括30名儿童和35名怀孕的妇女，在村内全家被害的有33户。就在日军撤离的当晚，八路军便赶到了这里。请看，纪念馆里挂着的照片，就是当时拍摄下来的。”随后张先生又接着说：“我们坚决反对的是日本军国主义，但对来自遥远的日本朋友能前来考察则表示衷心的感谢。”
远远地围着在看访华团的当地人
这些日本教师听了张先生热情而又意味深长的解说，顿时陷入了一片沉思之中。
张先生现场解说之后，又领我们参观了设在村口处的祭祀牺牲者的祠堂和阶级教育展览馆。那里的所见所闻，再次证实了张先生刚才讲解的内容。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纸制牌位
祠堂和阶级教育展览馆都在“潘家峪革命纪念馆”的同一处宅院里。步入正门二三十米的地方是祠堂，进入室内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写着小字的纸制的“牌位”。“这里记录的都是被害者及其家属的名字，”张先生介绍说。这是一座进深5米、宽20米左右的长方形庙宇，正前面的墙壁上镶着玻璃框，里面贴着牌位。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女儿云头5岁，女儿石头7岁，女儿百头10岁，儿秀弟16岁，儿秀志20岁，潘印元50岁，妻刘氏51岁等人的名字。从年龄上推测可知，这是从双亲到5个孩子共计7口人全部被害的一家。据介绍，全村中像这种全家遭灭绝的共有33户。当团员们沿着墙壁转着观看牌位上的那些死难者的名字时，不知谁喊了一声：“唉！太残酷了！”供着牺牲者的祠堂
在祠堂内解说的张先生
照片作证
大家献花、默哀后又走进了旁边的阶级教育展览馆。在这里大家的心灵又一次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因为刚才幸存者张先生所诉说的内容，都通过照片又活生生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成摞的烧焦了的牺牲者的尸体（阶级教育展览馆里陈列，拍照的不清楚。）
烧焦了的尸体（阶级教育展览馆）
在大屠杀现场逃生的村民及其被烧断的手指
这是被砍了头的牺牲者正如张先生所介绍过的那样，照片中的地点确实就是那座当年的地主宅院。陈列的照片分别记录着被烧毁的房子，烧焦的尸体摞成了堆，一位经过救助奇迹般生还的幸存者伸出他那已失去指头的双手，以及残留着大块伤疤的头像等等。其中还有一张记录的是，几位村民正在尸体堆中辨认自己的亲人，而一位少年却站在那里茫然若失……看到这些惨不忍睹的场面，大家的心灵又一次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这些都是惨案发生后，急忙赶来的八路军摄影班拍下的镜头。
馆内的简介列出了此次惨案的下列一组数据：
时间：1941年1月24日。
户数：（屠杀前）241户。
人口：（屠杀前）1537人。
被杀害人数：1230人（占总人口的80％）。
全家灭绝户：33户（占总户数的137％）。
在大屠杀现场，把亲骨肉的遗体指给孩子们看。（据唐山市党史部门调查，此次惨案制造者为驻丰润县日军顾问佐佐木二郎指挥的日伪军千余人，除集体杀害1230人以外，还烧毁房屋1100多间，抢走全村的粮食和衣物——主编校。）
从1937年发生卢沟桥事变以后，日军便趁势占领了冀东一带，其后又多次对潘家峪进行扫荡，但每次都遇到反击而败北。因此，大屠杀就在那里发生了。
位于唐山市的北部，有一条山沟，其两侧是东西走向的低矮山脉，走到沟的尽头有个小山村，这就是潘家峪。日军为了长期占领这个地方，在山顶上筑起两座炮楼。据导游夏晓南先生（东大留学生，和平之旅的随行翻译）介绍，至今山顶上仍保留着炮楼的残迹。
那么，日军为何非要血洗潘家峪呢？归根到底就是侵华日军面对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且又军民不分、敌我不清的中国大陆深感举足无措，宛如陷入了一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便采取“三光”政策来达到其战争的目的。虽说这也彻底暴露了其侵略战争的弱点，但中国人民也毕竟为此蒙受了巨大的灾难。
团员们冒着酷暑进行了连续访察，为了访问下一站，大家又乘车踏上了去潘家戴庄的旅途。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河北省滦南县潘家戴庄
考察团从潘家峪返回唐山市的驻地，用过午餐并稍事休息后，又奔赴距离唐山约50公里的潘家戴庄。这里是战后日本人首次到过的地方。公路两旁是排列整齐且又延续不断的白杨树，两边的玉米地一望无际，而且很多苞米也已抽穗。
向纪念馆敬献花圈的永井团长（左）和林副团长（右）
大巴士离开了铺设平整的公路后又进入了乡间小道，很快就驶进了一个小村庄里。这个村的农舍都是砖瓦房，而且排列有序，完全是典型的中国农村景象。
两辆巴士停在由白杨树围起来的纪念公园旁边，蝉在白杨树上鸣叫，声音清新而流畅，震动耳鼓。
村长周德知、幸存者周树恩先生（79岁）和李庆有先生等有关人士已在这里迎接考察团。看到考察团进村后，村民们便络绎不绝地围拢了过来，从老到幼约有数百人之多。
1942年数百名日本兵包围了这个村庄，将村民集中起来杀害，埋在一个大坑里，被杀害的村民有1280人。1956年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时，有这方面的详细审判记录。
公园面积有3500平方米，长50米，宽70米左右。中央建有死难者纪念塔，塔后有一个长方形的埋葬坑，埋葬着约750人左右的受害者。右侧有一个近似正方形的埋葬坑，埋葬着约有350名受害者。左侧是一处遗骨墓，埋着战后挖掘出来的受害者遗骨。
访华团成员在纪念碑前默哀
周树恩先生的证言（1911年生人）
向访华团介绍情况的周树恩先生
考察团首先向纪念塔敬献了花圈并致哀。当年31岁的周树恩先生，在被日军打得奄奄一息后，却又奇迹般的生还了。他说，现在脊背上仍残留着疤痕。现将其证言归纳如下：
那是1942年的12月5日，天还没亮，也就是四五点钟左右，日军从距离15公里和30公里以外的两处驻地包围过来，目的就是搜捕八路军。但此时的八路军早已撤退了。
日军问村民：“八路军上哪去了？”村民回答说：“不知道。”于是日军便对村民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又是枪杀，又是活埋。等到把男人杀光后，又把妇女们用绳索捆起来和小孩子一起活埋了。光是从母亲怀抱里夺走活活摔死的就有30个孩子。
一个日本鬼子问我：“八路军去哪里啦？”我说：“不知道。”于是他们就用棍棒打，连追带打掉到大沟里，我便失去了知觉。日本鬼子走后我才发现后背被打烂了，伤愈后结成大片疤痕。周先生说着就脱下上衣，让大家看了伤疤。从右边的肩胛骨到侧腹，瘢痕累累。因为周先生说话的语气看上去很平淡，团员们的心境也就像听故事似的，但一看到这位老人身上的大片伤疤时，大家立刻惊呆了。有几位女教师虽极力控制着感情，但还是两眼通红。团员们觉得在战争时期恐怕无法得到像样的治疗吧！夏晓南翻译说：“他右胳膊向上举不起来。”趁周先生一动不动地向人们展示伤痕时，团员们纷纷按下了手中照相机的快门。此后，不知谁说了一句“好啦，就到这里吧”，大家方才作罢。
现将李庆有和周树恩的证言中的一组数据统计如下：
时间：1942年12月5日（审判战犯记录上是“12月28日”）。
周先生脱掉上衣让大家看他身上的疤痕
为迎接访华团参观考察而聚集起来的村民想起当年悲惨情况而伤心的周先生
人口：（当时）1765人。
户数：（当时）375户。
牺牲者：1280人（占人口总数的75％）。
幸存者：503人（包括受伤者）。
全家被害：27户。
寡妇人家：25户。
（据唐山市党史部门调查，此惨案发生在12月5日，当时有30名婴儿被摔死，60名孕妇被剖腹，27户被杀绝，31户只剩下孤儿寡母，烧毁房屋1030间。死难者占总人口数应为725％。制造此次惨案的日军为第二十七步兵团骑兵队长铃木信——主编校。）
来犯的日本兵200人至300人。
现在村里约有1600人，尚未恢复到当年的人数。
随后周树恩又讲了他家被害的情况：当时他全家共12口人，其中父亲、弟弟夫妇和他们的孩子被杀害了6口……这时，团员中有人问：“请把这6口人详细说说。”稍待片刻后，周先生说：“实际上我的妻子也……”“那么现在家里的女人是……”又有人叮问。周先生一时语塞。夏翻译说：“听说他的前妻也是那次被害的，现在的老伴是后妻，两个人在亲戚的帮忙下生活着。”
周树恩1956年在东北沈阳市审判日本战犯时曾出庭做过证人，为追究铃木启久少将（第二十七步兵团团长）的战争责任做了证言（摄影编辑委员会在回国后作了调查，验证当时审判记录的胶卷中收录有周先生脊背上伤疤的照相底片和证言的记录）。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李庆有先生的证言
（1916年出生）
周树恩作证之后，接着李庆有又做了证言。李庆有当时全家6口人，父亲、母亲、妹妹、弟弟4人被害。所谈内容大致如下。
我被枪击打后意识不清，意识清醒后便乘隙逃脱了。当时，日军挖了个长30米、宽2至3米、深2米的坑，将750人埋在里面，有的是活埋的，有的是被杀害后埋的。此外在一个长6米、宽3米、深2米的坑里又埋掉530人。最后又把挖坑的20多人也杀害了。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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