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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纳粹亲历第三帝国末日-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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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车上没有毯子可以裹住那几具血淋淋的头，我面朝下躺在煤灰里，不停地咳嗽和呕吐。最后，大概有10～12个士兵被抛到马车上，而且其中至少有5个已经死了。除了迪特，另外两个似乎没有生还的迹象，他们身上没有伤处，但是面部肌肉已经僵硬了。
现在，我的胃因为呕吐已经彻底空了，这时我已经不那么恶心了，但是仍然控制不住神经，我的身体在颤抖。无论多远处传来的枪声，都能吓我一跳。受伤的士兵被送到当地的客栈，那里已经被临时改建成急救所，死亡的士兵在确定身份后被运到墓地埋掉。
迪特死了，一路上我对着迪特的尸体不断重复着“再见”。
再见？
在哪里再见呢？
迪特的死惟一能让人感到安慰的是，他死前没有受太多的折磨。在天堂里，这些死者的伤口会复原吗？
那个被炸得面目全非的死者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恐怖的场面，据说，他死之前正预备投出一枚手榴弹，但是略微迟疑了一下，结果手榴弹在他脸上炸开了花。有人甚至说：“这就是懦夫的下场！”不过，我并不相信。
我后来听说，苏联人发射的是冲击燃烧弹，我宁可相信，他的脸是被这种冲击燃烧弹炸烂的。
我又惊又怕，死亡比我的想像更可怖而且离我更近，我觉得自己落入了恐惧的深渊中。我的一个战友后来告诉我，我当时看起来毫无生气，但是他看到我手臂的肌肉在抽搐，而且我还在呼吸。当时他很怀疑我是否还活着。
我躺在客栈的地板上，已经没有气力呻吟或者抱怨，但是我能感到身体的痛楚，也意识到周围有很多呻吟的人。我控制不住自己发抖的身体，地板很冰冷，一开始没有毛毯，没有任何保暖的东西可以减缓我们的痛苦。客栈里甚至没有任何止痛药，能够提供的只有装在杯子里的水，有人绝望地喊着救命。
客栈的人告诉我们，医生很快就来了，但是，他一直没赶到。
我们被装上一辆铺着稻草的卡车，转移到一家大的急救医院。那时，我的腿已经僵硬了，而且变青了。有人说，我可能不得不做截肢手术。我们到达了那家大的急救医院，这里条件稍为好些，有一点药，不过仍然没有医生，麻醉剂也用完了。我还记得，当他们为我清理伤口的时候，我又一次感到了钻心的疼痛，为了让我不尖叫起来，负责清理伤口的医护人员把皮带塞到我嘴里，他说：“如果觉得疼，你就咬皮带吧！”
一个伤员为我点燃了一支烟，我抽了几口，觉得伤口好像不那么痛了。因为咬住皮带，我的嘴唇有些破了，于是一支接着一支不停地抽烟，直到最后不省人事。几个小时后，旁人告诉我，医护人员拿走了我最后一支烟。如果当时那支烟掉进草垛里，可能我早就被烧死了，那人还数了数我扔在地上的烟头，我一共抽了17支烟。
那个帮我点烟的伤员只是上臂受了点轻伤，他是一个机灵的家伙，爱小偷小摸。他后来甚至为我搞到些荷兰产杜松子酒，我抱着酒瓶就开始喝，酒大大减轻了我的痛楚。这酒相当烈，我的喉咙似乎烧着了，但是我还是吞了几大口酒。然后，我深深地吸了几口气，酒精和尼古丁的混合作用似乎削弱了伤口那绵绵无尽的疼痛。
好多天来，我头一次读到了报纸，那是一份《西里西亚日报》。我还清楚地记得，报纸上刊登了一则粗体字通告：现在，不仅是逃跑者会受到死刑的处罚，就连行动中不遵守命令的士兵也会被处以极刑。
这份报纸还引用了希特勒最近一次演讲的部分内容，在演讲中再次强调了他的信念，他认为是上帝的保佑，让他逃过了1944年7月20日的暗杀行动，因此，他将带领德国获得胜利。他鼓励所有德国人，加强抵抗的决心，坚定地完成各自的使命。
希特勒又一次在显著位置提出：每一个有战斗力的德国人都要投入战斗，只有这样，伟大的德国才能取得决胜。我现在躺在一堆伤员中，之前已经接受了战火的洗礼，我觉得自己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在希特勒的演说中，他提到，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人。尽管我当时知道，苏军距离柏林只有几百公里远，但是我丝毫没有想到战争的总体局势已经急转直下了。
第一滴血（6）
报上另外一条消息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克勒敦托弗是附近的一个村子，我们家以前就住在那附近，当地有个用甘蔗榨糖的糖浆厂。我的父母认识糖浆厂的厂长和当地的纳粹党官员（其中包括该选区的政党候选人保罗·格鲁克尔）。我惊讶地了解到，格鲁克尔被处死了。据报纸新闻报道，他不仅没有组织村里的男人进行抵抗，反而逃离了克勒敦托弗。他后来被搜出来，当场被打死了。一个我认识的人被处死了，我又开始发抖了。
报纸上还登了一系列关于死刑的报道，这无疑能够震慑那些企图退缩的人。除了格鲁克尔，我并不认识其他被处死的人，但是我也注意到，在处死的人中，并非只有格鲁克尔才在党内担任高级职务。希特勒曾经的追随者在战争的最关键时刻却背叛了他，这是多么令人叹息的一件事啊。现在最需要所有人齐心协力地为扭转战争局势而战斗。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我觉得这种所谓的警戒措施坚定了我的决心。
几天以后，一趟火车来送我们去德累斯顿。当时的德累斯顿城已经成为了收容伤兵的“大医院”，在空袭不断的时期，这里相对要安全些。我们开始放心了，这里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可以安心养伤了。那些修女还留在原地，我在救护站结识的战友也留下了，他的伤不严重，不需要做手术，用不了一周时间就能痊愈，他还得再次回到前线参加战斗。
我们中只有不到30人被转移到后方，随行的有一个初级战地医生和三四个年长的医护人员。当然，留下来的还有那些死亡的战友和奄奄一息的伤员。我们离开的这批人怀揣着一丝希望。德累斯顿有“德国的佛罗伦萨”之称，我对这座城市最早的记忆是在孩提时代，我曾经搭乘火车到那里旅行过两三次。我曾经在德累斯顿过个一个周末，那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德累斯顿的学校和其他公共设施都被征用做了临时急救医院，数以千计的难民聚集在这里。在2月13日和14日盟军的连续空袭轰炸中，炸弹引起的大火包围了整座城市，至少杀死了3万名无辜市民。盟军对德累斯顿城的连续疯狂轰炸载入了史册，成为了盟军对德国复仇行动的见证。
2月13日和14日对莱曼家族来说却是值得纪念的幸存日。我们差点也葬身德累斯顿城的火海中了，值得幸庆的是，我们一家子都逃过了这一劫。轰炸开始前，我本来是在德累斯顿城养伤，正在中央火车站候车，等待搭乘军事医院的列车，转到一所学校临时改建的医院。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我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们都在德累斯顿，而且就在我候车的时候，他们也在同一个车站，他们是随着难民的大部队逃到德累斯顿来的。更凑巧的是，父亲也辗转来到了德累斯顿，他是为了执行电台的一项秘密任务（不过他从未提过任务的具体内容），他被困在火海中，但是活了下来。
1945年2月12日，当那趟军事医院的列车抵达德累斯顿中央火车站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和家人近在咫尺。我们要搭乘火车去那所学校，学校已经被改建成临时急救医院了——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做法。据通知，我们将前往的这所学校已经暂时收容了一群从东面逃来的难民。很多难民上年纪了，或者已经病重，不适宜再次迁移。我们需要到另外的地方安顿，这样，装载我们的军事医院列车无法开走，我们必须等待新的指示。但是，没有人知道谁会发出新的指示，我们的医护人员开始烦躁不安，我们的供给快耗尽了，我们饥肠辘辘，但是缺少食物。呆在火车上的人们开始绝望了，我们中绝大多数人身受重伤，车厢里充斥着痛苦的呻吟声和怨气冲天的叫骂声。
更糟糕的是，一些经过长途艰苦跋涉的难民被允许住进了我们已经拥挤不堪的车厢。在这批难民中，有两个失去了母亲的小男孩和一个年轻的孕妇，她痛苦不堪，似乎快要生孩子了。医护军士长惶然无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每说一句话，都以“糟糕透了”开头。
“糟糕透了，我们没水了。”
“糟糕透了，我们的食物吃光了。”
“糟糕透了，我的上帝啊，这些孩子没有母亲了。”
“糟糕透了，这女的快生了。”
糟糕！太糟糕！糟糕透了！他那嘶哑而粗暴的声音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我们的医生什么时候才会回来？我们猜测，他或许还在城里与纳粹党或军队的官员一道，寻找适合安置我们的地方，或许再搭建一所军事急救医院。我们在拥挤的车厢中逗留了太长的时间，我们绝大多数人深受伤痛的煎熬，毫无进展的处境让我们有些气馁。我们快没水了，餐车早就关门停业了。就在我们迫切期盼医疗供给的时候，我们的军士长却在那里重复“糟糕透顶”的总结性用词。
其实，军士长既希望给我们更好的照顾，又希望帮助那几个可怜的孩子。他把那位孕妇移送到另外一列车厢，那里有张小床，是一名刚刚死去的士兵腾出来的，一些当地消防站的孩子来收拾了他的尸体。据说，那名士兵死前伤口已经腐烂了。
最后，一名医护人员按捺不住，他决定自己采取行动，他离开火车，向我们保证一定回来。他的离去让我感到不安，我觉得自己被抛弃了。他离开的时间越久，我的这种感觉就越强烈。那天深夜，他终于回来了，安慰我们说，很快就会有水和食物了。2月13日一大早，天还没有亮，我们就被车厢的晃动摇醒了，火车终于出发了，车厢的颠簸让我们的痛楚明显加剧了。
第一滴血（7）
那位医护人员解释说，我们的火车还挂了另外一列军事医院列车。由于敌机的轰炸，那列火车的机头坏掉了，也可能是被火烧毁了，结果所有车厢的伤病员都被困住了。由于他们的车厢挂在了我们的车后，火车经常前移或倒退，猛然间的牵引和拖拉影响了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伤势。只要火车震动或急刹车，车厢里就是一片骂声。
最后，所有的车厢都挂好了，医生也回来了。我们被转移到德累斯顿郊外的一个铁路枢纽站，离城大约有15～20公里远。我们得知了火车前进的方向，或多或少地有些不安。火车正开往开姆尼斯，那里是一座工业城市，一直是盟军轰炸的空袭目标，但是事实上，这次转移却把我们所有人救出了火海。
在火车朝南开出大约20公里后，我彻底醒过来了，而且清楚地听到持续不绝的空袭警报声，警告市民敌人的飞机正在逼近。
“那是不可能的！”车上的一个伤员高喊着，“他们不能轰炸德累斯顿！”
“可能是苏军！声音是从东面传来的。”另外一个人补充说。
但是我以为，“他们在袭击德累斯顿之前一定会先炸掉布雷斯劳。”
“布雷斯劳没准已经是一片废墟了。”
“我可不希望那样，我有好多同学还留在布雷斯劳呢！”
我焦急地聆听着，觉得自己身上的肌肉也绷紧了。很快，远处一片飞机引擎的嗡嗡声很快变成了让人颤抖的轰炸声。我几乎可以想像得出，德累斯顿城上空一定布满了敌机组成的方阵，同时，我还听到一些高速飞行的飞机交错飞行时发出的声音。我们猜想，德国战斗机一定已经起飞了，正在空中顽强地抗击敌人的进攻，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看到飞机的迹象，也没有听到交火的声音。我注意到空中有无数亮点，有些亮点甚至组成了小圣诞树的图案，这些亮点正从空中落下来，几乎照亮了小半块天空。有一些亮点在落地前就熄灭了，地上有零星的火花。他们投放的是燃烧弹吗？
突然间，我听到了“噗噗噗”的声音。但是这些响声并没有加强，反而逐渐消失了。为什么没有阻击敌机的火力攻击呢？天空中不断有炸弹投落下来。我觉得，我们所处的地方离被炸的中心地带不超过20公里，或者距离还要更近些。天上到底有多少架敌机？忽然，从几个方向传来“嗞嗞”的声音，打破了轰炸机的咆哮声。
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地面上并没有太多爆炸引起的冲击和震荡。我并不知道，这些燃烧弹并不会像破坏弹一样爆炸，而是像火焰喷射器一样，遇到强力冲击才会引燃。我们车厢里另外一个伤员可以透过窗户看到外面，他不断地大叫着：“燃烧弹！燃烧弹！”
这时，已经快深夜11点了。透过车厢脏乎乎、模糊不清的玻璃往外看，前方的天空似乎都烧红了。我们一直呆在火车上，完全体会不到火光冲天、热浪炙人的情景，但是，透过我旁边的小窗户，我看到无数火舌腾空而起，伴随着阵阵盘旋升空的浓烟。毫无疑问，那座美丽的城市，那座我们以为安全而且挤满了难民的城市正在被煎熬，渐渐消失在烈火中。我被火海的景象震住了，那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恐惧——被烧死。我相信，烈火能给人造成最大程度的痛楚。那座城市现在变成了一座熊熊燃烧的大火炉，烧焦了活着的人，让他们在化为灰烬之前备受煎熬。我如果在那时知道父亲也在那个炼狱的话，我一定会痛苦不堪的。
火灾引起的爆炸震颤着大地，我即使躺在床上，也能感到地面的摇晃。火海四处蔓延，很快就逼近我们所在的地点，这让我益发害怕了。我们的火车为什么还不开走？敌人有没有伤亡？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个巨大的火球从空中直冲地面撞来。那是被击落的敌机吗？对方会有好几百架飞机吗？
恐惧占据了我的心灵，我坚持向外观望着，但是车厢里的其他人打算冲出去。一些能够走动的伤员从床上爬了起来，打开车厢门走了出去，没有人阻止他们，他们跑到开阔地带，扑倒在泥地里。有好几个人浑身站满了泥巴，手上还不停找可以掩护的东西。几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在第二次袭击开始前，我的同伴回来了。值得幸庆的是，火势没有蔓延到车厢，而且敌机没有击中我们的火车。
第四章 初恋
初恋（1）
两天以后我们终于到达了塞耶河畔的霍夫，到达后最严重的事情是如何离开这列火车。我们得知，当地市中心的一所小学被改造成了紧急军事医院，我们将被送到那里接受紧急看护。当我们到达时，学校里一间教室腾空，老人们将学校的长椅子集中到走廊上，我们在等候的时候就有了坐的地方。走廊上不时传来痛苦的尖叫声，阵阵穿堂而过的冷风引得等候者喋喋不休地咒骂和抱怨，我们都冻得直打哆嗦。我们首先被要求脱去外套，这让我们感到很尴尬，尤其还要面对年轻的护士。我被直接送到了临时凑合成的手术室里，后来我一点都不记得手术的经过了，但是，医疗队显然已经到达了，因为他们在手术中给我用了麻药。
我苏醒过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检查我的腿还在不在。还好，医生没有把它切掉，只是清除了肌肉里的榴弹碎片。一个年轻的红十字护士在病房里做自我介绍：“早上好，我是安妮·玛利亚修女。”她穿着蓝条长裙，戴着一条白围裙，手中端着一壶咖啡和一盘切好片的面包，面包上还涂着果酱。她从一个伤员身边走到另一个伤员身边。
当她走到我身边时，我伸手拿了一杯咖啡，双手控制不住地颤抖着。
“不来点面包吗？”她亲切地问我。
做完手术后，我仍然没有胃口，“不用，谢谢了。”我回答说，不小心洒了一些咖啡。
她深深地望着我的眼睛，问道：“你多大了？”
“16岁。”
她抚摸着我的头，我感到阵阵的温暖。
我想我是在恋爱了。
我所在的病房是教室改建成的，安了16张病床，显得十分拥挤。负责我们病房的NCO士兵都很喜欢安妮·玛利亚，似乎我们病房里的所有人都爱上了她。安妮·玛利亚19岁，长得很漂亮，无论她和其他护士遇到多大的困难，她总是非常体贴，非常富有同情心。
其实大多数护士都长得很漂亮，其中一个更是美得像个妖精，有着修长的双腿，很爱和士兵们调情，另外一个护士在不当班的时候总爱穿一件非常紧身的毛衣，胸部丰满地高耸着，诱惑着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但是，我最渴望见到的还是安妮·玛利亚，从看见她的第一天起，我就深深地爱上了她。慢慢地，她似乎也更多地注意到了我，有时候无意间碰我一下，用深情的目光望着我，或者对我说上几句悄悄话，声音低得只有我能听到。这些都让我感到喜悦无比，不过，有时候我也会感到局促不安和尴尬。
做完手术一周后，我不得不听从医生的指示，在床上躺着静养，只能用便盆方便。安妮·玛利亚当班的时候，我尽量不提出用便盆的要求。终于，我恢复得差不多了，医生允许我到楼下的卫生间上厕所。那天晚上，我穿上了自己的裤子，和病房的战友借了一件制服外套（我自己的那件可能忘在火车上了）。尽管我的腿在刚开始走路的时候还很痛，但是我还是忍着痛走到学校的操场上，呼吸着新鲜空气。
第二天一早，我兴奋地告诉安妮·玛利亚，我能自己走动了。
安妮·玛利亚起先以为我在骗她，于是我约她晚上和我一道出去走走。那天晚上，安妮·玛利亚交完班后来找我，我没有食言，我们一直走到塞耶河边。这条河成为了“我们”的小河，我还为此做了好几首新诗，突然间，我再次找到了创作的冲动。我们的“远足”成为了晚间的固定节目，我回病房的时间越来越晚了，直到一天早上，NCO的主管直截了当地责备安妮·玛利亚：“你怎么能和一个孩子混在一起呢？”
安妮·玛利亚的脸一下就红了，她一言不发，我感到羞愧而气愤，不过也没有说一句话。
病房的其他人也不赞同一个孩子和活泼的年轻女性恋爱。我们病房几乎所有人都被安妮·玛利亚的美貌吸引了。NCO的主管一定向安妮·玛利亚的上级汇报了这件事，因为我接到命令，在没得到许可的情况下不得离开医院。安妮·玛利亚受到了严厉的责骂，她后来向我转述的时候，忍不住哭了起来。
我气不打一处来，立刻跑去找NCO的主管，当着一屋子的人大声地说：“我还没年轻到不够去死的资格！”
“但是你还太年轻，不够结婚的资格！”他回答说。
他说得对吗？虽然我只有16岁，但是我是一个士兵。我在战场上受过伤，在来这家医院的路上又再次负伤。我抽烟，喝酒，而且我能控制住自己，不会喝醉了闹事——这已经经过了几次的验证。我还需要做什么来证明自己是个成年人？无论对方的级别是不是比我高，他都没有资格限制我和护士的交往，更何况，这位护士也在为帝国效忠。如果我想娶安妮·玛利亚，而且她愿意成为我的妻子，为什么我们还非得等到我年满18岁呢？我是否有机会活到那时候还是个问题。
很快我就要回到前线了，我能生还的机会很渺茫。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应该有一个后代，我不仅要用戎马生涯来证明自己人生的意义，而且还要延续生命传宗接代。安妮·玛利亚也想为我生一个孩子，我想她的这种想法是出于对我的爱和对帝国的忠诚。
即使我很快在战争中死去，但至少我的血脉在孩子身上得到了延续。我充满激情地写作，我强烈地渴望在生命的长河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我的描述中，生命的长河中流淌着倒下士兵的鲜血，或许有一天我的血液也将汇流到这条长河中。安妮·玛利亚被我的文章深深打动了，在为帝国和元首奉献出我们的生命之前，我们两人都愿意享受片刻属于自己的时间。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在成就伟大事业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属于国家，我们不是为了自己在生活，我们是在为了祖国而生存。
初恋（2）
一天，一个高级军官来到医院，我们得到指令准备迎接他的检阅。这位高级军官来了以后，称呼我们为“同志”，这让我们很感动。他说道，我们的英勇行为值得赞许，他代表元首给我们颁发奖章，我也是接受奖章的人之一。库茨克后来找到我，他下令除了颁发黑色光荣负伤的奖章之外，还要颁发一枚铁十字勋章（二等功）给我。我高兴极了，现在我是一名少年英雄了。
从那以后，同病房的人对我客气了许多。我还是青年团少年班的成员，但是经常被人称为那个戴着铁十字勋章的“勇敢孩子”。
现在，我几乎完全康复了，是时候回到前线了。当时，我仍然坚定不移地要为元首和帝国奉献一切，重返前线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而且，因为和安妮·玛利亚的恋爱事件，我更加迫不及待地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一个真正的男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新伤员被送到这家医院。医生仍然认真对待每个病人，但是面对周遭的苦楚和不幸，他也忍不住越来越多地在公开场合谴责这场“可恶的战争”。
“他最好小心点，如果纳粹党官员听见他的牢骚，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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