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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氏三兄弟-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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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什么办法能增加财政收入呢？毛泽民通过调查，了解到有些单位设有小金库，一些本该上交财政的款项被截留在小金库里，供非法开支使用。这个漏洞可不小。比如治安、司法机关的赃物变卖款、军事机关粮物服处出售马尾等物的款子，数额就不少。可是这些款项，过去谁也别想收到财政来。毛泽民下决心捅这个马蜂窝，解决这个问题。
一天， 他决定召开政府部门财经会议，专门讲座开源节流问题，要求治安、司法和军事机关粮服处的管理人员也必须按时到会。会上，他先说明了当前的财经形势，要求各部门都必须大力增产节约，并宣布事先拟定的各部门增产节约指标。轮到公安，司法和军事机关粮服处三个部门时，到会的这三个部门的代表都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事情根本就与他们无关。他们振振有词地表示没有什么增产节约的门路。
毛泽民开会的目的，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三个部门的小金库，哪会轻易放过他们！他胸有成竹地笑笑，说：“话不能这么说吧。据我们所知，你们司法机关有一笔赃物变卖款；治安机关也有一笔违章罚没款。至于粮服处嘛，你们那里有2万头运输骆驼，每年可产驼毛5万斤，军马剪下的马鬃、马尾就有5千多斤。仅这两项的价值，就比我们提出的增产节约指标多得多。”
停了停，毛泽民又说：“这样吧，如果你们心中没有底，我们财政厅可以派人帮助查一查，算一算！”
参加会议的其他部门人员听了，禁不住发出会心的笑声。是啊，这三个部门是地头蛇，平时作威作福，没人敢说半个不字，他们有小金库，都是公开的秘密，只不过无人敢提罢了。现在周厅长当着众人的面在太岁头上动土，谁不高兴？
司法、治安和粮服处参加会议的代表，知道周厅长已经摸着了自己的底细，一时也不敢整账，连忙表示不必麻烦财政厅，回去以后马上清理账目，如数上交。事后都说：“周厅长好厉害！”
毛泽民狠命的“三板斧”，“砍”出了新疆财政经济的新局面，原来一片混乱的财经秩序，被治理得井然有序。
另外毛泽民还非常重视人才。1938年5月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收到了毛泽民写来的一封信。这封信是4月18日写的，实际上是毛泽民就新疆的财经状况及自己的工作情况和整顿新疆财经工作计划给毛泽东和洛甫的报告。信的末尾，毛泽民请求：“设法给我十个党的干部（赖祖烈、高登榜、郑亦胜三人必须调来），因金矿、银砂、海关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才能很快转变，起得作用。”
毛泽民在信中点名要的3个人，都是苏区时期党培养的财经人才。赖祖烈是福建永定县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闽西工农银行营业科长、苏维埃国家银行福建分行行长、赣南军区供给部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被分配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毛泽民与他是老战友了。半年前，毛泽民从上海返回西安时曾与他巧遇，合影留念，还委托他代为安置自己在湖南韶山的女儿远志去延安。郑亦胜也是福建人，当年在瑞金时是红军大学供给班的20名学员之一，曾经听过毛泽民讲课，1932年4月还跟着毛泽民到漳州前线筹款。他一向视毛泽民为自己的老师。毛泽民也十分喜爱这个得意的“学生”。高登榜，就是那位在延安任国民经济部工矿科的科长。
毛泽东看完弟弟的来信，甚为满意。他知道弟弟肩上担子的沉重和对人才的渴望。便提笔批示：“请陈云同志替办，财政事情第一重要，不但那里好，将来也大有助于我们。”
陈云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也十分理解和支持毛泽民的请求。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他很快选调了一批干部入疆工作，包括毛泽民点名要的3人在内。他们临离开延安之前，陈云接见他们，对郑亦胜说：“你的老师在新疆等你，你去找他就行了。”
1939年2月，这些人到达新疆后，都分别在省、地、县财政部门担负着重要的工作。同年5月中旬，中央又派出由彭加伦和陈坦带队的25名青年共产党员入疆，大多分在教育战线工作，其中有女青年朱旦华。
毛泽民到新疆不到两年时间，财政收支平衡，所欠外债也基本还清。全疆的物价平衡，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卫生等行各业，都开始显出生机。
第十九章 天山雄鹰工作是美丽的人生
毛泽民原是要去苏联治病的，留在新疆后，没日没夜地工作，使胃病越来越严重，哮喘病也不时发作，同时还得了心脏病。他每天的饭量越来越少，身体越来越虚弱。1939年5月间，组织上给了他8个月的假，让他去苏联养病，这时与他同枕而眠的妻子钱希钧没能一起同行。看来，他们间的思想已出现了裂隙。
毛泽民在苏联休息治疗8个月后，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但当时采取的是保守疗法，胃病并没有得到根治。1940年初，他又回到了新疆。离开莫斯科时，刚好老熟人杨至成也要经东北回延安。杨至成看他气色仍不太好，劝他也从东北回延安。毛泽民婉言谢绝，执意回到了他所深深热爱的新疆。
毛泽民赴苏期间，新疆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原中共代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邓发已经回到延安，由陈潭秋接替邓发的职务。毛泽民的妻子钱希钧自到新疆后就与毛泽民分居，1939年冬又调回延安，并和毛泽民离了婚。
新疆督办盛世才，随着自己地位的巩固，对共产党人的态度也由暗地的戒备变为逐渐公开的限制。1939年冬，他发布所谓防止“敌探汉奸”破坏的通告，实际是要加紧对共产党人进行监视。几乎每个共产党人身边，都安排了由他亲自掌握的特工人员。这年冬，盛世才还派出视察团去南疆，去和各县的公安局长和县长面授机宜，这些人都是他的亲信。他最担心的是共产党在新疆发展势力，威胁他的统治。
毛泽民回到新疆后，继续在财政厅工作。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整顿了全疆税收，调整了税赋，既减轻了贫苦农牧民的负担，又增加了税费收入。他还对原来混乱不清的田赋，进行了重新核实，堵塞了一些隐瞒土地房产的巴依老爷们偷漏田产赋税的漏洞……
尽管做了这么多工作，盛世才对毛泽民却越来越欲去之而后快，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毛泽民的做法，触犯了盛世才的根本利益。看看全疆的财政状况逐步好转，盛世才借口毛泽民身体不好，需要半日休息，于1941年7月30日将他调离了财政厅，改任民政厅厅长。
民政厅原来是省公安处把持的部门。盛世才和治安处长李英奇，在其中安排了不少特务。毛泽民到民政厅工作，实际上是被置于特务们的严密监视之下。
是金子就要闪光。共产党员不管在哪里工作，都要为各族人民谋利益。毛泽民到民政厅后，照样拖着病躯为解除新疆各族人民的疾苦而奔忙。
穷人中的鳏寡孤独和老弱病残，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最为可怜，最需要社会的关心和帮助，是民政工作的主要对象之一。毛泽民最同情这些人的遭遇，上任后首先把目光投向了他们。
8月上旬的一天，毛泽民顶着炎热的夏日，来到一所破败的救济院里，看望这里的老人们。他看到这里房屋破旧，设备简陋，老人们吃饭没有桌凳，伙房里没有几件像样的厨具，老人们个个衣衫褴褛，面容憔悴，整个救济院简直就是一个难民收容所……
看到这里，毛泽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拉着老人们的手，一个一个地询问老人们的情况，征询他们的意见和要求。
他一个救济院一个救济院地跑，情况了解清楚了，一份《各区、县救济院整顿大纲》也拟定颁布了。这份大纲，对于全疆救济院的分布、收容贫民的标准、生产工作项目、经费给养保障以及对救济院贫民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娱乐等，都做出了明确规定。接着，毛泽民又提出并签发了《救济院贫民管理及办事细则》，对各救济院的房屋修缮、购置被褥毛毡、缝制院民服装以及开展力所能及的生产经营增加收入、保障经费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新疆的救济院作为一项社会福利事业，办起了多年，但是从来没有人像毛泽民这样对救济院贫民这么关心，工作做得这么细致，救济院的老人孩子们，开始享受到了人世间的温暖。按照毛泽民提出的要求，全疆共整顿和新建了17个救济院，共收容鳏寡孤贫和残疾人三四千人。
毛泽民任民政厅长期间，还为新疆各族人民在政治上争得了一份民主权利。这就是制定和颁布《新疆省区、村制组织章程》，废除农官乡约制，让农牧民民主选举区、村长。
毛泽民知道，要了解农牧民的痛苦，就必须让基层政权掌握在同情百姓、办事公道的人手中。这时，盛世才还未撕破假面具。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经过与盛世才的一番斗争，盛世才被迫同意毛泽民的意见，对基层政权组织进行改革，实行民主选举区、村长。于是，1941年11月1日，由毛泽民起草拟定的《新疆省区、村制组织章程》正式颁布实施。
按照《章程》规定，在毛泽民领导之下，一个民主选举区、村长的热潮在天山南北兴起。农牧民们眼睛最亮，谁个好，谁个劣，谁能为农牧民办事，谁最会欺凌百姓，都看得清清楚楚。《章程》赋予了他们选择区、村长的民主权力。那些一贯欺压百姓的地主巴依、流氓恶棍们，一个个都耷拉下了脑袋———谁还会投票选举他们呢？那些素孚众望、办事公正、忠实于大众利益的人，被农牧民们推上了区、村长的位置。
在改革基层政权组织、民主选举区、村长的基础上，毛泽民又领导开展了建立县政务委员会的工作。全疆各县都先后建立了政务委员会，使县级组织的权力置于政务委员会集体监督之下，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县级行政长官独断专行弊端的产生。毛泽民还大力提倡深入清廉的工作作风。他自己做出表率，深入基层轻车简从，从不前呼后拥给基层和百姓增加麻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从不拖拖拉拉。不少县级政府官员受到他的影响，改变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作风。
1942年春末夏初的一天，毛泽民正伏案工作，忽然得知：新疆西部各县发生大面积斑疹伤寒。这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死亡率很高，如不迅速扑灭将严重威胁新疆各族人民的健康和生命。毛泽民心急如焚，立即组织医疗队奔赴疫区，自己也亲自指挥各地卫生防疫。由于工作过于紧张劳累，他终于又病倒了。
毛泽民躺在病床上，心里想的却是疫区的情况。他强忍着心慌、气喘的痛苦，避开医务人员，趴在枕头上，吃力地写了一封给全疆医务人员的指示信。信中对全疆医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指出了解决的方法，提出了加强卫生防疫工作的具体措施。当医务人员们得知这封信是周厅长趴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写下的时候，无不受到感动。
躺在病床上的毛泽民坚持着指挥这场扑灭疫情的特殊战斗。当疫情基本上被控制的消息传来时，毛泽民那蜡黄的脸上才露出笑容。为了使各级政府从这次疫情暴发中吸取教训，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卫生防疫工作，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毛泽民在疫情扑灭后不久，又亲自为《新疆日报》撰写了一篇专门论述这一问题的文章。报社的工作人员在编发这篇文章时，都非常感动，社长当即决定压下报社已写好的社论不发，而将毛泽民的文章作为“代社论”在头版发表。
大凡热情关心帮助别人的人，对自己却往往不关心。毛泽民也是这样。不用说他长期带病工作，很少休息，就是吃穿用等方面，也十分节省。他用的一只旧皮箱，是1937年和钱希钧在上海时廉价买的。头上戴的一顶皮帽子，也是在上海时买的。到新疆后，他几乎没有添置什么像样的东西。吃的也很简单，能吃饱就行。其实，他的胃不好，每餐吃的东西都很少。他喜欢吃泡菜，常常自己动手腌制，有时还将腌制好的泡菜送给别人品尝。他一直保持着不吸烟不喝酒的习惯。喝茶倒是他的嗜好，如同毛泽东那样，连茶叶都要用手指从茶杯里抠出吃掉。他的不菲的薪水呢，大部分用来资助了别人。
与钱希钧协议离婚后，1940年5月间，毛泽民与朱旦华结婚。朱旦华原名姚秀霞，后改名叫朱家农，到新疆时改用现名。她在“迪化女中”任教导主任，后担任新疆省妇女协会总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是一位能干的女同志。他们的婚礼很热闹，但很简朴，什么也没有添置，两个简单的行李搬在一起就是。婚后，他们互相勉励，互相关心，感情笃深。1941年2月他们的儿子毛远新出生了。
中年得子，毛泽民说不出有多高兴。
第十九章 天山雄鹰与狼为伍的日子
公元1941年，国内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在国内，蒋介石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国际，德国法西斯突然发动大规模侵苏战争，社会主义的苏联岌岌可危……
面对这剧烈动荡的国内国际局势，新疆督办盛世才对苏联和共产党的态度，即刻发生了急剧变化。
1939年9月，中共代表邓发离任前在与接任者陈潭秋交谈时，曾这样评价说：“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有野心的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他还在党内对同志们说过：“盛世才革命是不可靠的，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个评价，真可谓入木三分。
盛世才提出所谓“六大政策”，实行亲苏亲共，其真实目的就是为了借助苏联和共产党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容不得任何有碍于自己实行独裁统治的事情发生。1938年9月新疆召开“三全”大会期间，担任新疆学院教务长的共产党员林基路，在会上向到会代表散发了一本抗战歌集，歌集的扉页上印有马克思、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盛世才的头像。盛世才看到自己的照片被印在最后边，大发雷霆，以“擅自印发抗战歌曲”为借口，给林基路记大过一次。1939年2月，高登榜等20余人从延安来到新疆，盛世才在宴请这些人时，威胁说：“新疆是个封建色彩十分浓厚的地方，不能把延安的办法用在新疆。新疆的六大政策是以新哲学和马列主义为基础，是惟一正确的政策，如有人把延安那一套搬到新疆来，那我就请示毛主席把他撤换。”他安排在共产党员身边的特务，时时都在监视着共产党员的行动。
正因我们党看清了盛世才的军阀本质，所以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尤其是邓发、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这些党的高级干部，都十分注意策略和工作的方式方法。所有从延安派到新疆的人员，一律用化名，尽量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分。党员要过组织生活，但都秘密进行。盛世才不让宣传马列主义，只允许宣传他的“六大政策”，共产党员们就以马列主义精神去宣传“六大政策”。甚至有时借用几句吹捧盛世才的话，来达到宣传我党政策的目的。共产党员们都严格要求自己，不为自己谋取私利，不违法乱纪……
尽管盛世才有那么多特务，却很难抓到共产党员的什么把柄。然而，盛世才历来狡诈多疑，心狠手辣。他排除异己惯用的手法，就是凭空炮制所谓的“某某阴谋暴动案”；给政敌罗织罪名；加以剪除。比如；1933年6月26日他制造了所谓“陈中、陶明樾叛乱案”；同年10月，又以阴谋手段除去了曾支持他上台的东北义勇军首领，最后连新疆省主席刘文龙也被他除去；1937年8月间，又以“阴谋暴动案”为由，除去新疆省副主席和加尼牙孜等数百人。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这个政治流氓错误估计形势，认为苏联靠不住了，共产党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加快了他的反苏反共、投靠蒋介石的步伐。
秋天，他将反共矛头直指毛泽民，诬称毛泽民在水磨沟召开“秘密会议”，进行“阴谋活动”。
水磨沟是迪化城东北部的一个地名。当时迪化城供应的面粉全靠这个地方的水磨碾磨，所以称“水磨沟”。大约是九、十月间，毛泽民因长期超负荷工作，旧病复发，经盛世才批准，来到水磨沟的萧曹亭养病，顺便调查了解水磨业务开展情况。
养病期间的一天，刚从哈密出差回来的老战友郑亦胜得知消息，拎着一些哈密的红鳝鱼前来探望。事有凑巧，就在这一天，财政厅的4位科长也前来探望老上级。毛泽民热情地留客人们吃晚饭，大家边吃饭边聊天，很晚才散去。不料这件事被盛世才的特务知道了，向盛世才作了报告。盛世才不分青红皂白，便诬称毛泽民等人在水磨沟召开什么“秘密会议”。第二天一早，盛世才亲下手谕，要毛泽民立即离开水磨沟返回城内，另觅地方养病。
这只是盛世才反共阴谋的开端。
1942年1月底，盛世才突然决定组织一个有30多人参加的审判委员会，宣称要审判杜重远和陈培生“阴谋暴动案”，还要复审“阿山案件”，并特意请毛泽民和王宝乾参加审判委员会。
所谓杜重远和陈培生“阴谋暴动案”，都是盛世才一手炮制的假案。
杜重远，爱国民主人士，原任《新生周刊》主编。盛世才为标榜自己进步，1937年9月邀请杜重远入疆，任新疆学院院长。杜秉性刚直，不畏权贵，入疆后多次在集会演讲和刊物撰文中抨击时政，宣传抗日，引起盛世才不满。1939年10月，盛世才下令解除杜的院长职务，将其软禁在家。4个月后，又炮制了一个所谓“杜重远阴谋暴动案”，诬指杜重远是受汪精卫指使到新疆，策应日寇侵华战争，企图在新疆建立傀儡政权，将杜重远和新疆学院的一些进步学生及省城一大批进步人士近千人，逮捕入狱，严刑逼供。后来，盛又假惺惺以宴请为名，诱使杜重远吃下一个注射了毒药的苹果，使其中毒身亡。盛世才派人将杜的尸体偷偷埋葬于荒野。
陈培生，原名刘进中，是从莫斯科来新疆工作的。他到迪化后，哈密边务主任向他推荐一名进步青年叫孟宪曾。他遂将孟推荐给盛世才任新绥汽车公司情报员。盛世才当时没有同意，并将孟逮捕，予以严刑逼供，要孟承认是陈培生的学生，是陈将其发展为秘密组织成员充作间谍，还要证明陈培生组织了马克思研究小组进行反政府阴谋活动。这样就给陈培生扣上了托匪、反政府和反苏罪名。其实，这都是假的。
所谓“阿山案件”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案件又叫“布哈提事件”。苏联十月革命后，一些旧沙俄的官僚老财带着财产跑到国外，其中有些人也到了新疆，人称“白俄”。有些“白俄”后来被盛世才安排了重要职务，一个叫“布哈提”的白俄就被安排做了阿勒泰地区专员。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布哈提为配合苏联国内反动势力颠覆苏维埃政权，乘机唆使富蕴县的县长叛乱，把在富蕴县工作的7名苏联专家抓起来，五花大绑地推上干柴堆，活活地烧死了。苏联政府外交部对这次反革命事件提出抗议，新疆各阶层人士也强烈要求惩办凶手布哈提一伙。在这种形势下，盛世才无法推托，只得逮捕布哈提等11名为首者，将他们押到迪化公开审判。审讯中，布哈提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可是，盛世才为达到反苏目的，却故意将“布哈提叛乱事件”亦即“阿山事件”，说成是受苏联总领事指使策划的，将罪名推到了苏联身上。
盛世才这次组织所谓“审判委员会”审理这几个案件，并要毛泽民和王宝乾参加，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将中共人员卷入反苏活动之中，为其进行反苏反共活动提供口实。王宝乾是联共（布）党员，当时任《新疆日报》社社长兼外交办事处处长，也是由盛世才邀请来新疆帮助工作的。
中共驻新疆代表陈潭秋和毛泽民、王宝乾等，都很清楚盛世才组织这次“审判”的险恶用心。事前，他们研究了对策，决定在审判时尽量少发言，以防被盛世才钻空子；同时，要特别注意被审人的口供，掌握证据，以便必要时揭穿盛世才的阴谋；特别是要注意审判结论，不要签字；如果一定要在审判书上签字，就必需附加意见，说明自己的立场。
然而，狡猾的盛世才知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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