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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委员会报告-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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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高出生率和婴儿死亡率的降低给穆斯林国家带来了普遍的社会问题：大量而又稳定增长的年轻人不大可能谋得合适的或者是稳定的职业——这显然是社会动荡的先兆。许多年轻人，尤其是许多只在宗教学校里受过训练的年轻人，都缺乏社会所需要的技能。更多的人虽然掌握了宝贵的技能，然而生活在经济停滞的国家里，依然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数百万的学生，无论进行世俗学习还是宗教学习，都是他们的教育政权制造出来的产品——这些学生对世界其他地方人的思想、历史和文化很少关注，如果说还有所关注的话。世俗的教育表现出明显偏重技能、忽视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倾向。即使有机会出国学习，这些年轻人中的大多数也缺乏起码的理解另一种文化所需的敏锐和技能。
在谋求正当职业时受挫，在以牺牲伟大家族为代价换来的教育中并未受益，加上没有条件开始属于自己的家庭生活，使得这些年轻人易于成为激进主义者瞄准的目标。
本·拉丹的历史机遇
绝大多数穆斯林对其信仰持平和、包容的态度，而非本·拉丹式的暴力极端主义的态度。基于随时准备将与他们有分歧的人变成魔鬼并加以杀害，本·拉丹的追随者在阿拉伯语中被戏称为“塔克菲瑞”，意思是“将其他穆斯林当做异教徒的人”。在神学以外，存在着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绝大多数穆斯林与许多其他人一样，无论他们具有何种合法身份，都会遭到大规模杀戮和野蛮、残暴的对待。
布什总统曾指出：“所有的美国人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恐怖的嘴脸并不是伊斯兰教的真面目。”“伊斯兰教是一种要给世人带来幸福的信仰，一种使得每个人种的人都成为兄弟姐妹的信仰，它建立在爱而不是恨的基础之上。”然而，当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问题共同创造出了一个“易燃的”社会的时候，本·拉丹便将伊斯兰教的极端和原教旨主义当做“火柴”。所有这些因素——包括宗教——混合作用后，最终成为了“爆炸物”。
其他极端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有他们的追随者。但在吸引对社会极度不满的人群方面，本·拉丹一直是走在最前面的，而其他宗教领袖和他们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则逐渐淡化。本·拉丹是抵制的象征——首先是抵制西方、抵制美国。他在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反对前苏联占领的斗争中曾为阿富汗军队作出贡献。这段光辉的经历，使他以胜利斗士的形象出现在他自己及其同盟者的面前。
到1998年，本·拉丹因专注于袭击美国而获得了非凡的号召力。他说，那些以当地统治者和以色列人为攻击目标的其他的极端主义者做得还很不够，因为他们没有抓住“蛇头”。
最后要指出的是，本·拉丹还具有另一优势：他拥有一个实质上的、世界范围的组织。到他发表1998年战争宣言时为止，本·拉丹已经培育了该组织近十年时间。他能够通过吸引、训练和使用新兵来发动更为野心勃勃的袭击，他也可以招募到新的拥护者。他用这些来显示，他所发起的运动是属于世界未来的运动。
第二章 新恐怖主义的基础本·拉丹和“基地”组织的崛起
阿富汗1979～1989年为期10年的冲突给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团结核心和训练场所。1978年，一个共产党政府在阿富汗取得政权，但是统治时间不长。1979年底，前苏联政府向阿富汗派出军事小分队，以确保该国在前苏联影响之下的安全。对此的反应是阿富汗的民族抵抗运动，结果将前苏联军队打败。
世界各地年轻的穆斯林以自愿者的身份云集阿富汗，参加被认为是抵抗侵略者的“圣战”。其中最多的是来自中东国家，有些是沙特阿拉伯人，而乌萨马·本·拉丹也在其中。
1980年到达阿富汗的本·拉丹当时23岁，是沙特阿拉伯一名建筑巨头的57个孩子中的第17个。他6英尺高且瘦弱，显得有些难看，但事实上他非常敏捷，擅长马术、长跑、登山和足球。他曾经上过沙特阿拉伯的阿布杜尔·阿齐兹大学。由于某种原因，在听过巴基斯坦的一名《古兰经》信徒阿布杜拉·阿扎姆的激情布道的录音带以后，他大受启发，开始对宗教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本·拉丹在自愿者中的突出并非是由于他显示出多少宗教学识，而是因为他能获得他本家族的巨额财产。虽然他参加过不止一次的实战，但他的出名主要还是因为他能够慷慨资助反苏的“圣战”。
本·拉丹比其他绝大多数自愿者更懂得，阿富汗的“圣战”能坚持多久、最后能否取得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具有一个规模不断扩大甚至几乎是世界性的组织。这个组织包括了一个后来被认为是“金链”的经济资助系统，资金主要来自于沙特阿拉伯和波斯湾国家的金融家们。资金还包括慈善机构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捐款。本·拉丹和“阿富汗阿拉伯人”依靠这一系统提供的资金，派出代理人奔赴世界主要市场，为“圣战斗士”购买武器装备。
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包括美国，那里的清真寺、学校和边境房屋都被用来作为新兵招募站使用。其中有些是由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或者他们的经济支持者所建立。本·拉丹在这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和教士阿扎姆共同创建了“服务局”（迈克塔伯·艾尔·卡西德麦特），用来输送新兵到阿富汗。
此时，对于本·拉丹而言，国际环境也是十分理想的。沙特阿拉伯和美国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秘密支持阿富汗抵抗组织反对前苏联的侵略。这种资助的渠道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军事情报局帮助训练抵抗军，分发武器）。但本·拉丹和他的同伴还有他们自己的资助和训练渠道。他们没有从美国得到帮助，即使有也非常少。
1988年，阿富汗“圣战”取得了胜利。莫斯科宣布，他们的军队将在以后的9个月内撤出阿富汗。当前苏联人开始撤退时，“圣战”领袖们开始盘算下一步该干些什么。
本·拉丹和阿扎姆一致认为，为阿富汗“圣战”而成功创建的组织不应当被解散。他们还建立了他们自己称之为“基地”的组织，作为未来“圣战”的可能的总部。尽管阿扎姆被认为是服务局的第一号人物，然而1988年8月，本·拉丹俨然已经成了“基地”组织的领导人。这个组织的机构包括：一个情报执行部门，一个军事委员会，一个财政委员会，一个政治委员会，一个主管新闻事务和宣传工作的委员会。它还设有一个由本·拉丹的圈子内的人组成的咨询委员会。
本·拉丹对“基地”领导方式的设计显示出他日益增长的自信和野心。他很快便公开表示，要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准备“圣战斗士”进行战斗，实现他无可挑战的控制权。相反，阿扎姆却宁愿继续在阿富汗作战，直至那里出现真正的伊斯兰的政府。作为一名巴勒斯坦人，他将以色列当做下一步行动的头号敌人。
无论这两个人的争议是与权力、个性差别还是与战略战术有关，这种争议在1989年11月24日画上了句号，因为一次遥控的汽车爆炸事件致使阿扎姆和他的两个儿子丧生。据说凶手是与阿扎姆竞争的埃及人。这种结局使本·拉丹成为他和阿扎姆共建的服务局以及“基地”组织的不容置疑的领导人。
在沙特阿拉伯的教育体制中，库特伯这样的作家和埃及籍伊斯兰教师的出现，使伊斯兰教对本·拉丹和他的“基地”组织同伙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刺杀总统萨达特以后，埃及伊斯兰运动在政府镇压下严重受挫，这集中体现在两个主要组织——“伊斯兰小组”和埃及“伊斯兰圣战小组”的活动中。盲人谢克（即奥马尔·阿布戴尔·拉赫曼）是这两个组织，但更主要的是“伊斯兰小组”的精神领袖。他的布道启发了暗杀总统萨达特的行动。20世纪80年代，阿布戴尔·拉赫曼蹲过埃及监狱，此后便在美国寻求庇护。他曾从其总部所在的泽西市发出过谋杀异教徒的信号。
在本·拉丹的圈子中，最重要的埃及人要数一名叫艾曼·艾尔·扎瓦西里的外科医生了。他领导着一支强有力的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他的许多追随者在新组织中成为重要成员，而他与本·拉丹的亲密关系使许多人以为他是“基地”组织的二号领导人。若干年以后，他们的组织合并。他确实成为本·拉丹的副手。
本·拉丹来到苏丹
到1989年秋，本·拉丹在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当中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苏丹的一位叫做哈桑·艾尔·特拉比的政界领导极力主张他将整个组织转移到苏丹。特拉比领导着国家伊斯兰前线，该组织是近来在喀土穆夺取政权的联盟的组成部分。本·拉丹同意在打击苏丹南部非洲基督教分裂主义者的持续斗争中帮助特拉比，并还同意进行道路建设。作为回报，特拉比则允许本·拉丹将苏丹作为其世界范围的商业活动和准备“圣战”的基地。当本·拉丹的代理人开始在苏丹购置产业的时候，他自己从阿富汗回到了沙特阿拉伯。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由于在阿富汗的努力，本·拉丹已经赢得了声誉和尊重，此时他向沙特阿拉伯国王建议，由他召集“圣战斗士”们进行一场“圣战”，收复科威特。可是他的建议被断然拒绝，沙特阿拉伯人加入了美国领导的盟军。沙特阿拉伯人还允许美国军队驻扎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对此，本·拉丹和许多伊斯兰教士予以公开谴责。沙特阿拉伯政府驱逐了这些教士，并采取了包括没收本·拉丹的护照在内的其他措施来使其保持沉默。在皇室家族的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帮助下，他以参加1991年4月巴基斯坦的一次伊斯兰集会为借口，逃出了沙特阿拉伯。到1994年，沙特阿拉伯政府冻结了他的资产，取消了他的公民身份。至此，本·拉丹已经没有一个他可以称之为祖国的国家。
1991年，本·拉丹来到苏丹，建立起一个规模庞大、内部机构复杂的恐怖实业组织，最后，吸纳了大量的公司、一个全球性的银行账户系统以及非政府组织机构。在与特拉比做了一番讨价还价后，本·拉丹决定利用他的建筑公司建造一条从喀土穆到苏丹红海岸港口的新的高速公路。同时，“基地”组织财务官员和高级行动人员利用他们在本·拉丹的企业里的职位获得了武器、炸药和服务于恐怖主义目的的技术装备。“基地”组织奠基人之一，阿布·黑耶尔·伊拉奇则利用他作为本·拉丹投资公司负责人的地位，拉开了他从西欧到远东的采办之旅。另外还有两个人，即维蒂·艾尔·海奇和穆巴拉克·多瑞，他们在阿利桑那州的图森小有名气。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们的足迹遍布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前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本·拉丹的工作机构的布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机构暗中给恐怖活动提供了资金和其他方面的帮助。他的网络包括位于塞浦路斯的一家大型商业企业、位于萨格勒布的一家“服务处”分支机构、位于萨拉热窝的国际慈善基金会的办事处（该办事处在波斯尼亚穆斯林与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冲突中，曾帮助过前者）以及位于阿塞拜疆巴库的一个非政府组织（该组织也被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雇佣，作为其资金源头和输送渠道，它同时还是支持车臣穆斯林反抗活动的中心）。本·拉丹还利用了已经建立起来的第三世界救济机构，该机构总部设在维也纳，其分支机构所在地包括萨格勒布和布达佩斯。（本·拉丹后来在内罗毕建立了一个非政府组织，以掩护那里的行动人员。）
如今，本·拉丹将自己看做是国际“圣战联合体”的领袖。在苏丹，他建立起“伊斯兰武装咨询委员会”作为恐怖小组合作的协调机构（他正在将这些小组锻造为联盟）。这一机构由他自己的“基地”咨询委员会和其他一些依然保持独立的恐怖组织的领导人组成。在建立这支伊斯兰武装时，他征募了来自沙特阿拉伯、埃及、约旦、黎巴嫩、伊拉克、阿曼、阿尔吉利亚、利比亚、突尼斯、摩洛哥、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小组。“基地”组织还同这些国家的其他极端主义小组建立了非正式的合作关系，并同非洲国家如乍得、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和乌干达，南亚国家如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有合作关系。本·拉丹还插手波斯尼亚冲突。一个真正全球意义上的恐怖网络已经打下了基础。
本·拉丹还给菲律宾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以及一个新建的自称为阿布·萨耶夫旅的组织提供装备和训练上的帮助。伊斯兰祈祷团是一个由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徒领导的新兴组织，“基地”组织帮助它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建立了分支。“基地”组织还帮助参与克什米尔暴动袭击的巴基斯坦组织。1991年中，本·拉丹甚至在前苏联的中亚部分成为独立国家之前就向阿富汗北部边境派遣了一个支持者小分队，以帮助处在不断升级的种族冲突中的塔吉克伊斯兰。
通过建立联盟进行扩张的模式也在美国得以实行。一个叫艾尔·卡西发的穆斯林组织有大量的分支机构，其中最大的就位于布鲁克林的法拉奇清真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清真寺成为阿扎姆和本·拉丹的要员迈克塔伯·艾尔·卡西德麦特的首批前哨阵地之一。其他设有艾尔·卡西发组织的分支的城市有：亚特兰大、波士顿、芝加哥、匹兹堡和图森。艾尔·卡西发组织招募美国的穆斯林奔赴阿富汗作战；其中有些人参加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美国的恐怖行动和“基地”组织在其他地方的活动，包括1998年在东非袭击美国大使馆。
第二章 新恐怖主义的基础建立一个组织，向美国宣战（1992～1996）
在离开沙特阿拉伯以前，本·拉丹就已开始散布攻击美国的言论。在到达苏丹后，他继续不断地攻击美国。1992年初，“基地”组织领导人发布了“圣战宣言”，号召向“占领”伊斯兰领土的西方国家进行“圣战”。在这次讲话中，美国军队又被专门挑选出来作为袭击对象；这次讲话的语气与后来本·拉丹1996年8月的“公开圣战宣言”很相似。在接着的几周内，本·拉丹多次发表演讲，号召人们砍掉“蛇头”。
至此，本·拉丹在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心目中俨然是妇孺皆知的伟大人物，特别是在埃及、阿拉伯半岛和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不过，他仍然只是众多恐怖主义头目的一个。本·拉丹的一些“亲密战友”与其说是他的部下，不如说是他的伙伴。譬如，乌萨马·阿斯姆雷（又名瓦里·堪）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已与本·拉丹合作，并在菲律宾和塔吉克帮助过他。以新泽西为“基地”的盲人谢克是埃及人的精神领袖，本·拉丹对他很敬重，他也是恐怖网络的重要成员。在富有同情心的阿富汗伙伴中，包括仍然在为攫取权力而斗争的几个军阀，其中，阿布·苏贝达就曾帮助本·拉丹在巴基斯坦边境管理一个有名的恐怖主义训练营。还有一些没有根基但却很有经验的伙伴，譬如，伦姆兹·约塞夫和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他们虽然不一定是其他组织的正式成员，却走遍世界各地，参加由本·拉丹、盲人谢克或他们的伙伴支持或与这些人有关的项目。
我们在分析恐怖网络成员实施的恐怖主义活动时，曾将“基地活动”这种标签过于频繁地使用，这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然而，无视这些活动的重要性同样也会误导公众。在这样一个网络中，本·拉丹的议事日程非常引人注目。尽管他召集的伊斯兰小组本身重视的是当地的战事（如埃及、阿尔及利亚、波斯尼亚或车臣的那些战事），但本·拉丹只是专注于袭击“遥远的敌人”——美国。
已知的和有嫌疑的恐怖袭击
1992年底，在美国军队部署到索马里之后，“基地”组织的领导人发表了一个“圣战宣言”，系统地阐述了要求美军撤出的内容。在12月，在亚丁的两个宾馆发生炸弹爆炸，而这里是美军去索马里的路途中按常规要停靠的地点。爆炸致两人丧生，但他们当中没有美国人。据说，爆炸者是也门南部的某恐怖组织的成员，该组织由本·拉丹伊斯兰武装咨询委员会的一名也门成员领导，组织的一些成员在苏丹接受过“基地”组织的训练。
“基地”组织领导人在内罗毕建立了一个小组，并通过它向索马里同美军作战的军阀运送武器和训练者（这直接受“基地”组织的军事领导人的监督）。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几十名训练者奔向索马里，其中包括“基地”组织军事委员会的大部分高级成员和武器训练专家。据说这些训练者事后吹嘘说，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索马里的一个民兵小组的成员才在1993年10月将美军的两架“黑鹰”号直升飞机打落下来，也正基于同样的原因，美军才会在1994年初随后撤出索马里。
1995年11月，在利雅得的沙特阿拉伯——美国联合设施外发生汽车爆炸，该设施曾被用来训练沙特阿拉伯国家警卫队。5个美国人和2个印度官员丧生。沙特阿拉伯政府逮捕了4名嫌疑犯，他们承认是受本·拉丹的指使。这4名嫌疑犯被立即处死。虽然没有事实证明本·拉丹下令发动这次袭击，但美国情报部门后来获悉，“基地”组织领导人在一年以前就决定，要在沙特阿拉伯袭击一个美国目标，并曾经为此目的将炸药运往半岛。对此，本·拉丹的同伙后来也予以证实。
1996年6月，一个巨大的卡车炸弹在沙特阿拉伯达兰的胡拜尔居民区爆炸，而美国空军人员就在该居民区居住。爆炸导致19名美国人丧生，372人受伤。这次行动主要是，甚至可以说就是由得到伊朗政府支持的沙特阿拉伯真主党实施的。虽然伊朗介入这次行动的可能性很大，但同时也有迹象表明“基地”组织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不过这一点至今尚无法确定。
在此期间，本·拉丹很有可能介入了其他一些重大的袭击，其中有1993年世贸中心的爆炸案、同年破坏纽约界标的阴谋以及1995年在太平洋上空炸毁12架美国客机的马尼拉空中事件。关于这些事件的细节，我们将在第三章予以展开。
另一项计划显示，本·拉丹曾经试图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的商业助手听说一名沙特阿拉伯军官要出售制造核武器所使用的铀，该军官曾经是前政府内阁成员。经过中间人安排的几次接触，该军官最后要价15，000万美元。但这并没有吓住本·拉丹，“基地”组织代表要求对铀进行检测，结果看到了一个3英尺长的圆筒，检测人员认为它是真品。“基地”组织买下了这个圆筒，后来却发现它是伪造的。尽管努力失败了，但至少能够说明，本·拉丹和他的伙伴们希望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基地”组织的一名代表解释说，“要杀死更多的人，用铀比较容易些”。
看来，本·拉丹要从穆斯林世界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寻求恐怖联盟。在这个问题上，他与苏丹的伊斯兰领导人特拉比不谋而合。在本·拉丹来到苏丹的那段时间里，特拉比以“阿拉伯和伊斯兰平民百姓大会”的名义召集了一系列会议。伊斯兰暴力极端分子的代表团来自本·拉丹的伊斯兰武装所代表的各个小组。另外也有来自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哈马斯和真主党的代表。
特拉比试图劝说什叶派和逊尼派暂且搁置分歧，联合在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在1991年底或1992年，“基地”组织和伊朗特工在苏丹经过讨论，达成了一个非正式协议，即在主要针对以色列和美国而开展的运动中，“基地”组织和伊朗要互相支持，哪怕只是在训练方面。不久，“基地”组织的高级行动人员和训练人员就来到伊朗，接受爆炸训练。1993年秋，另一支这样的团队到达黎巴嫩贝卡谷，进一步在爆炸、情报和安全等方面接受训练。据说，本·拉丹对如何使用卡车炸弹（如1983年在黎巴嫩一次卡车炸弹爆炸导致241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丧生）很感兴趣。“基地”组织与伊朗的关系表明，在恐怖主义合作问题上，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分歧并不一定给双方造成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在第七章还将谈到。“基地”组织与伊朗的联系在后来的几年里一直处在继续之中。
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从未将伊斯兰主义提上过议事日程——除了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他以反对十字军的忠诚卫士的形象偶尔露过面。即便如此，本·拉丹依然乐意寻求与伊拉克合作的机会。而且，本·拉丹事实上在伊拉克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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