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第1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感谢几位外交官，你们辛苦了，你们的恪尽职守，并没有给中国带来负面影响，相反，你们向世人展现了弱国外交官的风骨，赢得了普遍的尊重与同情。
用陆征祥的话结束本节：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
第十八章　知识分子缔造的无产阶级政党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这马老爷子是个德国大胡子，一生醉心于哲学、经济和政治的研究，研究成果颇多，洋洋洒洒的写了一大堆，后人将他的思想总结归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合在一起就是马克思主义。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呢，就是我们上学都学过的政治经济学，其中最著名的观点就是剩余价值理论，他认为人类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后就有了阶级区分，而阶级又有先进和落后之别，具体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没钱的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是先进的，而资产阶级是是腐朽没落的，自然也就是落后的，他们利用资本获取了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而这些本该属于无产阶级的，所以他们是剥削阶级，这个观点和现在大学经济类专业必读的《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尖锐对立。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必然也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然后领导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消灭阶级的存在，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矛盾，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而过渡到人民道德水平高度发展、物质极大丰富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这套理论有很强的内在逻辑性，他所描绘的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景也着实令人心动。然而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理论并不为大众所接受，相反，其所倡导的暴力革命理所当然的为统治阶级所不容，一辈子不断被人从这个国家驱逐到另一个国家，甚至很多时候生活无着，在贫困与不得志中走完了人生旅途。不过，这几乎成为了历史常态，孔老先生那套玩意不光在当时不为大家广泛接受，甚至在身后还经历了“焚书坑儒”这样的毁灭性打击，　相比之下，马克思是幸运的，在他身后几年，他的学说就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有越来越多的下层知识分子开始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35年后的1918年，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一举推翻了沙皇的统治，不久即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苏联。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之后，其内在矛盾就会越来越深刻的体现，而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就会引发暴力革命，并最终由无产阶级埋葬资产阶级，但之后的事实一而再再而三的否定了马克思这一论断，最后走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非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似乎马氏所说的“矛盾”在发达国家反而得到了调和。


本文主写历史而非政治，所以咱们多讲会儿故事，少谈些主义。
随着“十月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以极快的速度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二位当时都是北大的教授，当时的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可以自己办报纸、办杂志，想说什么都可以放心大胆的讲，不会有大的干涉，所以陈、李二人都写了很多的文章来介绍这一新的思想观念，因为当时还没有马克思原著的译本，陈、李二人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多来自其它人的转述与演绎，更多的应该来自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这些再加上二人对共产主义未来的理解和向往，就构成了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理想。之后，陈去上海，李留北京，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咱的党叫什么名合适，李提议叫共产党，陈独秀当即表示同意，对，我们就是要建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要求的无产阶级政党，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化，就叫中国共产党。之后两人各自开展工作，中国最早的两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二人的努力下得以成立，并积极的鼓动和帮助其它地方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除了陈李二人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有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1919年至1920年，中国形成的空前规模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热潮，在毛泽东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蔡和森做了充足的行前准备，之后带着妹妹蔡畅、女友向警予和母亲葛健豪远涉重洋去了法国，最近一部叫《人间正道是沧桑》的电视剧热播，其中瞿恩一家的原型就是蔡和森一家，蔡母葛健豪可不是寻常人家的老太太，年轻时就主动结交鉴湖女侠秋瑾，对儿女们的政治理想非但不予阻止，还鼎力支持，年过半百出国留学，成为课堂里年龄最大的学生，人家一儿一女，一媳一胥出了四个中共中央委员，去世时，毛泽东亲自为其写了挽联：“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
当时去法国的中国留学生有1600多人，之所以选择法国是因为法国的花费较之其它欧洲国家要低廉的多，加上法国因为一战的原因需要大量的劳工，二者一拍即合。除了蔡和森一家，还有周恩来、赵世炎、李立三、陈毅、李富春（后来成为蔡和森的妹夫）、王若飞、陈延年、聂荣臻、李维汉等人，他们组成了留法学生共产主义小组，开始认真的研习马克思主义。这中间有一个年仅16岁的小个子四川人，叫邓希贤，在法五年，俭学了5个月，剩下时间光勤工了，他很活跃，大哥们讨论家国大事，他很喜欢参与，尽管没人在意一个小男孩儿的意见，这个人后来改了名，叫邓小平。
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结尾一句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马克思所倡导的一个观点，即在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背景下，实现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大联合，国家将不再是大家的利益共同体，阶级归属才是把大家团结在一起的纽带，工人没有祖国，他们的经济状况是国际性的，他们的阶级敌人是国际性的，他们解放的条件也是国际性的，他们的国际团结比民族团结更为重要。在这一观点指导下，马克思极其追随者一直试图建立一个全世界工人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只不过这样的努力总是失败再失败，到十月革命后，在莫斯科成立的“共产国际”已是第三国际了。“工人没有祖国”这个观点是不是很遥远啊，哈哈，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提及了，在100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工人依然是有祖国的，而他们试图打倒的资本却因其逐利的天性而实现了无国界大融合。
“共产国际”非常执着的挑起了领导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担，理所当然的要指导一下处在起步阶段的中国革命，于是在1920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卫经斯基来华，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研究了中国的情况，认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可以正式建党了，两个人非常高兴，毕竟人家是正宗，能得到正宗的首肯，“旁门左道”很是欢欣鼓舞。


1920年11月，陈独秀接到了广东军政府大员陈炯明的邀请，南下广州就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并在陈炯明的帮助下于翌年春建立了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即有陈独秀的领导又有当地政府的鼎力支持，广东组搞的风生水起，至此包括李大钊、张国焘的北京组，董必武、陈潭秋的武汉组，毛泽东、何叔衡的长沙组，张申府、周恩来的旅法组，陈独秀当初建立的上海组等等，国内已经涌现出了不少共产主义小组了，人本来就不多，还各做各的，也确实是时候大家见个面了，暂时做不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咱们这几个人先联合一下啊，起码有个统一名称啊，于是上海组向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发出了通知，请大家派代表到上海来，开个建党会议，事后大家把这次会议命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可在当时，好像并没有人把这太当回事。首先，你上海组本来也没资格召集这样的大会，陈独秀在广州，李大钊在北京，要召集也该是他俩中的一位，你上海出面召集无非是因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在上海而已。其次，当时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可不是咱们现在的党组织，拿着工资坐办公室看报，那会儿都是业余性质，得有份糊口的工作，一下来来回回十几天，假都不好请，所以选代表时也比较随意，没什么人有争当代表的意愿，北京组之所以选张国焘，只是因为当时张正好在上海。第三呢，大家普遍对这次会议的里程碑式的意义估计不足，因为会前对于会议的议题议程并没有统一规划，毕竟是第一次，要讨论什么问题，大家本来心里也没数，上海组又没有一位如南陈北李这样有足够威望的领导，所以就只好等代表们到了后现商量，事先谁也没想到这个会一开完，中国共产党竟然就成立了，人家陈独秀、李大钊来都没来，毛泽东和董必武想必也没有对这次大会给予特别的重视，否则也不至于两个人都记不起大会召开的日期了，当时在延安的只有他两个参加过一大，只记得是7月，手边又没有资料，一商量，党的生日就定在了7月1日算了。

后来经过考证，中共一大召开的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晚上，地点是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桩上海典型的石库门住宅，这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俩的家，客厅有个长餐桌，这就成了会议室，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参加会议各地正式代表一共是12人，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武汉小组还来了一个人，叫包惠僧，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他们代表着全国５０多名小组组员。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俄国人尼克尔斯基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所以参加中共一大的总共是15人。
会议开始，两个外国人对这次大会表示祝贺，马林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并对中共提出了建议和希望。尼科尔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要求中共把工作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外国人祝词说完了，咱们中国人得说点实际的了，咱们先把议题议程定一下吧，咱们干什么来了？于是第一天，大家先讨论我们来干什么的问题，最后大家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大家凑一起不容易，我们就把党建立了吧。　
按照议程，第二天，各地代表介绍了自己小组的活动情况，这个时候，除广州小组在陈独秀的率领下组织过几次像样的罢工外，其它的小组都还停留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期，没有开展什么具体的活动。第三天第四天，也就是25和26号休会，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28和29日三天，分别举行三次会议，集中议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因为没有绝对的权威在，大家平等的讨论自然认真而热烈，民主气氛很浓，当然效率自然就会比较低，三天时间也没有达成完全共识，于是准备在30日晚进行最后的决议，这天晚上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因为是最后一次会议了，两个外国人又一次列席，可刚开始几分钟，突然门被推开了，闯进来一个人，穿着灰色竹布长衫，李汉俊问，你找谁，此人四下打量了一下，说对不起，我走错了，说罢退了出去。会场上其它人都是书生，以前充其量就是喊喊口号什么的，没有做过什么危险的事，而马林则不同，此人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他马上跟大家说，这人应该是巡捕房的，我们被监视了，大家马上撤。因此除李汉俊和陈公博外大家迅速撤离。十几分钟后，那个灰布长衫的人带着一个法国总巡捕及一干众人闯了进来，总巡捕问到，为什么开会？李汉俊和陈公博回答我们没开会啊，只是朋友聊天而已。那两个教授是哪国人？答曰英国人。那个总巡并不相信，下令搜检，翻箱倒柜的折腾了足足两个钟头，什么都翻到了，唯有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这人都一样，越隐秘地方他越要翻，明摆着放着的东西却不在意，当然，一张改的一塌糊涂的薄纸，没有在意也有情可原。这李汉俊原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家里藏书颇丰，这几位外国先生从中认出了几本马克思的经济著作，于是微笑着对俩人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然后就撤了，没什么损失，虚惊一场。
这共产主义小组在各地的活动都是公开的，大家还办刊物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呢，怎么跑到上海就有巡捕来捣乱呢？其实这次事件和共产主义小组无关，几个穷书生平时写写文章，骂骂大街，谁会认为他们能成什么气候呢？问题出在马林身上，这马林是共产国际的人啊，共产国际是宣称用暴力手段推翻所有现政权的组织啊，俄国被你们给赤化了也就算了，你们可别到我们这里来折腾了，所以这马林早就上了欧洲各国的黑名单，走哪都被当地政府记录在案，这次你潜入法租界，自然就引起了法国巡捕的注意，不过好在撤离及时，他们也没找到什么证据，这事就有惊无险的过去了。
这次事件便宜了一个程子卿的，他是法租界华人探长，就是闯入会场的那个灰布长衫男，他本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因为以不速之客的身份闯入中共一大会场而被载入了史册。
怎么办呢，李汉俊家是不能再去了，大家接受了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建议，去嘉兴，在南湖上把会开完。李汉俊是李公馆的主人，此时正受监视，显然不能离开了，陈公博倒很心宽，带着新婚妻子去杭州游西湖了，两个外国人太扎眼，就不邀请你们同往了，自己找地方呆着吧。其余人等去了嘉兴，关于到嘉兴的时间有7月31，8月1，8月5日等多种说法，谁也弄不清具体时间了，弄不清就弄不清吧，本来也无关紧要。王会悟给大家雇了条游船，这是一条中号画舫，长约16米，宽3米，船头宽平，内有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右边有一条夹弄贯通，会议就在中舱举行。王会悟则坐在船头放哨。　代表们以游湖为名，让船主把船停泊在离烟雨楼东南方向二百米左右僻静的水域，上午11点左右，〃一大〃南湖会议正式开始，最主要的议程是选举中国共产党的全国领导机构——中央局。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李达分管宣传，北京组领导人、享有崇高威望的李大钊竟然没有进入中央局，而因为正好在上海而幸运的成为一大代表的张国焘却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因为参与会议的总共只有11个人，后来的境遇差距又非常大，大家对此事又都没有提及，以至于李大钊落选之谜似乎已经无从破解了。
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胜利闭幕，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大会在全体代表〃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的轻呼中结束。一群并非“无产”的知识分子准备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登上历史舞台了，尽管无产阶级还不知道代表他们的是何许人也。


第十九章　孙中山屡败屡战
大家可能感觉到了，一个大人物从本书中消失很久了，对，是孙中山，咱们这叫“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边“二十一条”、“府院之争”、“巴黎和会”、“五四运动”、“中共建党”等故事跌宕起伏之际，人家孙中山那边也没闲着，且听我继续讲来。
“二次革命”轻轻松松失败后，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跑到了日本，遇事就炸，上去就打，打不过就跑，这一套东西很是驾轻就熟。跑到日本的孙中山总结失败的原因时认为党员不听他的话，使他的主张得不到贯彻，这样的理由可笑的很，任何时候，只有下属埋怨上级一意孤行的份，上级绝无嗔怪下属不听号令之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下级无能力换上级，起码不能想换就换，而上级如果感觉下属不力，却可以除名、停职，你之前不管不问，去做“二十万里铁路”的春秋大梦，一旦事发，却根本不考虑自身实力，不讲究斗争策略，强令兄弟们以卵击石，事后又将自己的策略性失误推卸给旁人，你哪怕走走过场的做做自我批评，我今天也不会这么写，毕竟我还做着出版的美梦呢，但如果让我为了出版就发表我自己都不信的观点，我是不会做的。


孙先生不光敢说而且敢做，你国民党不是不听我的吗？没关系，反正宋教仁一死，“二次革命”一败，国民党也散摊子了，我就另建一个组织呗，想加入我这组织，你得按指纹，宣誓效忠我孙中山，誓词如下：
立誓人某某，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痛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
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
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
中华民国　省　县（捺指模）
中华民国　年　月　日
这怎么有点像帮会的誓词啊，你是不是弄错了？我保证我没弄错，这可是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亲手拟定入党誓约，还按照入党先后把党员分成了三等，起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中华革命党”，自从同盟会起，组织就一直采取的是党内民主制度，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可现在孙中山固执的改变了这一优良传统，他甚至公开宣称：“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除我之外，“无革命导师”，“再举革命，非我不行。”【注18】，通常人只有在被胜利冲昏头脑时才会盲目自大，而孙先生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面前依然表现的如此自信与从容，实在匪夷所思。这时候，同盟会元老黄兴站了出来，说老孙啊，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根本不是你说的党员不听号令的问题，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继续维持国民党，“加以整理，力求扩充”。【注19】你现在搞的这叫什么玩意呢，按指纹，还服从你个人，这是革命党啊还是帮会啊。你这么做是“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注20】；这黄兴说的可谓义正词严，而孙中山拒不接受。黄兴遂拒绝加入革命党，与孙中山分道扬镳，黄兴做的很男人，坚持了自己正确的立场，这毕竟是独裁与民主，法治与人治的原则之争，来不得让步与屈就，但同时，黄兴并未给孙中山拆台，没有利用自己的声望另外组党，而是远走了美国，这就避免了本就不够强大的组织的继续分裂，应该说非常顾全大局。如果这次孙中山和黄兴换了位置，后果恐怕就严重了。
随着国民党的实际领袖宋教仁遇刺身亡，“二次革命”完败收场，理事长孙中山另立山头，名义二号人物黄兴远走他乡，曾经的中国的第一大党已经分崩离析，很多参加了“二次革命”的党员成为了亡命海外的亡命客，孙中山命令成立“亡命客救护团”，主要任务是办理流亡日本党员的登记、并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争取他们加入中华革命党。亡命客中，尤以下级军官为多。在失去组织联系、四散各方的情况下，时间一长，多数同志衣食无着，借贷无门，“亡命客救护团”给与最困窘者以雪中送炭般的接济，每人送学生装二套，按月发给津贴十五日元，经孙中山等人的努力，多数亡命党人生活有了基本保障，已经消弭的革命斗志也振奋了起来，孙中山激励大家：“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即使及身而不能成，四亿万苍生当亦有闻风而兴起者，毋怯也！”
除了亡命客因为组织的温暖而加入革命党外，还有不少同志也认为与其乱糟糟的搞民主，还不如找个可以信赖的人搞独裁呢，所以纷纷宣誓效忠孙中山，中华革命党党员迅速从几个人发展到几百人，建党时机成熟了，于是在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当众入盟，宣誓就任总理，孙中山一生有过很多职务，临时大总统，非常大总统，大元帅等等，但他真正倾心的还是总理这个称呼，以至于后人都以总理称之。
　讲了孙中山这么多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