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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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秋收”、“广州”、“湘南”，不到半年时间里，中共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起义，我认为这其中共产国际和中共自己的“左”倾是很明显的，把之前革命失败的原因统统归结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本身就是推卸责任，接着把推卸责任的托词当真，以“左”为荣，就非常可笑了，首先就是准备不足，太着急了，以至于起义之后该干什么怎么干都没想好，其次对形势估计错误，以为只要自己振臂一呼，广大百姓就会风起而随，三是各级党委的教条主义，盲目坚持所谓的革命原则和革命精神，徒增损失。其结果是，把手里本就不多的牌一股脑的扔了出去，本来“分共”，“清共”后，中共还只是国民党的不同政见者，国民党左派们对中共的遭遇还寄予一定的同情，这么一搞，直接就统一了国民党的内部分歧，从此在中共嘴里，国民党不再分什么左右派了，统称为反动派，在国民党嘴里，共产党更是成了“赤匪”，如果不是毛泽东、朱德的临阵“变节”，引兵逃跑，也许这么多人生命换回的就是听个响。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一个现象，那时没有网络、短信、电视，就凭为数不多的中共党员走家串户的宣传，竟然有那么老百姓参与进来，这发动群众怎么会这么容易啊？从清末的不断对外赔款，到民初的军阀混战，都是需要钱的，钱从哪来，横征暴敛呗，老百姓，特别是农村的农民有太多赤贫者，加上法制混乱，有钱人为富不仁、欺压百姓的事时常发生，使得百姓的仇富情绪高涨，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玩意儿他们估计是听不明白，但“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大家还是赞成的。“四一二”之前，在农村搞土地革命是合法的，在“四一二”之后“七一五”之前，在武汉政府的势力范围内，这么干也是可以的，可以合法的分钱，大家当然高兴了。可这没高兴几天，土地革命不合法了，分的土地分的钱都要还回去了，这哪行啊，于是农民们很容易就被调动起来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只不过这时候的农军是因利而动，而并非有什么坚定的信仰，当发现维护这既得利益，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时，自然会有很多人马上放下武器，老老实实回家拿起锄头。这也就是为什么发动很容易，坚持却很难的原因。

再说国民政府这边，汪精卫接受蒋介石的要求赴上海洽商，可就在这时“广州起义”爆发了，这下国民党内原来反对汪精卫的那些人就更有理了，若不是你的放纵与妥协，何至于广州遭此涂炭啊，更有甚者说汪精卫就是共产主义分子，一通劈头盖脸，弄的汪精卫百口莫辩，后来虽然查清“广州起义”和汪精卫没有什么关系，但那地方是你管辖的，出了这么大事，你总得负责吧，于是汪精卫老老实实的发表了隐退政界的声明，带着陈璧君去了法国。
汪精卫走了，那个制约汪精卫的特委会也解散了，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南京复职，2月2日，久拖不决的二届四中全会终于开了，会上决议取消“三大政策”，因反对“三大政策”而被开除党籍的人一律平反，持续了半年的国民党内部纷争暂告一段落。这次，蒋介石只作军事委员会主席，而把一把手的国民政府主席让谭廷楷当了，蒋介石还提议在广州、武汉、开封和太原弄四个政治分会，分会主席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担任，咱们相互监督，做民主政治。
4月，统一全党的蒋介石宣布重新北伐，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协力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6月8日攻陷北京，张作霖逃往东北。蒋介石在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陪同下，到了西山碧云寺拜谒了孙中山灵位，告诉他，你的愿望实现了，北伐成功了。
1928年6月4日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突遭预先埋好的炸弹袭击，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当日逝世，享年53岁。
长期以来，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暗杀已是被广泛认可的事实。1946—1948年，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战犯审讯过程中，侵华日军将领对日本关东军受政府之命策划暗杀张作霖行动供认不讳。但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日本政府矢口否认参与了暗杀张作霖行动，并称日本政府没有任何理由指使关东军暗杀张作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俄罗斯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在调查托洛茨基死因时，无意中发现了张作霖被苏军情报局暗杀的史实材料，从而使这桩既成的历史铁案在70年后又有了新的说法。
张作霖到底被谁杀的我是弄不清的，也不打算去弄清了，因为和之后的故事联系不大，我们只需要知道张作霖在东北在日苏两国的势力渗透下，他尽了全力在保卫中国利益就行了，虽然这有很大程度是在保卫家天下。
从李鸿章建立北洋水师到袁世凯奠定北洋陆军，从1888年北洋水师建立，到1928年张作霖遇刺，北洋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整整40年间的中国历史，处处都留下了北洋的痕迹。
段祺瑞：1931年9月日军侵占东北，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曾经数次到津密晤段祺瑞，请段出面组织华北政府，日本愿以全力支持，段祺瑞坚持不与日本人合作。1933年5月21日，有记者登门采访，他铿锵作答：“日本横暴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备战，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　1936年11月2日在上海宏恩医院病逝，终年七十二岁。
曹锟：晚年无钱无权，面对日本人的游说，立场异常坚定，坚辞不就伪职，并破口大骂前来替日本人游说的高凌蔚，将其哄出家门，还告诫子女不许为日本人做事。1938年5月17日，曹锟因感冒转成肺炎，经医治无效，在天津泉山里刘夫人寓所病故，终年76岁。
吴佩孚：1935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自治”，请他上台当傀儡，他坚决拒绝；1938年6月，伪“华北临时政府”与伪南京“维新政府”合并，请他出来当官，他也不答应。　1939年12月4日，他因吃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龈，受日本特务土肥原指使，日本牙医将其杀害。终年65岁。
逝去的北洋，渐行渐远，留下的是长长的背影……


张作霖死后，奉军秘不发丧，直到6月18日，张学良微服返奉。于次日任奉天军务督办后，方才在21日公布张作霖死讯，开始发丧。之后东三省议会一致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3日，就任本兼各职，张学良也就有了“东北少帅”之名。
突然的变故，把这位年仅27岁的张大少爷过早的推向了前台，也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他“从小就身体不好，希望学医救人，却因缘际会成了杀人的军人；本性最适合做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可现实偏要压他一肩的戎马战事和国仇家恨。”【注39】，之前做事有父亲把关，大家也都看着张大帅的面子不为难他，而现在不同了，没有依靠，全凭自己，面对日苏的倾轧，面对国民革命军的武力威胁，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花花公子，真的能撑起这片天空吗？


首先就是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早在“二十一条”的时候，日本人用两国协议的方式，获得了在东北（满洲）的诸多特权，日本人可以在中国东北任意出入、居住、经商、办企业，这么说吧，日本人到中国东北和去日本北海道没区别，不光这样，在东北还驻扎着一支日本部队，强悍的日本关东军。当时张学良有个顾问，叫土肥原，他们是作为日本的派驻人员，在张身边工作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日本政府的代笔，他跟张说，你来当东北的皇帝，我们日本政府支持你，张学良大怒，找到日本驻奉天的特务长官，叫秦真次，说你把土肥原给我换了，我不要这个顾问了。秦真次说，用谁当顾问是我们政府决定的，你无权提出这个要求，把个年轻气盛的少帅气的要死，行，我不是无权换顾问吗？好，我不见你土肥原，多会儿你来，我都不见，见了面我也不跟你说话，我看你怎么顾怎么问。这小孩子意气用事的方法倒很有效，日本人还真拿张学良没办法，只得换顾问，可没多久秦真次被调走，土肥原接任，这小子还升官了，成为了日本驻华的特务头子。
日本政府派出特使林权助游说张学良，此人是日本太子的老师，极善言辞，他给张学良分析形势，奉军新败，张学良必须做出选择，如果继续和国民政府对抗，那么就得求助于日本政府和日本关东军，而关东军也非常愿意给予张学良帮助。张学良虽然年轻，但心里很清楚，日本人是要并吞中国东北的。所以他答道“你老先生替我想的很周全，我没想到的你都想到了，但有一点你没有为我想”，老头问，“哪件事？”，张学良答：“你忘了我是中国人”。于是张学良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与南京政府合作，以对抗日本人，宁肯投降蒋介石，也不做日本人的傀儡，这就是“东北易帜”，1928年12月29日，不顾日本的反对，排除杨宇霆的干扰，毅然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由此，中国在名义上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再次实现国家统一。
这杨宇霆是张作霖的把兄弟，此人16岁中秀才，后去日本士官学校留学，任奉军总参谋长，是张作霖手下第一大将，有“小诸葛”之称。张学良上台后，他以长辈自居，规劝张学良戒毒，批评他不问政事。虽出好心，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认为这是杨宇霆想操纵他，在东北易帜问题上，杨宇霆坚决反对。1929年1月10日晚，杨宇霆下班回家，听说有帅府请他去打牌的电话，没有吃饭便驱车前往。一进帅府，就同黑龙江省长常荫槐一起人车被扣，宣布其吞扣军饷，贻误戎机，图谋不轨等罪名，然后由警务处长高纪毅、副官谭海等枪杀在帅府老虎厅。
90高龄的张学良在口述历史时，说“不论是谁，大家都认为我是个年轻小孩……都想操纵我，杨宇霆也想操纵我，我这人不受别人操纵的……就连蒋先生想操纵我，我也是不受操纵的……”，“他（蒋介石）发我脾气，我就把他抓起来呀”。
第二十九章　腥风血雨中的中共特科
　
“东北易帜”后，中国国内出现了张学良的东北军、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绥军、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蒋介石的中央军五股国民革命军武装，还有一只就是在湘鄂赣边界地带武装割据的朱毛红军，共六股军事力量，朱毛会师时手头只有万余人，三千条枪，按理说那五股国民革命军中的任何一股只要发力，都可以轻松剿灭朱毛，况且朱毛会师只一个多月后北伐就结束了，天下基本大定，可事实是，朱毛并未遇到强力清剿，并且将势力扩展到了整个湘鄂赣边界地带，究其原因有两个，一是掉以轻心，觉的粉碎了中共四次大起义后，中共已被彻底打垮，因此对于一帮占山为王的农民不以为意。二是确实没腾出空来，光顾着自己和自己打着玩了，刚完成“东北易帜”，蒋桂就开战了，蒋桂打完，蒋冯又开战了，蒋冯打完没多久，蒋冯阎又打起了中原大战，等蒋介石将张学良收编，将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全部打败，时间就已经到了1930年的11月，从毛泽东率部上山到现在已经整三年了，从朱毛会师实施武装割据也两年半了。


这三年里，毛泽东他们做了什么呢？
首先是分田地，毛泽东从红四军中抽调大批干部到各县、区、乡，发动群众，指导分田。1湖南省委代表在1928年6月25日给省委的报告中描述边界土地革命开展的实际状况说：“现在宁冈的土地已快分清楚，永新的也分了一部分。分配的方法，多以乡苏维埃为单位，由区苏维埃派人协同乡苏维埃将全乡每家土地、人口调查清楚（如少报土地的，查出后，即取消其分田的权利），再由乡苏维埃将人口、土地统计，看每家分多少，乃根据他原有的田数定其应出进多少。分定后出一榜，又依榜到各田去插一牌子，即归其正式营业。”“照他们这种方法，每人可分谷八担，大小人口一样的多。
井冈山地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农民生活十分艰苦，拥有大批赤贫的群众，这把土地给大家平均一分配，少数地主吃了亏，绝大多数农民是沾了便宜的，于是奔走相告，苏维埃这个玩意儿太好了。当然，国民党虽然大部队顾不上清剿你，小部队来，也够红军吃一壶的，经常是农民分了田耕种，等到收获的季节，地主们又打回来了，于是“农民分地，地主割谷”，政治上军事上的失败不算什么，但农民分了地却收不到粮，才是大的失败啊，这以后谁还信你的啊。


所以就要积极扩军，用军队来保证胜利果实，　1928年初贺龙由上海回到湘鄂西，3月，与周逸群等领导发动荆江两岸年关暴动和湘西起义，后来贺龙周逸群被打散失去了联系，贺龙就带着几百人继续经过艰苦创业，6月人数就激增到1500人，于是就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里有两个疑问，1500人就能叫“军”吗？怎么又出了个红四军啊？哎，特殊时期行特殊之事，人家贺龙本来就是军长，就是率领十个人也得叫贺军长，红四军的问题嘛，估计贺龙不知道朱毛抢先注册了，就这点人到1930年已经发展到3万人，开辟了好大一块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发动平江暴动，创建红五军，转战数月后，12月，红五军主力上了井冈山。总之，趁着国民革命军内讧之际，红军发展及其迅猛，当然，由于各自为战，所以红军的番号也比较乱，大家的番号都随便定，不光出现了两个红四军，加上改编整编的，出现了红三军，红八军，红九军甚至红十二军，哈哈，实际哪有12个军啊，编制也乱，有的军下辖有师，有的直接就是团，倒也好，很能虚张声势。

后来这些军又经过了整编，演变成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其中红一又称作中央红军，因为红军番号在这一阶段变化又快又乱，要想将他捋清会极其乏味，也没什么用，所以咱们就一笔略过，以后讲哪算哪。
等蒋介石把其它地方摆平了，回头一看，我靠，要成精不成，我现在天下大定，兵锋所指，无不披靡，就凭你们那点人那几条枪，还能成什么气候。可事与愿违，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国民政府一共组织了三次围剿，可毛泽东、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把你诱进大山里来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竟然连战连捷，最后把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拥有21座县城、5万平方公里面积、250万人口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史称中央苏区。与此同时，还有好多块小的苏区，发展势头之猛，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不光如此，人家还建国了，1931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未到职）任副主席。朱德任中央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12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布告》，庄严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定都瑞金，瑞金地处江西福建两省的交界之处，山势险要，离中心城市较远，没有国军重兵，国军集聚往返不易，有利于新生共和国的巩固。　在当时县委书记邓小平的精心经营下，瑞金局势稳定，红色政权巩固，基础坚实可靠，定都后改名瑞京。
很显然，自从1927年，先后和蒋介石、汪精卫决裂后，中共一直在活动，各地的起义暴动看似各自为战，但在幕后肯定有一只手在进行着操纵，并将其引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对，中共中央还在，他们一直没有停止活动，可他们在哪呢？
1927年“四一二”后，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七一五”之后，陈独秀被撤职，在“八七会议”上，由共产国际代表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接着大家死走逃亡，各奔他乡，之后很长时间也没有新任命总书记，那时候被打的四散奔逃，选举是选不成的，从苏联派吧，都不知道到哪上任，所以瞿秋白就一直临时下来。
9月，瞿秋白率领着残存的中央又转移到上海，这个轮回完全不同，走的时候还只是在野党，至多是不同政见者，等回来时已经是“共匪”了，所以这次回来，极其秘密，也由此诞生了一支新的部队——中共特科——一支专门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小型特种部队。
这支部队的创建者与领导人就是周恩来，“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脱离部队逃亡，当时他身患恶行疟疾，高烧不退，时常处于昏迷之中，最惨的时候身边就剩下两个人保驾，一个是聂荣臻，一个是叶挺，三个人就剩一把手枪，不过这俩保镖绝对的够范儿，一个是后来的共和国元帅，一个如果不死也肯定是元帅，这老哥仨历尽艰险，最终算是安全到达了香港，在那里，周恩来得到指示，命他北上上海，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受命组建特科。


1928年4月，瞿秋白奉命赴苏，并在苏联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大，因为大部分精英此时根本不可能到达苏联，所以六大的代表性不强，之前的中共领导人和领导集体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担当，可这次会上强调“领导干部工人成分化”，于是乎老工人向忠发就被选成了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务主席，也就是中共总书记，小工人顾顺章成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时候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也不过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当时由向忠发、周恩来和顾顺章组成了一个特务委员会，负责组建特科，但实际工作是由周恩来和顾顺章负责的，事实上向老工人什么责也负不起来。特科的任务是保卫中央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动向，向苏区传递情报，营救被捕通知和惩办叛徒。特科三个科，一科是总务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洪扬生；二科是情报科负责收集情报，建立情报网，科长陈赓；三科是行动科，是特科中最富知名度的部门，负责保卫机关，镇压叛徒特务等，也称“红队”，“打狗队”，科长直接由顾顺章兼任，也可见特科对此部门的重视。后来又增设了无线电通讯科（四科），负责设立电台，培训报务员，开展与各地的通讯联络工作，科长李强。
这里要特别注意两个人物，一是陈赓，一是顾顺章，陈赓咱们前面屡次提到了，顾顺章是上海人，无产阶级，此人魔术技能达专业水准，可以上台表演，还精通化妆之术，1926年，受中共委派，与陈赓一起前往苏联学习特工技能，是一个绝对一流的高级特工人才。回国后，1927年，顾顺章成为了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的总指挥，在协助周恩来领导特科和组织领导“红队”的过程中，顾顺章展现了他的能力。陈赓那个科则不显山不露水，为什么？因为情报科就不是那种能张扬的科室，不干活时，就安心潜伏，干了活也不能炫耀。


特科的工作一直按部就班，一道道指令在特科的保护下，从中央传出，传向各地，左的右的、对的错的都有，总的来说左的多右的少、错的多对的少，朱毛、贺龙、彭德怀这些地方实力派，在党内地位不高，除毛泽东当了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还给撤了以外，其它几位在党内都无职务，不过实力派就是实力派，对于上海中共中央的命令，他们是有选择的接受，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这倒也不是说这几位没有组织原则，没有组织纪律，而是那时候的中共中央确实自以为是瞎指挥。但是，我要说但是，中共中央一道道的命令的发出对于中共的发展至关重要，他明白的传达着一个信号，中央还在，伟大且强大的苏联还在支持着我们，他告诉在前方各地武装割据的同志们，不要放弃，你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种潜移默化的精神鼓舞是在艰苦环境下继续坚持战斗的同志们的信心源泉。如果没有中共中央的协调，这些割据势力将很难团结在一起，最终将会被个个击破。
可就在特科的工作按部就班进行的时候，危险却步步逼近。1931年4月25日，星期六，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失去了平日的喧嚣，大家都下班回家度周末了，只有机要秘书钱壮飞等几个人在值班。钱壮飞在这个部门已经工作了快三年了，一直任劳任怨，与世无争，人缘不错，但也并不引人注目。今天，又赶上他值班，一直不引人注目的他却要做一件直接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
科长徐恩曾平时就住在单位，只有在周末方才离开，这时必须由机要秘书值班，以处理不能耽搁的情报。这时一份写有“绝密”字样的卷宗放到了钱壮飞的案头，上面注明“徐恩曾亲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