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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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锏耐恋兀丝诓怀�50万，土地贫瘠，没有工业，当地人生活异常困难，本来刘志丹少量红军在此出没，尚能混个温饱，可先是徐海东的红25军，接着是中央红军，这怎么让这个穷困的地区受的了。特别是中央红军，那是衣衫褴褛两手空空来到陕北的，一下来了八千多叫花子，可真让刘志丹等为难啊，不光没的吃，而且冬天到了，还没的穿，连取暖用的柴火都没有。
怎么办，在江西的时候，可以打土豪，可以去大的市镇吃大户，可到了陕北才发现就是挖地三尺，也嘛玩意儿没有。北边、西边和陕北一样穷，南边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西北军重兵封锁，只能东渡黄河到山西去找吃的，当然口号一定要响亮，叫“抗日反蒋”，说我们要通过河北、察哈尔到抗日前线去。过了黄河后，可开眼了，这地方真富啊，吃喝穿用都有，即使普通人家在红军战士眼里都像土豪，那就不客气了。
阎锡山急忙调兵加强太原以南的防御，谁知红军根本没有向北打，却掉头向南，沿着汾水流域去打文水、赵城、洪洞。晋南是山西的富裕地区，红军所到，并不主动找晋军作战，而是打土豪、筹款扩军。阎锡山一看，不是说北上抗日吗，怎么向南打了，不厚道啊，不按套路出牌啊，毛泽东说，连兵不厌诈都不懂，你真是个棒槌。阎锡山这时才允许蒋介石的部队进入山西南部，自己指挥晋军从北边压过来。毛泽东一看，土豪已经打了，东西也抢了不少，田地来不及分就不分了吧，东征目的已经达到，下令不与敌人决战，带着东西和钱——撤，这下红军有钱了，日子好过多了，唯一遗憾的是，在掩护红军渡河回陕北的战斗中，刘志丹不幸中弹牺牲。
地载万物，是我见到的最有风度的毛左，我非常愿意与他继续交流。
一． 我认为在49年到79年之间，我们的国际地位并没有上升，我们讲差距有没有缩小，也是比较的相对排名吧。49年之前，美、苏、英地位差别不大，德、日虽为战败国，但在二次大战中所表现出的战力，依然为世人惊叹，此时的美国没有一枝独秀。79年时，美苏已经成为了世界的两极，其它国家明显没落了，这是美国的进步。你的比较出现了错误，你说“那就量化一下 ４９年的时候美国可以制造几乎所有的工业产品 中国当时能制造汽车 飞机吗 到了７９年美国依旧能制造几乎所有的工业产品”，可49年时的所有工业产品，和79年时所有的工业产品是不同的，谁都知道79年时所有的工业产品其外延比49年大的多的多，可你却偷换了概念，然后得出后面的结论“而中国也可以制造大多数的工业产品了 飞机汽车可以制造 卫星导弹也能制造了．你说进步没有”，事实上当中国可以发射卫星的时代，美国已经登月了。当世界信息交流已经非常通畅的时代，我们还在饿着肚子要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受苦人。当世界上绝大部分共和体制的国家和君主立宪国家，都实现了国家领导人的有序更迭，我们却在实行着国家主席终身制（国共都是如此）和“帝位”（对不起，我没找到更好的词，大家明白意思就行了）的禅让制。49年前，我们可以顶的住日本8年，可79年时，我们却肯定无法顶的住美国，为什么？因为49年前，我们可以有美苏支持，可在毛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几乎得罪完了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79年和49年纵向比，毫无疑问会进步，和唐朝比，我们进步更大，但唐朝是世界第一，可我们现在不是。朝鲜也有原子弹了，他的国际地位上升了吗？
二． “49年前，连年征战的情况下，老百姓依靠宋朝的生产水平，尚可养活1000万军队，为什么和平时期反倒不行了呢？”，这句话应该是我说的太简略了，我的意思是说，当年的生产水平尚可养活1000万军队，而之后的生产水平却连普通平民都吃不饱肚子。
三． 关于44年的中国是强弩之末的话，是我说错了，当时的我们应该是“弱弩之末”才是。
四．不要把现在海峡两岸的接触和重庆谈判相提并论，根本不是一回事。
总结陈词一下：二战之后，中国大陆、德国、日本、苏联、韩国、中国台湾实际上都陷入到了战后重建当中，这中间，大陆做的无用功是最多的，犯的错误也是最多的。
我们49年之后执行的政策就是当年不惜用三年战争方式去坚决反对的东西。
独裁最大的优势是效率，遇到个明君，那么国家就会飞速发展，如果是昏君呢，人民就跟着倒霉。那么请问，我们是要独裁呢，还是民主。
前面我不断的问话，实际是辩论中的技巧，么问不会出错，而答则可能出错，可能被抓住把柄。事实上地载万物开始只是表达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是他业已形成的，大多数人在接受一个观点时并没有经过仔细的论证，因此当我追问他出处的时候，就难免出现漏洞。比如那个35岁寿命的问题，他答是在**查的，实际我问的是这个数据是如何计算得来的，我不相信这个数据的真实性，但我却没有证据推翻这一结论，所以我就问，谁主张谁举证嘛，我没主张，我就没举证责任，哈哈。
因为下面还要继续写，所以就上述问题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具体论据我会在写到的时候论及，在此就不一一答问了。
1。民主思想和人民民主专政思想都来自西方，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在“拿来”的时候，我们选择了后者。
2。49…79年，政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同样也犯了大量的错误，甚至违法和犯罪。犯错误可以接受，违法和犯罪则不可原谅。
3。49…79年间，毛泽东作为有着崇高威望的领导人，在他有能力建立民主制度的时候，却没有建立，热衷于一次次运动，就算他是明君，就算他所有的运动都是正确的，对这个国家依然是不幸，因为只有建立制度，建立崇尚制度的环境，建立违法必究的法律尊严，建立老百姓真正当家做主的民主环境，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因为你不可能一辈子英明，即使英明了一辈子，下辈子怎么办。
4。 文革十年是中国道德沦丧、法制沦丧的十年，现政府将其定义为“浩劫”，恰如其分，张宏良之流说那叫民主，送他四个大字：什嘛玩意。
5。79年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显着提高，但内部问题依然很多。但现在的言论自由远远好过前30年（即使现在封了该贴，我的观点依然不变），因此很多问题，我们可以摆在明面上说了，头30年的言论自由程度和信息传播渠道，注定了不能像现在这样多的显示出来。
6。拿前30年和后30年直接比较，没有意义，拿他们和同时代其它先进国家比才有意义。前30年我们就是朝鲜，自我感觉不错，但大家以为他们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争论，我就此打住，专心写作。有新的议题，我仍然会参与。建议大家的争论，集中在已经写完的阶段。
再说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义愤填膺啊。这一方面有张国焘的煽动，另一方面三军团至徐陈于不顾，自己逃跑，也确实太过诡异。就连原属于中央红军的五军团，也发生了分化，除了军团长董振堂等少数干部外，其余也对一三军团的做法不满，站在了张国焘一边。这下，最困难的就是朱德和刘伯承了，两个人对于此事根本是不明真相，中央唱的哪一出，他们也不知道。可不明真相者，却不被允许围观，你必须要说说，中央到底怎么回事，你到底站哪头。有记载说，朱德在“阿坝会议”上，面对近千名四方面军干部，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中央的决议，我是举了手赞成的，不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决议。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我是完全信得过他的。人家都讲“朱毛”，我朱德怎么能反对毛泽东？”。后面这几句，我相信是有的，事实上朱德也是怎么做的， 但要我相信前面关于“北上抗日”的说法，等于让我相信朱总司令缺心眼或脸皮厚。 “北上抗日”是中央红军一直在喊的口号，可那不是为了迷惑敌人和发动群众吗？红军内部没人把他当真吧？让四方面军的同志们相信，毛泽东带着三军团趁夜北上，是为了抗日？朱老总怎么可能在这时候说这样的话呢？“阿坝会议”成了对于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中央的批斗会，朱德和刘伯承面对汹涌的人海，最终只能选择沉默，你让他们说什么呢？
之后，在于徐陈所率领的右路军会合后，红四方面军开始南下。朱德刘伯承别无选择的跟着红四方面军行动，朱德虽贵为红军总司令，但他已经无法调动红四方面军的任何人。
10月5日，卓木碉，召开了卓木碉会议，陈昌浩首先报告在毛儿盖的一切经过，说明总司令部移到刷经寺后，他和徐向前与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委员相处得很融洽，遇事互相商量，并无争执。毛泽东等北逃的那一天，行动是突然的、秘密的、不顾信义的，也是破坏党和红军团结的。张国焘接着开始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讲起，他们没有粉碎第五次反围剿，被迫逃离苏区，一路被敌人追杀，损兵折将，最后却说我们是逃跑主义，敌人在南边，南下怎么倒成了逃跑主义了呢？
“逃跑主义”是个很有意思的词，后来张国焘彻底被打倒，他从鄂豫皖苏区撤出，也被定义为了“逃跑主义”，而跑了两万五千里的中央红军被定义为“战略转移”，逃跑的红四军团从3万人跑到了8万人，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从8万6变成了8千多。
张国焘接着说：中央领导人是吹牛皮的大家，是左倾空谈主义。他们只是在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时才来参加革命。（这话后来张国焘还讲过多次）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逃跑。有鉴于此，张国焘宣布：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了领导全党的资格。提议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要大家表态。
虽然朱德、刘伯承反对，但在众将士的支持下，张国焘还是成立了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如果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成立的中央可以算作临时中央或代中央的话，张国焘这个中央就只能算“伪中央”了，因为实在缺乏正常的程序。但是“伪中央”不是没有转正可能，只要有国产国际的认可，就会一切顺利成章。现在，张国焘拥兵八万多，只有毛泽东分裂红军的证据（毕竟带红三军团夜里秘密逃跑了），却没有张国焘企图武力胁迫中央的证据，这时候，如果联系上共产国际，把事情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讲述一遍，张国焘被转正，毛泽东被拿下可能性不光是有，而且很大。
有个说法，刘伯承秘密掌握着一个和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电码，此时他密令参谋刘绍文烧掉了这个电码本，使张国焘无法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于是保卫了党中央。我对这个说法是有怀疑的，刘伯承怎么可能掌握这个密电码，且是秘密掌握，朱德、张国焘、毛泽东都不知道。
接着，红四方面军开始南下，这么多日子以来，红军一直是被追杀的对象，此时突然杀回马枪，很是出人意料，打的本就战力不足额川军措手不及，红四方面军如下山猛虎一般，势如破竹，连战连捷，形势似乎相当乐观，但虽这节节胜利，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像中央红军那样一仗接一仗的打，是没有办法，被敌人盯上了，只能打，但打的目的是为了跑，为的是找个地方休整。可红四方面军深入敌人腹地，杀向川中平原的打法，虽然攻了许多城拔了不少寨，但却是将自己投入到重围之中，缺少补给，没有后援，没有休息，这种打法是典型的消耗战，可张国焘又有多少本钱和人家拼消耗呢？
蒋介石一方面组织围堵，一方面整编川军，往各级部队派驻政工干部，以增强凝聚力。川军在得到中央政府的军费和武器支持后，重整旗鼓，加上红军要进入川西平原，为了保有地盘也得死磕张国焘。终于在百丈镇，刘湘率川军与中央军精锐薛岳纵队配合，经过18昼夜的苦战，将红军击败于百丈镇。此时，蒋介石马不停蹄集结兵力，薛岳纵队下辖6个师近10万人，向被逼退于大山深处、缺吃少穿的红军发动了猛攻，围剿从1935年12月一直到来年的1月，红军几乎被逼入绝境，减员相当严重，短短三个多月，从南下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4万人，士气更是低落。
1935年的那个冬天，对于毛泽东和张国焘都是一生难忘的困难时期，饥寒交迫啊。虽然双方都开了会，认认真真的谴责了一通对方，张国焘甚至还通缉了毛泽东，但双方的电报联系始终没断，当然大家电报里并不提相互的谴责的事，在相互通报情况之余，也不忘逞口舌之快，毛泽东告诫张国焘，中央同意你向川西发展，但你不要说我们是逃跑主义，请注意维护中央威信，另外你的战况和工作情形，应该及时向中央汇报。张国焘说，我这里已经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从现在起就以共产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的名义办事吧，不要再冒用中央名义，你们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要向我报告，以便批准。
斗嘴归斗嘴，逃命还是主要的，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重走中央红军“打不过就跑”的老路，向西转移。双方这么隔空打擂，谁也赢不了谁，毕竟唾沫星子没太大威力，现如今，张国焘已经没有了当初分家时的底气，毛泽东在陕北的日子虽然也十分的不好过，但在联合了徐海东和刘志丹后，实力还是有所壮大，现在二人的差距已经不像当初会师时那么悬殊了。在实力接近的情况下，能够给予他们二人正统之名的就剩共产国际的任命了，可双方谁也联系不上共产国际，中央红军是从苏区撤离时就和共产国际断了联系的，这也说明所谓刘伯承掌握密电码的说法是不足为信的。
1935年11月，瓦窑堡，中共中央所在地，张闻天的窑洞中，来了一个风尘仆仆的商人，他自称叫张浩。张闻天一看之下，大喜过望，这哪里是什么张浩，他叫林育英，中共早期杰出的领导人，之前我们提到过此人，他是林彪的堂兄，林彪是被他和林育南带出林家大湾的。张闻天和林育英在上海党中央共事过，后来林调去苏联，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此时在陕北相见，真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啊。
原来，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会议结束后，为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决定派一个中国代表回国。从苏联回国有东北、新疆和内蒙古三条路线，东北被日本人占领，新疆路途遥远，只有从外蒙入境路途较近，但要穿越浩瀚的沙漠，又要通过国民党的关卡，文件不能带，要记在脑子里。派回国的人一要能吃苦，二要机智灵活，三要在党内有知名度，让中共中央相信。就这样，选中了林育英。
林育英来到陕北后，马上给张国焘发了电报，告诉他自己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已经到达陕北，随身携带有和共产国际联络的密电码，并计划到川康与他们会晤，但因交通阻碍，尚不知能否如愿。张国焘很高兴，毛泽东带人离去令其始终不爽，一看钦差大臣来了，马上发了一封告状电报，因为他已经将毛泽东，张闻天等开除党籍，所以电报的台头写的是“林聂彭李转育英同志”，：
林聂彭李转育英同志：
１． 给焘电已收读。党中央尚未收到七次大会决议，兄即到极好，请将国际决议速为指示。
２． 五次围剿在“决定胜负战争”左倾空谈之下，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对堡垒主义恐怖，放弃了集中主力，用运动战方法各个击破敌人的进攻路线。
３． 在持久战中未能取得胜利，突围成为必要。但在突围后，因失去反攻各个消灭敌人、创造新赤区的信心。过分夸大敌力，因此丧失许多反攻的机会，造成大量减员和严重失败情绪与张惶失措的逃跑。
４． 遵义会议是以决战防御对单纯防御路线，模糊了反围剿战争中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进攻路线。已成右倾机会主义的泽东和拼消耗的左倾空谈的防御主义的恩来的妥协，将五次围剿收到挫折之责任推到华夫（即李德——作者注）个人身上，暗中宣传应由国际负责。
５．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过低估计。两方面军会合后所产生之新逃跑，失去战败敌人、创造新根据地的信心。不顾一切，一心只朝着苏联和外蒙古逃跑，最后以无耻的手段分裂红军。
６． 机会主义的另一表现就在于抑压自我批评。在迅速进攻敌人的借口下，阻止对于遵义会议和五次围剿经验的任务学习。利用两军会合后的一些小的误会和缺点，故意将反机会主义斗争转变为一、四方面军的冲突。
７． 毛周逃跑时破坏指挥统一，放弃对敌警戒，烧粮毁圹，公开反对南进。无异向敌告密，造成最大罪恶。
８． 我主力红军在党中央直接正确领导下，坚决向南进攻，发挥了布尔什维克的无上英勇，打坍了敌人九十个团以上。现在天全、名山、雅州（安）一带发展苏区，打破一切蒋介石统治，稳定南进是死路的胡说，揭穿了右倾逃跑的实质。
９． 临时中央主张在最近时期召开中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四方面军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尽力反对毛周路线。特别在抗日反蒋和红军胜利今日，应即团结全国同志，加强中央领导，来争取民族革命战争和反围剿的新胜利。
１０． 对陕北赤区及红军的任务，已屡有建议。望他们立即接受中央正确领导，反对毛周路线。并要求林彭聂李立即与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发生经常关系，恢复红军的指挥统一。
１１． 望你设法多派同志来这里工作，绍禹（即王明——作者注）和你及我党驻莫代表和留莫同志设法来此。切盼。
党中央 １２月１８日
应该说，张国焘这封电报写的还是比较有水平的，事实陈述部分相对客观，算不得诬告，但此公的政治智商确实有问题，你说了那么多，却惟独没有向共产国际解释自己为什么建立临时中央，落款你写个“国焘”不就挺好吗，还显的亲热，非得牛哄哄的署名“党中央”，在无法和共产国际联系上的情况下，你自立中央的举动，虽然有些冒失，但仔细把前因后果说出来，也不是多么不占理。可既然国际代表已经来了，此时你应该首先征得共产国际的理解，并争取转正，而不是不顾林育英感受自称中央。
林育英此来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找到红军，和中共重新建立联系，并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根本也想不到此时中共有两个中央，各自拥兵、互不相让。那个时代，中共是共产国际的远东支部，对于共产国际的命令必须服从，这种服从一度达到盲从的地步，只要是国际来的人，不论身份如何，都被奉为“钦差大臣”。尽管张国焘、毛泽东平时都不太把共产国际当回事，但在这个时候，似乎也只有林育英居中，才能令双方信服，因此张国焘才会向林育英告毛泽东的状。
毛泽东当然也看到了林育英的价值，于是希望他以国产国际的名义协调和红四方面军的矛盾，换句话说，要让林育英在未得共产国际授权也无相关职务的情况下，假共产国际之名发表意见，当然这个意见应该是有利于陕北中央的。林育英和张闻天、博古是旧识，同时还是林彪的堂兄，在私人关系上和陕北这边更亲近。再说，在博古难服众望的情况下，由张闻天接任总书记，远比张国焘来的名正言顺。只能发发电报的张国焘，在争取林育英支持上本就先天不足，结果电报发的还那么四六不懂，加上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北上的分析也确实很见水平，因此林育英的倾向性逐渐倒向陕北中央。
在数次电报往来后，林育英表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路线，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要求张国焘取消“中央”名号，成为中共西南局，但不归陕北中央节制，直接由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管辖，算是给了张国焘一个面子。接连的失败，使他的威信已经比卓木碉会议时下降，人困马乏，粮食弹药紧缺的局面迫使他必须迅速做出抉择，这时候，林育英代表共产国际发出的声音算是给张国焘一个下台阶，我不是怕了你毛泽东，不是斗不过你，我是严守党的纪律，服从国产国际的命令。于是，红四方面军调头北上。朱德、刘伯承等已经是第三次翻越夹金山（雪山），而且这次是冬季行军，其困难远大于前两次，而徐向前、陈昌浩及其所率领的原右路军所属的４军、３０军，更是两过夹金山，三过草地。
此时，朱德这个总司令又可以履行职务了，1936年3月15日，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抵达道孚，尔后又进驻炉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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