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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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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路，放心，这已经不需要多少时间了，彻底剿灭共产党后，我会抗日的。
第二天，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学生们又上街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必要时可以开枪。张学良一下就炸了，军人拿枪不去打日本，打什么学生啊。两个人又吵了一架。
12月11日晚，蒋介石晚宴张学良、杨虎城、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席间宣布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西北剿匪总司令是蒋介石，副总司令是张学良，张学良实际就是前敌总指挥，而现在蒋介石实际是宣布换将、换防，让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当晚，张杨二人回去，就召开了军事会议，张学良宣布要兵谏蒋介石，12日凌晨蒋介石被抓了起来。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著名的事件——西安事变，这是一个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事后的资料表明，这个大事是没有经过缜密计划的，至少在12月9日之前，张学良都没有考虑过要兵谏，结果游行学生和蒋介石两下一激，张学良大怒，然后蒋介石再用中央军来接管自己防区，明显是不信任自己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一时冲动，竟然为风起云涌的近代百年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把蒋介石抓住后，张学良再次苦劝他停止剿共，蒋介石拒绝搭理张学良。说也是，蒋介石何许人也，你刀架脖子来劝我，我怎么可能答应你。与此同时，国际、国内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反对张、杨。
原来，自从北伐胜利后，特别是东北易帜后，近10年的时间，虽然爆发过如中原大战这样的内斗，但时间很短，波及面不大。国共之间的战争也打了10年，但属于偏远地区的局部战争，自红军开始长征后，更是哪荒凉哪人少往哪跑，因此，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大部分人民还是享受到了难得的和平与统一。中华民国在内忧外患中艰难起步，政治、经济、基建、文化、教育、社会政策、边疆民族政策、外交、军事等施政各方面皆取得了一定成就，整体环境为1840年以来中国最高水平，史称“黄金十年”，蒋介石在这十年间的执政表现得到了普遍认可，各路军阀归附中央政府的一个前提，也是蒋介石在位，如果没有强势的蒋介石，狗咬狗、鸡追鸭的事不知道还要发生多少，就说领导中国人民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大部分人还是把希望寄托在蒋委员长身上的，因为不论是李宗仁、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还是毛泽东，都没有蒋介石的威望，都不足以令各实力派听候调遣。当然，就在蒋介石的威望蒸蒸日上之时，国民党所宣称的民主建国思想，似乎越来越少被人提及，蒋介石越是被人尊敬，其在独裁的路上就走的越远。
捉蒋之前，张学良恐怕只想着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也许根本什么也没想，此时，西安这边蒋介石死硬，南京那边何应钦要发兵攻打叛军，全国各地实力派要么声讨，要么不说话，反正没人支持你。蒋介石在自己手里成了烫手山芋，杀又不敢杀，放又放不得，这让张、杨十分尴尬。
中共确定蒋介石被抓后，可把大家高兴坏了，多数人主张公审这老小子，然后杀之而后快，就连一向老成持重的朱老总，都建议杀了蒋介石。毛泽东认为，西安事变是一次正义的行动，我们红军理应明确支持。此时有两个人非常冷静，他们是张闻天和周恩来，他们认为，此时情况不明，我们还是不要先表态为妙，静观其变。
这张学良一直和中共保持着接触，可抓蒋介石这么大的事，却没有事先和中共通气，因为本来就是他仓促间决定，以至于中共刚得到这个消息时，都不敢相信。西安事变暴发后，情势发展超出了张学良的预料，只两天时间，潼关即告失守，关中已无险可据，中央军长驱直入，不日即可兵临西安城下，可此时，地方军阀没人愿意冒天下之大不违，给予他这个叛军以实质性的支持，无奈之下的张学良只有寄希望于红军和苏联。14日，张学良一方面请红军派兵接管延安、甘泉防务，共同对付中央军，另一方面请周恩来速到延安，然后转飞机到西安。可同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真理报》发表了《中国事变》的社论，指责张学良“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牺牲品”。16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致电其驻南京的代表斯皮尔瓦涅克，要他向南京政府说明：苏联与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苏联政府不能对中国红军的行动负任何责任。
由于地处陕北，信息闭塞，苏联关于此事的反应，中共并未及时得到，而共产国际给中共发来的电报，还由于密码错误没译出来，在此期间，毛泽东已经以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名义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杨主张，停止内战，罢免蒋介石，交付国人审判。17日，周恩来辗转到达西安后，才知道了《真理报》的内容，急忙向毛泽东汇报，并说：南京方面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主和。“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
由于地处陕北，信息闭塞，苏联关于此事的反应，中共并未及时得到，而共产国际给中共发来的电报，还由于密码错误没译出来，在此期间，毛泽东已经以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名义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杨主张，停止内战，罢免蒋介石，交付国人审判。17日，周恩来辗转到达西安后，才知道了《真理报》的内容，急忙向毛泽东汇报，并说：南京方面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主和。“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
周恩来此次西安之行带去了黄埔军校的老同事叶剑英，两个人都是蒋介石的老部下，又殊死斗争了10年时光，此次西安的久别重逢恐怕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负责接洽共产党要员的是张学良的副官，一个很是英姿飒爽青年军官，叫吕正操，他是张学良担任校长的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深得张学良信赖。别看他现在还不显山漏水，但不久之后，他的大名就将威震华北，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共抗日事迹“地雷战”、“地道战”、“雁翎队”、“破袭战”、“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皆出自此人之手，并率部参加了中共抗战史上最值得书写的“百团大战”。吕正操高寿，在2009年以104岁高龄安然辞世，中共两届的政治局常委悉数到场为其送行，其哀荣一时无出其右。
中共中央在得到周恩来急报后，马上开会思谋对策，他们不清楚苏联为什么如此表态，但非常清楚的一点，失去苏联的帮助，恐怕要有大麻烦。于是毛泽东提出，现在外界诋毁西安事变，主要是因为把注意的重点集中在了他们兵变抓捕领袖上，而忽略了他们抗日救国的目的，这样在政治上就非常不利，下面就两条路，要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要不打内战，我们当然要选择和平解决了，张闻天表示同意毛泽东的看法，并提出咱们下面就是要重点宣传抗日，把蒋介石公审这样的口号咱也不提了。到20日，共产国际的电报才姗姗来迟，电报中共产国际认为，不管张学良动机如何，此次行动都有损中国抗战大局，不过事已至此，要求中共要尽力促成此事和平解决，并借此使红军脱困。直到12月，中共才从来到陕北的王明口中知道了苏联如此表态的原因，原来斯大林认为张学良根本没资格做抗战领袖，中共也不行，蒋介石虽然可恨，但要做中国的抗日统帅，还是非蒋介石莫属。俄国人是领教过日本人的厉害的，一个强有力的、能够有效抵御日本侵略的中国政府，对苏联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不过和平解决说说容易，怎么解决呢？不论是张、扬还是蒋介石，都需要下台阶，行动各方都需要有所保障，谁来代表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呢？大家认为最为合适的人选是宋子文，从私人关系上他是蒋介石的大舅哥，又和张学良交好，从政治地位来说，他曾经一度代理行政院长，分量足够，而此时却没有政府职务，只是中国银行行长，谈判时容易留有余地。大家猜想的不错，宋子文来了，负责中间搭桥的是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他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共同的朋友。20日到西安后，宋先会见了张学良，张说蒋介石已于17日接受了四项条件，即一、改组政府，采纳抗日分子；二、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三、发动抗日运动；四、释放被捕“七君子”。可早晨起来，蒋又反悔了，“谓其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接着，宋子文被允许见到了蒋介石，并将宋美龄的亲笔信交给了蒋，上面写道：“如子文三日内不回，则妹必来陕与兄共生死也”，蒋看后泪如雨下。也就在此时，蒋介石将写给宋美龄、两儿蒋经国和蒋纬国及全国国民三份遗嘱给宋子文转交宋美龄。
这三份遗嘱内容如下：
一． 给全国人民的
余乃国父中山先生之忠诚信徒，自投身革命以来，无时不为三民主义在中国之胜利竭诚努力。然自三省陷敌以来，国事日蹙。共匪猖獗之势无日不堪其忧，虽数次进剿，然皆因吾党吾军贯彻领袖意志不力致功败垂成。党纪不严，国法不张，领袖亦无威法可言。各派政治势力，阳奉阴违，皆欲趁此敌犯北疆之际谋私图利。或割据为政，或以收复失地为由妄图不轨。学生民众亦受邪党异说之煽惑，助纣为虐。余深感有负国父嘱托，现陷于叛军之手，致全党全国蒙羞。在此九死一生之际，余决心殉国，切希吾党吾民珍视团结，举国一心，以国父三民主义为矢志不渝之救国谋略，上下精诚，务期早日实现国民革命之伟业。剿除共匪，铲除叛乱，则余死于九泉而无憾也！
蒋中正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二．给夫人宋美龄的私人遗嘱：
美龄吾妻：
吾决心殉国。经国、纬国吾子即汝子，望善视之。
蒋中正
三．给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的：
经国、纬国吾儿：
余只承认宋美龄为余惟一之妻，务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则吾虽死九泉之下亦瞑目矣。
蒋中正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宋子文一看这三份遗嘱，知道这事难办了，蒋介石这已经是一心求死了，而南京何应钦那边是一心求战，张、杨如被逼入绝境，难保不退入山中，把蒋介石交给共产党。遗嘱拿出来，就被张学良给没收了，他向宋子文保证，如果发生战事，我以人格担保，把这几份遗嘱发送，但现在不行。
21日，宋子文再次面见蒋介石向其辞行，说是回去向政府汇报，再某良策，后日必归。蒋介石反复叮嘱他千万不要让宋美龄来，你也不要回来了。
可宋美龄还是来了，第二天就来了。宋子文和一同返回南京的端纳也同机回到南京，随行者还有戴笠。宋子文知道，只有宋美龄能够软化蒋介石的立场，也只有蒋介石立场软化，方可和平解决西安危机，来之前，他要求：“四天之内，飞机不能轰炸，陆军不得进攻。但假若四天期限已过，尚未寻出解决方案，此时委员长亦离开西安，他们可放手让飞机大炮轰炸攻打西安，及其它任何彼等欲攻打之地方。”宋子文真的很难啊。
在飞机上，宋美龄将一把手枪交给了端纳，告诉他：“如果叛军有任何对我不礼貌的行为，你就一枪打死我”。
专机缓缓的停了下来，走下舷梯的宋美龄看到了前来接机的张学良，两个人脑海里恐怕都会忆起12年前上海滩上那个初夏之夜，那时的宋美龄还是风姿绰约的宋三小姐，张学良则是人人艳羡的东北少帅，如今，少男少女的欢声笑语已随风远去，曾经的相互欣赏只能埋藏在心底，岁月的留痕使得宋三人青春不再，但却增添了沉稳大气的成熟之美。
“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查了吧”。宋美龄指的是端纳。
“不敢”，张学良回答。
当宋美龄走进蒋介石的房间时，蒋介石潸然泪下，责怪美龄身犯险地，如入虎穴。蒋介石日记中记载了宋美龄的一句话：“宁抗日，勿死敌手！”，剩下的，两个人在一起还密谈了什么，外人很难知晓，但之后蒋介石立场开始软化。后人分析无外乎如下几点：1。只要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则张、杨可放他回京，否则性命堪忧；2。如不幸殒命，则中国将会陷入新的因权力分配而导致的争端，为日本所乘；3。何应钦等主战派巴不得你死呢；4。夫妻十年情份，实难割舍。
第二天，宋美龄亲自参与了和周恩来的谈判，口头达成了包括“停止剿共”、“改组政府”、“清除亲日派”，“释放七君子”，“准备抗日”在内的多项协议，不光如此，还答应暂时通过张学良为红军发放给养，张和周商定多少就多少，三个月后，政府改组完毕，正式给予红军番号，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共产党重新获得合法地位。
在此基础上，蒋介石与周恩来会面，在周恩来面前，他是曾经的大哥、曾经的领导、是现在的领袖，想必架子拿的还是很足的，跟周说 “恩来，你是我的老部下，你应该听我的。”周说：“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接着，蒋介石向周恩来当面重申了他的许诺：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氏兄妹和张学良全权代表他解决与红军的关系问题。三、蒋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直接去谈判。得到蒋介石的这些保证，周恩来告辞而出。
事情到此，应该说西安事变解决的还是挺圆满的，国家终于可以停止内战了，特别是7个月后抗战全面爆发，更显出此次停战的重要意义。参与谈判的几方也都得到了好处，蒋介石可以安全返京了、中共也终于在悬崖边立住了脚跟。即使没有共产国际的命令，中共的这个选择也是正确的，因为杀了蒋介石根本无益于红军的艰难处境，只不过换一个人来继续打你而已。
不对，参与谈判的还有张学良和杨虎城呢？他们二人如何处置，怎么没见说啊？难道没有谈吗？这是一项重要内容，不可能不谈的，张学良不听众人劝阻，甘愿只身送蒋介石回京，张本人的胆识是一方面，但蒋给予他一定的承诺，想必也是他做此决定的动因。可具体是什么承诺，却成为了千古之谜。
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返回南京，得到了南京市民的热烈欢迎，与之相对的是，张学良旋即被拿下，29日，军事法庭开庭审理张学良，31日，军法会审判决“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5年”。
1937年1月4日下午，张学良又接到国民政府发布的特赦命令：“经国府委员会讨论，一致决议接受蒋委员长请求，张学良准予特赦，张学良所处10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宋子文陪同张学良出席军法会审后曾说：“审判是走个手续，5天后汉卿保证回西安。”然而事实上，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即长期监禁，直到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辞世，90高龄的张学良方才获得自由，在长期的幽禁生涯中，一直陪伴着他的就是那位风华绝代的赵四小姐，之前赵四连妾的名分都没有，直到1964年二人才正是结为夫妻。晚年，张学良接受采访时，赵四也偶尔会插话，洗尽铅华的赵四小姐，完完全全成为了一位和善的邻家大妈，当然，曾经叱咤风云的少帅也成了一个极其善谈的邻家大爷。
杨虎城被罢免了兵权，令其出国，抗战爆发后，他毅然携家眷回国，当即被抓，开始了和张学良一样的软禁生涯，1949年9月17日，国民党大势已去，将杨虎城及其三夫人还有两个子女杀害。
虽然是口头承诺，但对于给中共的承诺蒋介石基本都兑现了，可对张、杨的呢？为什么从犯杨虎城被杀，而主犯张学良却安然无事呢？
大家普遍相信，西安谈判时，通过宋美龄和张学良的谈判，蒋介石是给予了张、杨宽大处理的承诺的。因此才有了晚年宋美龄屡次说对张学良不起的话。在张被软禁的时候，宋美龄一直和张学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照顾有加。张学良获得自由后，对记者说，没有蒋夫人，我早死了。原来，逃台之前，蒋介石也想杀掉张学良，被宋美龄强力阻止，跟蒋介石说：“你如果敢对那个小家伙（指张学良）不利，我马上出走台湾，把你的事都给你抖出来”。张学良重获自由后，对记者百无禁忌，谁都敢骂，谁都敢说，包括自己年轻时的风流韵事都津津乐道，可惟独对西安事变谈的少之又少，对于蒋介石对他的承诺，更是绝口不提。有记者试探的问他，是不是因为蒋夫人还在，所以你不愿意惹她不高兴。张学良没有说话，只是笑着拍了拍记者的大腿。于是大家就只好耐心等待，等着张学良说出史学家们都想知道却又都不知道的西安事变中这一重要细节。张学良非常长寿，2001年，百岁高龄方才撒手西去，只可惜蒋夫人更能活，2003年，106岁高龄方才离世，则当初的迷团就成为了千古之谜。
张学良非常认可宋美龄对自己西安事变的评价：他不要钱，不要地盘，要的是牺牲。
前面本来认为西安事变已经写完了，但后来发现还有一个人必须写上几句，否则不完整，所以补了如下这段话：
在处理西安事变的中共要员中，还有一个人，就是博古，博古虽然在遵义会议后，从一把手位置上退了下来，但始终位居中共核心领导层，且在之后红军长征过程中，与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保持了高度一致，表现了很高的集体主义观念，我没有看到他为了个人荣辱得失去计较的记录，哪怕是只言片语。他只是一个在错误的时间被放在了错误的位置上的好人，他会整人、会犯错误，但我们却无法找到他在道德上的瑕疵，这是这部书中少有的活的非常干净和纯粹的人。
好，下一节：卢沟晓月下无尽的硝烟——敬请关注
第三十七章 卢沟晓月下无尽的硝烟
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停止了对中共的围剿，内争全面停息，何应钦等对共强硬派被解职或公派出洋，自民国开国以来，国家首次实现了各政治派别的全面和解，哪怕这种和解只是表面的，对于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也是极其难能可贵。
这种难能可贵的和解，虽然出自西安事变的偶然，但偶然中蕴含着必然，毕竟全民族的和解并不只是国共停战这么简单。日本人对中国领土的窥觑由来已久，就在国共打的不可开交之时，中国军队在长城的义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还与日军进行了一场持续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史称“长城抗战”。之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逐渐成为广大军人的共识，那么“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至于很多人分析，如果张杨不鲁莽行事，也许中央政府可以在日军大肆侵华前夕，肃清“共匪”，没有后顾之忧的去抵抗侵略。我认为这是一厢情愿的事，不是说国民政府没有成功的可能，而是说没有成功的把握，起码谁也没有把握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成功。要知道参加过长征的这些红军指战员，经受了心理、生理的严酷考验，拥有过硬的军事技术和顽强的意志品质，国民政府也许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杀伤其90％以上的兵员，但却谁也不敢奢望剩下的一成人马会放弃抵抗。李自成曾经被打的只剩18骑，但最后，好端端一个大明江山还是断送在了李闯和清兵的合力绞杀之下。如果没有西安事变，谁又敢保证明亡的历史不会在中国重演呢？
所以，我抛开党争，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来看西安事变，我认为——来的正是时候。
参加“长城抗战”的有西北军、东北军、晋绥军和中央军多支武装力量，装备最差的应该算是宋哲元的29军了，这支部队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原大战后，冯玉祥战败，该部队划归张学良的领导，被编为29军。因为武器弹药缺乏，无奈之下，人手一口中式砍刀，在世界战争早已进入火器时代的时候，这只身背大刀作战的部队，显的是那么的另类。可他们却凭借着原始的武器，取得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战斗的胜利，一时传为佳话。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经此一战，宋哲元极其手下佟麟阁、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名扬天下。
当然，即使中国军人表现的十分英勇，但整个长城抗战还是以失败告终，这是1933年的事，当时主政华北的张学良被迫下野。之后，中日双方在华北地区屡次发生小型冲突。1935年7月6日，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答应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所提出的所有条件——“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承诺的主要内容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至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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