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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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后改为“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后改为“咱们军民团结勇敢前进”　），　
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　
把他消灭！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下一节：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将为大家讲述淞沪战役。
第三十八章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时任日本陆军参谋总长的闲院宫载人亲王，在回答裕仁天皇“如果苏联同中国联手夹攻日本怎么办”的问题时说：不用担心，解决中国只需两三个月。这就是“三个月灭亡中国”之说的由来。要我看，日本“三月亡华”之说不过是理性分析后得出的理性结论，根本算不得什么疯狂的叫嚣。毕竟只二十来天，10万坚贞勇猛的29军将士就被不足4万的日军杀败，还付出佟、赵二将殒命沙场的惨烈代价。
当时中国陆军有170万人，与日本相当（日本陆军38万人，　万预备役73。8万和后备役87。9万），但训练水平极低，不要说和日本人比射击精度，就是和人家拼刺刀，咱们还得几个拼人家一个。而且派系林立，很难让人相信他们会协力抗敌。武器装备上，中央军比日本略差，地方部队与日军相比则相差悬殊，你想啊，咱们还有大刀队呢。中国海军几乎可忽略不计，中国飞机数量与日本比是1：9。这只是军事上的差距，而在整体国力上，日本不仅拥有完整的近代工业体系，其军事工业相当发达，所有武器均可以自行制造，且产量充足，而我们的飞机、坦克基本是打一个少一个，根本无从补充，机枪、步枪、手榴弹的生产能力也极为有限，子弹的供给根本无法满足战场消耗。
可就在这样的劣势下，在华北兵败后没几天的时候，也就是1937年的8月10日前后，中国方面调动大军冲入上海，最先进入的是中央军的王牌部队，王敬久的87师和孙元良的88师，接着是当年“铁军”军长张发奎率领的56、57师和张治中挂帅的第九集团军，13日中日展开交锋，淞沪会战爆发。　
3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不得在上海驻军，中国军队不得跨越昆山以东，上海市内只许驻扎中国警察部队，而中国突然派精锐之师入沪，显然是单方面撕毁了这个屈辱的“协定”，这是一件很出人意料的举动，要知道中国军队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对日本从来没有主动出击过，你噼里啪啦抽我一顿嘴巴，我如果能啐你一口，全国人民都得跟着激动半年，这次是怎么回事呢？


前面讲“七七事变”的时候，有心人一定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蒋介石不断电促宋哲元抗战，可却一兵一卒都没派，任由孤军奋战的29军最终败北。那么蒋介石在干什么呢？难道他是想借日本人之手干掉非嫡系的29军？要我看这种猜测没有根据，因为在7月下旬，也就是29军开始全面抗击的时候，国民政府已经决定要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并从8月初从全国各地向上海调兵。
放着华北之敌不去抗击，却在繁华的大上海开辟第二战场，这是为何呢？蒋介石次子，军事教育家、战略家蒋纬国给出了这样的分析：“假定华北这许多空间丢掉，对而后的作战不起一个战略性的影响，那可以忍耐，拿这段时间来争取我们改善国军建军备战，但是如果让他从北一直向南打下来，主力顺着平汉路、有力之一部顺着津浦路，这样下来，那么国军便被逼到东南沿海，（那么）就被包围而歼灭了，这仗就打完了。因此委员长的战略，是如何让日军的主力把从北向南的打法变成由东向西打，我们背对着自己的基地，边打边退边打边退，这样子的空间换取的时间才起作用，那么我们主动在淞沪地区引起另外一个作战……”。
蒋纬国的讲述难免有抬高乃父之嫌，因为这套对日战略构想的提出另有其人，蒋委员长的作用是将这一十分冒险的战略构想付诸实施。
提出这一战略构想的人叫蒋百里，此人早年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和蔡锷是同班同学，后又留学德国，此人从无带兵打仗的显赫战绩，甚至可以说从来没有带兵打过仗，却是中国近代军史无论如何不能避开的人物，他曾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后代理陆军大学校长，大家都知道黄埔军校，可对这两所学校可能不太熟悉，我这么解释一下吧，黄埔军校的许多教官包括校长蒋介石都出身于保定军校，从黄埔军校毕业的那些个学生，只能从排长干起，而到陆大学习的都得是团长以上。这么解释，大家就知道蒋百里的地位了吧。
蒋百里一生从事对日军事战略研究，其诸多观点最后都被用在了抗战之中，其理论主要有三点，
一是持久抗战，“彼利急，我利缓；彼利合，我利分；彼以攻，我以守。此自然之形势，而不可逆者也”，“我侪对敌人制胜之唯一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侪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处用。”　
二是全面抗战，“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如果让他占据一个地方稳固一个地方，那么我国将被蚕食掉，但如果我们发动全面抗战，日本国土狭小、物产不丰，那么他将无力在大纵深对我进行持久攻击。因此，不打是不打，要打，就要尽可能将战线拉长。
三是大纵深防御作战，他主张国防线划分应按照“三阳线”（洛阳、襄阳、衡阳）为准。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因此在“三阳线”以东地区，我国应利用空间换取时间，消耗和疲惫敌人，同时积蓄力量，加强战略后方；此线以西，资源丰富，幅员辽阔，足以持久抗战。
我们看到，蒋百里的前两条论点，即持久抗战和全面抗战，必须依赖其第三条大纵深防御作战的成功，要想实现大纵深，实现“三阳线”梯次防御，就不能任由敌人由北向南打，必须要调动敌人从东向西打。
我理解蒋百里的战略方针就是主动和敌人打，打的同时，配置下一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失守，第二道防线继续迎敌。一个地方开始打的同时，其它地方开辟第二、第三、第四战场，使敌人无法集中兵力实现其速决的战略目标。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一败、再败、再再败都是可以接受的，那是局部的失败，却可能换得战略的成功，我们明知道守不住，但还要一座座城池的守下去，随着一座座城池的失守，我们将时间拖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直到将日本的战略资源耗尽。——“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
蒋百里为了实现其持久抗战的战略，在抗战开始后，又提出了《新式游击战战术纲要》，“指挥必须统一”、“必须分散”、“人员必须精选且预授以相当教育”、“人员愈少愈好”。“不在伤敌人而在破坏其物品，因大量物品袭击较易而功效较大也”，目的就是阻止敌人在沦陷区以战养战，并增加敌人在沦陷区的军力布置，减小正面战场的压力。
虽然蒋百里这些战略构想有很大的合理性，但不可否认，其实施风险也非常大，第一、要改变敌人的进攻方向，就必须在上海主动开辟第二战场。第二、要主动将抗战烽火燃遍全国。第三、要以疲弱之国力与强大的日本拼消耗。这完全是险中求胜，弄不好就能和自杀划等号。蒋百里虽然是中将军衔，但他没打过仗，虽然后来的抗战实践中证明了这套纸上推演的正确性，但在当时，这些想法却纯属纸上谈兵。


蒋介石敢于将这一战略构想付诸实践，首先是认可了蒋百里的分析，也就是说即使打不赢，也不要紧，我们可以成功的将敌人重兵吸引到上海，然后再向内陆转移，绝对不能被逼到东南沿海。而另一方面，我认为，在淞沪会战之前，蒋介石是将持久抗战当做备选的，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如果只是将敌人的攻势转变为由东向西，那么这场战役根本不需要打3个月，事实上，蒋介石几乎调动了可以调动的所有的武装力量，是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的拼命的打法。
这么想，我想也可以理解，毕竟和日本拼消耗，谁也没有把握，而上海当时的情况，给了蒋介石为首的统帅部以一丝遐想的空间。
29军在华北与日军对战尤酣之际，国民政府就已经开始调动部队，至813淞沪会战爆发前，已经在上海集结了足够优势的兵力，几乎可以肯定可以迅速解决掉人数劣势的上海守敌。接着，如敌人从海上增兵上海，那么因为运力限制，就只能是梯次增兵，背靠大海，没有战略纵深，等于被我军围困在海滩之上，而我军在江浙驻军本就较多，华南、西南的兵力还在源源不断的开向到淞沪战区，可以肯定，我们将一直保持人数的绝对优势。特别让蒋介石高兴的是，平时这些表面唯唯诺诺，私下里离心离德的地方军阀们，这次接受命令竟是那么的痛快，虽明知要遭遇强敌，却几乎没人讨价还价。万众一心共筑长城的情形下，分期分批的歼灭增援之敌当然是可以期寄的，诱使日军在淞沪决战，起码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战术安排。
战事是从一个叫八字桥的地方开始的，开始阶段也并没有多激烈，只不过是双方巡逻兵之间的巷战而已，与之前的许多摩擦差别不大，还是从一件擦枪走火的小事开始的。日本人自然不会把屡战屡败的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他们把大炮架在大马路上，在人口密集区平行射击，很快将中国军队打退。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注45】，蒋介石同时下达了总攻击令，向世人宣布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只不过国民政府选择了战而不宣，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如果宣战，则日本可以根据交战国权力，依照国际公法行使封锁海港权和海上临检权，利用其强大的海军封锁我东南沿海所有港口，使我国的对外联系完全被割断，因此我们非但不能宣战，还必须赶在日本宣战前，尽可能的多买东西。
如果宣战，则其它国家为了保证不偏袒就需要保持中立，那样我们急需的武器、弹药、药品等就将无处购买。
有人还提出了其它几条原因，但我认为上述理由是最重要的。当然，日本也没有对华宣战，原因恐怕是他实在找不出一个宣战的正当理由，与其费劲编那个无论如何也编不圆的瞎话，不如就这么打下去吧。
很快日本人就感觉到了不同，以往的中国军队至多是进行有限制的抵抗，而这次则是不遗余力的进攻。
参与第一波进攻的除了国民革命军序列中最精锐的87、88两师外，还有原来就驻守上海的警察部队，另外又配备了2个装备德国火炮的重炮团，即炮兵第10团（100毫米加农炮）和炮兵第8团（150毫米榴弹炮），还有坦克和空军助战。在上海的日军于东北关东军、华北驻屯军不是一个序列，那两股人马属于日本陆军，而驻上海的日军属于日本海军，兵员并不是很多，当时驻上海的只有海军陆战队3000人，加上紧急从日本侨民中征召的退役军人，总数也只有4000人左右，可以说中国军队的军力在这一时段处于压倒性优势。这是依靠29军在华北“明修栈道”吸引日军注意，而后在淞沪“暗度陈仓”的结果。日本人也许并没有注意到国民政府的军事调动，也许注意到了，但骄横的他们根本也没有想到中国军队的这一调动是针对他们的。


紧接着，不待日本人做出有效反应，张治中、张发奎又率兵分左右两路掩杀过来，摆出了一副一举将敌歼灭的架势。
应该说，此次淞沪会战开始阶段，从战斗准备到战术指挥是做到了极致的，完全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可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军人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出色的单兵技术。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自动步枪已经开始普及的二战时期，日本人却依然故我的使用着拉一下枪栓放一枪的三八大盖，为什么呢？原因有两点，一是三八式射程远，有利于精确射击，军事素养极强、作战心理稳定的日本军人非常喜欢这种射击方式，不管你多么山呼海啸的冲杀过来，他都会稳定的瞄准、射击，极少乱放枪。二是三八式比较长，有利于拼刺刀，从小接受武士道教育的日本军人们，向来不发怵野蛮的白刃格斗。中国军队冲入上海后，虽然连续攻克了许多的地方，但日本人逐桥逐楼的和你展开争夺，极大的限制了中国军队进攻的速度，为其援兵的到来争取了时间。
原本力主不扩大的日本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在8月14日晚上的内阁会议上宣称称：“事态不扩大主义已经消灭了，打到南京去，海军将做应该做的一切”。接着任命已经退役的攻坚战专家松井石根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先给他拨了两个师团开赴上海。松井石根在辞行的时候，向米内海相和杉山元陆相表示：给我5个师团，我一定能打到南京去。


淞沪一带被划归第三战区，由久已赋闲的冯玉祥担任总司令，蒋介石心腹爱将顾祝同担任副总。可战斗一直打到8月下旬，在负隅顽抗的日军面前，国军一筹莫展。空军冒险出动，不光轰炸日军目标，还多次与强势的日军进行空中格斗，以掩护地面部队。海军轻巡洋舰及驱逐舰10艘、炮艇、鱼雷艇20余艘，就这点家底，全用上了。可我们的陆海空协作配合能力比日军差多了，大家从没有进行过合练，那就只有各打各的，缺乏统一指挥和调动，战力自然要打折扣。而日军依靠停泊在黄埔江上的舰载大炮，有力的支援了其陆战队的防御作战，空军更是在最后完全控制了制空权，中国军队被迫在日军的空中优势火力下与敌对抗，伤亡惨重。
8月23日拂晓，增援日军松井石根率领2个师团先头部队在海空火力掩护下，在狮子林、川沙口、张华浜等方面登陆。应该说这是在战前就预料到的，而且这正是中国统帅部所希望的。可我们却没能按计划将敌人消灭在滩头，日军还是强行登陆成功了。战斗进入到了惨烈和焦灼的状态，日本人固然顽强，但这次他们看到了一支他们根本不认识的中国军队，他们前仆后继，不畏牺牲，表现出了令日本军人动容的勇气与决心，这种勇气和决心使得自恃甚高的日军在开战一个月后，依然不得不继续采取防御作战，这在近代中日对抗史上是从来不曾有过的。
蒋介石见无法攻破日军防线，遂撤换了冯玉祥，亲任第三战区司令，继续从全国调兵遣将，支援淞沪战场。可这又将中国另一软肋暴露出来，就是我们的兵力运输能力，铁路和公路运力都太小，兵根本调不上来，很多部队不得已将部队拆分，有的坐车有的步行，因此别看最后后号称有75个师投入了淞沪会战，但真正参战的中国军队却远没有达到70万人（有说60万的，有说40万的），而这并非满员的75个师是梯次投入战斗，编制混乱、缺乏统一领导、各自为战。反观日本，则展示了其超强的战斗动员能力，他从8月14日才开始进行兵力调动，却很快在上海完成20万人的部队集结和陆海空军的协调指挥，要知道这些部队是分别从中国东北、朝鲜、台湾和日本本土向上海增兵的。
在淞沪大战正酣之际，一直久拖不决的中共地位问题终于得以解决。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然履行了他在西安的口头承诺，停止了对红军的围剿，但在给予中共合法地位的谈判中，双方却是始终难以达成最终一致。其时，西路军已经全军覆没，西北红军兵微将寡，继续支撑下去确实存在巨大的困难，因此在归顺中央政府这一大的原则问题上，中共并无异议。
37年2月10日，中共就致电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相应的四点保证：
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　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　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　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就我看来，那五项要求基本是放之四海皆准，不是国民政府已经实施的就是国民政府宣要做到的，因此国民政府自然没有理由反对，中共之所以提出这五项要求，不过是为后面的四点保证遮羞，否则光剩下低头认错岂不太过难堪，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弱者的尊严。
既然中共已经表达了如此诚意，为什么谈判竟然还进行了那么长的时间呢？
问题出在细节上，中共希望在归顺中央政府后，依然保持着对这支部队的绝对领导，这点乍一看有些框外，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也并非全无道理，既然李宗仁、白崇禧可以对桂军有绝对的领导权，阎锡山可以对晋绥军有绝对的领导权，我共产党为什么就不能对红军保留绝对领导呢？我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政策，不再实施激进的土地改革计划之后，我与桂军、晋绥军又有什么区别呢？
可蒋介石当局并不这么看，你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政策，是因为军事行动的失败，使你已经无力继续这一政策，你的放弃是被迫的，根本不是真心的，和我在西安答应不再剿共是一回事，咱们谁也别揣着明白装糊涂。要想归顺中央政府，就必须将军队置于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


中共派出的谈判代表是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顾祝同、张冲。
中共首先提出你给我四个军的番号，军长分别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下辖十二个师、三十六个旅、一百多个团。别小瞧了这番号，给你多少个番号，就是说允许你拥有多少兵马。国民党说，你总共才三两万人，你要这么多番号干什么，想造反啊？就给你两个师八个团，上面不设军，更不设总指挥部，师长由你们派，师长以下从副师长一直到副排长，统统由中央委派。
双方差距如此之巨大，几乎无谈下去的必要，但双方谈判代表还是都客气的表示回去商量一下，咱回头再谈。要我看，中共提的四个军实在不着边际，这不过是谈判惯用的策略，在试探对手的同时，留出缓慢让步的空间。国民政府提出的两个师加军官都由他们派，显然也不靠谱，只不过他处于谈判的强势地位，希望以势压人而已。
第二天，周恩来表示让步，军官还是由我们自己派，你给我四个师12个旅24个团，共7万人的编制，上面再设个总指挥部，总可以了吧。顾祝同说，不行，只能给你两个师，而且不能设总指挥部。你不设总指挥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往哪摆，对，国民党就是不希望你朱、毛、周继续领导中共部队。谈判陷入了僵局，毛泽东此时致电周恩来：……在谈判中要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只要蒋介石同意改编红军，就是我们的一大胜利。
要说还是毛泽东想的开，只要你同意改编我，我就获得了合法生存的空间，现在跟你费什么话，我有实力，有没有番号，我都能扩军，没实力，你给我10个军我还是光杆司令。于是，中共再让一步，给我三个师就行。
于是1937年3月8日，双方谈判代表达成初步协议：红军改编为三个国防师，编制为4万5千人，上设总指挥部，各级军官由中共自己推选，报中央政府批准。可这个协议，蒋介石还是没有批准，他还是坚持两个师编制、不设指挥部和各级军官均由中央政府安排。蒋介石显然知道自己在实力上的优势，也看出了中共迫切希望获得合法地位，因此他才会一步不让。于是周恩来提出面见蒋委员长，3月20日，周恩来在杭州和蒋介石会谈。
之后又谈谈停停的一波三折了三个月，蒋介石做了些让步，同意给红军三个师的番号，允许你编制4万5千人，也同意你上面设总部，各级军官你们自己定，但总司令得我派。要说谈到这一步，应该差不多了吧，可是蒋介石又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这么多我都答应了，你们也得答应我一点，毛泽东、朱德必须离开红军。这可是一个原则问题，中共退无可退，谈判在6月底彻底谈崩了。
可是这时候，日本全面侵华开始了，7月8日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9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