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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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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率先逃命了，72军军长兼88师师长孙元良就始终和自己的部队在一起，只不过他算是见识了什么叫兵败如山倒，无奈之下，堂堂中央军干将只得接受了德国人拉贝的帮助，化妆成平民躲在了金陵女子学院的顶楼密室当中。很多人讽刺孙元良是“飞将军”，说他打仗光知道跑，我认为这是胡扯淡，他率部参加了“一二八”第一次淞沪抗战，“八一三”淞沪会战，他又是第一个冲入战场，而且从头打到尾，打到最后还留下个“八百壮士”断后，再接着率领不足三分之一的兵员打南京保卫战（战前补充了很多没打过仗的新兵），在别的师长都先逃跑的时候，他一直没有脱离部队，就冲这三战，骂他的人都应该住嘴。
13日，日本人继续攻城，咦？昨天还和自己玩命的中国守军突然没了，日本人还奇怪呢，开始的时候进城非常小心，一步一挪一观察，不知道中国人玩的什么计策啊。直到下午两点，日军才攻到挹江门，一看那里一片混乱景象，才确定中国守军崩溃了，因为城内到处是中国军队扔下的武器和军装，使日本人确信有大量的军人混迹在难民之中，同时，不断有不愿意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在向日本人打黑枪。这就成为了之后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的导火索。
我们之前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东西太多了，孙元良的儿子秦汉还主演过一个曾经很轰动的电影《南京大屠杀》，所以对于细节我不准备多说了，省的占用大家的时间，只说几点感想。
鬼子是强大的，开战五个月就拿下了我们的首都。
鬼子是团结的，他们军令统一，没有军阀掣肘。
鬼子是凶悍的，他们敢打能打，不怵肉搏，战不能胜时，宁死不当俘虏。
鬼子是野蛮的，他们导演和主演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下作的南京大屠杀。
相比之下，我们太过弱小，弱小到很多很多人，已经失去了抵抗到底的信心，包括南京城几万放下武器任人宰割的士兵，也包括一些大人物如汪精卫之流（后面会讲到），可是，我们战胜了这个强大的、团结的、凶悍的、野蛮的敌人，我们最终，还都南京。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血性，因为我们的顽强。
我们从小受到“温、良、恭、俭、让”的教育，所以我们温和温顺、我们与人为善、我们没有攻击性。
但我们的前辈同样告诉我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屈不挠，宁折不弯”。
在面对强敌的入侵，面对蹂躏与侮辱时，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还拥有那么多誓死抗争、矢志不渝的英雄，我为自己能成为这个英雄民族中的一员而自豪，我为我们民族有这样的抗争史而骄傲。我们的先辈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壮丽的凯歌，不仅为我们的民族赢得了生的权力，更为我们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可以淡漠仇恨，但绝不能忘记耻辱；
我们可以享受生活，但绝不能忽略英雄；
不用去纠缠倒底死了30万还是20万，死的多了也不证明我们脸上有光，杀的少，鬼子一样罪责难逃。
我们不需要日本人虚情假意的道歉，我们需要的是日本人实实在在的尊重。尊重靠什么，不是靠我们每年几千亿的公车私用，大吃大喝，不是靠三个代表写入宪法，也不是靠屈指可数的几个保钓勇士的爱国行动，更不是靠凑了半天才凑出的百万签名和喊了百年也不顶屁用的“抵制日货”的口号。“抵制日货”不过是弱者心态下的挣扎，有骨气的中国人应该做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日本人喊出“抵制中货”。
我们依然可以教育孩子们温和温顺、与人为善，但同样要告诉他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屈不挠、宁折不弯”。
太激动了，扯远了，言归正传。
国民政府在武汉稍作停留后，11月20日，宣布迁都重庆（当时隶属四川），四川本是刘湘的地盘，要搁以前，蒋介石想在四川驻军是件天大的难事，可在民族危亡时刻，刘湘力主抗战，派兵出川、出钱出粮，还主动上书请中央政府迁都重庆。可惜的是，刘湘在38年1月即告病逝，临终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刘湘这一遗嘱，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前线川军升旗时，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迁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迁的如此的仓促，大车小量混乱不堪，是可以想见的。可就在国民政府为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和迁都忙的焦头烂额、狼狈不堪之际，他们却同时做了一件一点也不紧急，于抗战也无实质帮助的事情——高校内迁。
说教育是强国之本、是立国之基石，恐怕没有人会反对，但因为教育是“百年大计”，不能马上见成果的，所以在实际运作中，教育的重要性就常常被一些眼前的纷扰所取代。可这次，虽然有太多的现实问题需要解决，可教育却没有被忽视和漠视。
从“五四”运动起，中国的高校从来都是反日运动的发源地，这次“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沦陷，高校的老师中有些人为伪政权做事，成为了汉奸，但更多的老师和学生们在政府的领导与资助下，踏上了南迁之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与此同时，还有十多所高校迁至云南。
高校内迁中，迁徙路途最远的学校是北大、清华和南开，先从平津绕路辗转到长沙，接着分兵两路，一路走海路到河内再转到昆明，另一路靠两条腿走到昆明，1670公里啊。最为幸运的是原来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它随中央政府一步到位迁到了重庆，最为不幸的是广东文理学院，抗战八年里它迁校八次之多，可谓颠沛流离。
10多万学生来到了大后方，要吃饭、要住宿，要有课堂，要请老师，这些都需要钱啊，教育这玩意是只有投入看不到产出的，这时连打仗的钱都筹不齐，教育的困境当然就可想而知了。当时最挠头的可算是教育部长陈立夫了，怎么才能把这些学校办下去呢？最后他想出了一个“贷金”的方法，就是由学生们写借条，从政府借学费，财政部那边看着这些借条感觉还好点，毕竟不是送而是借，将来是要还的嘛，所以也就借来了一些钱。学生毕业的时候，毕业文凭后面都要写上欠政府多少多少钱，有些人最后也没还钱，还了的也等于没还，因为后来中国发生了惊世骇俗的通货膨胀，买袋米需要骑自行车驮着钱去，所以随便抽出几张就把政府的钱还上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下面我们以最著名的西南联大为例，来讲述战火中的朗朗读书声。
后来成为西南联合大学云南校友会副会长的周锦荪回忆说：当年他考上西南联大物理系时，校门简陋得不堪入目——一块油漆的长条木板横架在麻条石堆砌的两个石柱上，上写几个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已然是当时国内最强、最大的大学了。上课的教室是用铁皮棚的顶，逢到下雨，噼里啪啦的，老师的声音就盖不住雨声，于是大家干脆“下课赏雨”。住宿条件就更差了，土坯的围墙，茅草的顶，赶上下雨，那就只能“茅屋为秋风所破”了。吃的就更差了，每天两顿饭，上午十点吃稀饭，下午四点有用劣质米做成的米饭。战争时期，物价飞涨，供应严重不足，可即便如此，没有哪位同学因为穷困而辍学。
国家危亡时刻，莘莘学子们表现出了空前的学习热情，大学教室里不够，大家都是谁有课谁用，而且那里只有椅子没桌子，书本都没地方摊，大家就只好去抢图书馆的座位上晚自习，可图书馆的座位只有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这哪够啊，学生们就想了个好招，去茶馆，5分钱要壶茶，可以一直喝到关门，关键是有桌子可以学习，茶馆的老板最头疼这帮学生了，他们占着座位不走，你就没法招呼其它客人，可大部分老板还是非常理解这群学生的，根本也不忍心哄他们走，更有甚者，专门针对这群本就无心喝茶的穷学生推出了“3分钱喝白开水”的服务。
学生穷，老师也一样，抗战开始后，大家薪水长了六七倍，物价长了405倍，所以别管是吴大猷、周培源、梁思成、费孝通、华罗庚还是朱自清、冯友兰、陈寅恪、沈从文、闻一多、钱钟书、林徽因、吴晗，就俩字——没钱。所以教授们在教书之余也就顾不得师道尊严了，费孝通在街上卖过大碗茶，吴大猷在菜市场捡过牛骨头，一名乞丐在大街追逐朱自清乞讨，朱自清被纠缠不过，便回头道：“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那位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就走了。
生活差也就差了，到了后期，鬼子飞机还越来越频繁的来轰炸了，就这也没挡住我们的大学继续开课，飞机来了，我就躲，你走了，我继续学习。
当时以梁漱溟为首的一些人士认为，大难临头，我们的教育应该打破平时的教育体制，以适应战时需要。而以胡适、傅斯年为首的另一群人则认为教育乃百年大计，不应受战争影响，两下里都是精英人物，且理由充分，一时间互不相让，争论不休。直到蒋介石出来说了一段绕口令，才平息了这场争论，蒋说：
我这几年常说：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我们过去因为不能把平时当战时看，所以现在很多人也不能把战时当平时看……
从此，中国树立了“一面抗战、一面建国”的教育方针。在战火纷飞、朝不保夕之际，政府的努力是值得赞赏的，战前共有大专以上学校108所，七七之后内迁52所，迁入租界25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停课），另有14所本来就在后方，只有17所停办，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时期，政府为10万学子提供了免费食宿，并设法为学生解决了学费问题，为学生们提供了一处并不优雅完善却又是那么生机盎然的学术净土，西南联大师生也不负所托，他们中走出了邓稼先等8位“两弹一星”元勋，黄昆等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54个科学院院士，12个工程院院士，另外还有费孝通、宋平、彭佩云、王汉斌等成为了国家领导人，除了这些自然科学家外，钱钟书、闻一多、朱自清等人文学者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还有两个学生需要特别提一下，一个叫杨振宁一个叫李政道，他们俩人联手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只不过获奖时他们已经是美国人了。
在本节的最后，让我们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却无福享受丰硕成果的国民政府鼓掌致意吧。
第四十章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早淞沪会战正在进行中，中央政府就认命了桂军统帅、大将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掌北至济南黄河南岸，南到浦口长江北岸广大地区的军政事务，最主要的是指挥津浦路的防御作战。津浦路是现在京沪铁路的一部分，当时只从天津修到了长江北岸的浦口。此路是当时中国南北交通的一条大动脉，如今日本人北据平津，南陷宁沪，将津浦路起始点牢牢掌控，徐州已如悬卵，危在旦夕。
李宗仁手下皆为隶属地方军阀的“杂牌军”，这些部队的装备补给多为自给自足，极少有中央的支持。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是中央没有把地方部队和中央军一视同仁，否则战力会有很大提高，要我说这话也不十分有理，中央确实少有补给，你们也没怎么给中央交税不是，大家扯平谁也别说谁了，这么多年内战就当军事演习，大家把劲用在正经地方吧。
平津、山西、宁沪，中国已是接连三败，古语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何况是一败再败呢，另外一个问题，这些“杂牌军”以前存在的价值就是和中央军对抗，所以这时候他们也难免打小鼓，这玩意儿要是拼光了，那么不是被缩编就是被取消番号，那以后可怎么办？要说蒋介石没有一石二鸟之心，恐怕也没有充足的证据。所以在装备低劣的同时，李宗仁还不得不面对士气不振的问题。可从战略上讲，津浦路为战略要塞，第五战区虽被敌人南北两路夹击处境危急，但正好说明它可同时牵制南北两路之敌，以围魏救赵之势，缓解敌人西进的压力，所以第五战区不光不能不战而退，还必须尽可能的拖住日军西进的脚步，为后方布防赢得时间。
我们知道地方军阀中，最能打的是湘军、桂军，最窝囊的就是东北军，自九一八后，曾经强大的东北军一年不如一年，打强大的日本是输，打弱小的红军也赢不了，其实说打是抬举他们，他们根本就没怎么打，及至张学良被中央软禁，这支部队连这一条本就不够坚强的脊梁骨也被抽去了，而现在李宗仁手下七个军中，只有一个军的桂军，就是31军，却有两个由东北军整编而来的军，分别是51军和57军。好在蒋介石承诺了所有撤到江北的部队都由李宗仁统辖，稍微补充了一下兵员的不足。
李宗仁将其最精锐的31军布置在南面滁州、明光一线，以51军辅之，以阻敌人北进。北面交给了第三集团军司令、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此人长期据守山东，是山东的军政一把手，下辖12军、55军，是李宗仁手下除31军外，最强的军事力量。
1937年12月23日，在攻陷南京十天后，日军开始从青城、济阳间南渡过黄河，杀将过来，韩复榘违抗军令、放弃黄河天险，不战而退，27日、31日、来年1月5日，济南、泰安、济宁相继陷落，转瞬间山东大部失守。韩复榘虽然早就归顺了中央政府，但他在山东是个土皇帝，实际处于半独立状态，要说搁以前，各路诸侯还动不动和你中央干仗呢，不听中央号令那还不是常有的事吗？所以不听你李宗仁的调遣，那就更算不得什么了。李宗仁还真就拿他没办法，只得命令韩部沿津浦路后撤，沿路布防，以阻日军南下。可人家韩将军连这个命令也没听，带着他手下两个军撤到鲁西去了，以至津浦路门户大开，日军顷刻南袭，幸亏其它部队拼死补防，才暂时阻住来犯之敌。
有人可能会为韩复榘鸣不平，之前、之后都有逃跑的将军，怎么就韩复榘倒霉呢？要我说活该他倒霉，值此新败之际，第五战区乃至全国军心都有动摇，蒋介石一清二楚，此次抓韩复榘一个典型杀一儆百，可谓快刀乱麻，直点要穴，就算拿韩复榘祭旗了吧。地方将领原来可能还有些患得患失，但有了韩复榘的前车之鉴，即使算得失，也是抗战更划算，何况俱是男儿身，都有报国志，自是同仇敌忾，日军竟然被阻在了鲁南，不得南下。与此同时31军会同51军在南线也打出了高水平，在59军协助下阻敌于淮河以南。
日本人此时需要的是秋风扫落叶般的痛快淋漓，一是他认为速决是必然的结果，二是日本的国力确实不允许他进行如此大规模的长时间异域作战。所以他的强中之强板垣师团又出动了，与矶谷师团两路并进直取临沂。李宗仁分兵作战，手头只剩下庞炳勋的第三军团，虽然号称军团但实际只有五个满员的步兵团而已，这支队伍原隶属西北军，我们大家都知道，西北军是各路地方部队中装备最差的，庞炳勋部在西北军中排位也不靠前，属于杂牌中的杂牌，不过这庞炳勋可算是军界老油条了，内战时期就善于避重就轻，保存实力，因此大家大都不愿与其为伍，恐怕被他出卖。当然西北军除了装备差外还有一个共性，就是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因此上战场后，大家生死与共，这点上和中共军队很是相像。李宗仁此时万般无奈，只得用这支杂牌中的杂牌去对抗日军王牌中的王牌了。
刚发现少贴了一段，在“有人可能会为韩复榘鸣不平……”之前，还有一段：
韩复榘此次学了张学良，原因也不外乎是保存实力，恐怕被蒋介石借刀杀人给削了藩，可你小子也不想想，这是1938年了，连红军都归顺了中央政府开赴抗日前线了，自全面抗战以来，还没有哪路诸侯为了保存实力，而擅离守地的呢。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以在归德召开军事会议为由，当着第一、五战区80多师以上军官的面，逮捕了韩复榘，当即押送武汉，24日将其处决。
板垣师团何等气势，要知道林彪以十倍于敌的兵力伏击其辎重部队还要打一天的时间，现如今的板垣师团作为甲种师团已经扩编至3万之众，再加上附属炮兵一团，骑兵一旅，风头正劲，大有横扫千军之势，而守城的只有五个团5千余人的羸弱之师，再摊上一个老油条庞炳勋指挥，结果似乎不言自明。然而战斗打响后，庞炳勋部表现出了令人动容的勇敢与顽强，依仗城防工事，如钉子般钉在了临沂，可死可伤就是不退，数日内敌不能越雷池一步。可人少、武备差，单靠勇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饶是庞部英勇，却也至多是混个全部阵亡，临沂还是要丢的，临沂一丢，板垣师团将与矶谷师团在台儿庄会师，再下面就是李宗仁坐镇的徐州大本营了。为保徐州，则临沂断不可失。
这时隶属第一战区的59军奉命驰援第五战区，这可是一支生力军啊，59军军长是张自忠，就是“七七事变”前去日本访问，大谈中日友好，“七七事变”中主张忍耐退让，“七七事变”后代理已经沦陷的北平市长，与日军交涉的那位老哥。此人后来辞去所兼所有职务回到南京，南京杀声一片，一个汉奸还有脸回来吗？若非李宗仁说情，即使不军法处置，也不可能再给他一个继续统兵的机会了。
张自忠虽非李宗仁嫡系也非他属下，但因为之前有恩于他，所以指派起来也会心安理得，而张自忠知恩图报，对李宗仁自然也言听计从。要说张自忠还真不是汉奸，不光不是，他还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汉子，事变前事变后他做的事，不过是奉命履职，而事变中他主张隐忍，只不过是没有看清日本人的本质而已，其实和汉奸都没什么关系。
李宗仁先安排他去淮河北岸助防，但南路敌人很快退去，而临沂却已经火烧眉毛了。李宗仁手头就59军一个机动部队，可张自忠和庞炳勋素有仇怨，原来庞炳勋和张自忠都出身自西北军，中原大战那会儿，庞炳勋阵前倒戈，反戈一击，差点要了张自忠的命，二人的梁子就算结下了，张自忠为人性格极其刚烈，最瞧不起的就是不忠不义之人，杀他的心都有，怎么可能去救他呢。李宗仁怕张自忠不接受命令，亲自召见张自忠，跟他说：“……以前是内战，不论谁是谁非，都是为不名誉的私怨私仇。庞炳勋现在前方浴血抗战，乃属雪国耻、报过仇，我希望你以国家为重，受点委屈，捐弃个人前嫌。我今命令你即率所部，在临沂作战。你务要绝对服从庞军团长指挥。切勿迟疑，贻误戎机。”没想到张自忠不加思索，回应道：“绝对服从命令”。
张自忠高义，却被全天下的人认为是汉奸，这是张自忠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这个刚烈的山东汉子，在他重获兵权那一刻起，就一直憧憬着用马革裹尸的壮烈来洗涮汉奸的耻辱。俗语道，一将舍命、万夫难敌，有张自忠这样不怕死的主将，他的部下自然凶猛异常，何况凶猛本就是西北军的特色。
临沂的庞炳勋已经招架不住，但却宁死不肯退后，幸亏张自忠拍马杀到，一下将日军逼退，解了临沂之围。庞炳勋根本想不到张自忠可以拼死救自己，张自忠更想不到，这个不忠不义的卑劣小人，竟然可以为了国家至生死于度外，二人遂冰释前嫌成莫逆之交。
在板垣师团临沂受阻的同时，矶谷师团也在全力南下。此时李宗仁的第二路援军22集团军终于赶到了战场，22集团军是川军，对，就是那个高喊“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的川军，集团军总司令是邓锡侯。川军的枪多为土造，打不远打不准不说，还经常打不响，不过抗日热情很高，就被派往第二战区，川军刚到山西，太原就失守了，立足未稳的川军被日军冲了个七零八落，败退下来。川军千里行军，粮草补给不足，阎锡山也未及时给予帮助，人穷志短的川军就擅自打开了晋军的军械库，自己给自己补给，然后就强买强卖祸害百姓，军纪十分不堪，咱们老电影里国民党败兵什么样，估计川军就什么样。阎锡山急了，抗日无方扰民有术啊，滚蛋，第二战区不要你们了。那怎么办，中央赶快和第一战区程潜商量，把川军补给你们吧，程潜说拉倒吧，我可伺候不了他们。蒋介石一看，这么个玩意搁哪都没人要，让他们回四川吧，别在外边丢人了。这时，李宗仁的老搭档，时任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给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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