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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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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去内阁职务的宋教仁此时也开始了他短暂的人生中最为辉煌也是最为无奈的一段历程，他与和同盟会立场政纲相近的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等进行谈判，接受他们的建议改进了原来同盟会比较激进的政纲，最后五党联合，改组合并而成一个新的党——国民党，虽然仍尊孙中山为理事长，但因为孙黄二巨头此时都有了淡出政界的想法，因此委托宋教仁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
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政党的实际领导人，31岁的宋教仁此时真是英姿勃发，他在各处演讲，其演讲极富煽动性，争取了广大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做的红红火火。相比于长于破坏的孙中山、黄兴等人，宋教仁对现代民主政体的认识更加深刻，他理想中的共和国，应该是政治的权威集中于国会，而国会要通过公平的选举产生。如果哪个党派获得足够多的议席，就可以进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而如果达不到法定多数，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宋教仁为他理想中的共和国在努力着，成功似乎离他很近很近，民主气氛日趋浓郁，大家都在努力竞选，这比为了争权动不动抄家伙要进步很多了。可是，理想又似乎离他很远很远，竞选中，各地各党简直无所不用其极，根本没有人去遵守规则，如果我光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您肯定想不到那是国会选举，而以为是如今村长海选呢。
宋教仁的努力很有成果，国民党在国会大选中获得了45。1％的议席，宋教仁的努力又很书生，以为藉此力量自己就可以实现组阁梦想。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携大选胜利之威，在黄兴、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宋教仁一行前往沪宁火车站，准备等车北上，还有很多当选议员也一同出发去北京。
在进站口，一声枪响，宋教仁痛苦倒地，他是背后中枪，子弹斜穿到腰部，肾脏、大肠均被击中，更可怕的是，这颗子弹上竟然有毒！
他先托黄兴给袁世凯发去一封电报，算是其政治遗嘱：“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富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
接着，向于右任口授了几个请求，算是个人遗嘱：“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黄兴）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一个垂死之人，忍受痛苦的同时，没有去想谁杀了自己，没有去请同志为自己复仇，他想的只是他热爱的国家、人民和老母亲，虽为国尽忠、为母尽孝二不得一，但他依然对自己民主救国的信仰矢志不渝，并寄望于大总统袁世凯和他的同志们在宪政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在这之前，宋教仁给我的印象只是一个有激情爱国青年，但隐隐感觉到此人不够扎实，不够沉稳，过于外露而缺少城府，总而言之，我只是认为他更像一个学生会干部，更适合的工作是组织大家春游联欢会什么的，最多是组织大家上街游行撒个传单，绝对不认为他是一个内阁总理的合适人选，可是在他生命最后几十个小时中，他却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坚韧、睿智和一心为公，这样的人即使有各种各样的不足，我都要投上他一票，我们国家向来不缺精明的政治家，不缺任劳任怨的实干家，唯缺纯粹的爱国者。
宋教仁之死，振动朝野，破案速度很是神速，三日后，同盟会会员、青帮人物应桂馨和杀手武士英相继落网，应桂馨家中发现了大量其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以及通过洪述祖与内务部总长赵秉钧（此时代理内阁总理）的电报，证明赵有“毁宋”之意。武士英被捕后，先供认是应买凶杀宋，一周后又当庭翻供说，和应毫无关系，是自己出于为北京政府除害的目的，刺杀宋教仁。再之后，武士英在狱中突然死亡，应桂馨二次革命期间趁乱逃脱，最后在前往天津的火车上被人乱刀砍死，一个月后，赵秉钧病故，所有的线索都断了，幕后主使从此成迷。
后人有三种猜测：
1。孙中山为幕后主使，理由是应桂馨是同盟会的人，和陈其美过从甚密，且后来孙借此成为了国民党真正的领导人，且以此为理由发动了针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很多漏洞：一、同盟会人数众多，出一两个叛徒本不足为奇，何况应还是帮会人物，也就是黑社会，这样的人的道德品行本就不值得信任。二、孙中山本就是国民党的名义领导人，只是醉心他的大铁路事业，而淡出政坛而已，根本没必要实施暗杀。三、二次革命本就是头脑发热之举，孙中山断然不会用先杀自己人的方法去制造一个挑战强敌的借口。
2。袁世凯幕后主使，洪述祖、应桂馨有电报往来，其中有“毁宋”字样，洪述祖是赵秉钧手下，赵秉钧是袁世凯心腹，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的构想，已经威胁到了袁世凯，因此应桂馨有杀人嫌疑而袁世凯有杀人动机，二者人托人的关系，将最终的幕后主使指向了袁世凯，孙中山是这一观点的坚定支持者，鉴于孙先生因此而发动了二次革命，后来又在国共两党中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加上袁世凯的称帝彻底成为了“坏蛋”，所以不管是北洋之后的民国政府还是后来的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正史中都采纳了孙先生的意见，如不采纳，孙先生的二次革命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内乱。可笔者认为，在事情已经过了百年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用平和的心态来分析这桩民国悬案，笔者认为此说的漏洞比孙中山杀人说漏洞更多：一、从往来电文中，赵秉钧的“毁宋”有可能是“毁誉”而非“毁人”，因为当时实行的是各地的民主选举，因此毁誉可以达到影响选举结果的目的。二、即使赵秉钧想“毁人”，也不能证明袁世凯知悉此事，宋教仁遇难后，袁世凯一方面高度赞赏了宋教仁的功绩，另一方面电令江苏都督程德全全力缉凶，而事实证明这不是道假命令，三日后，应桂馨和武士英落网。三、可能有人会认为之所以那么短的时间就抓获歹徒，并非袁世凯本意，只不过地处南方势力范围，袁世凯鞭长莫及，可是以原始开的聪明他为什么会选择上海下手呢？宋教仁是准备乘车北上的，如果袁世凯真想杀宋，何苦不在北京呢，那样的话，凶手就没那么容易抓住了呀。四、杀宋有用吗？国民党还有一二号人物孙中山和黄兴，即使他们二人真的不从政了，还有曾和宋教仁同时入选了首任内阁名单的四号人物陈其美呢，国民党既然已经在国会选举中胜出，那么杀掉一个宋教仁有什么用呢？五、武士英是在被捕一周后才翻供说此事非应桂馨指派，且是为北京政府除害，然后他就突然非正常死亡，袁世凯不可能指使武士英将矛头指向自己，他也没有能力在上海这个国民党势力范围下手暗杀武士英。六、赵秉钧的死，从各方面看都更象病死而非被人毒杀，且赵时任内阁代总理，历来被灭口的都是小人物，而大人物通常是订立攻守同盟的。
蒋介石什么时候回忆过孙让他杀陶啊；他只是在日记中说：“看总理（孙中山）致吴稚晖先生书，益愤陶成章之罪不容诛（看来孙在给吴的信中力陈其与陶之矛盾）。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
本书写作过程中，有一个原则，就是观点可以不同，但史料要尽可能详实，对于实在无法搞清楚的事件，可以存疑，但要写清楚，不要把假说当成事实来写，就宋教仁之死来说，实际是一个罗生门，谁都像凶手，谁都有动机，甚至谁都有作案的可能，但又都没足够的证据证明，因此这里就会出现“以我之心，揣彼之腹”的猜测，这里，我会写出我的猜测，但要清楚的告诉大家，是“我”的“猜测”，而非缜密的推理。
3。陈其美，理由如下：一、虽然因为国民党是五党联合重组而来，照顾各方席位的结果，致使陈其美被排除在了党的核心领导层之外，但作为国民党（同盟会）中的少壮实力派，早在首届内阁时就已被任命为工商总长，现在作为沪军都督，手握兵权，此人果敢坚毅，自信自负，我很难相信他会甘心居于宋教仁之下。二、应桂馨是陈其美介绍入同盟会的，而同时陈其美也加入了应桂馨所属的青帮，二人过从甚密，革命时期，应桂馨的家几乎成了陈其美的秘密据点，陈其美很多时候就住他家里，革命成功后，陈其美也未忘旧情，很是提拔重用应桂馨，甚至推荐他去做了孙中山的保卫。三、陈其美策划和实施了清末民初众多的暗杀事件，属于有案底的人。四、是什么人有能力接触到武士英，并促使他翻供？答案当然是控制着上海军政两届的陈其美。武士英撤销了对应桂馨的指控，是谁想救他？似乎除了陈其美没人和他有这个交情。和应桂馨有交情就要保他吗？除非不想给宋教仁报仇。五、二次革命时，应桂馨趁乱逃走，二次革命本就是因宋教仁而起，为给宋教仁报仇而讨伐袁世凯，怎么可能放走应桂馨呢，可他确实走了，放他走的人只能是陈其美。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似乎如下可能漏洞最少，陈其美为争夺党内领导权，派“双料间谍”应桂馨（他还同时是北京赵秉钧的线人）收买武士英枪杀宋教仁，二人因由陈其美的保护，心下泰然，因此并没有逃走，而是继续在上海滩鬼混，可江苏都督程德全在接到袁世凯电令后直接督办此案，加上国民党方面的巨额悬赏，致使三日后此案即告破，应、武二人被捕。陈其美发现自己棋错一招，在惊慌之余，得知应桂馨还在百般抵赖使审讯陷入僵局，于是迅速搞定了已经痛快招供的武士英，令其翻供使应桂馨脱罪，并将矛头指向北京袁世凯。然后再将武士英暗杀，令此案死无对证。他一方面怂恿孙中山起兵讨袁并积极参与，另一方面销毁了所有证据，将自己的恶行掩盖，因为有了起兵讨袁的二次革命，以至于不论是孙中山还是后来的蒋介石都无法再继续彻查此案，因为一旦发现杀人者另有其人，那么无端挑起内战的罪名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 这个故事编的还算比较圆吧，可这仅仅是一个漏洞较少的故事，我们能够论证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却没有办法证明这些可能性真的发生过，只是笔者“以我之心度彼之腹”的猜测而已。
哎，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第十五章 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
3月20日宋教仁遇刺，3月23日，凶手被捕。
3月25日，远在日本的孙中山回到上海，组织国民党高层开会，在听取了情况介绍后，孙中山认定袁世凯是暗杀事件主谋，并且认为袁世凯是反对共和的，是要走独裁的，于是力主武装反抗。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年近半百，可脾气之火爆，决定之仓促犹如回到了愤青时代。
手头那些证据真的指向了袁世凯了吗？指向袁世凯，除去武力就别无他法吗？南北议和之时，你都打不赢，现在国家初定，人心思安，你凭什么打呢？
孙中山的意见遭到了黄兴为首的许多党员的反对，他们认为完全可以，起码暂时可以寻求法律方式解决，其实这才是共和的真谛——尽可能用合法的非暴力方式却解决问题。也许孙中山坚定的认为只要有袁世凯在台上，走回独裁老路就是必然，可我要说，他的认为至少在当时证据不足。
首先人家袁世凯接受了你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时都不肯接受的责任内阁制度，民国的言论自由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各项近代先进的法律法规得以制定和执行，其次，4月8日，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届国会开幕，大家还在努力的在走民主程序，袁世凯政府的所作所为并未偏离共和的轨道，在这个时候煽动暴力反政府，其胜算又有几何？
不管胜算几何，孙中山已经煽动了，不管煽动没煽动起来，袁世凯已经知道了。本来就对民主啦，宪政啦无甚好感的袁世凯此时更觉的“民主”不是个好东西，吵来吵去，一件正经事也干不成。
正好此时袁世凯启动“善后大借款”，就是从国外银行借钱，当然条件是相当的苛刻，利息之高匪夷所思，还要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作为担保，其次银行团还享有各种优先权、监督权、审核权、用人权等等，不过换位思考一下，借钱给袁世凯政府本就是一个风险很大的买卖，他不够强大，尚不能政通人和，下面的人一不如意就想着暴力反政府，如果你借那么多钱给他，没有足够的收益你也不会干，可是新生的民国确实缺钱，所以袁世凯的谈判代表就签字认可了。这下捅篓子啦，国会不干了，第一，你这是卖国行为，国家尊严还要不要了？第二，你有什么权利不经国会同意就签字卖国啊？这中间，陆军总长段祺瑞替换有杀人嫌疑的赵秉钧出任代总理，对于议员们关于借款的质询题傲而不答，够二，极大的激怒了国会议员们，孙中山更是发去了措辞严厉的电报：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公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次反对君主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
袁世凯一看，自我当了这个大总统后，你们这帮人这个那个的折腾了一年多了，我这个总统说什么都不算，什么都得让你们批准，现在倒好，直接让我下台，你孙中山何德何能啊，你给我面子，老子就陪你在共和的路上走走，不给面子，我就独裁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把黄兴的陆军中将给我撸了，把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这三个国民党籍的都督给我免了，陈其美是反叛，免了都不行，想办法把他给我抓了。
袁世凯共和信念本就不够坚定，再这么一推他，他就坡下驴，直接跟你翻脸了，形势急转直下，孙中山黄兴等奋起反抗，二次革命开始了。
这里要说明一点，孙中山在宋教仁一案已经走上法律程序，凶手已经被羁押的情况下，煽动各省独立，武装对抗北京政府，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是与共和政体背道而驰的。而袁世凯在得到这几个省的国民党都督有可能武装叛乱的情报后，将其免职，属于法律赋予的权力，合理合法，北洋军人给全国人民的通电义正词严：要知四万万同胞为求幸福而革命，非为拥戴一二伟人而革命。我军人为保卫四万万同胞而赞成共和，非为推戴一二伟人而赞成共和……乱天下者，与天下共击之。我辈军人向不入党，只知有国，不知有党……如有倾覆政府，破坏共和之人，我军人枕戈而待，不敢言劳。”这就使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陷入了即不合法，又不合理的窘迫境地。
袁世凯要钱有钱（刚借的），要枪有枪，要理有理，孙中山只有“革命精神”和“革命口号”，实践证明了大胡子马老头“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论断，饱满的精神最终没有对抗过充裕的物质，怪不得马克思主义这么快就传播开了呢。
当年阿Q们跟着闹革命，革命目的不过是“要什么就是什么，欢喜谁就是谁”。至于共和，连袁世凯都没弄的太明白，普通百姓就更不知道其为何物了，宋教仁是谁他们不清楚，谁杀了宋教仁他们不关心，他们只想太太平平的过日子，谁破坏我的太平日子，谁就是坏蛋，很显然积极维护政府权威，被动应战的袁世凯成了老百姓心里的“好蛋”，打败乱党反贼，重建国内和平就成了大家一致的愿望，于是没有得到群众支持的“坏蛋”们匆匆失败，流亡日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在南京保卫战最为激烈的时候，再次丢下部队，逃之夭夭。
再说这袁世凯， 10月6日，袁被新国会选举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国会内国民党籍议员。国会由于人数不足而无法运作，不久即被解散。经这所谓的“二次革命”，北洋势力迅速的渗透到全国各省，不仅打破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原来各省自行其是，截留税收，所造成的中央政府的财政困境，也因此而大为好转，在清帝退位之后，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影响力首次可以覆盖全国，而先烈们为之奋斗的“共和”却渐行渐远。
梁漱溟，当时的小梁，后来的梁老，曾在1922年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临时约法》本是套在北洋系头上的紧箍咒，在“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凯政府始终不敢公然违反，而“二次革命”却使得袁世凯众望所归的将所有的制约体系拆除，军人干政成为了政治生活的常态。
随着孙中山的流亡，北洋势力的巩固，国内相对太平下来，但国际上又有事了，1914年下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他们打群架，关咱们什么事呢？问题是架不住他们在咱们家打群架啊。胶州湾不是德国的租借地吗，日本说了，德国敢和我哥们英国宣战，实在不把我们兄弟放眼里，你们中国军队从胶济铁路沿线撤出吧，把山东省黄河以南地区划出来当战区，我要和德国打一架了，这不扯淡吗？话音一落，人家也不等你北京政府回话，直接就在龙口登陆，和德国打起来了。因为这一地区本就属于德国管理的区域，北洋势力并不存在，此时只好宣布山东半岛潍县以东地区为日德交战区，以西为中立区。继而再次声明胶济铁路除潍县以东为交战区外，自潍县至济南段由中国暂行管理。别看北洋军对方孙中山的革命党轻轻松松，可日本人根本不正眼看你，我打仗需要，所以必须由我管理，英国人这时也从崂山湾登陆了，英日联合起来在中国的土地上痛揍德国人。
10月1日，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就日军侵占胶济铁路会见日本外交大臣，要求日军撤退，日本说，我和德国打架和你有什么关系，我抢的是德国的地盘，接收是德国的资产，和你有什么关系，然后就武力西犯，占领济南火车站。中国政府也不含糊，抗议，我们抗议，我们强烈抗议！！！你他妈再不撤退，我发动四万万同胞一起骂你。
和他打啊，段祺瑞呢，冯国璋呢，张勋呢，这么些个北洋大将，不是挺能打的吗，那帮倭寇有什么可怕，打狗日的。
其实这狗日的还真的很可怕，他们很像鬣狗，体型不大，速度不快，力量一般，却是草原上令其它动物闻风丧胆的煞神，他们富有团队精神，面对强敌，没有人会临阵退缩，团结在一起的鬣狗甚至可以打跑狮子，他们心狠手辣，每一次出击不达目的势不收兵。任何人面对一个不知道恐惧的对手时，都会胆寒，一个信奉有死无败的民族，是很难战胜的，他们已经不只一次的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强悍，20年前，他们灭亡了国人的骄傲——北洋水师，10年前，他们在中国东北打了场日俄战争，把看上去比他们彪悍的多的俄国人打的满地找牙，中国军队是真的怕了这群鬣狗，怕到了尚未开战，就已双腿打颤的地步，袁世凯召见陆军总长段祺瑞，你跟我说说，和日本开战咱能坚持多久，段祺瑞的回答是“四十八小时”，靠。
日本，这是一个令国人难以忘怀的名字，他们的自信是在一场场硬仗中建立起来的，他们的骄横是在我们的恐惧中一步步培养起来的，如果你刚看到这里就已经义愤填膺，暴跳如雷，我只能劝你别往下看了，因为这仅仅是个开始。
1995年1月18日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觐见袁世凯，跟他说，我们拟了个“二十一条”【注15】你看看，不要告诉别人啊，这是咱们两家的事。在这“二十一条”中，他要求北京政府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外，又增设了诸如中国中央政府需聘请日本人做顾问，中日合办警察等屈辱性条款，这是一个主权国家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凯哥很生气，后果不严重。
袁世凯万般无奈之下，选择了谈判，谈判桌只不过是谈判双方摆实力的地方，日本人是没想跟你讲理的。当然，袁世凯也没想和不讲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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