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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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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亲自出面指派于冲汉充当部长。11月10日，“自治指导部”在沈阳正式成立。指导部成员，除于冲汉、于静远父子外，都是日本人。
“自治指导部”表面上实行“自治”，实际上完全由关东军控制，不受省、市伪政权领导。其性质正如《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所指出的那样：“该部为日人所组织，虽有一中国人为领袖，但其中职员大部分为日本人，其功用在为关东军陆军总司令部第四部之机关，以扶助独立运动为主要目的。”“一切政策与活动，都必须得到关东军承诺。”《东京裁判》［上］第344～345页。
“自治指导部”主要任务是培训、监督和指导汉奸，组织“自治执行委员会”，夺取县级政权，同时成立县“自治指导委员会”，由日本人任委员长，控制县政权。其具体情况是：1931年11月27日，首先在沈阳县设置了伪自治执行委员会；接着，又先后在昌图、本溪、安东、开原、铁岭、凤城、梨树、盖平、沈阳、海城、洮南、营口、新民、锦县、绥中、兴城、北镇、抚顺、彰武、辽源、台安、法库等县设立了伪自治机关。到1932年3月初，设立伪自治机关的县已有30余个。
“自治指导部”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宣传、指导筹建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因此，其活动范围已超出了辽宁省，影响到了吉林、黑龙江及内蒙地区。“自治指导部”曾在东北各地伪造民意，大肆开展“促进建国活动”。
“自治指导部”的建立及活动，按其《条例》是在“依据善政主义，改善各县之县政，确立完全自治的制度”陈觉：《日本侵略东北史》商务印书馆，1933，第307页。；但这不过是打着“自治”的招牌，利用汉奸，进行殖民统治而已。其实，各县的“自治执行委员会”，都必须按日本人的旨意办事。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国家”伪满傀儡政权的建立（4）
三“新国家”亮相
1溥仪登场
溥仪，姓爱新觉罗，满族，是清朝末代皇帝。他生于1906年，1908年被慈禧太后册立为帝，第二年即位，年号“宣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1924年冯玉祥把溥仪驱逐出宫，并废除了他的皇帝称号。后在日本侵略者帮助下移居天津，仍梦想恢复大清王朝。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根据建立“新国家”的构想，对未来“元首”规定了四项条件：一是满洲民众敬仰之德高望重者，二是家族为满洲世系者，三是与国民政府未有联系者，四是能与日本合作者。这些条件只有溥仪是最合适的（有材料表明，除溥仪之外，日本侵略者还物色过前清皇族和军阀，如溥伟、段祺瑞等）。因此，从事变一开始，关东军就着手进行了挟持溥仪的阴谋。首先，关东军要求天津军（驻华北日军俗称）将溥仪严密控制起来。接着从9月末开始，关东军制造一系列阴谋事件，把溥仪挟持到了东北。1931年9月30日，日本天津驻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安排溥仪在其司令部会见了关东军派来的上角利一和罗振玉。上角鼓动溥仪前往东北，罗振玉还转交了汉奸熙洽给溥仪的信。信中诱劝溥仪：“勿失良机，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在日本人支持下，先据有满洲，再图关内”。但是溥仪周围的陈宝琛、胡嗣瑗、陈曾寿等亲信，怕上当受骗，反对去东北，溥仪也想再观望一下形势发展，决定“暂不出行”。《我的前半生》第266～276页。
关东军为急于把溥仪弄到东北加以利用；于1931年10月27日，又派土肥原去天津进行阴谋活动。11月3日夜，土肥原到“静园”秘密会见溥仪。欺骗溥仪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溥仪“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他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当时溥仪问：“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土肥原答：“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溥仪说：“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土肥原要求溥仪“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16日以前到达满洲”。《我的前半生》第280页。
第二天报纸登出了土肥原会见溥仪的消息，并揭发了他要溥仪去东北的阴谋，引起了各界的注意。同时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对溥仪的看法也不一致。海军态度消极，外务省也采取了严密监视措施。
鉴于是上述情况，土肥原决定采取“特殊手段”，逼迫溥仪离开天津。几天之内，静园连续接到装炸弹的果篮、恐吓信、警告电话，令溥仪毛骨悚然。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溥仪终于同意随日本人出走。为了掩护溥仪出走的行动，土肥原制造了“天津事件”。11月8日晚，指使汉奸张璧、李际春等人组织便衣队在天津华界大肆骚扰，天津日军则乘机宣布戒严。随后，于11月10日晚，在混乱的烟幕中，由日本天津驻屯军翻译官吉田忠太郎将溥仪藏在一辆敞篷车的后箱里，偷偷地运出静园，与郑孝胥父子会合，登上一艘小型运输船，强行闯过白河上中国军队检查站，驶抵大沽口。又换乘日本“淡路丸”号商船，渡过渤海，于13日到达营口的满铁码头。当时，溥仪曾把此行视为“奔向海洋彼岸，寻找复辟外援的通路”《我的前半生》第285页。；因此，异常兴奋。但抵达营口后，却被关东军封锁起来。负责“迎接”的关东军特务甘粕正彦，先把溥仪送汤岗子温泉旅馆——一座日本风格的欧式洋楼，软禁起来。继而，又把溥仪迁到旅顺大和旅馆，限制其行动自由。溥仪在这里一直住到伪满傀儡政权成立前夕。
2所谓“建国运动”
1932年1月初，关东军侵占锦州后，认为在东北建立伪中央政权的时机已到。1月13日，板垣从日本回到东北，根据日本政府筹建伪国的指示，频繁同汉奸张景惠、熙洽、臧式毅、赵欣伯等密谋。1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在其办公室，召开了所谓“建国幕僚会议”，进行了“新满蒙自由国最高机关”的研究。1月27日，板垣在汤岗子拟定了所谓《新国家建设顺序纲要》，对伪“中央政务委员会”的组成；所谓“独立宣言”；以及伪政权的样式等做了规定。《现代史资料》（7）；第356～357、367页。接着从2月上旬到下旬，关东军连续召开了“建国幕僚会议”。关东军顾问驹井德三和松木侠等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讨论了如何建立伪政权，如何控制伪国行政、财政、军事、交通以及起用日本人充当伪国官吏和移民、警察制度等等问题。与此同时，2月16日晚，关东军又纠集伪奉天省长臧式毅、伪吉林省长熙洽、伪黑龙江省长张景惠及马占山，在沈阳举行伪建国会议，即“四巨头会议”。汉奸于冲汉、袁金铠及赵欣伯也出席了会议。关东军参谋长三宅、高级参谋板垣及顾问驹井德三列席了会议。会议在关东军的控制下，成立了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张景惠为委员长，臧式毅、熙洽、马占山以及热河汤玉麟、哲里木盟的齐默特色木丕勒、呼伦贝尔盟的凌升为委员。并对伪国的国体、政体、元首、宣言等诸问题提出初步意见。18日，在关东军的操纵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又发表“独立宣言”。宣布同南京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东北完全“独立”。这个宣言虽然是以“东北行政委员会”7名委员名义发表的，但在这7名委员中，汤玉麟、齐默特色木丕勒及凌升并没有到场，马占山虽然到会，却没有签字。实际上在宣言上签字的只有张景惠、臧式毅及熙洽3个人。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国家”伪满傀儡政权的建立（5）
奇怪的是，如此重要的“建国会议”，未来的元首溥仪却没有出席，而是在会后（2月23日）由关东军派板垣将会议讨论的“新国家”的情形通知给了溥仪。板垣说：“这个新国家名号是‘满洲国’，国都设在长春，因此，长春改名为‘新京’。这个国家由5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日本人在满洲花了几十年的心血，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自然和别的民族相同，比如同样可以充当新国家的官吏。”周君适：《伪满宫廷杂忆》第72页。板垣让溥仪出任元首，元首的称号为“执政”。一心想当皇帝的溥仪则“反复表示，不能放弃皇帝身份，不能就任执政”。第二天板垣把郑孝胥、罗振玉等叫到大和旅馆，让他们向溥仪传达：“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否则只能看作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这是军部最后的话！”在关东军逼迫下，溥仪答应出任伪“执政”。
板垣从旅顺回来后，又与关东军参谋片仓、和知密谋，2月25日向“东北行政委员会”提出一个方案：国家政治——民本政治；元首——执政；国号——满洲国；国旗——新五色旗；年号——大同。《现代史资料》（7）；第391～392页。
根据上述方案，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了《新国家组织大纲》，其主要内容有：
伪国名，满洲国；伪国土，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及内蒙自治领；伪国旗，红蓝白黑满地黄；伪元首，称执政，由溥仪担任；伪年号，大同；伪国都，长春，改称新京；伪国政治，民本主义。
在此同时，日本侵略者为了欺骗世界舆论，假造民意又指使汉奸大搞所谓“促进建国运动”。为此，关东军专门炮制了《建国促进宣传运动计划》，在各地方伪政权中设立了宣传机构，利用报纸、广播等媒体大造舆论。还通过社团和宗教团体进行集体宣传。至2月底，伪建国运动搞得丑态百出，乌烟瘴气，东北人民对此深恶痛绝。
3伪满政权出笼
在进行了上述准备之后，一个历史的怪胎——伪满洲国终于出笼了。第一步是于3月1日，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伪“建国宣言”，声称：“满蒙旧时，本另一国，今以时局之必要，不能不谋自立，应即以三千万民众之意向，即日宣告与中华民国脱离关系，创立满洲国。”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上第705页。接着，日人及汉奸狂欢数日而止。
第二步，此时，溥仪还在旅顺等待。为使溥仪的就任更像是出于东三省的“民意”，在关东军的指挥下，汉奸们还上演了一出“恳请”溥仪出山的丑剧。1～5日，在关东军的导演下，一群汉奸、走狗分几批到旅顺“恳请”，溥仪表示“暂任执政一年”。辽宁档案馆编《溥仪私藏伪满秘档》第3页。
走完了这“三顾之礼”过场，3月6日，溥仪及郑孝胥、罗振玉等人，在上角利一、甘粕正彦监视下，乘车秘密到达汤岗子，住进对翠阁旅馆。
第三步，举行所谓“开国典礼”。1932年3月8日，溥仪在上角利一、甘粕正彦等监视下，由张景惠、熙洽等一帮汉奸陪同乘专车由汤岗子前往长春。3月9日，由关东军操纵，在前吉长道尹公署衙门内举行了溥仪就任“执政”典礼，参加这个活动的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统治部长驹井德三、日本驻奉天代理总领事森岛守人、伪奉天省政府首席顾问金井章次、伪黑龙江省政府首席顾问村田等一批日本人；参加典礼活动的还有汉奸郑孝胥、罗振玉、张景惠、臧式毅、熙洽、袁金铠、赵欣伯、张海鹏，已经投敌的内蒙古王公贵福、凌升、齐默特色木丕勒，以及清室余孽胡嗣瑗、陈曾寿、宝熙等人和关东军纠集的各伪省“民众代表”。当时溥仪身着西式大礼服，由伪侍从武官长张海鹏引入会场，张景惠、臧式毅代表“满洲民众”分别献上用黄绫包着的“满洲国印”和“执政印”。郑孝胥代为溥仪宣读了“执政宣言”，其文略云：“今吾立国，以道德仁爱为主，除去种族之见，国际之争；王道乐土，当可见诸事实。凡我国人，望共勉之。”《我的前半生》第313页。从宣言内容可见，它是打着“道德仁爱”的幌子，宣扬媚日思想，反对抗日斗争，鼓吹建立日本的殖民地——“王道乐土”而努力的汉奸卖国宣言。典礼进行约30分钟，即草草收场，而长达14年之久的傀儡戏却由此开场。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国家”关东军的法西斯统治体制（1）
由关东军一手制造的伪满政权建立以后，关东军在这个“新国家”中处于什么地位？日本与“满洲国”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关东军又是怎样处理这个“新国家”的呢？本节对上述问题进行阐述。
一关东军与伪满政权的法基础及“日满”关系
1溥仪·本庄书简
伪满政权建立后，如何处理“日满”这种所谓的国际关系，是关东军必须解决的问题。其实早在伪满政权成立前，关东军已经策划好了阴谋。1932年3月6日，当溥仪在板垣等人的“陪同”下到达汤岗子温泉后，板垣拿出一份“书信式”的文件，迫使溥仪签了字。据日文资料记载，“这天板垣参谋到达汤岗子，决定了最后的人事并与溥仪签署了与军司令官之间的有关国防、交通等问题的文件”。《现代史资料》（7）；第407页。这份文件被称为《溥仪致本庄函》其内容如下：
径启者：此次满洲事变以来，贵国竭力维持满蒙全境之治安，以致贵军队及其人民均受重大之牺牲，本执政深表感谢，且确认关于以后敝国之安全及发展，贵国之援助并指导，绝对之必要。为此，对于左开各项特求贵国援助。
一、敝国关于敝国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贵国，而所需经费，均由敝国负担。
二、敝国承认贵国军队认为国防上必要，已修铁路之管理并新路之布设，均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之机关。
三、敝国对于贵国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设施，竭力援助。
四、敝国参议府就贵国人选有达识名望者任为参议，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有必要之官吏，亦会用贵国人，而其人物选定，委诸贵国军司令官，其解职应得贵军司令官之同意。前项参议人数参议总数更改时，若有贵国希望则依贵我国协议增减之。
五、希望并誓约于贵国希望之时期，由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即以上开各项之精神及规定为基础。
此致
大日本帝国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
大同元年三月十日
溥仪印
溥仪在上面签字盖章的这封“书简”，无异于签订一分卖身契。“书简”所开各项，即把东北的国防、治安、交通、官吏任免等权交与日本，也就是将整个东北卖给了日本做殖民地。这一“书简”是伪满后来与日本签订的“日满议定书”的母约，属绝密文件。溥仪签字于3月6日，而日期却署为3月10日。这是因为日本关东军考虑到，溥仪将在3月9日就任伪执政，把签字日期署在溥仪就任之后，可以使这一卖身契具有“合法性”。
值得注意的是本庄给溥仪的复函，是在时隔两个月后的5月12日，本庄在回函中写道：
3月10日的尊函确已收悉。
我方对此无异议。谨复。
《溥仪致本庄函》和本庄给溥仪的复函；合称“溥仪·本庄书简”；又称《溥仪·本庄密约》。
据日本学者研究，关于“书简”一事，日本枢密院审查委员会曾进行过讨论，但目前未发现文件记载。内阁方面也是经过审慎的议论之后，于4月15日才得以承认。看来本庄复函是日本统治者内部统一意见后做出的决定。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东北中国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不断高涨，4月初马占山反戈一击，伪满政权极其不稳。二是国际舆论普遍谴责日本制造伪国的行径，国联调查团也将要到达东北。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得不暂缓了“日满”关系的进展。
2《日满议定书》及其密约
至1932年5月以后，日本斋藤内阁成立，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进一步加强；日军在东北对义勇军的“讨伐”逐渐得手；国际社会正等待国联调查团的调查结果，对东北问题的关心暂时淡薄。日本遂认为承认傀儡政权的时机到来了，于是加紧了各项准备工作。当年6月14日，日本众议院首先通过了承认伪满洲国的决议。8月8日，日本政府任命武藤信义陆军大将担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特命全权大使和关东厅长官。8月25日，内田康哉外相在日本第63届议会上发表臭名昭著的“焦土外交”演说，主张不惧一切外国干涉，承认伪满洲国。9月6日，日本内阁决定承认伪满洲国。9月13日，日本枢密院通过承认满的法案。
9月15日，日本政府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和伪满洲国代表伪国务院总理郑孝胥在长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正式承认伪满洲国。该议定书正文计两条：
（一）除日满两国将来另行签订的约款外，所有日本国及日本臣民，在满洲国领域依据既存之日中条约、协定、其他约款及公私合同所获得之权益，满洲国均应承认并尊重之。
（二）日本及满洲国确认：凡缔约国一方之领土与治安之威胁，同时亦是对缔约国他方之安宁与存在之威胁。双方约定，两国共同负担国家之防卫，为此一需要，日本军队应驻屯于满洲国境内。《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第215页。
《日满议定书》的正文虽只有这两条，但作用颇大，第一条是确定了日本先前在东北已经取得和正在取得的侵略权益，实即将东北的一切主权夺去。第二条是确定了日军在东北的驻军权和永久占领权。这样，就确定了伪满洲国作为日本的傀儡的地位和中国东北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地位。
《日满议定书》是公开的文件，此外，还有3个秘密附约。
（1）《关于满洲国政府铁路、港湾、航路、航空线等的管理和铁路线的敷设、管理的协定》（1932年8月7日本庄繁与郑孝胥签订）；
（2）《关于设立航空公司的协定》（1932年8月7日本庄繁与郑孝胥签订）；
（3）《关于规定国防上必需的矿业权的协定》（1932年9月9日武藤信义与郑孝胥签订）。
这3个秘密附约，具体确定了日本侵略者在交通、矿业等方面的侵略权益。密约内容参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第217～233页。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国家”关东军的法西斯统治体制（2）
《日满议定书》及其附约，是日本侵略者非法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最富有侵略性的协定，它是日本霸占中国东北的罪证，也是伪满汉奸出卖中国东北主权和领土的罪证。
关于《日满议定书》签订的过程，参加过签订工作的时任日本驻伪满大使馆书记官的米泽菊二写道，当时场面十分紧张，到郑孝胥致答词时，竟一时语塞，“面部表情极度紧张，显出一副要哭的样子”，直到开始签字，郑“好像刚刚抽完羊角风”。《皇帝の密约》第129～130页。由此可见，卖国者心里也十分清楚，卖国是要承担历史责任的。
3“日满”关系及其变化
从日本侵略者来看，伪满政权是一个“独立国家”，通过签订《日满议定书》等条约，从国际法上确定了“两国”关系。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满洲国”的国家安全竟委之于日本国军队来防卫，这在法律上是不平等的。反映出了伪满政权的傀儡性，以及所谓“日满一体”的特征。那么这种“一体化”究意是怎样的呢？我们仅从“满洲国”元首（1934年改行帝制后，称为“满洲帝国皇帝”）溥仪与关东军等的关系可见一斑。 从溥仪当上“执政”之日起，到宣布“满洲皇帝”退位止，在他身边始终有一个特殊的日本“服务人员”，初期叫“侍从武官”，改行帝制后，名称叫做“帝室御用挂”，由日本现役军人担任。其中吉冈安直从1935年担任此职一直到1945年，10年间其军衔由中佐升到中将。这在日军晋升中是很罕见的，可见这一职务的重要。其实，吉冈一边挂着“帝室御用挂”的肩牌，一边又是关东军参谋，也就是说吉冈是关东军安插在溥仪身边的特别监视人。溥仪回忆说：“他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关东军的每一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线传给我的。我出巡，接见宾客。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我的前半生》第354页。可以说溥仪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听从吉冈的吩咐。溥仪所居内宫，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然而吉冈却是例外，而且只要吉冈来了，溥仪从来不敢延迟，立刻出见。那么溥仪为何对吉冈如此唯命是从呢？按吉冈的口头禅：“我是关东军的代表”。由此可知，溥仪与关东军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奴仆与主人的关系。
如果说溥仪对吉冈带有某种惧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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