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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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宥崛《蓖恋匾汛�2000万公顷喜多一雄：《满洲开拓论》，明文堂；1944；第364页。；是原计划的1倍多。事实上日本殖民者已经成为中国东北最大的地主。
在掠夺农产品方面，日本侵略者推行“粮食出荷”（即强制农民交售粮食）政策，抢夺中国农民的劳动果实。如果说在伪满初期，日本侵略者主要是通过农业统制机构搜刮粮食的话，那么从日本全面侵华以后，更变本加厉地实行强制摊派，疯狂搜刮农产品。1941年4月日伪制定了《农产品增产搜荷方策要纲》，开始实行“出荷预约”制度，即以提供预付款为条件，强行要农民签订“出荷契约”，秋收后按契约收购粮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对农产品的搜刮更加疯狂。关东军提出：“满洲之农业政策，不止于国内（指中国东北）自给自足，而尤应成为东亚粮食供给之基地，成为特殊农产品供给的源泉”。《档案选编》（3），第288页。1942年底，日伪制定了《战时农产品出荷对策要纲》，要求“军官民一体共同努力，对农产品强制进行彻底征收”。《满洲国史·分论》（下），第111页。
从“粮食出荷”的实施情况看，征购摊派量连年增加，征购量占生产量的比重也逐年上升。1939年粮食产量1599万吨，征购量414万吨，占259％；1941年产量1665万吨，征购量552万吨，占332 ％；到1944年，粮食产量1743万吨，而征购量增至893万吨，占513％。从1939～1944年，日伪强制征购农产品累计达36449万吨。
征购量的增加和征购率的上升表明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农民的压迫和对农业掠夺的不断加深。“粮食出荷”是中国农民的灾难。每到征购时期，日伪派出督励班，逼迫农民出荷。对达不到征购量的农户，督励班便翻箱倒柜四处搜索，被农民称为“滴水漏”。许多农民因交不上出荷而遭毒打和逮捕。仅在伪奉天省，1942年春季就有1136人因“不交出荷粮”而被逮捕，次年同期达到3000多人。张福全：《辽宁近代经济史》，第477页。有的农民被逼迫得上吊自杀、卖儿卖女，家破人亡。
“粮食出荷”政策完全是法西斯殖民主义的掠夺政策，征购价格仅为市价的1/10～1/20。农民在被迫将生产粮一半“出荷”后，还要交租，所剩种子、饲料和口粮微不足道，遇到灾年，甚至连种子和口粮也要交出去。而日本殖民者将搜刮来的粮食大量运往日本。1942年运往日本的粮食为260万吨，1943年为320万吨，1944年为390万吨。此外，这三年还运往朝鲜100万吨，以换取大米供给日本；运往关东州21万吨，以换取芝麻、花生等供日本榨油；运往华北伪政权110万吨，以换取棉花、煤等充作关东军的军用物资。《档案选编》（14），第549页。另外，关东军每年还要搜刮100万～120万吨粮食充作军粮。《档案选编》（14），第502页。
由此可知，日本法西斯实行战争经济统制政策，疯狂掠夺东北的土地和农产品，给东北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给东北农业资源造成了极大破坏，使农业经济严重衰退。
日本侵略者除在工业、农业、能源等主要产业部门进行掠夺之外，还在林业、渔业等其他各经济部门进行了掠夺，给东北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破坏。整个沦陷时期，东北经济在以关东军为代表的日本法西斯强制推行战争经济政策之下，呈现出畸形发展的状态和不断被破坏走向衰退的趋势。日本侵略者所进行的“开发”绝无“功绩”可言，只能是对人民的犯罪和对历史的反动。
第七部分：关东军与伪满经济关东军的文化奴役政策
第十二章关东军的法西斯文化专制
第一节关东军的文化奴役政策
伪满政权建立后，日本关东军一跃成为伪满政权的真正主宰者，成为伪满的太上皇。它依据日本内阁于1933年通过的《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所规定的全方位对伪满的统治政策，在中国东北建立起法西斯殖民主义的极权统治，而思想文化统治则作为其殖民统治的一个侧面，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极其野蛮、残酷和不容忽视的；与军事、经济、政治等其他殖民地政策相互协调，相互配合，贯穿于日伪统治的始终。在伪满14年的殖民统治中，思想文化统治政策随着关东军的殖民统治的加强和军事侵略的升级而不断改变和进一步强化。在殖民统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起到超乎于武力的作用。
早在日伪统治初期，关东军就利用傀儡溥仪；在1932年发表的伪《建国宣言》中提出，在中国东北建一个“新国家”，实行“王道政治”，建设“王道乐土”。日伪统治者把“王道主义”作为满洲国的立国宗旨，美化其为“建国精神”，把伪满洲国标榜为“独立的王道国家”。在这一时期，日伪统治者利用所谓的“王道”；既利用中国旧有的封建意识形态，政治伦理道德思想，又利用儒家的道德礼教思想来欺骗、奴役、麻痹东北人民，腐蚀他们的民族意识和进步思想，对东北人民进行思想文化统治。日伪统治者借以消除东北人民的反日、抗日的仇恨心理，来达到使东北人民驯服于其殖民统治的罪恶目的。向东北人民极力灌输“建国精神”以及“王道乐土”、“民族协和”等殖民统治思想。同时着重宣扬日本乃是新国家——“满洲国”的友邦；伪满洲国的建立全仰仗“友邦”日本出兵援助的结果；进行欺世盗名的宣传。
1934年3月，伪满政权改为君主制，溥仪称帝。于1935年4月在关东军的策划之下，溥仪首次访日，拜谒了日本裕仁天皇。溥仪归国后，随即发表《回銮训民诏书》《满洲国史》总论；第433页。，大肆吹捧日本天皇的统治体制和为日本制造伪满洲国歌功颂德。诏书中宣称：“朕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要求东北各族人民都要“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心一德，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义”。此后，日伪统治者大肆宣扬“日满亲善”、“一德一心”，将“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作为伪满洲国精神的根本。日本统治者还胡编乱造将中国古代固有的道德说成是来自日本的“东方道德”；将中国的“王道”说成是日本的“皇道”；并用日本的“皇道”取代了初期的“王道”。1936年9月关东军则在《满洲国的根本理念和协和会的本质》《满洲国史》总论；第604～608页。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伪满洲国是日本建立“皇道联邦”大帝国的一员，日本是伪满洲国的“盟邦”。为此日伪统治者向东北人民灌输“日满不可分”、“民族协和”以及所谓的“东方道德”、“忠孝大义”等奴化思想，运用日本的传统的思想文化统治理念——皇道，来愚弄奴化东北人民，进行思想文化统治，使其成为效忠于伪皇帝，效忠于日本天皇的驯民。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日本国内开始实行全面战时体制，伪满洲国作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军事基地也逐渐向战时体制转变。此时，日满之间所谓的“一德一心”、“日满不可分”之关系也进一步升级为“日满一如”、“日满一体化”。虽然日本统治者在伪满迅速地实现了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日满一如”、“一体化”，可是要达到彻底兼并东北；将东北划归自己的版图之内，实现其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还必须实现精神方面的一如、一体化。为此，日本关东军开始酝酿新的殖民文化统治政策，即借助于日本的神灵，统一日满精神信仰，用日本固有的宗教——神道来磨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实行灭种亡族的思想文化统治政策。
1940年恰逢日本纪元2600年，关东军以此为契机，在其一手安排策划之下，溥仪二次访日。归国时把日本的开国元神天照大神捧回，随即颁布了《国本奠定诏书》，该诏书的颁布标志着日本统治者在彻底兼并东北和奴化东北人民精神，进行思想文化统治方面又有重大升级。诏书中声称，伪满洲国“自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日兴……莫不皆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故在“回銮之吉，敬立建国神庙，奉祀天照大神，尽厥崇敬，以身祷国民福祉，式为永典”且着重指出“庶几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国纲张于忠孝之教”要求所有东北人民要“克体朕意”、“力行弗懈”。
该诏书明文规定，惟神之道为伪满的立国之本，把日满两国的立国之根本统一起来，即是基于“惟神之道”。声称，伪满的建国和发展，全是依赖日本天照大神和日本天皇的保佑，故把日本天照大神作为伪满洲国的“建国元神”来加以奉祀。日本的神道成为伪满的国教，统一了两国的宗教信仰。日满两国也由“一德一心不可分”之盟邦发展成为日满“一神一崇”之“亲邦”。日伪统治者据此诏书之神髓，进一步调整强化了其对东北殖民地的思想文化统治政策。在思想上向东北人民灌输以“惟神之道”为核心的所谓“建国精神”，实行的“尊皇敬神”、“报恩尽忠”为内容的愚民化思想统治，潜移默化地摧残和消融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从精神上征服，使其皇民化，来达到其吞并东北，将东北划归为日本版图之内的最终目的。
在文化统治上，日伪统治者根据战争时局的变化和日本基本国策的制定，以及诏书之精神，更深程度地加强了其文化统治政策。1941年3月伪国院弘报处制定并颁布了《艺文指导要纲》，将东北的文化事业完全纳入到战争的轨道。为其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和“大东亚圣战”而摇旗呐喊。《要纲》规定，文艺只能是“以建国精神为基础，是为八一宇精神之美的显现”。还规定，要以“日本艺文为经，原住民族固有之艺文为纬，取世界艺文之粹，而造成浑然独特之艺文为目标”。其实质即向伪满大量倾销日本文化，进行文化侵略，利用日本文化来同化和摧残中国的民族文化，形成一种与殖民统治相适应的殖民地文化，是彻头彻尾的典型殖民地文化统治政策。
纵观关东军的思想文化统治政策，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长达14年的时间里，在其法西斯殖民统治当中，始终是占据重要地位的。最为突出的是它是以日本政府既定的国策为轴心；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的；随着军事侵略战争时局的变化而不断强化、演变的。运用欺骗、强制等手段，对东北人民进行野蛮的思想毒害，残酷的精神统治，恶毒的文化统治。使东北人民长期生活在政治上无权，经济上无财，精神上无助，文化上无知的苦难之中，蒙受了亡国灭种的欺凌和深重的民族灾难。
第七部分：关东军与伪满经济伪满时期的奴化教育（1）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关东军在我国东北建立以溥仪为首的伪满傀儡政权，利用伪满政权对我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他们除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残酷的统治和掠夺之外，还牢牢地把东北的教育事业抓在手中，作为其对东北思想文化统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东北教育事业横加摧残和破坏。在长达14年的统治时间里，建立起一整套的殖民地奴化教育体系，大肆摧残和破坏我国东北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并把殖民奴化教育视为其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统治东北的重要手段，实行教育领域内的法西斯专政。
在整个伪满时期，奴化教育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末是第一阶段，此时的奴化教育是在沿袭东北的旧学制体制下的奴化教育，是一个为全面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做准备的初期阶段（或称过渡阶段）。第二阶段是由1938年到1941年末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此时的教育是在日伪制定的新学制的体制下进行的全面推行奴化教育阶段。第三阶段是从1941年末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是教育被强行纳入战争轨道的战时体制下的奴化教育强化时期。
一伪满奴化教育的初期阶段
1攫取教育大权，建立伪教育行政机构
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占领东北初期，由于忙于军事侵略，武装镇压，筹划建立伪满政权，将其统治重心放在“维持治安”上。为了阻止和镇压东北的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反日、抗日运动，对东北原有的教育事业进行了疯狂的破坏和摧残。曾一度下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关闭各级各类的学校，同时，对爱国师生进行残酷地镇压和迫害。到1932年日伪政权建立后，日伪统治者采取文治与武治两手相结合的方法，开始对各类学校进行整顿，恢复和发展。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与其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相配合，竭尽全力建立以愚民思想，奴化教育为核心的殖民地教育体系。并把殖民地教育视为巩固殖民地统治、扩大侵略的重要工具。为此日本侵略者在伪满政权建立伊始，就开始着手建立教育统治机构，加强对东北教育事业的统治。
日伪时期的教育行政机构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 。伪满在1932年6月前，其中央还没有设立部一级的教育行政机构，只是在伪满民政部内设立“文教司”，主管教育工作。1932年3月在伪《政府组织法》中规定，伪民政部文教司为主管文教的最高部门，当时的文教司长由日本关东军选派的日本人上村哲弥担任。同年7月，伪民政部的“文教司”升格为“文教部”，成为伪满的八大部之一。伪文教部总长由伪国务总理郑孝胥兼任。伪文教部下设总务、学务和礼教三个司。总务和学务两司在伪文教部中握有实权。该二司司长分别由日本人西山政楮和上村哲弥充任。文教部当时的官员有150人之多。伪文教部成立之后，在1933年5月和7月先后发布《训令》、《暂行私立学校规定》等，将各级各类的学校教育统管起来。1934年伪满实行帝制，溥仪称帝，随之各部总长也改称为“大臣”。伪文教部大臣仍由伪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兼任，郑死后由阮振铎接任。
随着中央一级教育行政机构伪文教部的建立，地方各级教育行政机构也相继建立起来。到1933年底以前在伪满的奉天、吉林、黑龙江以及热河四省省公署及东省特别区长官公署内设有教育厅，其下设总务、学务、督学和礼教四科。1934年10月日伪当局为避免地方势力游离于其殖民统治的控制之外，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公布了“新省制”。由同年12月起将包括热河省在内的原东北四省划分为10个省（奉天、吉林、龙江、热河、滨江、锦州、安东、间岛、三江、黑河）。在这10省中除黑河省在省公署民政厅内设教育科外，其他各省均设置教育厅这一行政机构。各省教育厅内设有学务、礼教二科和视学官室。当时的伪都新京、哈尔滨两个特别市则和其他各市、县、旗设教育局、科、股等教育行政机构。到1936年前后，伪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已很完备。日伪当局全面统揽和控制了我国东北的教育大权。
值得注意的是，在伪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教育行政机构之中，始终都设有对其殖民地奴化教育进行“指导监督”的视学机构。1932年7月伪“文教司”改为“文教部”时，在伪文教部内设置督学官室，1936年以前各省教育厅都设有督学科或视学官室，各县一般都设有县视学一人。1936年12月伪文教部以《训令》公布了《视学官及特别市视学学事视察规程》《满洲国法令辑览》。，规定“为发扬建国精神，养成国家观念”，“以期国民精神之统一强化”，要求省视学官及特别市视学“每年至少要到其下属的省立学校（特别市立学校）及县公署视察一次”，并对视察的内容做了相应的规定，总分为15项内容。要依次对学校教育活动的“适当与否”加以“判定”；予以“指导”和“监督”，借以不断强化殖民地奴化教育。
由此可见，日伪统治时期，东北的教育大权已完全被日本帝国主义统管起来，使其全部纳入殖民地教育体系之中。
第七部分：关东军与伪满经济伪满时期的奴化教育（2）
2奴化教育方针的制定
在日伪统治者组建统管教育行政机构的同时，在日本关东军的参与和指导下，炮制了具体的殖民地奴化教育的方针和政策。伪政权建立伊始，即把以“王道主义”作为立国的政治、思想统治精神运用到教育上来，提出“王道主义”的教育方针。1932年，在伪满《建国宣言》中宣布“进而言教育之普及则惟礼教之是崇，实行王道主义”。所谓“王道主义”教育，也既是用中国旧有的两千多年的封建意识形态和伦理思想，对东北人民进行儒家的道德、礼教思想教育，来欺骗和麻痹东北人民，借以掩盖其对东北人民的法西斯统治。此一王道教育的指导思想，在1932年5月日本关东军制定的《对满蒙方案（第四次方案）》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方案中规定：“必须彻底普及王道主义、民族协和的建国精神和日满融合之观念，倾注日本文化，排挤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弹压赤化的侵略，教育应首先完成普通教育，高等教育要遵循实科主义……”此一指导方针成为伪满初期奴化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1933年出版的《第一次满洲国文教年鉴》中，对当时伪满“以王道为施行教育之方针”（即“王道教育方针”）有如下详细的记载：“我满洲建国，即以王道为极则，则教育方针亦应以是为正鹄。……且王道精神，尊重博爱，所谓种族观念，排外思想，务使根本铲除，不遗丝毫芥蒂，以期民族与国家间的协调，而树立人类相爱的基础。”接着又说：“今我国家，以王道为实行教育之方针……以道德仁义培养国民之高尚品格，以劳作勤苦训练国民之生活能力，使内而重仁义、尚礼让，务实去伪，崇俭戒奢，外而亲仁善邻，无诈无虞，亲国际信义，谋民族协和……则高尚优秀之国民易于善成，而巩固坚定之国势亦易于树立。”《第一次满洲国文教年鉴》。
由以上可以看出，王道主义教育是一条典型的殖民地奴化教育方针，完全是为日本统治者的军事占领、殖民统治、经济掠夺和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而制定的。其反动的教育本质昭然若揭，日伪统治者标榜王道，鼓吹王道主义教育方针，是妄图利用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意识形态、孔孟的伦理思想，来欺骗奴役麻痹东北青少年儿童，消灭他们的反日、抗日的仇恨心理，消融他们的民族文化意识和爱国进步思想，从思想上征服东北人民，要他们对日伪统治者绝对的服从 。
3奴化教育的推行
在殖民地奴化教育的具体实施方面，日本统治者把其奴化教育的重点放在普通的中小学教育上。因为中小学生年龄尚小，人生观、价值观还未完全形成，头脑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故很容易被填充、灌输和接受奴化教育。并且中小学教育为一切国民教育之基础；所以日伪统治者则积极以中小学为主推行奴化教育。在初等小学教育上日伪统治者以“灌输人民以国家之观念，陶冶人民以高尚之品格，教授人民应有之知识，训练人民以相当之技艺”为基点。而中学教育则只是在小学教育的基础之上，实行稍高于小学的普通知识教育，男生却着重进行职业的训练和培养，女生则注重家政教育，同时兼顾道德思想教育。“以养成国家社会实际应用之人才”。《第一次满洲国文教年鉴》。所谓“社会实际应用之人才”也即是为日本统治者培养适应其殖民地经济掠夺所需的具有浅显的文化知识和奴化思想的特殊技工和劳动力。普通的中小学教育就是为日本统治者培养此类的所谓“人才”为目的的。
日伪统治初期，1937年以前的奴化教育，是在沿袭东北原有的旧学制的基础上的初级奴化教育阶段，仍采用“六六四”制。即小学六年制，分为初小四年，高小二年，中学六年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高等大学教育四年制。此一时期的奴化教育则是通过改换教学内容和改变课程结构的设置和授课时间等方法来推行其王道教育思想的。
在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内容方面，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关东军就在《自治指导员服务心得》密件中传达过“排日教材要断然铲除”的密令。《满洲行政》1939年6月号。1932年4月伪国务院就以《院令》第二号通令各地学校“暂用四书孝经讲授，以崇礼教，凡有关党义教科书等一律废止”。同年6月，伪民政部又以《训令》强令“废止三民主义党义及其他与新国家建国精神相反之教科书或教材”。因此除传统蒙昧的封建愚民思想之外，一切有碍于日伪统治者的进步爱国思想的书籍一律被禁用、查禁、销毁。日伪所废止、查禁的书籍实际上大大超过了“教科书和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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