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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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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称霸远东的局面结束了，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世界现代史中新的矛盾。日本也在酝酿参加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武装干涉。为此，军部认为“必须把中国作为对苏作战的前哨基地，取得军事上自由使用的权利”。《日本军国主义》（三）第113页。于是，从1918年初开始，军部一面利用在中国政府中的军事顾问等诱使北洋政府与日本共同防御；一面让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威胁中国，迫使冯国璋同意亲日的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段上任后于3月25日与日本互换了“共同防敌公文”。双方约定，对于日渐蔓延的“将使远东全局之和平及安宁受侵迫之危险”，“凡两国陆海军对于此次共同防敌战略之范围应行协力之方法及其条件，由两国当局官宪协定之。”《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7）第251页。
经中日双方磋商后，段祺瑞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于5月中旬与日本签订了陆海军《防敌军事协定》，9月又签订了“补充协定”。这些协定统称“中日军事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在“共同防敌”的名义下，将中国境内（主要指东北、内蒙）划入“军事行动区域”之内，日军可在区域内行动，适时要求中国地方官宪予以协助；中国须为日军提供交通、通讯、武器装备等保证，以及相互交换军事情报等。“补充协定”还规定，境外（主要指苏联远东地区）的中国军队“应纳入日本军司令指挥之下”。
“中日军事协定”是中日关系史上仅有的一次军事协定，明显带有军事同盟的性质，其目标明显是针对苏联的。因此它是一个反对社会主义的军事协定。同时通过这个协定，日本取得了可在中国境内进行军事活动的权利，从军事上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在当时中日政治地位不平等的情况下，只能加剧中国的附庸化。
第二部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早期侵略日本帝国主义与奉系军阀（1）
第一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新格局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新格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各种矛盾斗争激化的最高表现。然而战争引起革命，各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殖民侵略压迫的斗争蓬勃高涨。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俄国人民首先突破了国际帝国主义阵线，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而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毛泽东选集》第628页。
现代；世界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世界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不仅原有的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依然存在，而且增加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其后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又形成了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矛盾。这些矛盾是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不同表现。在这些矛盾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法西斯主义等各种力量相互斗争，世界局势错综复杂，形成了波澜壮阔的世界现代历史进程。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表明俄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苏联人民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反革命叛乱。很快从战争的创伤中解脱出来，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相继完成了两个五年计划。在短短20年赶上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站了起来，而且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十分重要的力量，特别是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下，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蓬勃兴起的局面，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取得了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和统治的重大胜利，对帝国主义体系给予了巨大冲击。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生了极大动摇。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寻找摆脱危机的办法和途径。一些国家通过缓和阶级矛盾，谋求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资本主义危机出现了缓和的局面，如以美国的“柯立芝繁荣”为突出表现的相对稳定和发展。而另一些封建性和军事性较为浓厚的国家，法西斯主义出现后，与反动传统相结合，带动国家政治朝着法西斯化的方向发展。由于法西斯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民族解放运动，推行极权主义的独裁和疯狂的侵略战争，因此，法西斯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的矛盾斗争，成了世界现代史各种矛盾的焦点。
在帝国主义的国际关系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建立了重新分割世界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一面干涉和对抗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一面继续压迫和奴役殖民地半殖民的国家和人民。但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加上帝国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这一体系也随之宣告破产，帝国主义的矛盾又以新的战争形式来加以解决。
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上述时代因素影响下，日本帝国主义很快从“大战景气”转变为危机四伏。在国内；1918年发生了“米骚动”，这次运动虽然是群众自发的社会运动，但“具有了破坏资本主义运动的浓厚色彩”《日本现代史》（二）第121页。。1921年春夏爆发了战前最大的工人运动——神户工潮。1922年7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了日本共产党，日本工人运动有了很大发展；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1922年4月成立了日本农业组合，组织农民与地主展开了租佃斗争；被歧视的部落民，为争取自主解放，于1922年3月成立了全国水平社，要求取得平等权利和自由民主。在国外，朝鲜人民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于1919年3月，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全民族独立解放斗争——“三·一运动”，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同时，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企图霸占原属德国的中国山东权益，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由此爆发了“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使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潮。在上述日本帝国主义内外全面危机的情况下，日本统治阶级谋求以新的统治方式来挽救危机；而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正迎合了天皇制统治的需要，使之朝着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方向发展。
法西斯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历史现象。季米特洛夫曾指出：“由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日益强烈的尖锐化和劳动人民大众的日益革命化，统治的资产阶级就日益乞灵于法西斯主义……执政的法西斯是金融资本的极端反动、极端沙文主义、极端帝国主义的公开恐怖独裁。”《季米特洛夫选集》第39～41页。就是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再能够以资产阶级民主和国会制度的旧方法来维持他们对广大群众的专政”《季米特洛夫选集》第39～41页。。统治阶级为了巩固他们的政权，欲求以极端的民族扩张主义和恐怖专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民主主义、反对民族解放，建立超国家的世界性独裁体系，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基本内涵。
由于各国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法西斯主义在各国亦有不同的类型。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根本特征是，法西斯主义与近代天皇制相结合，促使统治阶级内部的军部、官僚、政党等政治力量向法西斯化转变，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法西斯化过程。另一方面，法西斯主义的社会运动（包括民间的和军队中的）又“自下而上”地推动了国家法西斯化进程。也就是说，日本的法西斯化是在近代天皇制框架内完成的，是近代天皇制发展的极端形式。因此说日本法西斯主义是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在这一过程中，军部势力是法西斯化的主导力量，日本法西斯化首先是军部法西斯化，军部法西斯通过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对内进行恐怖政变，把近代天皇制推向“高度国防国家”的法西斯主义轨道。因此也可以说日本法西斯主义是军事的法西斯主义。
第二部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早期侵略日本帝国主义与奉系军阀（2）
20世纪10年代末，法西斯主义在西方的德国、意大利泛起的同时，在东方的日本也盛行起来。如“超国家主义”、“天皇日本主义”、“农本主义”、“国本主义”等等。其中最有影响的应首推北一辉的“超国家主义”。1919年，北一辉写成《国家改造原理大纲》（后改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以下简称《法案》）。主张对内动用“天皇大权”，凭借军事力量，实现“国家改造”，建立军事独裁政权；对外以“国际无产者”的姿态；执掌世界联邦的牛耳。桥川文三编《超国家主义》第293页。另一个法西斯主义巨头大川周明，提倡“天皇日本主义”。他认为：日本是以“皇统连绵”的天皇为最高元首的道义国家，天皇至高无上；日本文明是“世界无以伦比的精神”，“是整个亚洲思想及文明的真正体现和有力保护者”。《日本历史》20，第89页；岩波讲座。法西斯“农本主义”者权藤成卿宣扬“社稷国家论”，鼓吹社稷是人类社会的本源，基于“自然而治”的“君民共治”是日本国体的真髓。主张“信考古典，重归社稷，劝民自治”小林英夫：《昭和法西斯主义者群像》第202页。；恢复到大化革新的社会。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核心是天皇主义；各派都提倡以天皇为核心，建立绝对权威的专制统治，维护日本国体，振兴日本精神。
随着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日本的泛滥，各种各样的法西斯团体纷纷出现。从1919年日本第一个法西斯团体犹存社成立开始，到1933年已达500余个。江口圭一编《体系·日本现代史》（1），第149页。这些组织大多各树一帜，随立随散，未能形成像德、意那样的统一强大的法西斯党。这是造成军部掌握法西斯运动主导权的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是由于军部是天皇制统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天皇制赋予军部的“统帅权独立”，决定了军部的特殊地位。法西斯主义者非常明确军队是“国家权力的实体”《现代史资料》4，第37页。；极为注重争取军部势力。著名的军部法西斯分子西田税就是犹存社的重要成员。而行地社包容了荒木贞夫、板垣征四郎等军部骨干分子，被称为“日本法西斯大本营”的国本社，有东乡平八郎、上原勇作、永田铁山等一大批高、中级军官。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第60页。大川周明等人以大学寮为基地，与军部上层往来密切。故大学寮有“昭和军阀储水池”之称。北一辉则通过西田税将《法案》传入军内，许多下级军官接受其思想后，遂成为法西斯主义分子。
另一方面，由于军国主义的传统。军人“对国际形势最为敏感”。《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第397页。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形势变化，军部中产生了“高度国防国家”思想。主要内容一是军备现代化，二是经济军事化；三是国民总动员。1917年8月，时任参谋本部中国课兵要地志班长的小矶国昭起草了《帝国国防资源》，其中指出：“为保证帝国生存，于平时就应做好战时经济自给的准备。”《陆军军需动员》（1），第40～42页。1920年5月，永田铁山写成《关于国家总动员的意见》的报告，提出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这个报告后来成为军部“幕僚派”改造国家的理论依据。同年佐藤钢次郎发表了《国防上的社会问题》，提出了“国民军队化”、“军队社会化”的国防国家构想，意在建立军部独裁体制。可见，军国主义的专断性与法西斯主义的独裁性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军部需要用法西斯主义武装自己，巩固天皇制统治，建立世界霸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法西斯主义也就成了军国主义的代名词。这样，法西斯主义与军部势力结合，更加增强了其维护天皇制的“使命感”，认为“但凡古今革命，皆由军队运动而成乃是历史性规律”末松太平：《私の昭和史》，第24页。。“国家改造”的历史任务理所当然应由军队担负。于是，在军队上下形成了所谓“军内革新派”。
早在1921年，当时在欧洲的永田铁山、小敏四郎、冈村宁次等人集会于德国的巴登巴登，商讨了“总体战”体制问题。以此为起点，军部法西斯“幕僚派”着手建立“高度国防国家”的准备。他们回国后于1923年组织了“二叶会”，后又组成了有东条英机、铃木贞一等人参加的“木曜会”。1929年，“二叶会”与“木曜会”合并为“一夕会”。成员包括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河本大作、石原莞尔等著名法西斯军人，在第一次会议上，决定了三项议案：①刷新陆军人事；②以解决满蒙问题为重点；③拥立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林铣十郎三将军，建设正规陆军。安部博纯：《日本法西斯主义研究序说》第190页。他们明确地把“国家改造”和对外侵略紧密联系起来。与军部幕僚派相对应，以部队下级军官为主体，形成了“青年军官派”法西斯。1927年以西田税为头目组成了“天剑党”，包括陆海军军人40余名。该组织声称是“以《法案》为经典的实行之剑”《田中五郎》《北一辉》第282页。；形成了以北一辉、西田税为首的“青年军官”法西斯运动轴心。还有成立于1928年的“王师会”，以藤井齐为首，包括古贺清志、中村义雄等40余名海军军人。他们与民间法西斯井上日召、大川周明等人联系密切。
1930年9月在“干犯统帅权”论争和“满蒙危机”的形势下，以桥本欣五郎为首的在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军事法西斯主义团体“樱会”组成。重要成员有坂田义郎、口季一郎、根本博、田中弥、长勇、田中清等人。他们大多是重要军事部门的军官。“樱会”在其《趣旨书》中指出：“本会以国家改造为最终目的，为此，必要时即便行使武力亦在所不辞”。《现代史资料》（4），第58页。他们还认为现在的外交家已经堕落为“国际妓女”，有损于无与伦比的国体。中野雅夫编《桥本大佐手记》第15页。因此，必须实行“国家改造”，振兴天皇国体，“樱会”有这样一个特点，它既吸收了“幕僚派”成员，也接纳了“青年军官派”人物，还同海军法西斯团体“王师会”、“星洋会”等有着密切联系，与民间法西斯保持着经常往来，从而决定了它在激进法西斯运动中的突出地位。至此，从中央军事首脑部门到地方部队的日本军队中，法西斯主义从思想上、组织上与军部势力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动逆流。此后，军部法西斯便开始了疯狂的侵略战争和凶残的军事政变，推动国家法西斯化。
第二部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早期侵略关东军的独立与张作霖的崛起（1）
一关东军的独立如前所述，1918年夏爆发的“米骚动”，是“一战”后日本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重要表现。这次运动导致了军阀寺内正毅内阁垮台，继之上台的是被称为“平民宰相”的原敬，组成了日本第一个正式的政党内阁。原敬内阁面对动荡不安的局面，决定“用有秩序的变迁来制止国内的变动”。《原敬日记》，1919年4月2日。提出了“改善教育、整备交通、振兴实业和充实国防”的四大政纲。在对外政策方面，由于朝鲜“三·一”运动的冲击，迫使日本首先进行了殖民地制度改革。于1919年4月将关东都督府一分为二，设立了关东厅和关东军司令部，“三头政治”变成了“四头政治”。表面上看，文武分立，各行其是。其实，为日本军国主义以武力侵略开辟了一条捷径。按照《关东军司令部条例》的规定，关东军司令官由陆军大、中将担任，直属于天皇，受参谋总长（军令）和陆军大臣（军政）的指挥。其职责是“统帅驻关东州及南满陆军部队，防卫关东州和保护南满铁路及沿线”。这种规定便于关东军秉承军部旨意，动辄以“防卫”和“保护”的名义，独断专行（日语叫“独走”）地行使武力。事实上关东军从诞生之日起，便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急先锋。
二张作霖的崛起与日本
从1919年关东军独立到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主要表现在与以张作霖为首的东北当局的关系上。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生于奉天（今辽宁）海城，青少年时流浪江湖，作过货郎、兽医、小买卖等，与赌徒流氓厮混。甲午战争时，曾一时充军，后加入“绿林”，在辽西割据一方。1902年受抚于清政府，任游击马队营管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张作霖率部由洮南进入省城奉天，以军事力量为后盾，逐步控制了奉天军政。从此；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1912年1月，张作霖拜访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表示“我深知日本在满洲有许多特权，而且和满洲有特殊关系”，“如果（日本）对我有何吩咐，我一定尽力而为”。《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MT115。同年12月，又拜访了路经奉天的日本关东都督福岛安正，亦表示“愿按日本指示行动”。对于张作霖的表态，日本侵略者很满意，一种意见认为“在对满政策上，充分研究利用张作霖是必要的”。此后，扶植张作霖就成为日本侵略东北的一项重要政策。张作霖也进一步与日本勾结，壮大自身实力。
1915年10月，张作霖借赴汉城参加日本召开的所谓“始政纪念博览会”之机，拜会了朝鲜总督寺内正毅，极力“表白自己的意见，与寺内肝胆相照”园田一龟：《怪杰张作霖》第86页。张作霖在这次活动中赢得了寺内的好感，增加了日本统治阶级对他的重视。不过这时日本还没有把张作霖作为唯一的支持对象，还有一些人主张利用宗社党搞所谓“满蒙独立运动”，为此还实施了暗杀张作霖的计划，未能得逞。
1916年6月，张作霖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进一步攫取了奉天军政大权。10月，寺内正毅上台组阁，决定支持张作霖统一东北。张日勾结更为密切起来。张作霖对其日本顾问菊池武夫说：“我对日本在满蒙有特殊利益十分理解”，愿意“与日本提携，维持东三省及东蒙的安宁秩序”。《日本外务省档案》MT117。日本内务大臣后藤新平（曾任满铁首任总裁），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张作霖并无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而在满洲则有特殊之势力与地位。……张氏心中唯有权势利欲，别无他种知识。彼认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反对日本于彼不利，倾向日本于彼有益。”如果日本能“利用张氏”，则日本在“满洲”就可以“为所欲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七）第55页。这段话对张日关系说得非常明白了。
此后，在日本的支持下，张作霖逼走握有部分奉天军权的冯德麟，驱逐吉林督军孟恩远；于黑龙江省内乱之中夺取了黑省军政大权。1918年北京政府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张遂成为东北王。在此期间，日本还几次从朝鲜银行给张作霖贷款，在财政上援助张作霖。
张作霖雄踞东北之后，又企图问鼎中原，争霸全中国。为此他在日本的支持下，数次进军关内，穷兵黩武，进行军阀战争。而日本帝国主义则通过支持奉系军阀的武力扩张，达到攫取“满蒙”权益，控制中国的目的。
1920年7月，北洋政府直、皖两系军阀发生冲突，张作霖乘机派兵入关，助直倒皖，与直系共同控制北京政府。但很快直奉矛盾又突出起来。于是奉张企图依靠日本争霸中原。1920年9月，张作霖访问关东军司令官，提出“要想出中原，成大事，如不得到日本更大的援助是不可能的”，恳请日本给予大力援助。为此，张派于冲汉为特使赴日，往访原敬首相等日本首脑。日本政府遂专门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必须使张放心，并给予相当的待遇”。原敬首相在其日记中写道：“其实，张虽欲以日本为背景扩张其势力，而我欲于东三省发展，亦必须对张优待，此乃双方利益不期谐和之事也”。《原敬日记》第9卷第138页。这是对张日相互利用关系的极好注释。1921年5月，日本政府在《关于对张作霖的态度》决定中，重申“援助掌握满蒙实权的张作霖，以此来确保我国在满蒙的特殊地位”。《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第524页。
1922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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