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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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走马上任后抓的头一件事，便是纠正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他在由广东进入闽西时，见到一位红军团长，问起关于“AB团”的事。那位团长答道，大约有六千“AB团”。这使周恩来大为震惊……“富田事变”经项英冷处理，本已安然过去。可是，项英一受中共中央的指责，那个李韶九就神气活现起来，成了“富田事变”中反“AB团”的“英雄”。于是，在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李韶九被任命为苏区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局长，掌握了肃反领导权。　　　　
　　　　李韶九一上台，紧锣密鼓肃“AB团”，掀起肃“AB团”的“高潮”。内中的重点，当然是发动“富田事变”的红二十军。从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以下到副排长，全军七百多名干部，都被列为“AB团分子”加以审查。一时间，“AB团分子”简直满天飞！滥施肉刑搞逼供信，乱供乱信，赣西南地区的干部突然百分之九十被打成“AB团分子”，弄到无人再敢当地方干部的地步！在闽西根据地，这时翻新花样，肃起“社会民主党”来了！怎么忽然会冒出“社会民主党”呢？事出有因。那是因为自一九二九年以来，共产国际发出了加紧反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指示。共产国际是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的情况而言。事有凑巧。一九三一年初，红十二军在召开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的大会时，有人领呼口号：“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领呼口号的是林海汀、吴拙哉。他们喊错口号，是在于他们连“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都弄不明白，在稀里糊涂中喊错了口号。这下子，林海汀、吴拙哉被当成了“社会民主党”，加以严刑审讯。在遭到毒打之后，他们只得按照审讯者的“提示”，乱供一气。林海汀“承认”自己是“社会民主党闽西特委宣传部长”。既然有“宣传部长”，当然有“特委书记”。又是一番严刑逼供，傅柏翠被说成是“闽西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　　　　
　　　　傅柏翠在一九二八年领导过闽西蛟洋暴动，因与中共闽西特委产生矛盾，在一九三○年十二月被开除党籍。这下子，又成了“闽西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于是，“顺藤摸瓜”地逼出“闽西社会民主党”的“特委委员”们，逼出各级组织成员们，逼出一个个“社会民主党党员”。本来纯属审查者们子虚乌有的想象，却在棍子、皮鞭下，变成煞有介事的“第三党”！李韶九越“肃”胆子越大，甚至想把陈毅也打成“AB团分子”！总前委曾下达“任务”，要陈毅在二十二军中“打出”五百名“AB团分子”，而这支部队总共只有三千人！陈毅无法完成“任务”，被说成是包庇“AB团”，而“包庇者”自己也很可能就是“AB团分子”！于是，陈毅被召去开会。　　　　
　　　　陈毅自忖凶多吉少。临行前，对他当时的妻子、二十岁的萧菊英说：“等到下午六点钟，你就快走。回你家乡信丰藏起来。如果我没事，我会派人把你找回来……”陈毅走了。马拉松式的会议，一直开到晚上八时。　　　　
　　　　当陈毅回到家中，已不见萧菊英。四处寻找，在一口井里找到她的尸体——她以为陈毅成了“AB团分子”，跳井自杀了！闽西肃“社会民主党”之风，也刮到瑞金来了。从一九三一年五月起，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以为瑞金也有“社会民主党委”，于是把原县委书记邓希平、县苏维埃主席萧连彬抓起来杀害，接着县苏维埃、县工会百分之八十的干部被打成“社会民主党”！周恩来一到中央苏区，便对肃反扩大化来了个急刹车。他到任没几天，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他就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专门研究解决此问题。会议作出了《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这一决议案，一开头便写道：　　　　
　　　　中央局在深刻的检查了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以后，完全同意周恩来同志的报告……《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　　　　
　　　　决议案指出：　　　　
　　　　过去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扩大化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可以当AB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B团，把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犯错误的党员与群众都与AB团问题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不能信任了；于是觉得AB团是肃清不了的。有了这认识上的错误，更产生极严重的对AB团斗争的方法上的错误，把反AB团的斗争简单化，缩小到“打AB团”的捕获、审问、处理的范围内，而忽视积极的去巩固革命势力。尤其是完全缺乏的，是反AB团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结果便发展到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在打AB团中更专凭犯人口供，倚靠肉刑，以致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　　　　
　　　　决议案规定，“苏区各级党部必须在接到后立即讨论和执行”。　　　　
　　　　那个引起极大民愤的李韶九，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底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后来，终于被处决。二十多年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及往事，对于中央苏区肃“AB团”，说了这样一句话：“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党的文献》，一九九一年第三期，第七页。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毛泽东“退隐”东华山

　　　　也就在那次讲话中，毛泽东把自己的错误分为“真错”和“假错”两类。他说“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属于“真错”；“南雄打了败仗（指率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围魏救赵”——引者注），是我指挥的”，也属“真错”；还有“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等等。　　　　
　　　　毛泽东说，他也有许多“假错”——“大约二十次左右的处罚和打击，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毛泽东在回忆这“二十次左右的处罚和打击”时，特别提及了：“后头又被封为‘一贯机会主义’。对我最有益处的，就是封我为‘狭隘经验论’。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本书中就学鲁迅的办法，‘报复’了一笔，批评那些骂‘狭隘经验论’的人是错误的……”《党的文献》，一九九一年第三期，第七页。在那批评毛泽东“机会主义”、“狭隘经验论”的赣南会议之后，毛泽东又病了！　　　　
　　　　小小叶坪村那时仿佛成了“红色华盛顿”，苏区党、政、军首脑机关都集中在那里。人来人往，毛泽东不愿住在那里。他带着贺子珍以及警卫班十三人到东华山去了。东华山在瑞金东面二三十里处，山上树木蓊郁，山顶有座古庙。毛泽东看中那古庙，住了进去。　　　　
　　　　据他的警卫员吴清回忆：“主席住左边耳房。房内陈设极为简单：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旁放着两只铁皮公文箱。一张木床，床上铺着一张边带条子的浅红色线毯，上面是白粗布床单。床上靠墙角的一头，四四方方叠着一条旧棉被和一条红色旧毛毯。”　　　　
　　　　毛泽东摆脱了冗杂的事务，步入这世外桃源般的东华山，便埋头于读书。他津津有味地读《水浒》、《三国演义》之类的书。此外，他饶有兴趣地读着“郑爱群”派人给他送来的报纸，内中有《申报》、《新闻报》，广州的《工商日报》和《超然报》。自从当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管理员以来，便养成了每日读报的习惯。上了井冈山之后，难得见到报纸，他简直如饥如渴地企望着得到报纸。据云，他有一回派一支小分队去袭击一座县城，不为别的，只是为了从县府里搬回几个月以来的报纸！如今，在瑞金也无法订阅国民党地区的报纸。一个名叫“郑爱群”的人，在福建汀州给他订了好几份报纸，通过地下交通线不断给他送来。　　　　
　　　　这“郑爱群”的名字，是毛泽东为那人取的化名。此人的真实姓名叫傅连暲，汀州福音医院院长。福音医院是汀州颇有名气的教会医院，傅连暲是那里的名医，附近的豪绅达官生了病，总要请他看。一九二五年底，当傅连暲到连城为一个大地主看病时，偶然在客店里结识了邓子恢。邓子恢把瞿秋白著《新社会观》一书送给傅连暲，他看后顿开茅塞。从此，傅连暲的思想日渐激进。　　　　
　　　　一九二七年八月，贺龙部队的营长陈赓在南昌起义受伤后，傅连暲收留了陈赓，让其在福音医院养伤。一九二九年三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打下了汀州，跟傅连暲结识。毛泽东便“拜托”他代为订报……毛泽东在东华山上读书、看报，每天还花四个小时给警卫战士教文化课，上午两小时文化学习，下午两小时时事学习。有时，他还带战士们一起出去砍柴。农家子弟出身的他，砍柴的动作非常利索、熟练。看得出，毛泽东的身体还可以——他上一回在红四军“七大”蒙受打击后，得了恶性疟疾，倒是真的大病一场。　　　　
　　　　毛泽东人在山上，心在山下。他不断地看报纸，看文件，记挂着山下那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闲暇时，他把那些在马背上哼成的诗词加以整理、修改，誊清后给贺子珍一句一句地讲解。每当山下来人，毛泽东总是详细问起打赣州的战况。说实在的，他这次上山，说是因病休养，其实是心中不快。除了赣南会议，还由于那场打不打赣州引起的大争论……二月下旬，毛泽东在东华山上处理了一件重要的事。那是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陆续刊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即周恩来。当年，周恩来在天津参加觉悟社时，社员编号，他抽签抽到五号，便以谐音“伍豪”作为笔名（邓颖超抽到一号，以谐音“逸豪”为笔名）。周恩来明明在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怎么会“脱离共党”呢？显而易见，那启事是纯属捏造、混淆视听的。　　　　
　　　　毛泽东当即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起草了布告，为周恩来辩护：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中央党史资料》，第二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在“文革”中，江青曾借“伍豪启事”发难，毛泽东当即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作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中央党史资料》，第二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毛泽东在东华山上住了五十来天，连春节也是在那古庙里冷冷清清地度过。三月上旬的一天，突然发生的事情结束了毛泽东在东华山上的休养生活。那天，毛泽东正在给警卫员们上时事课，忽然值班警卫前来报告，说是两个骑马的军人正朝山上来。　　　　
　　　　毛泽东出去一看，来人渐渐近了，原来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项英远道赶来，显然有要事。果真，项英上了山顶，没有歇一口气，便对毛泽东说：“恩来同志让我专门来请你下山。”　“是不是为打赣州的事？”毛泽东马上猜出项英的来意。“是的，打赣州很不顺利。所以，恩来同志请你赶往前线。”项英答道。　　　　
　　　　毛泽东听项英介绍了赣州前线的情况之后，马上很爽快地说：“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项英一走，毛泽东收拾一下文件，当天便下山。正在这时，乌云翻滚，眼看一场大雨要倾泻而下，贺子珍劝毛泽东晚一天走，别让雨淋出毛病来。“不，我一工作起来，病就好了！”毛泽东说着，就迎着风雨下山了。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赣州之败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

　　　　为了打不打赣州这事，曾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引起一番近乎白热化的争论……事情是由来自上海的指令引起的。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自从王明去莫斯科、周恩来去中央苏区后，不得不建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称“中共临时中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以博古为负总责。　　　　
　　　　一九三一年九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博古执行王明的指令，实行比李立三更“左”的路线。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使中共临时中央颇受鼓舞，头脑热了起来，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作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认为，“国民党的破产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因此，决议对苏区工作作出了指示：“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斗争，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这么一来，又重弹李立三的进攻中心城市、实行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老调。决议特别提及，毛泽东所主张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过去是正确的，而“现在是不同了”。那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　　　　
　　　　决议还具体规定了“占取”的几个中心城市，即南昌、抚州、吉安，然后造成“威胁武汉”。周恩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凭借这几年跟蒋介石多次交锋的经验，深知国民党军队的力量远比红军强大，攻打这几个中心城市，势必会失败。　　　　
　　　　周恩来觉得毛泽东言之有理，复电中共临时中央，告知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　　　　
　　　　中共临时中央当即复电，删去了原先提出的南昌，要求至少在抚州、吉安、赣州三城之中，择一而攻！中共临时中央已经算是退了一步，因为南昌属大城市，而抚州、吉安、赣州属中等城市。周恩来再度征求毛泽东意见。毛泽东的答复很干脆：“不行！一打准输！”周恩来毕竟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他必须执行临时中央的命令。于是召集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会上，经过对抚州、吉安、赣州三城反复比较，多数人赞成进攻赣州。赣州，是当时江西省仅次于南昌的第二大城市、赣南的中心。提出打赣州会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是因为赣州有着特殊的“诱惑力”，赣州的四周，已是一片红区，赣州成了嵌在红区中的一颗顽固的钉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建立了，却把瑞金作为首都，瑞金是座小县城，未免太没有气派。倘若打下赣州，把那里作为首都，那就像样得多。还有，听说赣州的守卫部队只有马昆的一个旅，以为容易“吃”掉。彭德怀在其自述中，便忆及：还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中央局某负责同志曾问过我，可不可以打下赣州？我说，赣州守军马旅（即马昆旅——引者注）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彭德怀自述》，第一百七十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连彭德怀的估计都这么乐观，“打赣州”的呼声理所当然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占了上风。毛泽东坚决反对打赣州。可是，他处于少数，他的意见被否定了。何况，赣南会议上已经批判他右倾。他反对打赣州似乎又是一种右倾的表现。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定之后，他闷闷地带着警卫员上东华山去了。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发布了《关于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训令指出：“应该站在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势力向外发展，以争取一省数省胜利的首要任务上，趁着目前有利革命发展的时机，坚决的取得苏区临近较大城市——赣州。”于是，彭德怀被任命为攻打赣州的前敌总指挥。“打赣州”便轰轰烈烈开始了。“夺取赣州，完成江西革命首先胜利！”到处刷上了这样的大字标语，到处喊起了这样的口号。二月四日，红军进逼赣州城下。彭德怀的前敌总指挥部设在城下。他指挥红军，把赣州围个水泄不通：红三师攻北门，红七军攻东门，红二师攻南门，红一师攻西门。红军总兵力为一万四千人。彭德怀原以为可以一鼓作气而攻下赣州，不料，一打才知赣州是块硬骨头，“啃”不动……赣州乃历史名城，早在晋朝已设郡，处于赣江上游的章水、贡水两江汇合之处，三面临水，山丘环抱，筑有很高的城墙，是个易守难攻的城市，号称“铁赣州”。毛泽东极力反对打赣州，不仅因为他吃过打长沙、攻南昌的“苦头”，而且他在两年前的一九三○年三月中旬，也打过赣州，当时他一看赣州易守难攻，迅即下令红军撤围。因为他有过这一系列亲身经历，所以认定打赣州非输不可。　　　　
　　　　赣州城池坚固，不炸城墙，难以攻克。彭德怀把进攻的重点放在东门。城墙内外，出现了有趣的斗争场面：城外，红军日夜不停地挖坑道，延伸到城墙下方。然后往坑道里安放“棺材炮”——在一口棺材里，装满了土制炸药，用以炸城墙。那时的红军没有重炮，只能用这样的土办法攻城。　　　　
　　　　城内，马昆组织了一支特殊的“瞎子听音队”，谛听着发自地下的声响，以便弄清红军究竟在哪里挖坑道，以便早作准备。“棺材炮”和“瞎子听音队”，构成了奇妙的对抗！红军虽说要炸城墙，指挥部却又规定不可炸得太厉害，因为已在那里设想把赣州定为“首都”，保持城墙的完整，有利于未来“首都”的防御。一回回爆破城墙开始了：　　　　
　　　　头一回，二月十三日，太保守，城墙的缺口炸得太小，不顶用；　　　　
　　　　第二回，二月十五日，计算不准确，城墙炸坍时向外倒，把隐蔽在城下的红军压死一大批；　　　　
　　　　第三回，二月二十三日，炸开了不小的缺口，可是遭到守军的强烈抵抗，激战四小时，未能　　　　
　　　　攻进；　　　　
　　　　第四回，三月四日，已经顾不得为未来的“首都”保护城墙了，一下子在东门下的坑道里塞进三口“棺材”。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之后，掀翻了东门城楼和左右侧墙各二十余丈。冲锋号在满天烟尘中吹响。本以为这一次总可得手，谁知城内事先得到密报——一个本是马昆手下的兵士参加了红军，此时叛逃，报告重要情报，马昆在城里预作准备，挡住了红军的进攻。正在这时，蒋介石派出的援军来到赣州。于是，赣州守敌力量大增。红军攻打赣州失败已成局。毛泽东的预言，被一个多月冷酷的现实所完全证明。红军在攻城中损失惨重，其中红一师师长侯中英、三十七师师政委欧阳健阵亡。此时，周恩来派出项英，风风火火赶往东华山，请毛泽东下山，共商大计……毛泽东冒着寒风冷雨，步行下山，到了瑞金已是傍晚。他找到郭化若，往前线发了份电报，连夜赶路，来到于都梓山澄江渡口。在那里，他总算坐上小船。一路上，小船摇摇晃晃地朝赣州方向驶去。这时，红军久攻赣州不克，不得不于三月七日撤围。攻打赣州，以失败告终。　　　　
　　　　一九六五年，当彭德怀读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时，见到马昆所写的一篇回忆录，方知当年的军事情报的不准确：当时驻守赣州的马昆部队是八千人，加上地方团队经过改编、整训的一万人，守敌共计一万八千人，并非当时情报所说的“马旅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毛泽东改“北上”为“东征”取得大胜

　　　　毛泽东坐的小船，经过两天三夜的航行，在赣州东北的赣县江口靠岸。这时，从赣州撤退的红军，正集结江口。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首脑们，亦集中那里。在前敌总指挥部，周恩来主持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即“江口会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委员有周恩来、任弼时、项英、朱德、毛泽东、彭德怀、林彪、周以栗、陈毅。王稼祥和顾作霖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亦参加苏区中央局会议。“江口会议”面临的第一道议题，便是要不要再打赣州。仍有人主张再打。毛泽东发话了。他说：“对于赣州，进则攻坚不利，久攻不克已成事实；胜则不易固守，敌军卷土重来，我军无回旋之地。赣州是座只有骨头没有肉的孤城，不必再去‘啃’啦。这包袱让蒋介石背去吧！”毛泽东一席言，说得主张再打赣州的人哑口了。　　　　
　　　　接着，会议进入第二道议题，即下一步棋怎么走。来自上海中共临时中央的指令，理所当然地占上风，“争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毛泽东又一次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主张“在赣江以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