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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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那油印本上的日期，肯定是印错了！遵义会议的会址一度弄错，终于查清；召开日期也曾陷入迷误，也终于弄明。然而，还有许多问题，处于历史的“黑角”之中：哪些人出席了遵义会议？出席者在当时的身份是什么？会议开了几天？会议是按什么程序开的？出席者的发言内容是什么？决议是怎样产生的？谁执笔？是在遵义会议上当场通过的吗？为什么决议收入一九四九年版的《毛泽东选集》？起草者会不会是毛泽东？……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逐步查清历史的“黑角”2

　　　　历史学家在探索着，一次次走访健在的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出席者们的回忆，固然为解开历史之谜提供了许多线索；但是，原始文献的发掘，依然是历史学家所十分关注的。令人遗憾的是，那么多年，关于遵义会议的原始文献，只找到一份决议油印本。一次重大的进展，发生在一九八二年——距遵义会议四十七年之后。那是位于北京远郊的中央档案馆，有一批五十年代从苏联运回的档案，内中有一份重要手稿。这份手稿是用蓝黑墨水在“拍纸簿”上写成的，竖行，共八页。手稿开头的一行字，引人注目：“（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这表明，这是关于遵义会议的一份原始文献。可是，只有“（乙）”，却没有“（甲）”！手稿的右侧下方，写着的阿拉伯数字页码，倒是从“1”开始，末页为“8”。这份手稿，透露了许多前所未闻的重要史实。虽然早在五十年代，中央档案馆已经注意到这份手稿，但由于手稿无署名，有“（乙）”无“（甲）”不完整，未敢公布这一手稿（本书作者在遵义会议纪念馆档案室查到中央档案馆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致该馆的信，内中已引用这份手稿中的一些内容注）。　　　　
　　　　这是谁写的？是一份什么样的文件？中央档案馆在一九八二年决定送遵义会议健在的出席者们审看。邓小平看了，杨尚昆看了，认不出是谁的笔迹。伍修权作为李德的翻译，出席了遵义会议，他的记性不错，那份手稿送到他手中，伍修权看了，也认不出是谁的字。　　　　
　　　　陈云也是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当时他正在杭州。手稿被送往杭州。接到这一手稿的是陈云秘书朱佳木。本书作者采访了朱佳木，他回忆道：　　　　
　　　　我把手稿原件，交给了陈云同志。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叫我。我进了他的办公室。他说：“这是我写的！”他的话，使我又惊又喜。　　　　
　　　　他的夫人于若木同志看了手稿，也说这是陈云同志写的字。据陈云同志说，这是遵义会议结束不久，他向部队传达遵义会议时写的传达提纲……（本书作者一九九一年七月九日在北京采访朱佳木）由于陈云确认这份手稿是他写的，这份关于遵义会议的重要原始文献的来历便得以查清。　　　　
　　　　胡乔木对这份手稿进行考证，认为这份手稿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威信到泸定桥的行军途中，因此写作时间为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至三月十一日这一段时间内。陈云看了胡乔木就这一问题写给他的信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但我同意你们考证的时间。”　　　　
　　　　陈云手稿提及许多前所未知的关键性史实。这份手稿的确认，使有关遵义会议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陈云手稿先在内部发行的《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上发表，接着，又在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那一天，正值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日。　　　　
　　　　陈云手稿中指出：遵义会议“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这表明决议的起草者是张闻天，而且决议不是在会上通过的，却是在会后起草，由政治局常委审查通过。此后，一九八三年，殷子贤和史纪辛在中央档案馆发现遵义会议决议的最早的油印本，上面写着“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威信县（扎西）开会，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二月十六日印”，这表明，最初发现的那个油印本，是后来在陕北的翻印本，把“二月”误写成“一月”——少了一横（也可能是那一横刻得太轻，没有印下来），给历史学家们带来多大的误会和麻烦！那种关于把“17”误写成“八”的解释，也就“告吹”了！　　　　
　　　　陈云的手稿中写及：遵义会议“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既然依据周恩来的电报，确定会议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经过三天”，也就在一月十七日结束。这样，遵义会议的日期，也就查得清清楚楚。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对于遵义会议二十位出席者的考证　1

　　　　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名单，历史学家排了好多遍，一直未能弄清楚。按照惯例，出席者的名单，在会议记录上可以查到。遵义会议是有会议记录的。周恩来回忆说是邓小平作记录。可惜，遵义会议的记录，迄今未曾见到。从会议记录上，不仅可以查到出席者名单，而且可以查到出席者的发言。会议记录是最为重要的原始文献。其实，遵义会议的记录不止一份！除了邓小平所记的那一份会议的正式记录之外，好几位会议的出席者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也随手记录。内中，博古便是一个，因为博古平时开会有着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做记录的习惯，何况在遵义会议上他受到尖锐的批判，也就随手记下了别人的发言。笔者在采访博古亲属时，他们说及博古的笔记本曾保存在亲属手中。在“文革”中，他们作为博古亲属受到猛烈的冲击，就把笔记本烧掉了。从此，已经保存了三十多年的珍贵的博古所记遵义会议记录，化为灰烬，失去了一份关于遵义会议的极为珍贵的原始文献！所幸，陈云的手稿得以保存，内中的一句话，解开了关于出席者的历史之谜：　　　　
　　　　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了。　　　　
　　　　根据这一句话，就可以准确地考证出遵义会议出席者的名单。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共十二人，其中王明、项英、张国焘、任弼时、康生五人不在遵义；顾作霖已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因心脏剧痛、吐血不止，病逝于瑞金，终年仅二十六岁。剩下的六人，是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即：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朱德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　　　　
　　　　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周恩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张闻天（洛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秦邦宪（博古）中共中央负总责，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五人，其中关向应不在遵义，因此出席遵义会议的是四人，即：　　　　
　　　　王稼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发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长征时为八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九军团中央代表。　　　　
　　　　陈云手稿中提及的“林、聂、彭、杨”，即：　　　　
　　　　林彪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政治委员。　　　　
　　　　陈云手稿中还提及“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即：　　　　
　　　　李卓然五军团政治委员。　　　　
　　　　李富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员。　　　　
　　　　以上共十七人。此外，还有两人列席会议：　　　　
　　　　李德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伍修权翻译。　　　　
　　　　这样，遵义会议出席者的名单增至十九人。　　　　
　　　　在这十九人之外，还有一位出席者，即邓小平。　　　　
　　　　本书作者在遵义及贵阳，查找有关邓小平出席遵义会议的资料。最早见诸报刊的，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的《贵州日报》，第三版以头条地位刊载了萧明的通讯《邓小平同志在遵义》，一开头就写道：本月三日（即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日——引者注），遵义会议纪念馆里非比寻常。遵义会议纪念馆里的工作人员，很久以来就盼望着能接待一次参加过遵义会议的客人。今天这个愿望实现了，邓小平、李井泉、杨尚昆等同志来参观纪念馆。遵义会议的参加者邓小平和杨尚昆同志，对这座阔别二十多年，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楼房，记忆犹新。一走进纪念馆的大门，杨尚昆同志兴奋地说：“就是这里，这个地点找对了。”走进陈列室，杨尚昆同志告诉纪念馆的负责人孔（宪）全同志：“这里是当时的作战室。”穿过陈列室，踏上窄楼梯，走进开会的房间，邓小平同志看到房间依旧是当年的摆设样子，使他立刻想到了当年开会时的情景，他肯定地说：“会议就在这里开的，”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说，“我就坐在那里。”在狭窄的职走廊上，邓小平同志说：“这个地方原来好像很宽，有次就在这里摆一张地图，几个人研究怎样往四川走。”……此文后来又稍作补充，刊载于贵州一九五八年第十二期《山花》文学月刊，内容差不多。此后不久，周恩来证实邓小平出席过遵义会议，并在会上担任记录。关于周恩来的回忆，是杨尚昆谈及的。那是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晚，杨尚昆在北京饭店宴请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时，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副研究员阎景堂在侧作陪。阎景堂问及邓小平出席遵义会议的情况，杨尚昆作了答复。阎景堂如此记述：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对于遵义会议二十位出席者的考证　2

　　　　杨尚昆同志说：“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到遵义，遵义的同志问都是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又问小平同志是否参加了？我说好像不记得他参加了。回到北京，我问周总理，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他是党中央秘书长。”杨尚昆同志接着说：“总理这么一讲，我也想起来了，还记得他当时坐的位置。小平同志是以党的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的，这是肯定的。”《陆友山、阎景堂同志在“遵义会议问题”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纪要》，《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陈云的手稿中没有提及邓小平，可能和没有提及伍修权一样，一个是会议的记录，一个是会议的翻译。　　　　
　　　　邓小平出席遵义会议时的身份，最初定为“《红星》报主编”。《红星》报是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由总政治部出版。邓小平作为“邓、毛、谢、古”之一在挨批判后，被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调去编《红星》报。在中央苏区，《红星》报石印，每期印一万七千多份。长征途中改为油印，每期印七八百份。伍修权在一九八二年第一期《星火燎原》上的《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一文中写及：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　　　　
　　　　对于邓小平来说，这是他第二次担任此职。他在一九二七年底，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长征途中，再次担任此职——这时，他的前任是邓颖超，因肺病加重，由他接替。一九八四年，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美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写“邓小平”条目时，涉及他第二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时间。邓小平说这么一来，他不是伍修权所说“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他是一九三四年底开始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五百三十八页“邓小平”条：“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长征，年底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这一条目先是在《文献和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五期发表，又在《党史通讯》一九八四年第九期刊载。条目经邓小平本人审定，是会议前已担任此职。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分析，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是在黎平会议或黎平会议后，在猴场会议之前。他的前任邓颖超和继任者刘英都证明他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　　　　
　　　　因为陈云手稿中没有提及邓小平，所以关于邓小平出席遵义会议及其当时职务的考证，就比前十九人需要多花费一些笔墨。然而，经过考证，邓小平终于可以列上遵义会议的第二十位出席者邓小平中共中央秘书长。　　　　
　　　　早年曾一度把董振堂列入遵义会议出席者的名单，其原因是出于这样的推理：一、三军团的军团长及政委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以及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都出席了会议，那么作为五军团军团长的董振堂势必也出席会议。然而，陈云手稿中只提到“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出席会议，没有提到军团长董振堂——倘若他出席会议的话，陈云手稿中是绝不会遗漏的。另外，否定董振堂出席会议还有以下重要依据：　　　　
　　　　第一，周恩来的电报只发给“卓然、少奇”，没有发给董振堂。　　　　
　　　　第二，遵义会议期间，中央军委发给五军团的多次电报，都指名给董振堂，表明他会议期间在前线。　　　　
　　　　第三，陈云对此作出解释，“遵义会议是党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董振堂同志虽然是五军团的军团长，但在党内没有担负负责的职务”《陈云同志对〈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的批复》，《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这样，董振堂没有出席遵义会议，得以确证。另外，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部队尚在乌江，未能出席会议。这样，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名单，得以查清。在查证之中，陈云的手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根据陈云手稿便可确切地定下十八位出席者的名单——除了明确提及的十七位之外，手稿中有一句写及李德在会上“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证明李德出席了会议。经过反反复复的考证，依据原始文献，依据会议出席者们一次次的回忆，遵义会议终于走出历史的“黑角”，我们可以用比较准确的线条勾勒这个被称为中共历史转折点的会议的轮廓了……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正报告·副报告·反报告

　　　　太阳的余晖渐渐隐没在玉屏山后，遵义的街头变得冷清起来。寒风吹拂着徐徐而流的湘江。从新城的古寺巷深处，抬出一副担架，上面躺着王稼祥。颀长的毛泽东和戴近视眼镜的张闻天随着担架，在警卫们的护送下，走过店铺簇拥的丁字口，走过湘江上的石桥，子尹路就在眼前了。柏公馆楼上，跟周恩来的卧室只一墙之隔的客厅，已经生好炭火盆。客厅正中是一张长两米、宽一米的长方桌子（柏家的餐桌），用土漆漆成板栗色，四周是近十几把藤心木把椅子，还有好多只木凳。另外，还特地放了一张抽脚藤躺椅（即藤躺椅下方有一张可伸可缩搁脚用的竹凳），那是虑事甚细的周恩来嘱人找来，为王稼祥预备的“专座”。　　　　
　　　　一盏带白色荷叶边灯罩的美孚煤油灯已经点亮，挂在天花板正中，射出黄晕的光芒。桌上放着烟灰缸和茶杯，没有热水瓶，只有一把铜壶正放在灶间的煤炉上。　　　　
　　　　从前线赶回的林、聂住在附近，彭、杨住在柏公馆楼下。只是李卓然、刘少奇尚在途中。吃过晚饭后，人们陆陆续续来到客厅。当毛、张、王从新城抵达这里时，与会者差不多到齐了。这时，墙上挂钟发出当、当七声响，会议也就开始了。　　　　
　　　　毛泽东和张闻天，紧挨着那张藤躺椅而坐。藤椅在挂钟的下方。李德远远地离群而坐，坐在门口那儿，伍修权紧挨着他而坐。博古和周恩来坐在会场中心。会议由博古主持。其他的出席者，随便找个椅子、凳子坐。正中墙壁上，挂着一张马克思的像。博古的自我感觉似乎不错。他在宣布开会之后，就拿出一叠纸，开始作报告。因为事先定下会议的议题是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的第一阶段（即从江西出发至攻下遵义）进行总结，博古的报告围绕着议题，以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身份，一五一十地进行总结。博古在谈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时，强调了国民党军事力量的强大，强调了全国革命力量的薄弱，却不去检讨“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博古的报告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他的报告被称为“正报告”，又称“主报告”。博古的报告结束之后，作为“三人团”成员的周恩来作“副报告”。周恩来是中央军委负责人，着重谈军事问题，他检讨了“三人团”指挥上的重大失误，并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博古和周恩来报告的不同倾向，连李德也听出来了（伍修权在他的一侧给他现场翻译）。他在《中国纪事》中写道：“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李德的这句话，倒是颇为准确地概括了“正报告”和“副报告”之间的不同。周恩来的“副报告”，讲了半个多小时。接着，博古希望与会者对正、副报告加以讨论——直到这时，博古仍在按照他事先预想的会议程序在进行着。博古的话音刚落，张闻天马上开始发言。张闻天从衣袋里掏出一大叠纸头，清楚表明他事先作了充分准备，写好了发言提纲。如杨尚昆所忆：　　　　
　　　　他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同志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杨尚昆：《坚持真理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人民日报》，一九八五年八月九日。毛泽东在长征开始时提议毛、张、王在一起行军，入遵义后三人又同住古寺巷，长时间切磋，其结果便是张闻天手中的这份发言提纲。写过长篇小说的张闻天，思路清晰，擅长表达，他的发言一下子就震动了会议。他的发言，大体上也就是后来由他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　　　　
　　　　张闻天的第一句话，就使博古和李德吃了一惊。他说：听了博古同志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和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我们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的报告，打乱了博古的会议程序。他一口气也讲了一个来小时，完全持与博古相反的　　　　
　　　　观点，人称“反报告”。张闻天指出：博古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第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第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张闻天把博古的正报告称为“机会主义”，把博古一下子镇住了。李德大口大口地抽烟。张闻天照着提纲发言，指名道姓地批判博古、批判李德。以下的这些非常尖锐的话，均摘自后来由张闻天写成的遵义会议决议之中：由于对堡垒主义的恐惧所产生的单纯防御路线与华夫同志（即李德——引者注）的“短促突击”的理论，却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而这种阵地战的方式仅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　　　　
　　　　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特别指出博古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博古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　　　　
　　　　张闻天的一席“反报告”，使会场群情激愤。积压多日的对于博古、李德错误领导的怒火迸发了。幸亏进了遵义，香烟有了充足的供应，使李德可以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李德板着面孔，硬着头皮听着张闻天对他的当面的尖锐批判。博古则埋头记笔记，张闻天的“反报告”，完全超出他的意料。虽说他想同志们可能会对他的报告提出一些意见，但他绝未想到是这样彻底地否定他的报告……“正报告”、“副报告”、“反报告”，这三个报告构成了遵义会议不寻常的旋律。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毛泽东发射重磅炮弹

　　　　毛泽东也在大口大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