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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底金字-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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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内虽没什么新片出品，但孩子可以看到不少有看头的进口片，像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地下游击队》、《广阔的地平线》、《创伤》、《脚印》、《宁死不屈》、《伏击战》、《第八个是铜像》、《小贝尼》、《平凡的岗位》，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南江村的妇女》、《鲜花盛开的村庄》、《金姬和银姬的命运》、《永生的战士》、《延丰湖》、《看不见的战线》、《原形毕露》、《仨妯娌》，越南电影《森林之火》、《回故乡之路》，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沸腾的生活》、《爆炸》。70年代初，一些二战大片在内部上映，有《啊，海军》、《山本五十六》、《虎虎虎》、《军阀》、《中途岛之战》、《巴顿将军》、《日本海大海战》等等。
反复出入电影院，片子却很少“刷新”，就会有所总结。那时候，流行这样一个顺口溜：
阿尔巴尼亚电影是莫名其妙，
罗马尼亚电影是搂搂抱抱，
朝鲜电影是又哭又笑，
越南电影是飞机大炮，
中国电影是新闻简报。
这个形容直至70年代初，大体不离谱。《卖花姑娘》放映时，要带着手绢进电影院，它赚得了大量中国观众的眼泪，《卖花歌》也唱遍了全国。但孩子爱看的，起初还是悬念四伏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后来朝鲜反特片《看不见的战线》、《原形毕露》被引入，立时抢了阿尔巴尼亚电影的风头。《看不见的战线》初映时，要看这个片子，不付出半天时间甚至半夜起来的代价去排队，是买不到票的。那时候，在孩子眼里，最“ 来劲”的电影有两类——打仗的和抓特务的。去看没看过的电影，先打听：“是打仗的吗？”
当年的孩子，都不是追星族，说起来也无“星”可追，他们“追”的是电影里的人物、情节和台词。王朔说：“除了生活中的活剧，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电影了。”《侦察兵》上映时，我们院有个孩子刚从电影院出来就说：“我得再看四遍。”意思是要凑足了五遍。这句话显然不是冲着王心刚去的。导演英达说，《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他各看了五十多遍，加起来就是一百多遍。上大学时，有一次教学观摩《地雷战》，坐在旁边的一个同学一直走在电影情节的前边，一句跟着一句说台词。角色尚未开口，他先说出来，角色说上句，他接下句。上面罗列的那堆电影中的大部分片子，可以说，他们都看了不知多少遍，或者说，N遍。
生活中的电影“含量”
电影对那几茬孩子的生活乃至一生的影响；如今的电影导演冯小刚自身的体会是：
正是从小受到《半夜鸡叫》的熏陶，不知不觉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日后当我成为一名电影导演时，才会对喜剧情有独钟；才会充分地意识到想象力的重要性。
在我的记忆中，《半夜鸡叫》是我在礼堂里看过的最好的一部低成本的影片。毫无疑问，也是礼堂送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那么喜欢王朔的小说？今天终于找到了答案。王朔与我同是五八年的狗，想必他也在他的礼堂里看过《半夜鸡叫》。少年时的他，看到地主学鸡叫，肯定也是乐得前仰后合。③
我就冯小刚的感觉问过几个“五八年”前后的，当年也在他们的礼堂看过《半夜鸡叫》的孩子，皆缺乏艺术细胞，上升不到他那样的高度。最高的评价是，这个电影是不朽的，五十年以后还会有观众，但喜剧价值有限。
这种影响看上去有点虚，更实际的例子是最近有个当年住车公庄新华印刷厂宿舍（和冯小刚成长的北京市委党校宿舍相距不远）的孩子被请到电视台聊电影，小时候看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片头是一个雕塑游击队队员像的过程，这些镜头对这孩子的触动，竟是拿定主意长大了去当雕塑家。他还真实现了这个梦想，如今成了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副教授。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看电影的故事（1）
冯小刚提到的王朔，在他写的小说《看上去很美》中，连回忆带反思带举例：
那时我们院操场天天放电影，集中放映苏联电影和批判电影，所谓批判电影就是“文革”前十七年拍的所有电影。我们不知道这些电影有什么值得批判的内容，只是如饥似渴地吸收那里面的人物性格和只言片语，就像学习自己的神话传统和古老方言。那使我们看上去似乎变得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特文化的部落，从电影起源，长出自己的根。那几乎、差点发展为一门可用于交际流利表达思想的外语，你要不懂，就没法跟我们相处。
当你站在一个高处，心情很好，打算抒抒情，你要说日语：兔子给给妈耶。或者：人民万岁。
当你想往下跳时，在空中要喊“瓦西里”，落地之后不管是躺着还是站着都要说一句：布哈林是叛徒。
困了，想睡觉，上了床，要对自己说：就这样，在地上，盖着别人的斗篷，睡着无产阶级的导师。
别人问你刚才说了什么，你要回答：好像是世界革命万岁。
别人看你，你要告诉他：看着我的眼睛，叛徒的眼睛。
要是有人热情地搂住你，你一定要说：面包没有，牛奶也没有。
那人就会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称赞别人你必须竖起一个大拇指，瞪圆眼睛：高，实在是高。
想让别人信任，你只能说：皇军不抢粮食，不杀人，皇军是来建设王道乐土。
逼问一个人：在人民政府面前抵赖，没有用。
表示有路子：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要钱。
叫谁滚开：黑不溜秋靠边站。
叫谁站住：二曼，接枪。
把事情办砸了：这一下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了。
安慰朋友：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了。
变本加厉：别说抢包袱，还要抢人呢。④
这些日常生活的代用语，多出自《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电影的台词，其实都非批判电影，只能说王朔遣辞欠严谨。台词成了潜台词，是电影融入孩子生活的一个重要体现。远不止这几句，甚至最流行的台词，王朔还没有提到。像“让列宁同志先走”（《列宁在1918》）、“我胡汉三又回来了”（《闪闪的红星》），至今还大有人在说。他如“墨索里尼，总是有理！ ”（《宁死不屈》）、“塞里姆，到了这种地步！”（《海岸风雷》）、“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渡江侦察记》）、“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地道战》）、“下吧，下他七七四十九天，我才高兴呢。”（《战洪图》）、 “有阿司匹林吗？”（《广阔的地平线》）、“天灵开，地灵开，妖魔鬼怪快离开。”（《森林之火》）“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地雷战》）、“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打击侵略者》）、“你拿的是什么书？”“《歌曲集》。”“什么《歌曲集》？”“《阿丽拉》。”（《看不见的战线》）、“冲上去的，赏三两大烟土！……”（《突破乌江》）、“谁火、火、火了？”（《秘密图纸》）、 “万山大叔在马棚呢！”（《青松岭》）、“我一句话不说两遍。 ”（《多瑙河之波》）、“你是我党有自觉性的党员。”（《列宁在十月》）、“已经是人家的人了。”（《摘苹果的时候》）、“白花花的大米，倒在老汉的口袋里喽！”（《卖花姑娘》）、“都说我福大命大造化大。”（《铁道卫士》）、“鸡都叫了！”（《半夜鸡叫》）、“ 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呦。”“看在党国的份上，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南征北战》）、“李向阳在哪儿？”“老乡们，快出来吧。”“今天给你们上堂政治课。”“不理他，看他怎么办！”（《平原游击队》）……都成了孩子生活里的常用甚至必用的语言。墨索里尼是强词夺理的代名词，塞里姆是一个人窘况的代形容词。说一句“你就跟墨索里尼似的”，或者“塞里姆——”，没有人听不懂。不仅是台词，有的字幕、旁白，像《列宁在十月》里的“过了半点钟”，“又过了半点钟”，《地道战》里的“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该看看咱们的本事了” ，也都是北京孩子挂在嘴边的日常用语。
流行歌曲，曲子是电影音乐，词都被改了：
老乡，快跑——鬼子就要进村了——（《地雷战》）
钱广赶大车，孙福捎点货，榛子、蘑菇、大倭瓜……（《青松岭》）
六百工分二十石大米还有现钱，方方的脸蛋说命她身体结实，厚厚的嘴唇说明她不爱说闲话。娶过来吧，娶过来吧，快挣工分。（《摘苹果的时候》）
孩子的外号，也尽是电影里的人物：
松井、老狐狸、六百工分、翻译官、周扒皮、马小飞、解老转、白桃花、顾调度、布哈林……
流行的顺口溜，也拿电影作文章：
我叫小铃铛，家住槐树庄。左邻白毛女，右邻李双双……
双抢李向阳，坚决不投降。敌人来抓我，我就爬城墙。城墙有地道，我就钻地道。地道有张纸，我就拉泡屎。拉了屎，仍了纸，敌人一冲锋，踩了一脚屎。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看电影的故事（2）
有一阵子，流行这样的游戏：孩子分两拨，每天晚上出来“对电影”。一拨孩子先说出一个电影名，另一拨孩子说出另一个片名，其中的一个字与前一部电影名里的一个字必须一样。你说一个，我说一个。很多孩子在下午就大作准备，查书，问大人，搜集尽可能多的电影名，研究先说哪一部片子对方不易对答。做这样的游戏，导致有些片子即使没看过，孩子也多闻其名。有时为了确认一部电影是否存在的证据，能吵到半夜。
更多的时候，是稍大的孩子聚在一起议论老电影，从情节到演员到演技。晚几茬的孩子也跟着瞎听。有的大孩子甚至翻腾出了诸如《渔光曲》、《春风回梦记》、《桃李劫》、《小城之春》这样解放前的老电影和蝴蝶、陈云裳、黎莉莉、郑君里、费穆这茬演员。他们也没看过，多是转述家长的记忆，或者从书上搬来的。像《战上海》、《寂静的山林》、《百万英镑》、《攻克柏林》、《州委书记》、《流浪者》等不计其数的片子，60年代出生的孩子都是先从那些大孩子聊电影时，听到一鳞半爪，若干年后，这些电影解禁，或内部放映时，才看上。
电影中的许多情节也被孩子模仿于生活中，当然，势必走了样。看过《地雷战》后，就有孩子发明了这样的“地雷”：在常过人的土路上挖个坑，就坑拉泡屎，然后在坑面铺上树枝，垫一层报纸，再铺上浮土。孩子躲在一边，等着过客来“踩地雷”，以收有人弄一鞋屎而后跳脚大骂之效。有的孩子学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地下活动”，挨窗台“洗劫”花盆里的花，然后在花盆底下垫一张“传单”，上书：“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其实他们并不把从人家花盆里拔出来的花当法西斯“消灭”，而是移植到自家的花盆里。我们院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一群孩子合谋在后院偷着挖“地道”，打算建一个《地道战》里的地下工事。天天作业，已经挖了直径一米多、一人来深的坑，每天收工后将洞口隐蔽——垫上纸和浮土，院里没大人知道。不料有个女孩没人的时候前往“巡视”，掉进坑里，磕着了，惊动了家长，这才把它填平。几个居委会的小脚老太太还专门来现场趴在坑口上勘察，分析这些孩子的挖坑动机，商量来商量去的。
张自忠路上的“段祺瑞执政府”解放后拨给了中国人民大学，学校在院里盖起三栋宿舍楼，“老段府”楼内的一部分也成了教工宿舍。一些人大子弟的少年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老段府是“三一八”惨案发生地，解放后没少给电影厂摄制组当外景地，《南征北战》、《鄂尔多斯风暴》、《佩剑将军》、《阳光灿烂的日子》等等影片的若干镜头，都取自这里。这院的孩子很幸运，常有机会实地感受“拍电影”。刘璞是这个院的孩子，他还记得拍《鄂尔多斯风暴》时，运来无数卡车的土，把现代化的马路“还原”成土路。刘璞后来到内蒙古插队、上学、工作，在乌海市一呆十几年，由文工团演奏员而首席小提琴，而团长。也算是一度奋战在鄂尔多斯高原上。插队时有一回到公社看露天电影《南征北战》，演到“国军”将领开过军事会议出来，张军长和李军长临上车前互道“一路平安”时，刘璞指着那座作为背景的西式楼房，对同去的“ 插友”说：“我家就住在这里面。”周围老乡一齐送来诧异的目光，以为他神经出了毛病。
算起来，六七十年代，是中国有电影以来产品最匮乏的时期，却是电影和孩子的生活最紧密相关的时期。正由于没多少电影看，翻来覆去就是这些，一部电影，能从六七岁看到十六七岁，看过不知多少遍（还不包括四处蹭着看电视及听收音机里的录音剪辑），也不感到过时，才延伸了这些电影的生命力，才让这些电影和孩子的生活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才铸就了几代孩子永远的电影情结。这是坏事变成好事的一例铁证。前些年，有个女影迷在电视台当嘉宾，说老电影。她提及当年的电影注重细节，举的是《平原游击队》的例子，老侯去端炮楼那场戏。她说，观众可以看到远景中两个伪军小兵互弹脑锛。这是一个一晃而过的片段，情节也很紧凑，观众的注意力一般不会离开老侯。她居然注意到这样的细节，不看个多少遍，是很难想象的。有个朋友告诉我，他现在每个星期一，必守着电视，看《流金岁月》里的老电影，场场不落。我的一个同学给这种现象命名为“红色经典情结”。
那时候，芸芸孩子，有几个不迷电影呢？
看电影的故事
每个孩子都有一本看电影的故事账。
翻过墙的，爬过窗户的，钻过下水道的，造过假票的……这是几乎在所有内部礼堂都发生过的事情。很多孩子为了看一场电影，绞尽脑汁，到了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朱琏是木樨地中央政法干校院里的孩子，中学时和我同学校同年级不同班。他们院的礼堂，是当年远近闻名的一个大演内部电影的地方。这个礼堂规模不小，楼上楼下，舞台有前后之分。有不知多少没票的孩子，曾在这里以身试法，用《地道战》里的一句台词说，正是“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政法干校院里的孩子，并非场场有票，被挡在外边的时候，也得另想辙。他和我说起过的一次经历，不仅可以入书，还是一个经典的素材——喜剧素材。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看过N遍的片子
那次演的是内部电影《攻克柏林》，这是当年对孩子来说极具诱惑力的苏联片。朱琏一伙（两三个人）中午闻讯，探得票没什么指望，要看这场电影，非玩邪的不可了。他们整下午都在为“作案”作准备，去商店买蜡烛，找来锯条、改锥之类的工具，切磋方案。晚饭也牺牲了。开场前钻了暖气管道，他们凭着烛光摸到礼堂的后舞台下面，耗时甚久，总算撬开并锯断了后舞台的木板。窜出舞台，看见另一拨孩子也在里应外合，先持票进场的正在撬木板，接应下面没票的同伙。他们绕到安全门外的走廊，平安无事，松了口气。然后上二楼，一个个大摇大摆地鱼贯入了场。一切顺利，只是电影已开演半天了。看电影时，他们还都腾出点精力为这次得手得意和庆幸片刻，尽管代价大了点。剧终亮灯后不免有点纳闷，来看电影的怎么都是院里的男女老幼？回家才得到谜底，原来事先的情报不准，这是一次家属专场，每家发了一堆的票，还都给他们留着，正到处找不到人呢。
违规看电影被抓，登记写检查告家长和老师，被关个几个小时，这都算不了什么。有几个院外的孩子，为了一场电影，付出了惨痛代价。那时到政法干校混电影看，先得进了政法干校的院子再说进礼堂的事。大门有警察站岗，很难混进去，只有两条路：走下水道，翻墙。有个孩子翻墙时，被墙上的玻璃茬子硌成重伤，送进医院做了睾丸摘除手术。还有个孩子单挑着钻地下管道，一宿没出来，差点没活活憋死。可知当年的孩子对电影的痴迷，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财政部礼堂有一次演《出水芙蓉》，混乱中有孩子持刀捅死月坛派出所的一个警察，酿成了命案。
我的两个同班同学陈凯、李连生，也住在政法干校院里，他们都多次给我们提供看电影的方便。有一回说是演《羊城暗哨》，他们已经看过，并打探到票的颜色和副券号数，李连生给我做了一张假票，把同场颜色但副券为“3”的票，略施改造，换上了当场的副券“8”，他小时候学过画画，弄得天衣无缝。我拿着这张假票心里打着鼓迈上礼堂的台阶，若无其事地入了场，居然未露破绽。开演才知道，片子非《羊城暗哨》而是《跟踪追击》。回到教室一说，他们一听就傻了。我估计李连生一准后悔，错过了本可以先睹为快的这场反特电影。那时谁先看了什么内部电影，可以拿来当时髦的谈资。常看内部电影，能享引领时尚潮流的骄傲。不少孩子为做假票大攒过期电影票，有的甚至牺牲了在他们听来 “没劲”的电影而留下一张完整的票，有的攒了几百张，夹在一本厚书里，什么样的副券都可以“造”出来。据说那些造假票的孩子中，不少人几十年过去，“传统”未丢，潘家园、报国寺的摊上，不乏他们的近作。政法干校礼堂后来经常在电影演到半截时突然亮灯查票，将过道上堆着的孩子一网打尽。
政法干校礼堂是一个缩影，把这里发生的故事安在别的礼堂，大概也成立（很多能演内部电影的地方，后来都请派出所的警察来维持秩序，也顶不了什么用）。或者说，这些事情能勾出更多的读者的更具戏剧性的回忆。冯小刚在他的书里对来自礼堂的相关记忆，也难以割舍：
很多很多年过去了。在我母亲去世的第二年，党校的宿舍要拆了。院里差不多同龄的一帮40多岁的孩子，约好了从各地赶回来，在那两幢伴随我们长大的宿舍楼前合影，留个念想。
那是一个星期六，我们在党校的大门外聚齐，然后洋洋洒洒几十人走进党校的大院，绕过主楼，不约而同地向我们的礼堂走去。那一刻，我产生了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好像我们没有长大，好像我们依然是约好了一个时间，到了点，先下楼的就站在楼下扯着脖子一个一个地往下喊，凑齐了一起去礼堂看电影。
李超，你丫快点，就等你了。
小万，怎么还不下来。我们可走了。
光路你丫有票吗？
哥们今儿下午就给礼堂厕所那窗户的插销拔开了。
我呢，小卫悄悄的，给了我一把礼堂后门的钥匙。⑤
都差不多。
中央政法干校如今更名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那座礼堂还在，还在放电影。我的大学同学孙杰也是那院的孩子，至今住在院里。前两年，他请我在那里看过一场《我的父亲母亲》，礼堂里坐了不及一半观众，孩子更少得可怜。
唉，电影！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小人书之旅（1）
崔永元在《不过如此》里，有一段费神锤炼过的语言：
小人书造就了这么一代人：他们揣着支离破碎的知识，憧憬着灿烂辉煌的未来，装着化解不开的英雄情结，朝着一个大致的方向，上路了。⑥
他也是这一代人里的一员。
其实，小人书不光小孩看，大人也看。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毛泽东也看小人书，至少看过《三国演义》，而且看得津津有味。贺龙、周恩来也看。1963年3月，连环画《雷锋》出版前，负责审批的总政宣传部副部长钱抵千曾向这本小人书的作者之一姜维朴说：这是一部好作品，我们已批准出版。他还表示要在军中下达通知，将此书列入学习书目之中。《雷锋》后来累计印了200万册。
当然，小人书的基本读者队伍，是孩子。除了《小朋友》之类的儿童杂志，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孩子，读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本书，都是小人书，那还是不识字的年纪。而大看小人书的时段，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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