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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底金字-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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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只是个代步了。有的孩子骑的车，曾被家长“ 怯”打扮过一番，或大梁、车把上缠着带色的塑料布、电影胶片，或车轴上套着红配绿的彩匝等等。顾点面子的孩子会觉得骑不出去。这种破车泛称“战车（音读jO）”，一些出行场合如遇平时骑这种车的孩子当天没骑，一定有别的孩子来过问：“你丫那战车呢？”
家长让孩子骑破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出于一种直觉的预感，说不定哪天孩子会把车撞了或丢了。搁今天，谁家丢个四五辆自行车，是很平常的事情，没丢过车，倒可以当新闻说说。那时候和现在不同，家里丢辆车是天大的事情，等同于把家中的财产割出去几分之一，弄不好全家得不吃不喝若干天。转铃被偷，都是件不小的事情，很多自行车上的转铃，安有防盗的专用铁箍。孩子倒不担心这些，车不敢偷，铃敢卸。我的铃被卸了，再卸他的，他的被卸了，再卸你的，卸来卸去，如此循环，其乐无穷。
拔座、换锁、卸架子
“文革”前期，有一辆线闸26全链套男车，俗称“燕把”，是很令孩子羡慕的事情。拿到这款车，还需略施改造：把车座拔到顶，卸掉后车架子，安上转铃，换成钢丝锁。这几样改造具有十足的装饰意义，被很多赶时髦的孩子视为不可或缺。此外，骑车的姿势也大有讲究。尽量一手插兜，一手扶把，即便双手扶把，也切忌手指触闸；脚要稍微外撇，把白边懒汉鞋的中心部位固定在脚登子上，万不能用脚尖登车；上车的时候，一般不滑轮，采用把腿一蹁的姿势，即使滑轮，也只一下，紧着滑出去若干下的上车法，被目为“有伤大雅”；下车也一样，先捏闸，把车停住，用脚支地，甩胯下来。如此搭配，再加上“板儿绿”之类的应时装束，“飞奔”在马路上，就称得上“招摇过市”了。有一阵子，军队和机关大院的孩子，动辄结伙出门，几十辆自行车，浩浩荡荡，细观他们的“坐骑”，车型与新旧程度自然不一，但一准是一水的没有后架子、拔到顶的车座、钢丝锁和转铃，至于这样做是否舒适与实用，孩子不管这些，这就叫“拔份”。
锰钢”车——一种展品
60年代后期，28锰钢车、半锰钢车成为自行车里的俏货，像永久13型、17型，凤凰18型等等，都是大链套、电镀单支架、电镀后车架、转铃，即所谓原装“高配置”。和这几款车有一拼的是天津产的飞鸽大链套，但支架是黑漆把后轱辘架起来的那种，铃也不是转铃。这几款车是当年最先进、最新潮的自行车，全国闻名，价钱大约在一百五六到两百出头一辆。问题是光有钱还骑不上这些车，还得有具体型号的自行车票。弄到这几款车票，则难上加难了。那时谁家有张车票就似小道消息一样在邻居间迅速传播，新买了一辆锰钢车更属于爆炸性新闻，其震撼力相当于当时谁离了婚、谁家死了人以及15年前谁买了私家汽车，弄不好那几天家里就成了邻家孩子们的展览厅。至于外国自行车，因为没有正规的进口贸易渠道，市场上根本见不到，但还不能断言“绝迹”二字。像英产的凤头、三枪，日产的富士等，在大街上偶能看见，也都是些解放前甚至“二战”时期的旧货。三枪牌自行车，商标就是三杆枪，据说它的材料来自一战后剩下的武器。
黄新原曾和我提起一件他至今历历在目的事情。新原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是在玉泉路解放军政治学院度过的，小学同学里有个孩子，父亲与新原的父亲原是一个教研室的同事，后调到总参二部，家也从玉泉路搬到三里屯总参二部宿舍。其父后来被派到加纳任武官，那时中国驻非洲外交官每年有机会到阿尔及尔集中采购一次东西，他父亲买了两辆英国产的新款凤头牌自行车，一公一母，带到北京。政院（现在属国防大学）当年虽身列最高军事学府，但那里的“孩子他爹”八成是“土八路”出身，基本和开洋荤不搭界。这件事在总参二部宿舍也许算不了什么，传到政院院里，一时间就成了孩子当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据新原回忆，他们还没见到车，听着就已经八分耳热。院里的几个孩子终于按捺不住，有一天下午骑着他们的国产“战车”，从北京西头的玉泉路跋涉到东头的三里屯，不远几十公里，专程去看一眼这对凤头车。新原依稀记得，那两辆车都是28大链套锰钢车，带便携式气筒，女车近似于国内若干年后出产的端把28车。两辆舶来品自行车能在孩子间引发如此轩然大波，可以想见，自行车之于孩子，是一种意义有多么重要的东西。还可以想见，这两辆车若是让两个时尚装扮的少男少女骑着环北京城兜一圈，一定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改革开放初期，黄新原的一个亲戚出国，带回一辆凤头车，送给了他。欣喜一阵子后，这车就成了他的累赘，老骑非丢不可，老不骑也不是个事，偶尔骑出去停车还是问题。无奈一阵子后，他找到以前在工厂时帮助过他的师傅，问要不要，该师傅二话不说，回家取出500块钱拍给黄新原，新原最后收了他400块钱。据说，这种车当时值1000元人民币。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遇罗克他们的香山之行
北京孩子上了中学以后，动辄骑车出动的现象已是一种常态，不论远近事由。游泳、看电影、郊游、打篮球、打群架，或者没有事由，就是骑车干转悠，从几步路到百八十公里以外无不如此。我们班同学没事爱往东郊使馆区骑，那里不仅环境清幽，各使馆门口的玻璃橱窗里陈列着该国风情图片。后来因团结工会而闻名于世的格旦斯克列宁造船厂，当年曾被波兰使馆作为该国样板企业赫然贴出一组图片。80年代，有个叫于娟的北京孩子单枪匹马，骑车沿国境边子绕了一圈，在媒体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底子肯定是孩子时打下的。一般北京孩子的骑车史，往远了说，去的多的，是天津、八达岭、十三陵这些地方。有的骑车出行还被赋予特殊意义。作家刘心武在一篇文章中述及和《出身论》作者遇罗克相关的一段往事：
1967年3月15日，是个星期日。遇罗克一早到邻居任众家对他说：“任老师，我们要去香山玩，您也去吧！”任众很高兴，背上借来的手风琴，跟他们骑上车，到香山去了。一行人中除了遇家三兄弟，还有三四个中学生。爬山的途中，遇罗克断断续续地对任众说，《中学文革报》恐怕出不下去了，听说“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已经在小范围表态，说《出身论》不对；遇罗克还说，感到这些天在上班路上，似乎有人跟踪他。不过那天总的来说遇罗克的情绪还是不错的，跟大家有说有笑，任众拉手风琴，他也很喜欢听。后来，他们爬到山顶一处废弃的破碉堡那儿，遇罗克没有招呼任众，却也并不避讳他，把小兄弟们叫到身边，小声地吩咐着什么，后来，任众看见他们把事先包扎好的一些本册往那废弃碉堡与山崖衔接处的缝隙里藏匿，藏完还拣了些石块封牢隙口。当时任众以为他们藏匿的是日记，很多年后，提起这事问遇罗文，遇罗文证实，他们藏的并不是日记，而是遇罗克与另外两个人合写的一部诗集《凝秀集》。为什么要藏匿这部诗集？集子里“凝”了些什么“秀”？遇罗文说连他也没读过这部诗集，哥哥平反后，他曾重登香山，找到那个地方，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几个本册了。不知后来是何人取走了？在沧桑世道、攘攘人寰中，这《凝秀集》还默然存在么？那黄脆的纸片上以褪色的墨迹书写的诗句，谁还记得？①
遇罗克当年已经二十出头，工作了几年，而他的弟弟们，至少那几个中学生还在孩子之列。他们也许预感到什么了，但绝不会想到不久后遇罗克的被捕和三年后的同一时节，遇罗克被处以极刑，以及遇罗克死去十年后的被平反。他们更不会想到，这次骑车出游香山，酿成了一件被载入史册的谜案。在遇罗克他们这次骑游之后的十来年间，一茬一茬的北京孩子，但凡会骑车的，谁没骑车去过香山呢？而有如此说头的香山之行，未闻第二例。
蒙警察一道
经常骑车的孩子，难免违反交通规则。闯红灯、骑车带人、逆行之类，是北京孩子都明知故犯过的错误。我们上中学时，常有同学把“虎口脱险”的例子挂在嘴边，津津乐道，至今还记得这样两个：
有个同学骑一辆还没有上牌照的永久17型新车横穿天安门广场，被警察揪住。问：“住哪儿？”答：“公安部宿舍。”问：“哪学校的？”答：“六中。”问：“六中在哪？”这孩子只知道六中离天安门不远，并不清楚具体方位，到了这个份上，也只能蒙了。他想起“文革”初有传说男六中的红卫兵曾在学校挖地道企图通往中南海，便顺手往西一指：“那边。”看警察的表情，心里庆幸：蒙对了。警察也许念他住在公安部宿舍的情面上，没予追究，只说了一句“下回注意”，放了他一马。其实他的所有答问，没一句实话，都是瞎编的。
另一个同学住在汽车局一机部宿舍，有一次骑车带人，在木樨地丁字路口被警察抓获，要扣车，让他们到交通队接受处罚。俩孩子开始想着通融通融就能过去，缠着警察求情，把警察弄烦了，车一锁，拔出钥匙，进了岗楼，不搭理他们。这俩孩子一嘀咕，急中生智，得一“上”计。骑车的同学假装取执照，实际是回家拿了另一把钥匙回来，靠着车座偷偷捅开车锁，踢开脚蹬子，眨眼的工夫，俩人几乎同时跳上车，冲警察大叫一声：“走啦！”扬长而去。警察未料俩孩子还有这一手，一定后悔没先记下车牌号，被两个中学生涮了一把。那会儿的自行车牌照接近一尺来长，蓝底白字，数字是汉字竖写被模子压出的，牌照别在后挡泥板上，很醒目，遗憾的是警察缺了个心眼。巧的是，这俩孩子当中的一个后来也成了交通警察，他处置交通违规，牢记两条原则，第一，先登记牌照；第二，以教育为主，得过且过。
当年把“出去骑会儿车”当成天大享受的北京孩子，如今不知有多少人早就“鸟枪换炮”，开上了汽车，至少在做着“汽车梦”，或许有人已经把汽车开腻了，或者到了有专职司机的份儿上。那么，孩子时代的骑车经历和乐趣，会被他们从记忆中抹掉吗？
不会吧？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游泳池—孩子的仲夏之梦
把游泳列在六七十年代北京孩子“三大运动”的末位，是有理由可循的。游泳和骑自行车、打乒乓球不同，它更受季节及场地制约，即使在室内游泳馆空前壮大的今天，谁也做不到想游了任何季节都可以抬脚就去，何况三四十年以前。
游泳池—孩子的仲夏之梦
那时的北京，冬天游泳，还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除非你能冬泳，或者你是游泳运动员，或者是像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样，住在游泳池畔。四季向社会开放的室内游泳池，当年还不存在。总参办的平安里游泳馆一度不分季节对内开放，是少之又少的现象。北京孩子游泳，一年就盛夏那几个月，正规场地，也屈指可数。天然游泳场起初有玉渊潭、积水潭、什刹海等若干家，后来玉渊潭后湖一度关闭，积水潭也停业，仅剩什刹海一家。露天游泳池有陶然亭、工体等几处。另有一些为某单位所属的露天游泳池，相当一部分对外开放，至少对家属开放，办理游泳证。高等院校、中科院这样的大型研究机构、部队，总之是人多地盘大的单位，有条件建这类游泳池。还有一些无管理设施和管理人员的“约定俗成”的天然游泳场所，如八一湖、莲花池、陶然亭公园、护城河、颐和园里的昆明湖及一度泛滥成河的地铁一线沿途，等等。我们院有个孩子，地铁泛滥成河的日子在南礼士路一带游泳，一头扎在了石头棱上，缝了好几针。颐和园在昆明湖十七孔桥这边的铜牛附近辟有游泳区，一度有专人负责救护。
当年进对外开放的游泳池，要凭游泳证购票，到深水区凭深水合格证。游泳证为长方形，办一张可使用四年，正面上下是蓝底图案，左上方贴一寸照片，盖着红色学校公章和蓝色椭圆形深水合格章，办理时须填写姓名、年龄、单位、深水合格证号码等栏目。游泳证正面还注明“凭证购票、本人使用、请勿转借”的字样。游泳证背面被横了过来，用红字标有“北京市游泳体格检查证（学生）”的题目，下面是用方框框起来的四个年度，每年须由校方盖一次体检章。还注明：1。体格检查内容，心、肺、耳、眼、血压是否正常，有无皮肤病及传染病等。2。凡合适游泳者，由检查单位在当年度合格栏内和照片骑缝处盖章。深水合格证是一种塑料制品的证书，缝在游泳裤衩上。测深水也很便易，在游泳池的深水区游200米，即被视做合格。孩子学会游泳后，可选择正规游泳池随时检测。内部游泳池也发放游泳证，外单位的孩子往往通过关系办证，那里无所谓深水浅水，一张证一揽子用。当年在城西一带，中央政法干校不仅礼堂出名，游泳池同样名声在外。我们上中学时，班里很多孩子托住在政法干校院里的同学办过游泳证。
“会游了”之后
六七十年代，除了个别孩子四五岁时被“选拔”到体校，北京孩子的泳技再高，泳速再快，也属于“自学成才”。不似今天的孩子，报个游泳班，有教练培训，有专用器械，安全也不是问题，十天半个月就速成了。家长只是一接一送，连门都不用进，可以大撒把，高枕无忧。
“文革”前，与春游一样，许多机关、学校每年夏天要组织几次游泳，不少孩子起步于此。所谓起步，不过是套着橡胶的或塑料的救生圈在水里泡着，渐渐在浅水区练练憋气和换气，至于多长时间能把头伸出来，得看悟性了。个别孩子练了几十年，至今离不开救生圈，就游泳而言，可谓北京孩子里的另类。80年代上大学时，有一年暑假，系里几个同学去西柏坡凭吊，在岗南水库游了一次泳。有个北京同学下水后只在浅水处呆着，让所有北京同学侧目，感到蹊跷：“你是旱鸭子？”答云小时候家长看得紧，出不来。众北京同学皆不解，有人忍不住接茬说，当年不都是千方百计连躲带骗瞒过家长往八一湖溜吗？
“文革”中，因为有毛泽东横渡长江的壮举，游泳一直是一项得到提倡的群体运动，每年7月16日，昆明湖等水域要以大规模的游泳形式来庆祝他老人家畅游长江多少周年。直至“文革”后期，离游泳场所不远的小学，高年级夏天的体育课，必有几堂要拿到游泳池去上，其实也没人指导，说是上体育课，不如说是组织孩子游泳，更为恰当。“组织行为”以外，周末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一家子出动，大人骑车带着孩子，孩子身上套着救生圈，背着军用水壶。这在当时，算是一种时尚的消夏生活；更多的孩子是瞒着家长随院里的大孩“私奔”到游泳池，这属于地下活动，一旦被家长发现少不了挨一顿臭骂甚至臭揍。不论渠道性质是光明正大还是阴谋诡计，北京孩子在十来岁上下，差不多都三扑腾两扑腾地学会了游泳。他们当然永远忘不了那令人振奋的一刻—居然突然间能不借助任何东西，把头露出水面，身子浮在水上—会游了！
一旦会游了，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一到暑假，天天泡在游泳池的孩子不计其数。城东的孩子去工体，城南的去陶然亭，城北的去什刹海，城西的去八一湖。正规的游泳场所收取费用，什刹海这样的天然游泳场，学生票价每人二分，团体（十人以上）每人一分，游泳池一两毛。当年孩子一招呼至少十来口子，去什刹海游泳，花一分钱进门，什么时候出来则没谱了。工体等游泳池有一阵子是按场次或时间收费，进门盖戳记录时间，出门结账，入场管得不大严。我的同事黄蔚琦小时候住东大桥纺织部宿舍，也属于泡工体游泳池的一族。那时院里的孩子事先说好，上午一帮孩子就带着干粮赶头拨进去，一直游到太阳落山。出来前个把小时，院里一个孩子到场，按人头起票。如此则他们经常花一小时的钱游十个小时的泳。当年孩子在游泳池一泡就是大半天甚至一天，不累也不腻。今天再回首，他们也不忌“好汉不提当年勇”的祖训，仍是一副自豪加骄傲的神态。
两种游泳裤
70年代初以前，市面上还见不到尼龙游泳裤，泳镜也极少见，游泳帽是塑料的，男孩都不戴。男式游泳裤大体有两种，一种是棉线的，上面系带，深蓝深红两种；另一种是布的，侧面开口，或一排扣子，或系带，也是蓝红两色，较线的颜色更深。去八一湖这样的没有更衣设施的地方游泳，一般要事先穿好游泳裤，到地方脱了衣裳就下水。游完了上岸换裤衩，侧面开口的好说，找小树林或背静的地方先把内裤穿上，再把游泳裤侧面的扣子或带子解开，从裆里拽出来即可。线的系带游泳裤衩换起来略微费事，那时孩子游泳没那么多穷讲究，也嫌累赘，都不带浴巾，一般是用长袖衬衫在腰上一围，把身体中段遮挡住，然后褪下游泳裤衩，换上内裤。当年的北京孩子，对这两种更衣方式都体验过无数次，提起来想必是记忆犹新的。女式游泳衣也是布、线两种，布的从上到下都是花褶子，线的仅一色，适用于中老年妇女。这两款游泳衣前胸后背都捂得相对严实，当时在西方国家已经司空见惯的三点式泳装，还远离中国的游泳池。
北京孩子穿什么款式的游泳裤，有一种不成规则的讲究。岁数小的、初学游泳的或泳技不怎么样的，多穿线游泳裤，穿这种裤衩显得不大利落，还兜水；布质游泳裤更短，更贴身，更时尚，更能体现人体线条，为半大孩子所青睐。打个比方，线游泳裤相当于田径运动会上的球鞋，布游泳裤相当于钉子鞋；或者线游泳裤相当于轮胎底的懒汉鞋，布游泳裤则是白边儿懒。一看穿哪种裤衩，大致可以判定这孩子的游泳史和泳技。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水中绝活
这些孩子中，尽管没有一个受过专门训练，但架不住老在水里泡着，互相比这比那，野路子照样可以练就高手。最抖份的是游泳池里的高台跳水，一般孩子是不敢玩的，能跳冰棍就算胆大了，我的大学同学李轩居然能在十米台上先展翅后扎头，和李孔政他们比，就差折跟头了。他这一手就是打小在工体游泳池练的。后来他成了足球记者，常在电台出声，据说已不止小有名气了。前几年在一次体育记者和球迷的联谊活动上，有个老太太追过去和他握手，满口京片子，激动地说：“您就是李轩呀！”这是逢我们班同学聚会，他必津津乐道的事情。因为负责足球报道，李轩和工体的缘分一直持续到前两年，如今似乎不大亲临一线了。
北京孩子耍到李轩这样敢在十米台上玩扎头的没几个，一般孩子玩跳水，多是从岸上往水里扎，弹跳好的顶多能玩玩“燕式”，了不起能从几米高的水闸或桥上往河里跳。孩子之间经常比的，是憋气时间、游泳的距离和速度、游泳的各种姿势、能否一动不动地把水面当床躺着乃至下水的最早月份。能游一手好的蝶泳或自由泳（当时也称爬泳）比能横渡八一湖多少个来回要令人羡慕得多。我的另一个大学同学孙杰的蛙泳不错，据说还参加过百米比赛，大概游出了一分半以内的速度。前几年横渡这个海峡那个海峡的张健也是北京孩子，但似乎是60年代以后出生的。70年代前期北京孩子在水里扑腾时，他大概还没起步。
那时孩子游泳，阵容颇为壮观，尤其是机关宿舍院里的孩子，动辄几十人集体行动。脚蹼、汽车内胎（充作游泳圈）、篮球球胆等行头赫然随行。友人丁大建小时候住白广路钢铁设计院宿舍，他们院离陶然亭游泳池不远，院里孩子学游泳差不多都启蒙于那里。“文革”一起，毛主席以身作则畅游长江并号召大家到江河湖海里接受大风大浪的锻炼，这帮孩子够不着大江大海，也不甘在池子里打转，就往八一湖水闸或上游的京密引水渠（又称运河）奔，那些地方水深，水流也急，刺激感强。他们院孩子每次出动都浩浩荡荡，脱下来的衣服能堆成小山，自行车一支一片，个个身怀水中“绝技”。那时八一湖里鱼龙混杂，男女老幼、会游的不会游的，都在里边扑腾。上了中学的半大孩子不屑与他们为伍，爱到水深流急的运河游。据大建说，他们院孩子的游泳水平算是厉害的，不仅以各种姿势干游，“到中流击水”，还用水草树枝搭门，分两拨用球胆打水球。别的院的孩子不时有人过来羡慕地打探：“你们是海军大院的吧？”有一回一群孩子正游着，有人觉着腿碰到什么东西，几个孩子顺手就捞，拽出水面的竟是一具死尸。这人合衣溺水，显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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