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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底金字-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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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忘不了滋味的水果，还有一样——杏。俗语云：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意思是杏不宜多吃，李子更不宜多吃。杏大约在6月初上市，那正是水果甚至蔬菜青黄不接的时节。杏对饮食结构的调节作用，可用雪中送炭作比。杏属于酸味水果，太生的青杏，只酸不甜，不好吃；熟透了的杏，只甜不酸，面乎乎的，也不好吃；恰到好处的杏，表面上黄绿相间，吃起来甜酸、爽脆。杏最便宜的时候，一块钱可以买四五斤，盛一网兜。孩子是不忌古训的，只要赶上了，就玩命吃。家里孩子多的，眨眼的工夫，就能扫尽这一网兜杏。剩下的一堆杏核，既可以弹玩，也可以凿开了，吃里面的杏仁，更有孩子下功夫将杏核磨出一个小孔，掏出杏仁，拿杏核当哨吹着玩的。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年货
我上中学时，一拨同学住在北蜂窝铁道部宿舍，有的孩子的家长被派到非洲修坦赞铁路。传达注意事项时，有这样一条禁令，不准在当地采购花生。理由是那边市场上的花生都是从中国出口过去的，而在北京的市场上，平时根本见不到花生，倘中国人在异国大肆采购本国出口的产品，势必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北京人能在市场上见到花生，惟有过春节的时候，也是一年一度。
六七十年代，花生和瓜子（葵花子）是北京所有家庭的重要年货，不仅写本，而且按人头供应。每人半斤花生，三两瓜子，都是炒熟了的，剥壳即吃。花生瓜子和其他许多商品一样，即使定量供应，也得排大队；即使舍出工夫排队，还未必一次就能买到或买齐。那时，采购花生瓜子，必须当一项艰巨任务去努力完成。孩子都放寒假在家，也不学习，有的是时间，这任务便替代学习而落在他们肩上。大多数孩子也乐于效力，尤其是双职工、没有老人看家的家庭，平时孩子就惯于操持家务，此时全指着他们了。
买这两样东西，不能用当时流行的网兜。如果是有心人，可以在排着长队的人群中发现，孩子手里拎的家什，五花八门，帆布书包、人造革提袋、面口袋，甚至家长出差用的旅行包，凡不漏风、结实的袋类容器，此时充斥于各家副食店。
今天的孩子已很难想像，当年的孩子为买几斤花生瓜子，有多么不容易。由于货源紧俏，讹传的消息不胫而走。经常是院里头天风闻哪家副食店来了花生瓜子，第二天，各家孩子结伙起大早去排队，开门时才知道，根本无货。有时候货是到了，但狼多肉少，白排几个小时的队，眼看着快挨到了，商店突然打出“花生瓜子已售完”的牌子，叹气都顾不上，还得接着往别处碰运气。好在花生瓜子写本但不定点，可以转着圈跑副食商店。但基本上也是白跑，明知如此，为“不甘心”和“万一”两种心情所驱使，还是往南墙上撞。有时候，花生瓜子里只买到一样，任务不算完成，心还踏实不下来。直至奔波多日，终于把它们按供应量全买到手，斤两不差的时候，方如释重负。
其实，当时可充年货的类似的零食商品，市面上还有几样，像黑、白瓜子、榛子、松子、胡桃、黑枣、花生米等，这类干果不用写本，虽说贵点，毕竟是过年，对一般家庭来说，也并非到了一回都吃不起的地步。可当年的事情还真不能这样看，买花生瓜子，不是一个好吃不好吃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价钱贵贱的问题，更不是一个用别的东西来替代的问题。说穿了，是一个流行和时尚的问题，如同今天孩子脚上穿的鞋，只认乔丹、耐克、锐步、阿迪达斯等几样，你穿一双再高档的名牌抛光皮鞋，虽说又贵又好，但不是那么回事。
年货的采购单子里，需要写本或排队，形成抢购潮的商品，还有三毛八一斤的带鱼、四毛五一斤的黄花鱼、猪头、活的或宰好的柴鸡、牛羊肉、包着一层土的松花蛋、糖果等等。
买这些东西，其费劲程度不亚于买花生瓜子。直接原因是货源不足，间接原因是这些年货平时难得一尝，全市的家庭（极少数享受特供的人家除外）都在采购，它们是几百万北京人一年一度的念想。有的人家试图采取一次性行动的策略，全家出动，直奔东单、西单这样的大菜市场，进门后分头排队（前面提到过，逢过年及节假日，在大菜市场买什么都排队），收获也很难说。既然采购年货是所有家庭的头等大事，你家想出来的招，别人家早想到了，你家想不到的，人家也想到了。况且大菜市场的货源相对购买力而言，也未必充足和齐全到哪儿去。技术上的问题，如先排哪个队合适，谁手里持本最稳当，都不是事先可以料定的，弄不好就事倍功半，徒耗精力，或者面对一些剩下的鸡肋式的商品。能满足期望值中的一半，就算不错了。还不如死守家门口的副食店，无非是多跑两趟，起早点。
惟有一样年货——酒，买起来似乎省些精力，不必大排其队。一般食品店里，可以买到六毛五一瓶的红葡萄酒、七毛二一瓶的佐餐葡萄酒、八毛多一瓶的青梅酒、一两块一瓶的二锅头、三毛多一瓶的天坛牌啤酒等。想买好酒，得到大一点的食品店，买八大名酒，就得去西单商场、百货大楼这样的地方碰运气。好在一般家庭过年喝酒，属于意思意思的事情，无所谓喝什么酒。
孩子还有自己更上心的年货——鞭炮、灯笼和气球。
鞭炮并非一般商店有售，好像归于土产品商店专卖。买炮，给孩子的印象是，需要跑更远的路。西城区的闹市口、劈才胡同，宣武区的校厂口、广安门等处，是鞭炮相对集中的销售地带。一放寒假，北京的孩子就开始走街串巷，四下寻摸鞭炮，每年倘花到三五块钱来买炮，就能尽情地放个够了。买炮倒很少出现排大队的场面，但商店无货，孩子在城里的胡同里乱串，饱尝遛腿滋味，乘兴而出，败兴而归的情况，时有发生。
最普通的是湖南浏阳出的小鞭炮，暗红色包装纸，炮也是红色的，两毛一一头，100响。比它稍大些的，是铅笔粗细的土色鞭炮，俗称“钢鞭” ，四五毛钱一头。二踢脚四五分一个。最具威力的是麻雷子，10响，五毛钱。花炮较鞭炮为贵，放起来看闪光而已，意思不大。买炮的时候，还需顺便买点香，点炮用。
灯笼是还不到放炮的年龄的孩子过年挑着玩的，分球形和桶形两种，内置固定蜡烛用的铁片。灯笼都可以折叠，省着用，不必每年都买。灯笼和气球，一般百货商店都有售，年三十现买，也来得及。
六七十年代的过年方式，除了包饺子，与今天是大不一样的。那时没有春节晚会一说，一般人家也没有电视看，打麻将被视做违法行为。如在家里呆着，顶多是打打扑克。所以年三十晚饭后，院子里甚为热闹，有制造热闹的孩子，也有凑热闹的大人。孩子或打灯笼，或放炮，大人则遛达、观望、聊天，心态近似到清风寨作客的宋江。小点的孩子，鞭炮都舍不得整挂放，而是拆开了零着装进兜里。最初不敢用手拿，放在窗台上，一手捂着耳朵，一手用香点，人与炮的距离是一个手臂加一根香，点着后还得撒腿就跑。后来发展到一手持香，一手从棉袄外罩的兜里掏炮，点着后扔出去听一响，有时候还故意让手中的炮捻多着一会儿，从容多了。最后进步到放炮时敢捏着炮根不撒手。半大孩子则对此不屑一顾，他们或整挂地痛放大鞭炮，或放二踢脚。二踢脚的放法，一是手持，顶多戴着手套；二是把炮支在地上，发向对面楼的人堆，互相攻击，就演成了炮仗。孩子不管这些，越热闹越尽兴。这种无任何人组织，自发的没有歌声的年三十晚会，一般会持续至十点以后。大人们逐渐散去，回家打扑克、包饺子或睡觉。孩子还接着玩，各种犯坏的恶作剧，一般都发生在这个时候以后。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前面历数的各种年货，便进入享用阶段。那时没有庙会，兴邻居或同事之间串门拜年，家家提供的招待，都是味道一样而来之不易的花生瓜子和糖，你吃我的，我吃他的，他吃你的。区别在于糖果的质量，是普通杂拌糖，还在高级奶糖。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冰棍
除了一日三餐，其他时间吃的东西，都应该归入零食之列。吃零食不是孩子的专利，但只有孩子会把零食当回事，多少年后，他们开始干大事业，远离零食的时候，对小时候的很多零食的滋味和价钱，还留有清晰的印象。隔了多时或多年，偶尔吃一次，能让童年的时光再现。
冰棍
冰棍是夏天的第一零食。六七十年代，冰棍的品种不多，价钱只分两档—三分和五分。和今天五颜六色的花哨包装相比，当年的冰棍纸只是一种简陋而色彩单调的蜡纸。
三分一根的冰棍，又分三个品种：小豆、红果和一种粉色水果味的；五分一根的有巧克力和奶油两种。早些年还有一毛五一个的双棒冰棍和硬纸盒包装的冰砖，奶油味，一毛钱一个；晚些年雪糕问世，也是一毛钱一根。冰淇淋最常见的，是纸碗包装的那种，北冰洋牌，一毛五一个，用木头片 着吃，奶油味。
当年，冰柜尚少，只在较具规模的食品店可以见到。孩子买冰棍，主要依赖走街串巷的冰棍车。这是一种白颜色的木头箱式手推车，掀开盖，是一层厚棉被，起保温作用。棉被下面是几个敞口的暖壶，分盛不同品种的冰棍；也有的不用暖壶，直接把盛冰棍的纸盒子放在棉被下面。推车卖冰棍的，给孩子的印象一般是上了岁数的老人，胸前挂着带兜的长围裙。他们通常是在下午出门，把空车推到商店批发冰棍，然后在胡同或院子里边走边吆喝，如：“冰棍—三分五分—”或：“冰棍—奶油、小豆、巧克力—”有的干脆拉长了声只反复说一句：“冰棍—儿。”孩子对经常推车用方言吆喝着来卖冰棍的老头或老太太，模样和声音，都非常熟悉，三四十年过去，提起来，还能迅速浮现在眼前。
买冰棍时，都是先拿冰棍后付钱。有个军队院子里长大的朋友，小时候干过这样的事，三四个孩子连蒙带抢“买冰棍”。他们骗推车老太太说要买多少根，拿到手后，用孩子看家的一招—撒腿就跑。推冰棍车的尽是些小脚老太太，哪追得上他们，最后告到院里的有关部门，将作案的孩子一网打尽。当然，处理方式无非是退款，写检查，批评教育一顿。有的孩子发了点财，兜里有个块儿八毛的，就十根八根地狠买，把褂子上的兜揣满，见到要好的，就分一根。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上学的路上，等不到打预备铃时，这些冰棍早造完了。有时候一伙孩子和卖冰棍老太太起哄，张口买一块钱的冰棍，老太太连忙从冰棍车里往外掏，忙活半天把数忘了，只好抬头再问孩子：“几根了？”
冰棍的吃法也不尽一致。有的孩子图痛快，大口大口咬着吃，眨眼间一根下肚；也有的孩子愿意让冰棍在手里的时间尽量长一点，嘬着吃；据说最科学的吃法能两者兼顾，先咬着吃，及一半时，再嘬。吃冰棍各有所好，小豆冰棍最硬，愣咬弄不好就咯牙，但这种冰棍在三分一根的里最受青睐，往往供不应求。五分冰棍只有两种，巧克力的比奶油的受欢迎。
如今夏天一到，很多人家从商店整箱批冰棍，存在冰箱的冷冻室里。但对孩子吃冰棍，经常予以数量上的限制，这倒不是心疼钱，而是怕孩子吃起来无度，影响健康。当年孩子吃冰棍，同样会被限制数量，例如家长一天给六分钱，买两根三分钱一根的冰棍，这就是钱或曰经济条件所限了，和为孩子健康着想无关。现在是一级警督的胡英兰上小学时，有一次学校组织外出学工劳动，她事先在学校对面的冰棍车前买了一根三分的冰棍，还没来得及进口，集合的哨声响了起来，慌乱中过马路时不慎把冰棍掉在了地上，这件事不只是让她当时心疼了半天，而且及数十年也难以释怀。类似的事情，不少北京孩子都有切身体会。可见当年吃一根冰棍，对许多孩子来说，意义是何等重大。夏天孩子做赌博类的游戏，也经常挂冰棍作注。直至多少年以后，90年代，有一次我在安定门地铁站等人，看见一帮三四十岁的北京孩子在“敲三家”，规矩之一，是输者给赢者买冰棍，此举可谓发扬了他们孩子时代的传统。
冰棍的同类是冷饮。那时候品种也很单调，无非汽水、酸梅汤、酸奶三种。北冰洋汽水一毛五，冰川汽水一毛，酸梅汤一毛，酸奶一毛五。有的孩子或不耐烦，或渴急了，或嫌不痛快，拒绝用吸管喝汽水，而是对嘴吹。慢慢练出了对加了苏打的汽水的适应力。90年代有一年夏天和同事孟超上街，渴了。他不吃冰棍，非要喝汽水。记得售货员掏出汽水，他付钱后，一仰脖，零钱还没找回来，瓶子已经空了。这是我亲眼所见，把售货员也看呆了。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糖
糖，也是孩子常惦记的零食。
糖的品种很多，最便宜的是一分钱一块的水果糖（牛奶糖二分一块），包装和味道都不能细品，反正吃起来有甜味，可以零售，甚至适应孩子的经济条件，以零售为主。那时小商店的柜台上，一般都摆着几个卧式玻璃瓶子，盛着各色零售糖，瓶口朝里。一些孩子以身试法，趁售货员不备，钩手伸进去抓几块，屡屡得手。我的朋友孟君就干过这事。当然，更多的时候是花钱买。孩子或捡，或从给家里买东西的余额里“截留 ”，或家长给点零用钱，或是申请来的专款，总之，兜里会经常有几枚论分数的硬币，干不了别的事情的时候，就买水果糖吃。有个朋友还记得最多一次花两毛钱买了二十块水果糖，装了半兜子，吃了一阵子。当然，孩子如果手里有更多的能支配的钱，就不再青睐水果糖了。一位在万寿路总后院里长大的孩子告诉我，他和另一个孩子有一次在马路边捡了两块钱，当然不会交给警察叔叔，他们就去翠微路商场买东西吃，买了什么，已记不起来了，但肯定不会是水果糖，否则不必如此长途跋涉。据他说，他们去了若干趟，钱太多了，一次根本花不完。两块钱，要真买水果糖，那就是200块，一天两块，够吃三个月了。赵福琪上小学一年级时，也捡过两块钱，他在学校（实验一小）附近的和平门大街路东一个小铺里全买了伊拉克蜜枣，售货员是一老头，开始以为听错了，问他：“是买两毛的吧？”福琪把票子亮了出来，答：“不，买两块钱的。”当年，伊拉克蜜枣大概四五毛一斤，两块钱蜜枣，老头用铁皮杆秤整称了两回。福琪张开身上的兜，根本盛不下，索性全倒进书包里。他吃了一路，也不过几斤蜜枣的多少分之一，剩下的大部分不敢带回家，索性倒进了护城河里。
糖也是一种家庭待客的常规食品。家里买糖，都是论斤，至少论两，不会论块买。一般商店里的杂拌糖，是按比例把若干种水果糖、奶糖、酥糖等掺和起来出售，看起来品种丰富，价钱便宜，一块二一斤，但显得有点大众化，不上档次，当中玻璃纸包装的，也就是点缀一下，且赶上什么算什么，顾客没有选择的余地。讲究点的人家，不买杂拌糖，他们会到大食品店如西单十字路口把西北角的食品商场或崇文门井冈山食品店，去有选择地搭配，北京的虾酥、巧克力，山东的高粱饴，上海的黄油球、大白兔和米老鼠奶糖都受欢迎。当年在大商场或大食品店买东西，天天排队，逢年过节，更是长队没边，即如张秉贵这样“一把抓”的优秀售货员，从早忙到晚，也难缓解排长队的势头。后来，上海奶糖在北京的市场上已轻易见不到，北京人到上海出差，首选商品就是服装和奶糖，一如东北人在北京采购猪肉。再后来，大概已经接近改革开放的时候，三里河那条街上，开了一家专营上海奶糖的商店，一时火爆。
有些孩子吃糖，是沾了得病的光。流行的说法是糖有助于医疗肝炎。而肝炎是一种传染病，为数相当多的北京孩子得过这种病，养病和恢复的时候，给孩子吃糖既是一种待遇，又有助于康复，家长自然配合，渐成习惯。病愈之后，家中糖罐或糖盒子里，便很少有空的时候。当然，一天吃几块，家长是要过问的。我的一个朋友，家里四个孩子，其父为四级工程师。他们家的糖盒子放在带锁的壁橱里，但钥匙放在不带锁的抽屉里。他有时候趁家长上班自己在家的当口，从抽屉里翻出钥匙捅开壁橱门锁，偷着拿糖吃。有一次作案间，其母借工间操时间回了趟家（他住的院子也是机关与宿舍一体），慌乱中他在壁橱里摒住呼吸，一动不动，待母亲走后才长出了一口气，有种历险的感觉。有时家长察觉到糖果看减，问起来都不承认。他一直以为只有自己偷吃过，几十年以后，兄弟姐妹聊天，他提起这件事，才知道他的姐姐和妹妹，也都干过。有个高我一级的同学，当年曾与人合伙，夜里撬过军院的一个小卖部，进去后看着满屋子好吃的，竟一时无所适从，不知道拿哪样好了。后来偷出来糖、点心和水果罐头，俩人不敢把东西带回家，就在游泳池边上一坐，狠吃了一通。此案至今未破。
有几种北京孩子常吃的特色糖，值得一提。一种是关东糖，棍状，麦芽做的，表面铺着一层滑石粉那样的白粉。初冬上市，吃起来先硬后粘，味甜但不骺得慌，有嚼头。这种糖可以论斤买，也可以论根零售。孩子花自己的钱，往往是买一两根，拿纸一包，边走边吃。一种是粽子糖，即状如粽子的褐色硬糖，大概也是一分钱一块，买多了就上秤，味道似较水果糖厚重，多半是含着吃。还有一种带把的水果糖，圆形，有糖纸，像吃冰棍那样嘬着吃。这种糖把较冰棍棍细一些，和毛衣针差不多。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点心
包装品零食，几分钱可以买到的，还有各种糖豆（玻璃纸）、甜米花（玻璃纸）、大米花（四分）、玉米花（三分）、果丹皮（玻璃纸）。散装的有鸡蛋卷（五分）、山楂糕、什锦果脯、杏话酶、牛肉干等。这些东西都不经吃，不能像吃饭那样狼吞虎咽，而是慢慢品着吃。吃大米花，通常是撕去长方形包装中的一个角，往手心倒出几粒，送进嘴里；玉米花则一个一个地吃。有的孩子爱把玉米花抛起来，状若乒乓球运动员的高抛发球，然后用嘴去接。
收粮票的食品，一般归于点心类。最普通的点心是饼干，最普通的饼干是散装的动物饼干，四毛八一斤，收六两粮票，零售一两粮票八分钱。每块饼干是一种动物的图案，像金鱼、兔子、大象、长脖鹿、猴子之类。这种廉价和散装的饼干其实是冲着孩子去的，可以说，当年对动物饼干感到陌生的北京孩子，几乎没有。我曾测试过不下十个当年的北京孩子，考题是动物饼干的价格，有答八分钱一两的，有答四毛八一斤的，都是脱口而出，无一例外。其他饼干带包装，价钱贵出去不少。最常见的是一种长方形饼干，边是曲线型，包装也是长方形，一包二两粮票，有几十片。更好的盛在铁桶或铁盒子里的饼干，属于高级货，一般人家不去问津。江米条、排叉、桃酥、蛋糕、萨其马等也属于普通的点心，商店里常年摆着，但对寻常人家的孩子而言，仍无异于一种陈列品，能三天两头享用它们的孩子，是不太多的。小时候都爱感冒发烧，儿童医院的大厅里，有个食品小卖部，那里的点心卖得快，可见，一般孩子只有生病期间，才有机会吃到点心。
零食说到最后，是早点。早饭尽管在一日三餐之列，但毕竟不是正餐，在外面吃早点，与家里做的是两回事，姑且当零食说。
有相当数量的家庭，经常从外面买早点，孩子上小学高年级以后，也常独自在外面吃早饭。除了以经营早点为主的小吃店，带正餐的饭馆也卖早点。六七十年代，饭馆里的早点，主食以油饼为主，六分钱一个，收一两粮票，议价油饼（不要粮票）八分一个，糖油饼九分。其他还有炸糕（八分）、糖火烧（七分）、麻花（六分）、豆沙火烧（六分）、芝麻火烧（五分）、螺丝转（六分）等等。可以特别提提的，是一种稍大些的椒盐火烧，俗称大火烧，六分一个，收二两粮票。稀的只有豆浆，白浆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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