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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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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党已大的情势下，让皇后或太后意识到自己的长远利益，来确保君权的平稳过渡，才是行之有效的策略。而这种话，只有钱惟演转达，刘皇后才听得进。难怪后来史家认为，寇准号为能断大事，在这点上却远不如王曾。
就在天禧四年十月，王钦若以太子师保的身份被招回朝，多次受真宗的召见。它是真宗信任过的旧臣，仍享受着与宰执相同的待遇，丁谓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真宗其时脑子经常犯混，一天，王钦若与丁谓一起上朝，真宗问王钦若为什么不去中书办公，钦若声辩自己不是宰相怎能到中书理事，真宗立即命宦官首领带他去中书。丁谓遇变不慌，在中书设宴款待王钦若，宴罢出来，王钦若对宦官首领说：“转告皇上，没有诏书，我不能到这里办公。”但王钦若等来的是委任他出判河南府使相的诏书，他知道自己被原先的搭档甩了，便上书真宗要求回京看病。丁谓派人给他捎话，说是皇上很喜欢见他，只要请个假，不必等朝廷批准就可回京。等王钦若回京以后，丁谓翻脸不认账，指责他擅离职守，目无法纪。王钦若随即被降官，丁谓成功的扫除了权力竞争者。
乾兴元年（1022年），真宗病情加剧，问左右怎么眼前老不见寇准，左右也不敢据实回答。二月，真宗去世，遗诏命皇后权处分军国事，辅太子听政。据说，其庙号本来应为“玄宗”，为避赵玄朗的讳才改成真宗的。史称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但他没有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富国强兵，反而去搞神道设教的玩意，虚耗国力，粉饰太平，以满足心理上的自慰。真宗一声行事颇有效法唐玄宗处。他只有在咸平初政时，还差强人意，似欲有为；大中祥符以后，所为昏悖，与唐玄宗先明后昏倒是相差不多的。
细说宋朝25：刘太后
宋真宗原配妻子是潘美的女儿，即位前已去世；即位后所立的郭皇后，在景德四年（1007年）病故。其后，中宫多年虚位。在众多的妃嫔中，真宗属意的是刘德妃。德妃名叫刘娥，益州华阳（今四川成都）人，他出身微贱，是个孤女，不得已十来岁就嫁给当地的银匠龚美。龚美走街串巷给人打造银器，她就摇拨浪鼓招揽顾客，雍熙初年，一齐来到了京城。真宗当时封为襄王，他的神女梦只想娶一个川妹子，他一向认为蜀地女子“多材慧”。而龚美因为贫寒正准备把刘娥改嫁，经襄王府给事张耆介绍，刘娥一入王府，就大受宠爱，这年她仅十五岁。但太宗知道这事，即令其子将刘娥逐出王府。这时真宗已割舍不得，便让她寄居在张耆家。十来年后，直到太宗去世才将她接回重圆鸳梦。其后，她在后宫的地位升迁很快。
《宋史·后妃传》说刘皇后原籍太原，父祖都是五代高级将领，这是她得势后为了掩饰自己家事寒微编派出来的。正是基于同一考虑，刘娥做上皇后以后，总以美差为诱饵拉刘姓高官认同宗。她先找权知开封府刘综攀近族，刘综称自己是河中府（今山西永济）人，没有亲属在宫中。不久，刘皇后又召见权发遣开封府刘烨，他虽是名族，却是洛阳人，刘后急咻咻地对他说：“想见一见你的家谱，咋俩恐怕是同宗。”刘烨忙说不敢不敢。
正因为刘娥并不是太原刘氏的破落户，真宗打算立他为后时遭到大臣们激烈反对。但真宗仍力排众议，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立她为皇后。她没有娘家亲族，便以前夫龚美为兄弟，改姓刘氏。这桩婚事说明宋代婚姻已经不太注重门第，也表明北宋时妇女改嫁尚未有后来贞节观念的束缚。
刘皇后生性警悟，通晓书史，朝廷政事，能记始末。宫闱有事，真宗询问，她都能引据故实，妥善应答，政治才干颇受真宗倚重。天禧四年春天，真宗一度病重，朝政就多由她决断。在天禧末年罢黜寇准、李迪和处置周怀政事变中，她不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因此确立了后党的绝对地位。
真宗死后，遗诏命尊皇后刘氏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丁谓力主去掉“权”字，王曾说：“称权足以昭示后世。何况增减诏书，自有法则，竟要率先破规矩吗？”丁谓这才作罢。次年，改元天圣，“天圣”拆字即为“二人圣”，即指宋仁宗与刘太后两位圣人。明道是刘太后在世时的第二个年号，“明”字由日月两字合成，与天圣一样，也是为了取悦刘太后。从此，她垂帘听政达十一年，成为宋朝第一位临朝的母后，仁宗朝前期之政就是她统治的产物。
听政之初，在进一步贬黜寇准和李迪问题上，刘太后与丁谓是完全一致的。寇准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李迪贬为衡州团练副使。王曾认为贬责太重，丁谓瞪着他威胁道：“你这居停主人还有要说的吗？恐怕自己也难免吧！”丁谓还陪人前去阴谋逼死两人，寇准要来人拿出赐死的诏书，来人拿不出，他照旧喝他的酒；李迪要去寻短见，被儿子救起。有人问丁谓，倘若李迪贬死，你如何面对士论，他无赖的回答：“将来记史，不过说上一句‘天下惜之’而已。”
丁谓为了擅权，勾结入内押班雷允恭，让太后降诏道：“新帝每月朔望两次朝见群臣。大事由太后召见辅臣决定；一般政事令雷允恭传递给太后，圈定以后颁下执行。”王曾向丁谓指出：“两宫异处而权归宦官，是祸乱的先兆。”他认为应改按照东汉故事，五日一朝，皇帝在左，太后在右，垂帘听政。但丁谓这时权倾中外，根本没把王曾放在眼里。
刘太后旁观者清，知道丁谓擅断朝政的种种劣迹，她也知道丁谓要她下的诏出实际上在架空她。当时正为真宗赶修陵寝，丁谓是山陵使，雷允恭是都监。雷允恭听说山陵移上百步，就可使皇帝多子孙，便自作主张，在丁谓的同意下，移动了陵位，不料地下水上冒，陵寝工程搁浅。王曾瞅准机会向太后单独奏明了真相，太后便毫不犹豫地以此为机会，处死了雷允恭，罢免了丁谓宰相的职位，将其贬为崖州司户参军，终于把朝廷大权夺回到自己的手中。当时民谣说：“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刘太后贬黜丁谓大快人心，但她没有采纳民谣的另一半，她与寇准的从政风格都有点自以为是的倾向，两人是无法合作的。
刘太后听政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听从王曾和吕夷简等人的建议，把天书随同真宗一起葬入永定陵，下令禁止兴建宫观，废除宫观使，有力遏制了大中祥符以来弥漫朝野的迷信狂热。在其他朝政上，在她听政期间也颇有建树。
一是创设谏院。为了解下情，她在天圣七年恢复了太宗时设立的理检院。明道元年，她又创立谏院。她并非一概不听逆耳之言，也有从谏如流的时候。
二是澄清吏治。天圣、明道间，她曾六次下令严惩贪官污吏。京西转运使刘绰为讨好邀功，声称要把多余的千余斛粮食发运京师，她冷笑道：“你认识王曾、张知白、吕夷简和鲁宗道吗？他们谁是因为进献多搜刮的粮食而升官的！”在她的倡导下，当时涌现了范仲淹、王随、张伦、薛奎等一批廉吏。她还颁布了《约束文武臣僚子弟诏》，防止官员子弟违法乱纪。她要求大臣们把子孙和亲族姓名悉数写上来，诈称推恩授官之用，实际上却把个大臣的关系网和裙带图张贴在自己的寝殿中，大臣每有进拟差遣，就对照图表，不是两府亲戚才同意除授。
三是重视水利。经长期施工，终于在天圣五年堵塞了危害九年之久的黄河滑州决口（在今河南滑县）。天圣、明道间重大水利工程还有长达一百八十里的泰州捍海堰，灌田千顷的舒州吴塘堰等。
四是发行交子。宋初，川陕流通铁钱，但沉重的铁钱携带十分不便。于是，成都富豪连保印造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但伪造交子也时有出现。天圣元年（1023年），刘太后批准在益州（今四川成都）成立官办的交子务，发行官交子。这与她货泉“欲流天下而通有无”的经济主张是完全一致的。
五是完善科举。天圣间，进一步扩大取士名额，严密考试制度，新设考试科目，宋代的武举就始设于这一时期。
六是兴办州学。她得知孙姡г谫鹬萁⒅菅В阆铝畲鸵匝铮魑Я福黄浜蠡勾颓嘀葜菅А毒啪贰Ｔ谒某枷拢焓ッ鞯兰浯窗炝艘恍└菅В晌扒炖搜А钡南壬�
对刘太后的治绩，《宋史》有一段大体公允的评论：“当天圣、明道间，天子富于春秋，母后称制，而内外肃然，纪纲具举，朝政无大阙失”。
当然，在她垂帘听政十余年间，也倚用宦官、放纵外戚，这往往是母后临朝的孪生现象，但毕竟没有达到危害朝政的程度。以宦官而论，尽管后人说她“制命出于帷幄，威福假于内官”，但她重用的罗崇勋和江德明，还没有资格列入《宋史·宦官传》，可见其危害不大。
至于外戚，因她本身就没有盘根错节的家族基础，其兄刘美在她垂帘以前已经去世。外戚中唯一位至执政大臣的是钱惟演，他把妹妹嫁给了刘美，后与得势的丁谓联姻，是一个专攀高亲的无耻之徒。他在真宗生前就是枢密副使，太后垂帘后升枢密使，但不久就以太后姻亲“不可与机政”的理由，被解职出朝。后来他两度谋取相位，都遭到朝论的强烈反对，御史鞠咏甚至表示：倘若相惟演，就当朝撕毁拜相诏书。刘太后也终没敢让他圆上宰相梦。
女主听政，在中国古代总不为正统观念所认同，因而王曾力争一个“权”字，刘太后在垂帘之初也不得不许诺“候皇帝春秋长，即当还政”。天圣七年，仁宗已到及冠之年（二十岁），但刘太后丝毫没有还政的动静。于是，其后几年，内外臣僚要求仁宗亲政的呼声越来越高，对这些奏疏，刘太后或是不予理睬，或是借故把建议者调离出朝，将大权一直攥到去世为止。
在宋人记载中，颇有刘太后准备效法武则天的说法。明道二年，她打算穿着天子衮冕谒见太庙，参知政事薛奎问她：“大谒之日，究竟作男儿拜，还是作女儿拜？”但她还是穿戴经过改造的皇太后冠服谒拜了太庙。当她命有关部门撰著《谢太庙记》时，却遭到了抵制，认为皇太后谒庙不能作为后世之法。
刘太后也曾试探性地问大臣：“唐武后何如主？”以耿直著称的鲁宗道毫不犹豫地回答：“唐之罪人，几危社稷！”她默然不语。有讨好的臣僚建议仿武后故事立刘氏七庙，她询问宰执，鲁宗道反问她准备拿嗣君怎么办，于是她只得作罢。三司使程琳献《武后临朝图》以为迎合，它掷于地上，说：“我不做这种有负祖宗的事！”据说，她临死前对着仁宗拉拉自己的天子衮冕，似乎欲有所言，大臣薛奎认为她在示意穿着天子衮冕不能见先帝于地下，仁宗命改用皇后冠服入殓。
虽说刘太后未必不想效法武则天，但宋代限制女主和外戚干政的家法十分森严，大臣、台谏和其他臣僚得以援引谏阻，使刘太后纵有其心也无其胆，以致她不得不表态不做有负祖宗的事情。晚年，她召见曾反对她预政的李迪，问道：“我今日保护天子至此，你以为如何？”李迪心悦诚服的表示：当初不知皇太后盛德乃止于此。
刘太后是一位有功于宋朝统治的女政治家，史称“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大体说来，她的政治才干与政绩绝不在其夫真宗与其子仁宗之下，其临朝时的个人品德也应基本肯定。在她听政的天圣、明道时期，不仅恢复了真宗咸平、景德年间的发展势头，还为仁宗庆历盛事奠定了基础。
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去世。宋仁宗这才知道自己并不是刘太后亲生的。原来，她的生母李氏是刘皇后的侍儿，因为长得肤色明丽，真宗让她侍寝而怀上了孕。孩子生下后，刘皇后夺为己子，让杨淑妃抚育。他从小叫刘皇后为大娘娘，叫杨淑妃为小娘娘。
李氏因为地位低下，不敢理论，默然杂处宫嫔之中。人们都畏惧刘皇后，也没人敢说明真相。仁宗即位，刘太后让李氏去为真宗守陵，隔绝这对亲生母子，以确保自己的权力。同时访得她失散多年的兄弟李用和，让这个衣食无靠的凿纸钱的小工当上了三班奉职，步步升迁，做得也并不十分绝情。
李氏是明道元年（1032年）去世的，死前虽进位宸妃，但刘太后仍打算以宫人之礼在宫外治丧。宰相吕夷简不以为然，太后大为不满，夷简从容道：“不为刘氏着想，我不敢说；倘若考虑刘氏，丧仪自当从厚。”太后终于感悟，用一品礼和皇太后服入殓厚葬。
刘太后一驾崩，有人就对仁宗添油加醋的说李宸妃死于非命。血浓于水，仁宗在下哀痛诏自责，尊生母为皇太后的同时，派兵包围了刘氏第宅，亲自哭着开棺验视，见生母穿着皇太后的冠服，在水银的养护下肤色如生，才感叹人言不可信，说：“大娘娘平生分明矣！”其后对刘氏恩礼益厚。这段历史后来演变为“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和戏曲，但把刘皇后刻画为阴狠刻毒的典型，与人物原型相去太远。刘皇后在这一问题上虽有自己的私心和不当行为，但对李氏的所作所为并没有灭绝天良，小说戏剧的细节描写并不可信。
细说宋朝26：景祐亲政
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去世，遗诏以杨太妃为皇太后，与皇帝同议军国事。御史中丞蔡齐和谏官范仲淹都上疏指出：皇帝刚亲政，岂能让女后相继称制。于是删去遗诏中“同议军国事”的内容，仁宗开始亲政，他亲政以后的第一个年号是景祐。
明道二年四月，仁宗组成了亲政以后第一届宰执班子，体现了试图消除太后影响的意图。旧相张士逊留任，他是仁宗东宫老师。仁宗先与另一旧相吕夷简讨论班底，准备把原为太后信任的执政张耆、夏竦和晏殊都罢政出朝，不料仁宗把这一打算泄露给郭皇后听，郭皇后说了一句：“夷简就独独不趋附太后吗？不过机巧善变罢了。”仁宗立即改变了对吕夷简的看法，把吕夷简的相位也给罢免了。
取代吕夷简为相的是李迪，太后垂帘的十余年中，他一直出守地方，未获重用，再次入相倒也堪称人选。执政中参知政事薛奎是留任的，他在天圣七年就入政府，议论从不迎合回避，倘若所论不被采纳，归宅就嗟叹不食，家人笑他，他说：“我仰惭古人，俯愧后世啊！”新任命的执政还有参知政事王随、枢密副使李谘和签书枢密院事王德用。吕夷简被出乎意料的罢相，就托内侍阎文应打听，才知底里。但他不动声色，半年以后，仁宗感到张士逊在朝政上不能有所建明，思念夷简，又召他为相。
亲政之初，有人抓住仁宗非刘太后亲生的空子，在皇太后垂帘听政上大做诋毁的文章。倘若过分纠缠在琐细旧帐上，对于政局的稳定和朝政的革新显然是不利的。范仲淹向仁宗指出：“太后保护陛下十余年，今天应掩盖其小过失，保全其大恩德。”仁宗听了既感动，又惭愧，表示自己也不忍心听这些诋毁，便下诏不许再议论皇太后垂帘听政时的事情。其后范仲淹提出八项建议，吕夷简也上书指出朝廷的八种积弊，请求改革弊政的呼声十分强烈。仁宗也有振衰起弊一新政治的良好愿望。但仁宗亲政还没有改元，刷新朝政尚未着手，就发生了废后风波。
在仁宗的婚姻上，刘太后也是强行贯彻自己的意志。仁宗最先醉心于姿色绝世的王蒙正的女儿，刘太后却认为她妖艳太甚不利少主，把她改配给自己的侄儿。在正式选后时，仁宗属意于大将张美的曾孙女，但刘太后坚持立另一大将郭崇的孙女为皇后。仁宗对硬塞给他的郭皇后并不喜欢，而郭皇后却仗着太后之势非常骄纵，使仁宗难得亲近其他妃嫔，仁宗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气。
太后去世后，仁宗就追册已死的张美人为皇后，既还张美人的旧情，也报刘太后的宿怨。而郭皇后却不时与仁宗宠爱的尚、杨两美人争宠夺爱。一次，尚氏当着仁宗讥刺她，气得她跳起来打尚氏的耳光，仁宗庇护尚氏，一掌落在仁宗的脖子上。一怒之下，仁宗决定废黜郭后，与宰执近臣商量。宰相吕夷简对前不久因郭后一句话而罢相出朝，一直耿耿于怀，当然不会放过这一报复的机会。他在表示赞同时，还提供了两条强有力的废后理由，一是皇后九年无子，二是汉唐自有故事。
十二月，废后诏书一公布，立即引起轩然大波。由于吕夷简的指示，台谏官反对废后的奏疏也无法转达给仁宗。于是，御史中丞孔道辅率领范仲淹等十名台谏官进殿面奏，认为皇后不应轻率废黜，要求仁宗接见，当面进谏。但吕夷简早有布置，殿门紧闭不开。孔道辅拍打门环，大呼：“皇后被废这种大事，奈何不听台谏入言？”仁宗命宰相向台谏官说明皇后当废的情况，在辩论中，孔道辅和范仲淹等台谏官占据着道义的制高点，逼得吕夷简无话可说，只得让他们明天直接向皇帝进谏。
回去后，吕夷简对仁宗说台谏官这样请对非太平美事，便让仁宗早做准备。第二天，孔道辅正准备上朝留百官一起与宰相当廷辩论，却听到了仁宗关于台谏即日起不许相率请对的诏书，同时接到了处罚台谏官的诏书，道辅、仲淹出知州郡，其他台谏官分别罚金。在这场废后风波中，虽然在皇帝与宰相的联手打击下，台谏官的进谏未能最终见效，但作为承担中央监察功能的官僚圈，他们已经发出了独立的声音。
景祐元年（1034年），被废的郭后出居瑶华宫，而尚、杨二美人越发得宠。但仁宗不久一场大病，数日不省人事。朝臣们私下议论，认为都是二美人“每夕侍上寝”的缘故。内侍阎文应不断劝说仁宗，仁宗不耐烦的略一点头，阎文应就把二美人送出了后宫。次日，传出诏旨：尚美人出为道士，杨美人安置别宅。九月，曹彬的孙女立为皇后。
仁宗后来颇思郭氏，派密使召她入宫，郭氏表示：若再受诏，必须百官立班受册。阎文应一向在仁宗面前说郭氏的坏话，担心郭氏入宫对己不利。恰巧郭氏得病，仁宗让他带医生前去治病，郭氏不久暴卒，人们都怀疑是阎文应下的毒手。郭氏和二美人最终都是后妃制度的受害者。
仁宗亲政当年，改变太后垂帘以来单日上朝的惯例，恢复每日上朝问政的祖宗旧制。对百官章奏，无论大事小事，仁宗都亲自批览，以致吕夷简也劝他抓大放小，不要每事躬亲。
但一年以后，仁宗主要兴趣转移到修订新乐和校勘图书上去了。前者的主要成果是制定了景祐新乐，编纂了《乐书》和《景祐广乐记》。后者的主要成果是三馆秘阁完成了四库书的校勘，共计二万余卷。
其余的精力，仁宗则投入了大内后宫。于是，关于仁宗日居深宫好近女色的传言不仅流布道路，也在一些朝臣的上疏里委婉的出现。谏官滕宗谅形容仁宗“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仁宗怒不可遏，以言宫闱事不实，将他贬官出朝。
景祐二年（1035年），宰相吕夷简也编了一部中书行政法规，名为《中书总例》，惶惶四百十九册。他得意的声称“让一个庸夫拿着这书，也可以做宰相”。作为一个能臣，他是颇想大权独揽，有所作为的。这年年初，宰相里迪的姻亲范讽被御史庞籍参劾，李迪将庞籍迁官以为袒护。不料庞籍要求追查，吕夷简抓住契机穷追不舍，使得政敌李迪因庇护姻亲而罢相出朝，自己当上了首相。
代替李迪为相的是王曾，他在上一年重入政府任枢密使。王曾在天圣间任相七年，吕夷简作为参知政事曾是他的副手，对王曾相当尊重，王曾因而力荐他为相。吕夷简在王曾罢相后连任五年宰相，在仁宗亲政初虽一度罢相出朝，但不久依然回朝做他的首相。也许为了报答提携之恩，也为了排挤李迪，吕夷简力请他回朝但任枢密使。
范仲淹与王曾相处很好，这年也被召入朝但任天章阁待制，依旧直言无隐。他认为郭皇后之死与阎文应有关，就上疏揭发，阎文应终于贬逐岭南，死在路上。事关郭皇后之死，吕夷简有点别扭，就递话过来：“待制乃是侍从，不是口舌之任。”言外之意让他闭嘴。范仲淹反击道：“向皇帝进言，正是侍从所应做的！”吕夷简就让他去权知开封府，指望以事繁任重让仲淹无暇议论朝政，也希望他在繁忙的公务中犯错误，好有将他调离出京的把柄。岂料范仲淹到任仅一个月，就使素称难治的开封府“肃然称治”，以至当地人称赞他“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忧有希文”（仲淹字希文）。
范仲淹对幸进之徒奔竞于吕夷简门下深为不满，绘制了一幅《百官图》进献给仁宗，指明近年升迁的官员中，哪些是正常迁转，哪些有宰相私心，还提醒仁宗说：“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他还援引汉成帝过分信任张禹，导致王莽专政的历史教训，锋芒直指吕夷简道：“恐怕今日朝廷也有张禹破坏陛下家法！”夷简听说大怒，在仁宗面前逐一辩驳，指控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将他贬知饶州。吕夷简还让仁宗在朝堂张贴所谓的“朋党碑”，界饬百官越职言事。
吕夷简一手遮天、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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