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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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澹这个在绍熙初政中见风使舵的老手，在丁忧三年后入朝任御史中丞，不断向韩侂胄摇尾乞怜，见刘德秀着了先鞭，便在七月上书请禁道学。宁宗将这奏疏张榜朝堂。数日后，吏部侍郎糜师旦再次奏请考核真伪，正式将刘德秀的建议付诸全面而具体的甄别运动。这次清洗，几乎网尽了赵汝愚、朱熹门下的所有知名之士。
刘德秀、何澹之流出于一己的利害恩怨，激成了伪学之禁。他们不但把自己，还把与他们沆瀣一气的士林败类最卑鄙肮脏的报复欲、名利心都鼓荡了起来，酿成了宋代党争史上最黑暗惨烈的一幕。而昏聩的宁宗完全被朝堂上来势汹汹的舆论所左右，认可了伪学之禁。
韩党深知如不远贬重谪汝愚，抗议便不会止歇。十一月，监察御史胡纮诬陷赵汝愚“自称裔出楚王元佐，乃正统所在；还准备挟持太上皇帝赴绍兴，称绍熙皇帝”。孝宗系出太祖，宁宗作为乃孙，对汝愚自称正统的谣言，不能不有所顾忌。宁宗即位时已有“恐负不孝之名”的心理，对汝愚欲使父亲复辟为绍熙皇帝之说，也不会没有猜嫌之心。于是，汝愚被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安置。
贬谪路上，赵汝愚有点病渴，大夫却误投以寒剂。舟过潇湘，风雪漫天，寒气表里交侵，便不能饮食了。年初，行至衡州（今湖南衡阳），州守钱鍪对他百般窘辱。正月十八日，赵汝愚服药暴卒，一说中毒身亡。
关于死因，《宋史·韩侂胄传》说：“虑他日汝愚复用，密谕衡守钱鍪图之。汝愚抵衡，暴薨”，给人以钱鍪加害的印象。而《宋史·赵汝愚传》仅说：“为守臣钱鍪所窘，暴薨。”但侂胄败死后刘光祖所撰汝愚墓志铭，未说其中毒。如确系遇害，光祖完全可借清算韩党的有利时机，要求追究凶手，毫无隐讳必要。故汝愚不是被害，因窘辱自杀的可能性则不能排除。
讣闻传来，人们不顾淫威，私相吊哭。大内宫墙和临安城门下，几乎每天都有匿名的悼念诗文张贴出来，多出自太学生之手。即便在政治高压下，民心向背总是评判是非正邪的最高标准。
赵汝愚执政才两年，入相仅六月，虽缺乏一流政治家应有的洞察能力和权变策略，但敢于担当，不顾祸福，使南宋安然渡过了一次君权嬗递的严重危机；他志在有为，立意改革，朝野人心还是能辨别出他与韩侂胄在从政为人上的根本差异，以为汝愚不死，国事或许不会像后来那么糟糕。
庆元二年，刘德秀要求将道学正式定为“伪学”，进一步将思想罪往政治罪上拉。这年开考，试卷只要稍涉义理就造黜落，连《论语》《孟子》都成了不能引用的禁书。
太皇太后吴氏耳闻外朝的折腾，大不以为然。宁宗便下了一道“纠偏建正”的诏书：“今后台谏论奏，不必更及旧事”。不料韩党强烈反弹，殊死抗辩，宁宗不得不追改为“不必专及旧事”。
赵汝愚已死，朱熹成为韩党进一步搏击邀功的对象。监察御史沈继祖列举了朱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恭不谦六大罪状，还捏造了朱熹“诱引尼姑，以为宠妾”的桃色谣言，要求宁宗学孔子诛少正卯。于是，朱熹落职罢祠。
庆元三年，伪学之禁不断升级，韩党规定自今伪学之徒不得担任在京差遣，并清查近年来各科进士和太学优等生是否“伪学之党”。后来连官僚荐举、进士结保也都必须在有关文牍前填上“如是伪学，甘受朝典”的套话。
中国历代党政往往不局限在高层政界的小圈子内，占优势的一方总将其拉进思想之争的轨道，拉出高层小圈子。前者为证明自己在道义上绝对正确，后者为让一般官僚、士大夫乃至平民百姓表态拥戴自己，孤立对手。于是，高层的党争总是带来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
韩党为政敌戴的帽子也不断加码，监察御史刘三杰鼓噪“前日伪党，今又变为逆党”，把思想政治上的分歧推上正逆之类的最高审判台，使政敌难逃诛心与诛身的双重判决。
这年十二月，韩党请置伪学之籍，名单很快编定，其后续有增补。计有宰执四人：赵汝愚、留正、周必大和王蔺；待制以上十三人，朱熹、陈傅良、彭龟年、楼钥等都在其中；其他官员三十一人，知名的有叶适、刘光祖、吕祖俭、杨简等；武臣有三人，太学生即庆元六君子，士人蔡元定、吕祖泰也榜上有名。名单是胡乱拼凑的，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与道学无关。以曾任宰执四人而言，留正、王蔺与道学了无瓜葛，周必大当时也并不视为道学家。因此，道学家并不是这张名单的共同点，而是这些人都曾经直接间接触怒过韩侂胄或其党徒。
“伪学逆党”名单的出笼既是庆元党禁的高潮，也是强弩之末的开始。其后一年间，双方都没有什么大动作。庆元六年春，朱熹在福建建阳去世，尽管党禁严酷，路近的学生也都来奔丧，路远的弟子则私相祭吊。丧礼定在当年冬季，韩党当心丧礼变为“逆党”的一次大示威。正在心惊肉跳的当口，这年秋天，布衣吕祖泰击登闻鼓上书宁宗请斩韩侂胄，使趋于沉寂的党禁波澜再起。
吕祖泰是祖俭的堂弟，祖俭上书被贬，他前往贬所探视，归语友人：“天下钳口，我必以言报国！”祖泰上书为“伪学逆党”辨诬，请斩侂胄及其党徒苏师旦，以周必大相代。韩党为了逼供出周必大是幕后指使者，将祖泰投入临安府大牢。
审讯时，知临安府赵善坚威胁利诱，祖泰冷笑以对，即便受杖，他仍大喊：“你是宗室，与大宋同休戚。我吕祖泰这是为谁家计安危而受杖辱啊！”祖泰最后被押赴钦州（今属广西）牢城拘管。
专制政体下，历代志士仁人都想吕祖泰这样慷慨从容的做过，但一旦到了志士仁人认定只有以血与死才能使统治者醒悟的时候，往往是血也白流，死也枉死，但他们仍是中国的脊梁。
祖泰上书被流放拘管，朱熹葬礼也没有酿出事变，党禁渐近尾声。有人提醒韩侂胄：再不开党禁，将来不免有报复之祸。侂胄颇有触动，对人说：“这批人难道可以没有吃饭的地方吗？”台谏摸准了侂胄的心思，嘉泰二年（1202年），上奏宁宗说，“真伪已别，人心归正”；侂胄便正式建议宁宗弛伪学之禁。
于是，以赵汝愚平反为标志，党禁全面弛解。一大批列入“伪学逆党”的健在者，例如刘光祖、陈傅良等都复官自便，但复官制词中仍说汝愚“宗相当国，凶愎自用”，“一时士大夫逐臭附炎”，意在证明当初打击贬逐完全是正确必要的，这也是专制政权下当政者为受害者平反时屡验不爽的通例。
庆元党禁虽然解冻，但后果不容低估。其一，党禁的发动者使党争以道学之争的面貌出现，对政敌所主张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在扭曲丑化的前提下借政治力量予以全面声讨与彻底扫荡，而声讨与扫荡的正是士大夫长久以来藉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于是，一切是非都颠倒了，政风士风在庆元党禁前后有明显的转折。史称：“绍熙之前，一时风俗之好尚，为士者喜言时政，为吏者喜立功名”；庆元党禁之后，“世俗毁方为圆，变真为佞，而流风之弊有不可胜言者矣！”
其二，暗弱无能的宁宗在党禁方兴之时一度支持韩侂胄，致使韩党占据上风，其后六七年间，他漠然无为，听任韩侂胄肆无忌惮的排斥政敌，专断朝政，走上了权臣之路。党禁虽然松动，侂胄的权臣之势却如日中天，不可摇撼。而侂胄擅权不过是南宋后期接踵而至的权相专政的开端，这也是庆元党禁滋长出来的毒瘤。

细说宋朝63：开禧北伐
庆元党禁扫清了韩侂胄通向权臣之路，庆元、嘉泰的十年间，他建节、封王、拜太师，地位一路飙升，但这些都是荣衔，他的最高实权只是枢密都承旨。也许侂胄认为这样更能进退自如，既毫不妨碍大权在握，又能避免外戚干政的非议。他虽非宰相，但宰执以下，升黜在手。
韩侂胄专政后期，最信用的是陈自强与苏师旦。陈自强是侂胄的童子师，昏老庸谬，一无所长，却一路青云，嘉泰三年（1203年）当上了右丞相。苏师旦原是平江书吏，侂胄视为心腹，当上了知閤门事兼枢密都承旨，为所欲为。
党禁失尽了上下的人心，侂胄为保住既得的权威而费尽心机，有人劝他立盖世功名借以自固。北伐金国，恢复故土，是南渡以来数代臣民难圆的梦，最显赫的奇功无过于此。在专制独裁政体下，出于转移政治视线的动机，以民族或统一的名义，贸然将国家与人民拖入一场“不度事态”的战争，在历史上并不少见。苏师旦等党徒窥测到侂胄的新意向，恢复的气氛很快炒热。宁宗模棱两可，既觉得用兵有点不太稳妥，又认为“恢复岂非美事”。
韩侂胄虽有自己的用心，但他决意北伐却触动了敏感的民族情结，赢得了相当的社会支持。他也罗致了一些人，吴猎被任命为京湖宣抚使，薛叔似担任京湖宣谕使，叶适出任权兵部侍郎，他们都是原来名列伪党的知名之士，陆游、辛弃疾也与侂胄有较多的往还。辛、陆等抗战派代表人物与侂胄接近，双发出发点与目的不同，却交汇在北伐抗金的同一点上。因而赞扬辛、陆的爱国主义，并不等于肯定开禧北伐及其发动者；指出韩侂胄的轻举妄动，也不必把辛、陆支持北伐视为政治污点。
从宋金双方的综合国力来看，开禧北伐纯属政治投机与军事冒险。金朝与宋宁宗同时在位的是金章宗，他的政绩宁宗根本无法比肩，史称其统治期间“治平日久，宇内小康”。南宋自个儿未有振起之形，却要去打“宇内小康”的金朝，其结局不言而喻。
但韩侂胄决意打这场没有把握的仗。自嘉泰四年起，宋朝在边界东、中、西段不断制造小规模的军事挑衅。开禧元年（1205年），金朝得到韩侂胄准备北侵的情报，便在河南新设宣抚司，以平掌政事仆散揆为宣抚使开始备战。
韩侂胄加快了战争的步伐。开禧元年七月，他出任平章军国事，位在宰相之上，不久亲兼国用使。国用司是宋代非常设性总管财赋的机构，次年改为国用参计所，侂胄亲兼此职意在调动全国财赋支持北伐。随着北伐的迫近，他感到必须集大权于一身，既便于调度指挥，也藉以提高声望，以为号召。
后来有人指控他：举事北伐而“上不取裁于君父”，说他有不臣之心。实际上，侂胄虽有无君之举，却无不臣之心，宁宗毫无主见，对他总是言听计从，他也专擅成了习惯，认为国事不必一一取裁于宁宗，反正御笔已是他的囊中物，不仅假作御笔升黜将帅是司空见惯，甚至密谕将帅出师之日，也擅借御笔来指挥。韩侂胄是权臣，却不是奸臣与逆臣，《宋史》将他列入《奸臣传》，显然有失公正。
北伐的宣传也在加温。嘉泰四年，追封岳飞为鄂王，为即将到来的北伐赢得了更广泛的舆论支持。开禧二年四月，北伐前夕，追夺秦桧所赠封的王爵，将其谥号由忠献改为谬丑，也是大块人心之举。不过，宣传仅仅是宣传，人心大快并不等于胜券在握。
这年三月，原先追夺韩党的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钱象祖也以为北伐是冒险之举，侂胄斥责他“怀奸避事”，连夺他两官，迁信州居住。时隔一月，武学生华岳叩阍上书，给用兵热大泼了一盆冷水。他在揭露韩党专擅弄权的倒行逆施以后，分析南宋方面“将帅庸愚，军民怨恨，马政不讲，骑士不熟，豪杰不出，英雄不收，馈粮不丰，形势不固，山砦不修，堡垒不设”，天数与人事都不利于首开战端，断言北伐“师出无功，不战自败”。最后，他请斩韩侂胄与苏师旦，为验证自己对战局的判断，他情愿身系囹圄，如果韩侂胄奏凯班师，他甘愿枭首示众，以谢天下。侂胄盛怒之下，将华岳削去学籍，押送建宁（今福建建瓯）土牢监禁。其后，几乎没有人再敢公开非议北伐了。
北伐在开禧二年四月拉开战幕。东路统帅是两淮宣抚使邓友龙与山东京东路招抚使郭倪，这是北伐的主战场。湖北京西宣抚使薛叔似与京西北路招抚使赵淳、副使皇甫斌是中路统帅；四川宣抚使程松与四川宣抚副使兼陕西河东路招抚副使吴曦是西路统帅。
南宋方面不宣而战，东路军前锋毕再遇长驱直进，攻克了泗州（今江苏临淮东）。消息传来，韩侂胄以为恢复之期指日可待，五月，便让宁宗正式颁布伐金诏。金朝被迫作出反应，在南京（今河南开封）恢复河南行省，由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帅仆散揆全权负责对宋战争，东、中、西线分别由纥石烈执中、完颜匡和完颜充任方面之重。
战事的进展令南宋方面气短。中路统帅之一的皇甫斌唯恐落后，率军北攻唐州（治今河南唐河），被金军一举击溃；他再派步骑数万进攻蔡州（今河南汝南），又在溱水大败，损兵二万余人。侂胄大怒，将其安置南安军。
泗州大捷后，东路主帅郭倪派其弟郭倬进攻宿州（今安徽宿县），以田俊迈为先锋；同时命毕再遇率精骑直取徐州。田俊迈仅七天就兵临城下，郭倬大军也随即赶到，合围宿州。沿边忠义军奋勇肉搏登城，城下官军嫉妒功落人手，竟从下往上放冷箭，攻城便延滞了下来。
时值两淮雨季，宋军营帐积水数尺，金军又偷袭焚烧了宋军的粮饷，兼旬豪雨，加上饥饿，十天后宋军不战自溃，向东南败退，被金军围困在蓟县（金安徽宿县东南）。郭倬乞和，金军以缚送勇将田俊迈为条件，他也照办。金军虽准其撤离，但还是剿杀俘虏了约半数的殿后宋军。多亏毕再遇率精骑扼守灵璧，才确保大军撤回泗州。宿州之役是北伐以来最严重的惨败，在东路主战场上，宋军已丧失进攻性作战的实力和可能。
西线主帅程松虽一度夺得方山原与和尚原等要隘，却仍被金军夺回。另一主帅吴曦两次进攻秦州（今甘肃天水），也都大败而返。侂胄这才明白他倚用的是一批怎么样的酒囊饭袋，继皇甫斌之后，邓友龙、郭倬等也先后受到居住或安置的处分，郭倬终因缚送田俊迈而被斩首。苏师旦以迎合用兵进拜为节度使，他招权纳贿卖将鬻帅的事也被揭露了出来，抄出金银财物数量之大令人咋舌，韩侂胄将其除名，安置韶州（今广东韶关）。
韩侂胄让江南东路安抚使丘崈出任两淮宣抚使，部署长江防线上的三衙诸军分守江淮军事要地。丘崈有些军事才能，也主张对金复仇，北伐前侂胄曾拉拢他共取功名，他反对贸然用兵，以为这是“侥幸以求万一”。如今北伐丧师，侂胄不得不起用他来收拾败局。
秋高马肥之时，金军在东、中、西三个战场转入战略进攻，两淮仍是主战场。纥石烈执中攻克淮阴以后猛攻淮东重镇楚州（今江苏淮安），宋军拼死固守，毕再遇遣部夜袭淮阴，焚烧金营粮草，又多次袭扰进围楚州的金军，故而楚州久攻不下。仆散揆亲率行省大军进克安丰军（今安徽寿县），转攻六合。东线右翼金军由纥石烈子仁率领从滁州（今安徽滁县）一线攻至真州（治今江苏仪征）一带，与仆散揆大军会师，屯驻真、扬之间。十二月，真州失守，郭倪放弃扬州，渡江南逃，两淮州县几乎尽陷敌手，建康、镇江一苇可航。
中路金军直逼汉水，宋军统帅赵淳竟自焚樊城，龟缩襄阳。樊城既失，襄阳屏障尽撤。开禧三年大年初一，完颜匡向襄阳发起猛攻，南宋新任京湖宣抚使吴猎派骁将孟宗政驰援，才得解围。西路金军先后占领了军事重镇和尚原与川蜀门钥大散关。比起宋军北伐来，金军南侵倒是节节顺利的。
就在大散关失守的十六天后，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公开亮出叛旗，自称蜀王，向金称臣，更使南宋战争危局雪上加霜。
吴曦是吴挺之子，吴璘之孙。吴氏兄弟在川蜀抗战中建立了吴家军，吴玠死后，吴璘代领其军。由于四川在地理、财政上的相对独立性，绍兴年间弟二次削兵权未对吴璘采取措施。吴璘死后，其子吴挺继任蜀帅。吴氏三世帅蜀，引起有识之士的忧虑。绍熙四年（1193年），吴挺死后半年不置蜀帅，后因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的建议，召吴曦入朝迁任殿前副都指挥，夺了吴家军世袭的兵权。吴曦总想回去当土皇帝，先走陈自强的门路，嘉泰元年终于被任命为兴州都统制兼知兴州。其后他向苏师旦纳贿，恰逢韩侂胄物色西线统帅，吴曦成了副帅。不过，他可从来没有把因巴结自己与韩侂胄套上近乎的主帅程松放在眼里。
吴曦任西线副主帅后，金朝把他列为策反的目标，送去了一封诱降书。吴曦即派密使赴金，表示只要封其为王，他就可以献出阶、成、和、凤（分别治今甘肃武都、成县、西和，陕西凤县）等关外四州。金朝没有立即做出反应，直到发起全面反击后，才决定接受吴曦的献降，指望藉此控制四川，令战局彻底改观。岁末，吴曦先后派人赴金营献上降表与告身，完颜纲命使者带上诏书与金印，至罝口（今四川略阳西北）立其为蜀王。
有部属劝吴曦说：“如此，相公八十年忠孝门户将一朝扫地。”他答以主意已定，即派兵夺取设在宜昌（今四川广元西南）的四川总领所仓库。他还致书驻兵兴元（今四川广元）的程松，命他知趣的离川。程松接函，竟置川蜀四路江山与人民于不顾，仓皇逃出三峡。开禧三年正月，吴曦正式在兴州（今陕西汉中）即位，继张邦昌、刘豫后当上了金国第三个儿皇帝。
利州东路安抚使杨甲募死士昼夜兼程赴临安告变，朝野为之震动。此前成都府路安抚使杨辅也曾密奏吴曦必反，当时韩侂胄还不相信。朝廷以为杨辅必能讨叛，密诏任命他为四川制置使，授权相机行事。不料吴曦根本不买帐，将杨辅移知遂宁，杨辅只得弃离成都而去。
与方面大员临阵脱逃成为鲜明对比，一些忠义之士暗中筹划讨叛义举。监兴州和江仓杨巨源联络了三百人，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与其兄好古也串联了军士李贵等数十人。他俩接上头后，就感到须有一个素有威望的人出来主持，才不至于一乱刚平一变又起。他们以为吴曦召用的伪丞相长史、权行省事安丙是最合适的人选。
安丙原是随军转运使，吴曦叛变后，他以为枉死无益，表面接受伪职，暗地等待时机。经过一番策划，安丙命人起草了一份讨叛的“密诏”，声称来自杨辅，以此号召忠义之士。二月下旬的一个黎明，李好义率七十四个敢死之士突入伪蜀王宫，大呼：“奉密诏诛反贼，违抗者灭其族！”吴曦僭位仅四十一日即被诛杀。
吴曦之叛是韩侂胄用人失误造成的一次浩劫，直到吴曦被诛的露布送达临安，侂胄才放下了心头的巨石，即日拜安丙为四川宣抚副使兼知兴州。这次平叛，杨巨源、李好义首倡之功最大，但安丙却在奏报中将首功据为己有。
其后，安丙忌功妒能，先是坐视吴曦余党毒死李好义而不加追究，继而指使亲信杀害杨巨源而诬以谋乱自刎。蜀中忠义之士无不扼腕流涕，义愤填膺，一时在此人心汹汹。安丙上奏自求免职，朝廷怕把他逼上吴曦叛乱的老路，保留了他宣抚副使的要职。
吴曦之死，对金朝战略反攻是沉重的打击。仆散揆在战略反击占据优势后，适时放出了和谈的气球。韩侂胄得到消息，正愁议和无门，便派出使者进行接触。金方提出的条件是南宋须称臣割地，献首祸之臣韩侂胄。韩侂胄当然不会接受这一条件，便中断和谈。丘崈建议继续与金朝议和，侂胄一怒之下罢免了他，改命知枢密院事张岩代领其职，准备与金朝打下去。
开禧三年正月，金方统帅仆散揆病死，左丞相宗浩接替其位，宣称将亲率大军攻打襄阳。韩侂胄大为恐慌，命张岩招募议和使臣，重开与金和谈。弱国无外交，谁都不愿意揽这一差使，好不容易起用了萧山县丞方信孺。
宗浩责问他：为何前日兴兵今日求和？他不卑不亢回答：“前日兴兵复仇为社稷，今日屈己求和为生灵。”宗浩不得不折服于他的辩才，让他带回五款议和条件：割地、称臣、归战俘、罪首谋、增岁币。南宋方面不同意前二款，表示可以接受后三款，当然，首谋是以苏师旦、邓友龙和皇甫斌来顶缸。信孺再使金营，双方距离太大，和谈陷入僵局。
信孺往返折冲，据理力争，宗浩沾不到便宜，下令将他关押起来。但信孺毫不畏惧的表示：“拘禁金国是死，辱没金使也是死，还不如死在这里！”宗浩无奈，只得放他南归复命。他向韩侂胄转达金方议和条件，说到第五条时语气支吾，在侂胄追问下，才慢悠悠说出：“欲得太师头！”韩侂胄恼羞成怒，连夺信孺三官，把这位当时最出色机辩的外交使节贬到临江军居住。他恼恚地决定“有以国毙”，即把整个国家捆绑在战车上同归于尽。这一不负责任的决策，自然引起了广泛的不安。反战派开始结成了联盟，代表人物是杨皇后与史弥远。
先说杨皇后。庆元六年（1200年），韩皇后去世，作为其曾叔祖的韩侂胄自然少了倚恃。当时在宁宗的嫔妃中，杨贵妃与曹美人俱受宠爱，宁宗久久拿不定主意让谁入主中宫。侂胄见杨氏为人机警而颇任权术，有点忌惮她，建议宁宗立柔顺易制的曹美人为皇后，同时竭力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