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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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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宗把信州贵溪（今属江西）龙虎山真仙观改为上清观，张氏子孙继承天师之位时，例由宋代皇帝赐号，所赐之号也只是“某某先生”，天师只在道门内使用，但天长日久，世人也称其为天师，一般认为这才是龙虎山正一天师的真正开始。与其说真宗时期的正一天师道是新道派，还不如说它是老店新开。但到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时，理宗命他提举龙虎山、阁皂山、茅山三山符箓，正义道已凌驾在灵宝派与上清派之上，俨然成为道教符箓派的领袖。
南宋初年，金军南下，江南地区战祸惨剧，生灵涂炭，群众企盼能有神仙出现，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洪州（今江西南昌）西山玉隆万寿宫有个名叫何守证的道士，利用民众这一心理，伪托晋代神仙许真人（许逊）授他《飞仙度人经》与《净明忠孝大法》，创立了忠孝净明道。
净明道将儒家伦常直接搬进了道教经典，是儒道合流的产物。教义直揭“忠孝”两字，宣传以自己的忠使不忠的人变忠，以自己的孝使不孝的人变孝，才是道门最大功德。净明道修炼的“八极”，就是许逊当时提出过的“忠孝廉谨、宽裕容忍”，八极具备就集中了一切善。
由于强调向内的心性修养，净明道教徒多制有“功过格”作为日常生活的规范。这一道派也讲符箓的修炼，声称佩戴符箓，就能达到内心清静、日月光明的“净明”境界。净明道主要流传在民间，由于强调忠孝的内修，从统治阶级到苦难群众都能接受。
内丹派南宗、正一天师道与忠孝净明道，是两宋境内的新道教教派。南宋时期，北方金朝的河北地区也出现了三个很有影响的新道派，这就是全真道、天一教和真大道教。当时北方的汉族遗民面对战争灾荒与异族统治，迫切需要找寻精神支柱。徽宗时显赫一时的旧道教已失去维系人心的力量，道教倘不改革，就不能在北方立足与发展。这些道派的创始者都是北宋遗民，陈垣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里说，他们“立教之初，本为不仕新朝，抱东海西山之意，何期化民成俗，名动公卿”，终于成为金元时期最重要的道派。
全真道的开山始祖叫王重阳，咸阳（今属陕西）人，名嚞，重阳是其道号。正隆四年（1159年），他正式开始修道，挖一隧道，堆土成坟墓状，题为“活死人墓”，在内练内丹派功法。三年后，自平墓室，意味得道成功。后到刘蒋（今陕西户县祖庵镇）建庵传教，但追随者寥寥，便火烧茅庵，出关东去，到宁海州（今山东牟平）受到马钰（即马丹阳）与孙不二夫妇的礼遇，并入重阳门下，还为其造静室，重阳命名为“全真”。
王重阳著《立教十五论》，其教义主要是：其一，三教同源；其二，否认长生不死是修行的目的；其三，在修炼方法上属于内丹派“北宗”，主张先性后命，性命双修；其四，强调出家修行，实行禁欲主义。马丹阳夫妇入其门下以后，也不再相见，他们夫妇与王重阳后来所收弟子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合称“全真七真”。王重阳死后，弟子将其归藏于刘蒋村故庵处，这里后被全真教尊为祖庭。
七真中要数邱处机对宏大全真教贡献最大，他后来受到成吉思汗召见，向大汗宣传了全真教教义，以为帝王学道修仙，内修应内心清静，减声色，省嗜欲；外修应敬天爱民，不妄杀，令天下人安居乐业。邱处机大得成吉思汗的赏识，全真教也走向宫廷，成为元代道教的大宗，与王重阳创教时以遗民自居的宗旨已大相径庭。
太一教的祖师萧抱珍，是卫州（今河南汲县）人。据说他曾得先圣“密箓”，为人治病，信徒颇众，便建庵立教。他曾受金熙宗召见，赐所居庵名为太一万寿宫。太一教脱胎于符箓派，与天师道关系密切。其教名取自“元气浑沦，太极剖断，至理纯一之义”。其教义提倡“中道”，知柔守弱，乐善好施，躬行孝道，戒律严格，不能茹荤饮酒与娶妻生子。
因不能生子，太一教祖师之位就由门徒接替，师徒形同父子，非萧姓门徒即位以后，必须改姓萧氏。萧抱珍以后的传承是二组萧道熙、三祖萧志冲、四祖萧辅道、五祖萧居寿、六祖萧全祐、七祖萧天祐，其后就断了世系，也许入元以后逐渐衰微，而归入了正一天师道。
真大道教的祖师刘德仁，号无忧子，沧州乐陵（今属山东）人。自称梦中有一乘犊车的白发老者，向他指点《道德经》要义，于是信徒渐多，遂创新教。他立下九条教规：一曰视物犹己，毋萌戕害凶嗔之心；二曰忠于君，孝于亲，诚于人，辞无绮语，口无恶声；三曰除邪淫，守清静；四曰远势力，安贫贱，力耕而食，量入为用；五曰毋事博弈，毋习盗窃；六曰毋饮酒茹荤，衣食取足，毋为骄盈；七曰虚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尘；八曰毋恃强梁，谦尊而光；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由于教义平易，修行简便，这一新道派一时流传颇广，名声籍籍，刘德仁也受到金世宗的接见与赐号。这与其立教初衷不无矛盾，但一个教派若要兴旺发达，离开统治者的支持谈何容易。金元之际北方三个新道教，最后都离不开“名动公卿”而走入庙堂的结局，原因即在于此。
刘德仁之后，经二祖陈师正、三祖张信真、四祖毛希琮，到五祖郦希诚时，教内似乎有了麻烦。具体真相也不太清楚，只知道“逆魔乱起”，十五年遭了十七难，多亏郦希诚道法高明，“魔不胜道，寻乃自平”。但教门内从此有真假之分，刘德仁创教时原名大道教，到得这时，郦希诚才自称“真大道教”，就好像老字号王麻子剪刀，在幌子前加一个“真”字那样，说别人都是冒牌货。
真大道教六祖孙德福以后是七祖李德和，他曾与正一天师道、全真道的教主应元世祖之命，共同审核道经的真伪，足见当时真大道教与正一天师道、全真教三足鼎立的地位。这是至元十八年（1281年）事，距宋亡已经五年。
细说宋朝76：理学与宋学
这里首先有个正名的问题。学术界原先所说的宋学，是相对于汉学或清学而言的，所指的就是理学。这种以朝代命名的叫法，当然是指一个朝代的学术主流，说理学是宋代学术的主流，也未尝不可。
不过，宋史权威邓广铭先生以为：理学真正形成一个学术流派是南宋高、孝以后的事，因而把理学与宋学等同起来，就有失偏颇，更何况两宋还有不属于理学系统的其他新儒学学派，把理学与这些新儒学学派统称为宋学，才算得上是名副其实。这样，宋学就不宜用来专指理学，其范围几乎把宋代学术思想都囊括在内。我们也是在这一内涵上，使用“宋学”这一概念的。
理学之所以在宋代产生，说得大一点，是唐宋之际社会变动在思想领域里的必然反映，社会与时代需要有一种维护统治的新思想；同时也是传统儒家思想与佛、道思想长期撞击、批判与融合的历史结果。唐代是一个功业伟大而思想相对贫乏的朝代，但韩愈高扬道统、李翱鼓吹复性，已开理学的端倪。
讲到理学的先驱，总提到“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与石介，他们以《周易》、《春秋》为依据，继承韩愈的道统论，开始提倡道德性命之学，揭开理学成立的序幕。但他们都活动在仁宗朝，实际上不能称为宋初。
范仲淹在理学开创上的地位也值得特别标出，近来有学者推崇他为宋学开山，他虽然也有提倡新儒学的理论，把“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种时代精神正式呼唤出来，这自然是他的伟大之处；但主要还是以自己光风霁月的人格，为后来理学家群体树立了一个典范。
提及理学的兴起，还有必要说说唐宋之际私立书院的勃兴。范仲淹早年曾在应天府书院攻苦食淡，终获大成，当时已有应天府、嵩阳、白鹿洞和岳麓四大书院之说，而宋代书院总数大概在四五百所之间。
书院是独立于官学系统以外的私学系统，不必向官方的价值系统降贵纡尊。这里没有太多的利禄诱惑，只要有志于学问，都可以就学；倘若感到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也可以悉听尊便。这就为思想学问的自由探讨留下了一片净土。这里曾是理学家的摇篮，理学兴起以后，又往往成为理学重镇。
从宋仁宗末年起，涌现了宋代学术史上第一批大师级的人物，其中既有奠定理学根基的北宋五子，也有王安石等其他学派的思想家。
第一个必须提到的就是周敦颐。他是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字茂叔，世称濂溪先生，其学也称濂学，主要著作有《太极图说》与《通书》。他的《太极图说》奠定了理学的宇宙观。不过，这一奠基之作却有剽窃之嫌，他只是将陈抟的《先天图》改头换面、颠倒次序而已。
陈抟是宋初著名道士，为修炼内丹，总结前人成果、结合自己心得，绘成一张炼内丹的方法程序示意图，名之曰《先天图》。其次序恰与周敦颐的《太极图》相反，因为陈抟认为这一模式“顺则生人，逆则成仙”。陈抟追求的是成仙，所以倒过来；周敦颐研究的是“生人”，所以从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男女顺着往下说。
不过，周敦颐好歹也经过自己的消化改造，算不得太丢脸。一般认为，后来邵雍的《皇极经世书》与程颐的《伊川易传》也都受到陈抟先天象数易学的影响，由此也可见道教对理学形成的重大作用。
与周敦颐约略同时的邵雍，字尧夫，号康节，少年时从祖籍范阳迁居卫州共城（今河南辉县），代表作为《皇极经世书》。他曾追随李之才研究《河图洛书》与象数之学，李之才则得之陈抟，因而邵雍的象数学与儒家易学与道教思想相杂糅。
邵雍从太极的“一”开始，乘以简单倍数，递增为《周易》的六十四卦，构成一个宇宙图式。他认为这就是宇宙万物构成的“道”，即天理，这种道是先天就有的，也存在人心之中，而所谓“万物于人一身，反观莫不全备”，就是返求自己的内心，认识与适应先天的“道”。
邵雍还以象数学构建了一个历史循环的公式，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为一运，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会为一元，共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循环一次，其间又分皇、帝、王、霸四段逐步退化。他的学说染上了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
张载也与邵雍同时代，他是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字子厚，世称横渠先生，其学也称关学，代表作有《西铭》、《张子正蒙》和《横渠易说》。据黄宗羲说，张载学说“以《易》为宗，以《中庸》为的，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极”。
张载对“气”有深入的论述，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气”，主张“太虚即气”、“理在气中”。今人争辩张载的气论究竟是唯物还是唯心，显然在用西方哲学概念来套中国理学范畴，实在有点勉强。
张载指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高扬自己学术宗旨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表达了理学家最深沉的社会关怀，成为两宋学术中最令后人心仪的精神财富与思想资源。
二程兄弟曾同学于周敦颐，在理学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他们是洛阳人，其学也称洛学，著作合编为《二程全书》。大程叫程颢，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小程叫程颐，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二程思想大体相同，但同中也有异。后人标称的程朱理学，主要是小程的思想。
程颢最得意的是提出了“天理”的命题，声称“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他还认为：人心自有“明觉”，即具有良知良能，只要通过“识仁”、“定性”的道德修养方法，就能达到“穷理”、“尽性”的境界，求得理想人格。这种强调人心直觉真理的倾向，已开后世陆王心学的先河。
小程则对“理”作了深入的探讨，在他这里，理与道往往是同义语。与张载不同，他认为理在气先，天下只有一个理，“一物之理及万物之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伦理纲常都是“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提出“致知在格物”，“涵养须用敬”，认为“无人欲即皆天理”，确立了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命题，并在这一前提下，说出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那句名言。程颐对理学的基本范畴例如理、道、气、性等都有论述，直接影响了朱熹学说，从而形成了堪称理学主流的程朱学派。
二程相比，程颢死得早，有影响的弟子不多。相反，小程比其兄多活二十余年，所谓程门弟子几乎都是他的学生。著名的有谢良佐、杨时、游酢、尹焞，张载的弟子吕大临等后也转入其门下。
其中，杨时颇受程颐的赏识，称赞他“最会得容易”。杨时是南剑州将乐（今属福建）人，世称龟山先生，程颐送他南归时高兴的说：“吾道南矣！”杨时将程颐之学传给罗从彦，罗从彦世称豫章先生，其学传李侗，世称延平先生，朱熹就是李侗的学生。
以朱熹为首，孝宗时期涌现了宋代学术史上第二批大师级的学者群体，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与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几成鼎足之势。
朱熹是宋代百科全书式的杰出学者，其学术领域涉略之广，宋代无人可比，这里只说理学。朱熹，字元晦，号晦庵、晦翁，别称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后徙居建阳（今属福建）考亭，故其学也称闽学或考亭学派。他在理学上的代表性著作有《朱子语类》、《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朱文公文集》。
其中的《四书章句集注》是把《礼记》的《大学》、《中庸》篇与《论语》、《孟子》合编在一起，采择合乎自己学术主张的前人论说，加上朱熹本人通俗浅近的注释，《四书》由此定名，并位居《五经》之前，在后世历朝的理学普及中发挥过无与伦比的作用。
朱熹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对理学的基本问题几乎都有论述。“理”，也称“道”或“太极”，是其理学体系的核心范畴。在他看来，理是形而上的；先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而存在；理是事物的规律，万物有理是“理一”的表现，但落实到具体万物，则万物各有一理，此即“理一分殊”；理是纲常伦理的“当然之则”，具有理的人性是天命之性，理与气杂的性是气质之性。气也是其理学体系的重要范畴。气是形而下的，理气关系是主客关系；理在气先，理生气；但气一旦派生出来，就有一定的独立性。
朱熹认为穷理离不开格物，即所谓“即物穷理”；由格物到致知，有一个从逐渐积累到豁然贯通的过程。在指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同时，他还认为有出于天理与性命之正的“道心”，出于形气之私的“人心”；人心并不等于人欲，但倘若没有道心主宰，就有人欲泛滥的危险，因而必须“遏人欲而存天理”；天理人欲在社会领域的表现就是王道霸道的区分与义利之辨。
朱熹是理学的最后完成者，是孔子以后对儒学贡献最大的思想家。理学就是以他为象征和作品牌的。理学当然也有其负面的东西，禁锢思想，压制人性，以致有“理学杀人”的呼声，但千万不要在泼洗澡脏水时连孩子一起倒了出去。
理学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与朱熹同时有个陆九渊，对心与理的关系就有自己的看法。他是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字子静，号存斋，世称象山先生，其学也称陆学或象山学派。他认为“心即理”，痛快地宣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万物之理便是每人的心中之理，所谓“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
从心即理出发，陆九渊认为学问应该“立大”、“求本”，而方法应该“简易”、“直捷”，也就是“切己自反”，“发明本心”，即所谓“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在道德修养上，他虽也主张“存心去欲”，但对朱熹格物穷理说颇不以为然，而强调“尊德性”，即只须发明人心的固有良知。他因张扬“心即理”，故其学也称“心学”。他提出的“良知”命题，开其后王守仁阴阳心学之先河。
当时还有一个学者叫吕祖谦，见朱陆两家各执一词，就邀请两派举行一次辩论。与会者还有陆九渊之兄陆九龄和朱陆门人，会议主题是求知治学的根本方法，时间是在淳熙二年（1175年），地点是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后人就把这次学术讨论会称为鹅湖之会。
在会上，朱熹强调“道问学”与“即物穷理”，即“反观博览而后归之约”。陆九渊则主张“尊德性”与“发明本心”，甚至以为“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朱熹讥刺陆学过于简易，陆九渊反讽朱学太为支离，并自负的吟诗道：“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令朱熹很不受用，终于不欢而散。
不过，后来程朱理学定为官学正宗，而陆王心学则始终缺少那份荣耀。根本原因在于：程朱理学以先天的理驾驭人心，人心就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而心学过分强调心的主体作用，稍一失控，就会出格，滋生出思想叛徒，动乱精英。
在北宋五子开创理学的同时，还有司马光为首的朔学（亦称温公学派）、苏轼为首的蜀学和王安石的王学（亦称荆公新学）。朔学多是脚踏实地的务实的学者，体现宋学的实用精神，这一侧面为后来事功学派发扬光大。蜀学比较驳杂，老庄、佛禅与纵横之学的成分都有一点。但总的说来，司马光和苏轼还是分别以史学家与文学家见知于后世的，他们的学术思想往往被人忽视。
荆公是王安石的封号，新学的基本著作有他自撰的《周礼义》和其子王雱所撰的《诗义》与《书义》，合称《三经新义》，曾经颁行学校，作为取士标准；《字说》与《洪范传》也是新学著作。《三经新义》一变汉儒章句训诂之学，以义理解经，虽有牵强之处，却也富有创新精神。连朱熹都不得不承认：“王氏《新经》尽有好处，盖其平生心力，岂无见得著处？”
王安石虽然也讨论“道”、“元气”等命题，但强调“天道尚变”，以此作为变法革新的思想根据，并进而以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荆公新学有经世致用的鲜明性质，这点对南宋事功学派也有所影响。但王学在南宋名声不好，即便有学者受到这种影响，也讳莫如深。
当时与朱熹并称为东南三先生的还有张栻与吕祖谦。张栻，字敬夫，号南轩，他是南宋宰相张浚之子，原籍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后迁居湖南衡阳，其学世称湖湘学派。在理学上，他强调“发明天理而见诸人事”，注意“涵养功夫”，但重在力行。在当时的义利之辨中，他明确反对功利，认为功利之说兴，将使三纲五常“日以沦弃”。
张栻与朱熹在理学传承上关系，恰如大小程，他活的不长，学术上没能充分展开，传人也不多，而朱熹则门生弟子遍天下，朱学的影响就日渐势不可挡。不过，朱熹一再肯定张栻学术对自己启迪非浅。
浙东事功学派是南宋学术的第三种势力，由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与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构成。
金华学派的领军人物是吕祖谦，字伯恭，婺州（今浙江金华）人，世称东莱先生，其学称吕学、婺学。吕学以“中原文献之学”为根柢，不主一说，兼取众长，“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从理学角度看，他的主张介乎朱陆之间，他起劲张罗鹅湖之会，就试图调和朱陆之争。在理学与事功学派王霸义利之争中，他既赞同朱熹的基本观点，又明显有经世致用、不尚空谈的倾向，因而一般也把婺学划入浙东事功学派。朱熹对婺学颇有微词，以为杂博而不纯。也许这个原因，张栻倒进了《宋史·道学传》，吕祖谦却只能屈居《儒林传》。
陈亮，字同甫，世称龙川先生，他是永康（今属浙江）人，学派是以他的籍贯命名的。他曾自负的说自己有“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看来是毫不掩饰自己好恶与才华的直率之人。这种个性最易得罪当道，他也因此三次被诬下狱，差点被人整死。
陈亮反对朱熹“理在事先”的说法，认为“道非生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进而明确提出功利之学来对抗性命义理之学。淳熙十一年（1184年），通过书函往复，他与朱熹有过一次王霸义利之辨。
朱熹将陈亮的学说归结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而在朱熹看来，义与利，王与霸，各是南辕北辙、水火不容的对立物。陈亮反驳说：义与利、王与霸同出一源；王与霸只是程度不同，并无本质差异；而仁义德性应该见于事业功利。
永嘉学派也是以领衔人物叶适的籍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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