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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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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的节目,例如蚂蚁角胜,是调教黄黑两队蚂蚁,大者为将领,插旗为号,能对垒交战,偃旗归穴。教水族有鱼跳刀门、乌龟叠塔和七宝之戏等。七宝之戏是艺人一边手敲铜锣,一边呼唤动物的名称,桶内鱼、蟹等七种水族应声出来,头戴面具,边游边舞,令观众趣味横生。
最后说武术。当时城市里有商业性的武术艺人社团,例如南宋临安的射弓踏弩社、川弩射弓社等等。拳术往往以套路形式出现,器械武术也有长足的进步,南宋已有十八般武艺的说法。不少的武术表演与舞蹈相结合,称为“诸军百戏”。
在瓦子勾栏或空地露台献演的各种武艺中,最受欢迎的是相扑。相扑也称角抵或争交,民间相扑手为谋生所作的表演,开场往往有女相扑手数对打套子,招徕观众,然后正式表演。女相扑手的表演一再遭到以礼法为理由的反对,但直到南宋后期依旧盛行。
值得注意的是,辽金两朝的市民文化也相当繁荣。辽朝宫廷已有杂剧演出,民间当亦如此。金朝灭宋,将开封的杂剧、说话、小说、影戏、嘌唱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迁往北方,这些文艺样式也在金朝广为流行。
金朝说书人张仲轲擅长说传奇小说,杂以俳优诙谐语,大为走红。金代演员居所称行院,故而杂剧也称院本,即行院之本的意思。山西侯马出土有金代砖雕戏台模型,设施完善,角色齐全,栩栩如生的反映了北方杂剧繁盛的情景。传世仅见的无名氏《刘知远诸宫调》与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倒都是金章宗时代的作品。正是在金院本与诸宫调的基础上,才繁衍出盛极一时的元杂剧。

细说宋朝84:“阎马丁当,国势将亡”
理宗即位以后,先朝宰相谢深甫的孙女谢道清与贾涉的女儿都入选后宫。谢道清端重有福而容貌平常,贾氏则姿色殊绝。理宗有意立贾氏为皇后,但宁宗杨皇后却主张立谢氏,理宗只得遵命,委屈贾氏做了贵妃,但对她专宠有加。贾贵妃的异母弟贾似道也因裙带关系而一路青云,在淳祐七年(1247年)贾贵妃去世时,做上了荆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二十几岁就成了制帅。
贾贵妃去世,理宗不可一日无美色,阎贵妃又以姿色得宠。此时理宗已步入晚年,更化的力度从端平递减到淳祐,已成强弩之末,而嗜欲好色的劲儿却明显看涨。他开始动用国库为爱妃建造功德寺,居然超过自家祖宗的功德寺规模,比灵隐寺还要富丽堂皇,时人叫它“赛灵隐寺”。
淳祐末年,后宫有夫人名号者多达一千人,理宗对她们赏赐无度,完全忘却了不久前颁布的节用诏令。他的兴趣还广泛到深宫之外的烟花歌女,宝祐元年(1253年)正月,把临安城内色艺绝伦的官妓唐安安召入深宫共度元宵,赏赐十分丰厚,捧红了这个角儿。起居郎牟子才上书说:“坏了陛下三十年的自修之操”,理宗让人传言给他不要扩散,生怕狎妓坏了自个儿形象。
理宗后期,厌倦朝政,追逐声色,先是听任丁大全与董宋臣乱政,后来又把朝政交给贾似道。他完全没有了端平更化时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每日沉湎在诗酒之中,同时开始追求奢侈豪华,在临安大兴土木,造佛寺道观祈祝长寿,建楼榭亭阁专供游幸。
阎贵妃恃宠干政,与她在内廷相互奥援的有宦官董宋臣。董宋臣是理宗贴身内侍,以逢迎讨好而深得理宗的赏识与信任。人们把宋理宗、阎贵妃与董宋臣同唐明皇、杨贵妃与高力士相提并论。理宗还自我宽慰道:“朕虽不德,未如明皇之甚。”董宋臣得宠后,就揽权纳贿,无恶不作,人们称他“董阎罗”。史书描写其专横气焰道:“庙堂不敢言,台谏长其恶,或饵其利,或畏其威,一时声焰,真足动摇山岳,回天而驻日”。
董宋臣用事内廷,在外朝与他表里为奸浊乱朝政的则是丁大全。丁大全长得“蓝色鬼貌”,他给儿子聘妇,见其长得标致,就夺媳为妻。这样一个为人不齿的家伙,却因攀附迎合阎贵妃与董宋臣而得到理宗的青睐。宝祐三年,他任右司谏,一无谏劾,被人称为一条不叫的狗。
董槐为相,自以为是人主亲自拔擢,只要立国安民,就敢说敢为,招致了这批佞幸的忌恨。次年,丁大全升为侍御史,他进一步意望执政,派门客去与董槐套近乎,遭到严辞拒绝,就耿耿于怀图谋报复。董槐将这事报告理宗,以为丁大全奸佞不可用,理宗反认为董槐多疑。董槐以为忠奸不能并事人主,称病辞职。
这时,丁大全居然私用御史台牒,夜半调兵百余名,手持利刃,包围董槐府第,裹胁他出临安城,弃置呼啸而散去。董槐入城才收到罢相诏旨。丁大全率兵迫逐宰相,在两宋历史上绝无仅有,朝野震惊,他却志满意得,不可一世。
太学生陈宜中、黄镛、林则祖、曾唯、刘黻和陈宗伏阙上书论丁大全专擅,他指使爪牙弹劾这六人。理宗竟不顾舆论,将这批学生削去学籍,编管远州,还下诏立碑太学、宗学和武学,禁止学生妄论国事。世人把这六人称为“宝祐六君子”,以区别于反对韩侂胄的“庆元六君子”。
当年十一月,丁大全如愿以偿的当上了执政,两年后,他又侵逼右相程元凤以天灾引咎辞位,自己当上了右相。有一次宫廷内宴,一杂剧艺人打锣不停,另一艺人说:“你为什么老叮叮咚咚敲个不停?”前人答道:“现在的事都是丁董,教我怎么不叮咚?”辛辣讽刺了丁、董专擅朝政的行径。
宝祐四年,与丁大全同时拜为执政的还有马天骥。理宗唯一的爱女出嫁时,马天骥送了一份别出心裁的厚礼,大得理宗的欢心,当上了同签书枢密院事。
就在这四人帮擅权用事之际,有人在朝门上大书八字:“阎马丁当,国势将亡”。阎马是“檐马”的谐音,乃当时华屋下悬挂的铃铛,一有风吹,就会发出叮咚叮咚的声响。“阎马丁当”是指阎贵妃、马天骥、丁大全、董宋臣四人弄权乱政。这一标语是对理宗的当头棒喝,警告他如再宠用奸佞,国家命运将不堪设想。
理宗恼火的指示临安府追查,但一无所获。他也感受到朝野对自己放纵奸佞的强烈不满,采取了一些措施。宝祐五年,马天骥执政仅八个月,就被理宗罢免。次年,蒙古全面侵宋,丁大全隐匿军情不报,致使边防全线吃紧。开庆元年(1259年),有人再次上书指斥丁大全与董宋臣祸国殃民,理宗将丁大全罢相,并于景定三年(1262年),改流海岛途中,丁大全被押解的将官挤落水中溺死。阎贵妃在景定元年病死。惟独对董宋臣,理宗百般回护,先将其调离閤门,藉以平息舆论,不久就让他官复原职。其后,董宋臣一直在理宗的庇护下,他比理宗早死几个月,理宗特赠节度使,表达对这个奴才的宠爱。

细说宋朝85:贾似道
开庆元年(1259年),理宗将丁大全罢相,分别拜吴潜与贾似道为左、右相兼枢密使。吴潜已是第二次任相,坐镇中央,协调各路抗蒙,军情紧急,他往往先行决断再奏明理宗。他还力主清算丁大全余党,招来忌恨。
理宗没有后代,打算立弟弟与芮之子忠王赵禥为太子,吴潜忠谏说:“臣无弥远之才,忠王无陛下之福”,刺痛了理宗的癞疤。时值鄂州之役,忽必烈扬言要直下临安,理宗问计,吴潜建议迁都,理宗问你怎么办,他答死守于此,理宗当即抢白:“你想做张邦昌吗?”
贾似道一方面上书请立忠王为太子以讨好理宗,一方面指使侍御史沈炎弹劾吴潜在立储问题上“奸谋叵测”。景定元年(1260年)四月,吴潜罢相,贾似道应召从鄂州前线以再造宋室的功臣入朝。
蟋蟀宰相是后世民间对贾似道最深刻的印象,似乎他除此之外一无所长,这至少有点漫画化。贾似道历任沿江、京湖、两淮制帅,贾贵妃的裙带关系虽起作用,但他也在这些军政长官任上为抗蒙做出过一些成绩。即便在鄂州之役中,除了私下求和诚为失策,他有效阻止蒙古军的进攻,也不可谓无功,连忽必烈也赞赏道:“我怎么才能有似道这样的人驱遣呢?”问题在于,他过分夸大了这份战绩,以此作为专断朝政的政治资本。
入主朝政以后,贾似道首先毫不手软的打击丁大全党人与吴潜党人,一些小人对异己乱扣“党人”的帽子。贾似道抓住吴潜建议迁都避乱的软档,将其一贬再贬,流放到循州(今广东龙川西),以防其东山再起,威胁自己的权位。吴潜最后贬死在那里,有笔记说他是被贾似道派人毒死的,似乎根据还不足。他把扔在理宗庇护下干乱朝政的董宋臣与卢允生调为外任,其把柄也是主张“迁避”,使其余党不敢妄为。
谢皇后娘家外戚谢堂骄横不驯,外戚子弟都出任监司、郡守,贾似道先与谢堂套近乎,然后猝不及防的将其罢任宫观,再让理宗下诏“外戚不得任监司郡守”,解决了长期以来外戚干政问题。他通过利禄引诱与政治高压相结合的手法,派遣密探监视太学生们的言行,把反对丁大全的“宝祐六君子”收买到自己门下,瓦解了太学生中的反对派势力。
贾似道还取得理宗同意,在武将中实行打算法。所谓打算就是核实军费开销,整饬不驯武将。在当时武将边帅中,虚报开支,大吃空额,已是公开的秘密,这也造成军费支出不断看涨。此举对理清财费、整顿军政固然有积极作用,但在其背后贾似道还夹杂有立威诸将、排斥异己的用意,因而执行起来,打算者与被打算者之间就明显夹杂着个人恩怨。
贾似道妒贤嫉能,他把自己所不满的武将,例如赵葵、高达、李曾伯、杜庶、向士璧、曹世雄、史岩之等都指为有贪污的嫌疑,列为打算的对象。赵葵、高达因理宗保驾才免予追究,李曾伯、杜庶、向士璧、曹世雄、史岩之等都遭到拘禁,备受折磨,向、曹最后被迫害致死。这样,不仅打算法变了味,还产生了将士离心的负面作用。逼叛潼川安抚副使刘整就是其例。
刘整是抗蒙战争中一员骁将,曾在泸州大败蒙军,其上司四川制置使俞兴与其有私怨,不仅定其战功为下等,还在打算法中乘机报复,诬陷他账目不清。刘整私下求情,派人上诉,都无济于事。他听到向士璧等因打算法而被害死,也唯恐不能自保,终于以泸州十五州府、三十万户投降蒙古,严重改变了宋蒙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对比,使战争形势不利于南宋。
理宗在位的最后五年,贾似道主政,他利用理宗的信任,采取整顿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一系列措施,打击宦官,抑制外戚,控制台谏,笼络太学生,攫取权力和财富,排击一切异己力量,完全把持了舆论与朝政。
景定五年(1264年),理宗病死。在其统治前期,因其出身宗室远族的特殊身份,造成了史弥远专政;亲政以后,虽欲更化而成效不大;其后因嗜欲既多,荒怠政事,相继出现了丁大全、董宋臣的乱政与贾似道的擅权。明代李贽以为:“理宗是个得失相半之主”,近来学者也有类似的评价。但总体说来,还是失大于得,更何况失在晚年,留下的是一幅难以收拾的烂摊子。
继位的是赵禥,他就是宋度宗。度宗是理宗之弟赵与芮唯一的儿子,由于其生母滥服堕胎药,他大脑发育迟缓,七岁才会说话,手脚都软弱。理宗之所以把这样一个发育不良、先天缺陷的宝贝侄子说成是“资识内慧”,扶上了皇位,就是生怕传位远支宗室会为济王彻底翻案,整个动摇自己的合法性。
度宗即位前虽也接受过十余年的东宫教育,但资质实在太差,讲官分析讲解了大半天,他还是不知所云,惹得理宗老对他发脾气。因而尽管他即位时已二十五岁,仍有人提议太后垂帘听政,终因有人以为不成体统而作罢,这就为贾似道专政打开了方便之门。
咸淳元年()三月,贾似道假惺惺援例上章辞相,回到绍兴私第,同时却让京湖安抚制置使吕文德谎报蒙古来攻的军情,把度宗吓得不知所措,一个月里连下好几次御笔,八次派人专程前往绍兴迎请他回朝。贾似道明白度宗已经寸步离不开自己了。
度宗虽然智力平庸,发育不良,却纵情声色,热衷享乐。他绝对是个球迷,战争危局也影响不了他踢球的热情,每日依旧毫无节制的踢球。
宋代制度规定:有嫔妃宫女被皇帝“临幸”,次日就要赴閤门谢恩,记录在案。度宗即位初,一天之内到閤门谢恩者竟然多达三十余人,可见其晚上玩弄嫔妃之多。
批答臣僚章奏的烦心活计,他都交给自己最宠爱的嫔妃王秋儿等十四人。至于朝政,度宗一古脑儿委托给了贾似道。咸淳元年,他特拜贾似道为太师;两年后,进拜为平章军国重事,三日一朝,位在宰相之上;咸淳六年,允许其十日一朝。这令贾似道更是大权在握,踌躇满志。
贾似道在政治上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做法。其时,不但台谏的弹劾,就是皇帝颁布的内制,台谏官和两制官也必须向贾似道“呈稿”。有一次,他召集百官议事,厉声说道:“诸君不是似道提拔,怎么能到这地位?”偏偏礼部侍郎李伯玉不买帐,说:“伯玉殿试第二,平章不提拔,也可以到这地位。”事后,李伯玉就被赶出了朝廷。
从咸淳三年起,因贾似道推荐,程元凤、叶梦鼎、江万里、马廷鸾、王爚和张鉴先后任相,但他们必须对贾似道俯首贴耳,否则就会被台谏劾罢。叶梦鼎为一个官吏平反,贾似道认为恩非己出,就罢免了梦鼎属下的好几名省吏,还张榜于朝堂,梦鼎愤然表示自己不作第二个陈自强,自求辞位。贾似道的母亲也说儿子“牵制太过”,以不吃饭要求儿子收回成命,恰巧太学生也有人上书抨击他“专权固位”,他这才破例而作罢。
贾似道的专横还表现在对待度宗的态度上。度宗称其为“师臣”而不呼名,他不仅有入朝不拜的特权,退朝时度宗总是起席目送出殿。但贾似道还经常撂挑子,迫使度宗授予自己更大的权力。咸淳二年,贾似道再次辞相,度宗急得流着泪拜求他留任。执政江万里以为实在有悖君臣大礼,说:“陛下不可拜,太师不可再言去。”贾似道这才收起了这场戏。度宗特地把西湖边上的葛岭赏赐给他。
贾似道醉生梦死,不管国事,置社稷安危于不顾。每日朝政,自有书吏把三省文书抱到贾似道的葛岭私第,由其门客廖莹中与翁应龙处理,他不过在纸尾画上个押。他每天在葛岭的亭台楼阁里,与姬娼尼妾花天酒地,纵情声色。初秋与群妾趴在地上斗蟋蟀,也是这时的事,赢得了蟋蟀宰相的万古骂名。
西湖是贾似道的游乐之地,当时就有“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的民谚。有一天,他与众姬游西湖,一姬见到两个少年男子,赞叹了一声:“美哉,二少年!”似道就说:“你愿嫁他,我就让他们来聘你。”不久,他召集众姬,说是少年送来了聘礼。大家打开一看,大惊失色,竟是那姬女的头颅。这个故事就是后来《红梅阁》与《李慧娘》的蓝本。
贾似道入主朝政前,尚有作为。其后,专擅朝政达十七年,主政之初,虽有改革弊政的举措,但既夹带私货,也不得要领,难挽狂澜于既倒;其后更是“专功而怙势,忌才而好名”,刚愎自用,排除异己,怠忽朝政,纵情享乐,置国家命运于不顾,在导致南宋土崩瓦解的同时,也使自己身败名裂。后人评论他“阃才有余,相才不足”,宋代称安抚使、制置使为阃帅,也就是说,贾似道在这一方面是个人才;至于做宰相,则做得一塌糊涂,恐怕主要是不具备宰相之器,才不足倒还在其次。

细说宋朝86:钓鱼城
自宋蒙端平开战以来,蒙古军一再深入四川腹地。巴蜀一失,敌军顺流而下,南宋长江防线就形同虚设,因而构筑长江上游的防务体系,事关抗蒙战争的全局。嘉熙三年(1239年)秋,蒙古大军攻入川东,直指夔门。理宗急命孟珙率师入川救援,宋军在归州(今湖北秭归)、巴东(今属湖北)阻击住了蒙军,解了燃眉之急。
事后,孟珙主张在夔州设立制置副司,协调指挥涪州(今重庆涪陵)、万州(今重庆万县)以下的长江防御,筑起第一防线;在鼎州(今湖南常德)、澧州(今湖南醴陵)屯注重兵,形成第二防线;在辰州(今湖南沅陵)、沅州(今湖南芷江)、靖州(今湖南靖县)、郴州(今属湖南)和桂阳军(今湖南桂阳)构建第三防线。这一防御体系极具战略眼光,已预计到蒙古军可能迂回大理国,从广西、湖南对南宋进行战略包围。
次年,孟珙任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不久又兼京湖安抚制置使,统一指挥四川、京湖两大战场的防务,实施构筑第一、二道防线。淳祐元年(1241年),撤销四川宣抚司,但将夔州路从四川制置司划归京湖制置司,孟珙以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州路制置大使,置司峡州(今湖北宜昌),仍全面主持川鄂防线。
这年,成都再次被蒙军攻陷,四川告急。次年,理宗决定派余玠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四川总领,主持四川军政,置司重庆。这是因为成都地处平原易攻难守,且数度沦陷,凋敝不堪,而重庆依山傍江,扼长江之咽喉,在宋蒙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明显上升。
余玠以恢复全蜀为己任,上任伊始就设招贤馆,礼贤下士,广揽人才,王坚、张珏皆入其幕下。早在嘉熙四年(1240年),为避蒙古兵锋,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筑重庆城时,就在合州(今重庆合川)钓鱼山筑砦,作为重庆的屏障。余玠入川不久,就采纳了播州(今贵州桐梓)冉琎、冉璞兄弟的建议,根据四川特殊的地形条件,在合州钓鱼山依山筑城,积粟治军,迁州城于此,以阻挡蒙古骑兵的攻袭。
余玠随后又把构筑山城的做法推广到其他州郡,先后建成十余座山城,著名的有云顶(今四川金堂南)、营山(今四川营山西)、大获(今四川苍溪东南)、苦竹(今四川剑阁北)、青居(今四川南充南)、得汉(今四川通江东)、天生(今重庆万县西)、白帝(今重庆奉节东)等。余玠的后继者王坚、张珏继续修筑着山城,总数达八十余处。这些建在四川主要水系上的山城,完整构建起一个如臂使指,气势联络的山城防御体系,在其后抗蒙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余玠还总结了一套抗蒙斗争的经验:一曰以逸待劳,不可轻战;二曰聚保山险,不居平地;三月多用夜劫,不可昼战;四曰收聚粮食,毋以资敌。史称余玠治蜀多年,“军得守而战,民得业而耕”,抗蒙形势出现前所未有的转机。他便主动出击,恢复失地。淳祐十一年末,王坚收复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宋军重新在蜀口之外站住了脚跟。
利州都统制王夔恃功跋扈,余玠将其处死,派部将杨成代领其军,利州都统司则派出了本司统制姚世安前去接替。四川武将桀骜骄横,主将去职举代部属接掌军队也久成风气。余玠决心革除这种弊端,再派一姓金的都统制率兵前往接管,不料姚世安竟武力抗拒。
这时,余玠的支持者左相郑清之病故,谢方叔升任左相,他的侄子恰好避乱在利州都统司所在的云顶山上,姚世安就请他在朝中为自己说话。谢方叔偏听偏信,在理宗面前胡说余玠飞扬跋扈,居心叵测。
由吴曦、安丙的前例,有祖宗的家法,理宗也起了疑心,宝祐元年(1253年),下诏召回余玠。余玠对朝廷颠倒黑白的处理义愤填膺,接诏以后,服毒自杀。余玠治蜀,厥功甚伟,赍志而殁,壮士扼腕。川蜀百姓闻其死讯无不悲慕如失父母,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才,朝廷却轻信谗言,连一个余玠都用不得。
淳祐十一年,蒙哥汗即位,他逐渐将战略重点移向南宋。宝祐元年,他派忽必烈分三路进攻云南,次年灭大理国。宝祐三年,蒙古灭安南,最终完成对南宋的战略大包围。宝祐五年,蒙军试图从安南北上广西,南宋派出李曾伯担任广南制置使。他此前在京湖安抚制置使任上,曾整顿孟珙死后留下的防务系统,再度收复襄阳和樊城,富有抗蒙战争的经验。到任以后他成功扼住了蒙古军北上的进路,确保了中南腹地的安全。两淮战场一直是南宋防御的重点,四川依山筑城的经验也因地制宜推广到两淮,蒙古军的进攻很难得手。
宝祐六年,蒙哥汗决定三路攻宋:自己亲率主力四万攻打四川,然后出峡东下;塔察儿领兵南下,进攻荆襄;兀良合台从安南出兵,经广西北上;三路大军会师鄂州(今湖北武昌),再合力东攻临安。
蒙哥主力入大散关,由利州(今四川广元)直取剑门,经过近一年艰苦攻战,岁末打到钓鱼城下。这时四川已大部沦陷,王坚以兴元都统制兼知合州。他到任后就发动军民重新修缮钓鱼城。
钓鱼城周长十余里,山顶地势平旷开阔,上有充足的水源与足够的良田,军民耕战结合而无后顾之虞。钓鱼山高近四百米,嘉陵江与渠江环绕其南、北、西三面,山腰据险筑起两道而三丈高的城墙,又筑“一字城”直达嘉陵江岸,可安然保持与外界的联系。当时,迁入钓鱼城内避乱的民众多达十余万。
蒙哥派降将晋国宝前来劝降,被王坚在钓鱼山阅兵场当众处死。开庆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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