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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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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乞和的努力毫无结果。岁末,宗正少卿陆秀夫出使元军大营乞和,条件降低到纳币称侄,甚至称侄孙也可,伯颜仍不允许。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谢太后表示:只要保存社稷,称臣也不计较,双方约定在长安镇缔和。届时,陈宜中失约未往,伯颜大军进第皋亭山(今浙江杭州东北郊),游骑已至临安府北门。
因知临安府文天祥的建议,封赵昰为益王,出判福州,封赵昺为广王,出判泉州,由陆秀夫等护送南逃温州。文天祥还与张世杰建议派兵护卫三宫入海,自己愿意背城一战。陈宜中竭力反对,让谢太后派人向元军送上降表与传国玺。听到伯颜让他出议投降细节,陈宜中连夜出逃温州。
谢太后命吴坚与文天祥分任左、右相兼枢密使。文天祥随即奉命与吴坚等出使去与伯颜议和,他慷慨陈词,要求伯颜退兵平江(今江苏苏州)或嘉兴,再议岁币与犒师钱帛,否则兵连祸结,事未可知。伯颜放回吴坚,扣留了文天祥,然后胁迫谢太后下手诏给天下州郡,放弃抵抗,投降元朝。
伯颜为顺利占领临安,下令元朝大军屯驻城郊,只派小部分元军入城守卫大内皇宫。三月,元军统帅伯颜入临安,部署北归事宜,元军满载着接管过来的南宋户口版籍、册宝仪仗、车辂辇乘、礼乐祭器和图书珍玩等,押解着宋恭帝及其母亲全太后与两宫后妃、外戚、宗室、大臣、学生等数千人北上元大都(今北京)。
太皇太后谢氏因病暂留临安,八月也抱病北迁大都,七年后病死。元世祖降封宋恭帝为瀛国公,至元十九年(1282年)将其与南宋宗室迁至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以免南方抗元力量利用他做文章。他长大后出家为僧,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在吐蕃被赐死,距南宋灭亡也将尽半个世纪了。
历史似乎重演了靖康之难那一幕。南宋作为一个全国性政权至此已经灭亡,其后还存在三年之久的益、广二王政权,不过是一个流亡小朝廷。

细说宋朝92:再说钓鱼城
在伯颜下临安前后,南宋军民在全国各地的抗元斗争风起云涌,慷慨激烈,以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气概,写下了保家卫国的悲壮一页。其中,扬州保卫战与钓鱼城保卫战可谓东西辉映,彪炳史册。
襄樊失守后,李庭芝为淮东制置使驻守扬州。姜才是淮西骁将,丁家洲之战中曾任孙虎臣的先锋,溃败后收兵入扬州。德祐元年(1275年)十月,元将阿术奉伯颜之命进攻扬州,筑起长围准备将其困死。其时,周边城市相继沦陷,扬州成为腹背受敌的孤城。
阿术断绝了扬州的粮道,入冬,城内粮尽,死者满道。李庭芝检括民间藏粮供给军队,民间粮尽,令官员出粮,官员粮尽,令将校出粮,掺杂牛皮麦秆作为士兵口粮。次年二月,饥荒更严重,因饥饿投水自杀者日以百计,道有死者,饥饿之人转眼将其割啖立尽。尽管如此,扬州军民仍殊死抵抗。
临安失陷,谢太后向全国州郡发布归降手诏,派人持诏到城下劝降。李庭芝登城说:“我只知奉诏守城,没听说以诏谕降的!”姜才发弩射退来使。三月,得知元军押解恭帝一行北迁将途经扬州,庭芝与姜才率兵四万夜袭瓜洲,试图夺回恭帝,激战三个时辰,仍未成功,只得退回城中。元军再次拿来太皇太后手诏谕降,手诏称:“今吾与嗣君既已臣伏,卿尚为谁守城?”李庭芝不答,射杀使者。阿术命元使持元世祖诏书再往招降,姜才说:“我宁死也不做投降将军!”庭芝斩杀来使,焚其诏于城墙之上,以示不降的决心。
五月,城中将士粮尽,士兵甚至烹子而食者,但仍日出苦战。姜才杀出重围,前往高邮等地筹粮,归至马家渡,与率部前来拦截的元将史弼发生激战,重创史弼。围城日久,庭芝也曾一度动摇,姜才凛然劝道:“相公不过忍片时痛而已!”庭芝与左右将士深感震动。七月,在阿术建议下,元世祖再次下诏,只要献城归降,就赦免其焚诏杀使之罪,庭芝依旧坚拒。
这时,福州益王政权任命李庭芝为左相,遣使来召。李庭芝命副使朱焕留守,自己与姜才率兵七千北上泰州(今属江苏),准备从那里泛海南下。不料庭芝一走,朱焕立即投降。阿术将他们围追在泰州,还押着庭芝妻儿到城下招降。姜才恰因疽发肋下不能作战,泰州守将孙贵等开城降元。李庭芝投池自杀,水浅不死,与姜才一起被俘,押至扬州。
阿术责李庭芝不降,姜才愤骂不已,大呼:“不降者,是我!”阿术倒钦敬他俩的才勇,不忍下手,朱焕挑唆道:“扬州积骸满野,皆他们所为,不杀何待!”阿术这才将李庭芝处死,将姜才剐杀。姜才临刑,对一旁的降将夏贵说:“你看着我不感到惭愧死吗?”听到他俩被害,扬州市民无不流泪。扬州保卫战历时十个月,江淮州郡至此全部陷落。杨州军民宁愿饿死也血战到底,其情其景,可歌可泣,也不禁令人联想到,清初那慷慨悲壮的扬州十日是传统有自的。
再说蒙哥汗死在钓鱼城下的次年,王坚即被召回临安,后因受贾似道猜忌,景定五年(1264年),郁郁死在知和州任上。此前一年,号称“四川虓将”的张珏接任兴元府都统兼知合州。他原是王坚部将,十八岁就从军钓鱼山,善于用兵,出奇设伏,算无遗策。
史称张珏接任钓鱼城主帅后,“士卒必练,器械必精,御部曲有法,虽奴隶有功必赏之,有过,虽至亲必罚不贷,故人人用命”。他继续推进耕战结合的防御体系,派兵护耕,教民垦田储粮,不过一二年,就丰衣足食,使钓鱼城在军事与经济上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其后,蒙古虽将战略重点东移,但双方在四川的交手从未中断过。而钓鱼城的屹立存在,使元军在川东丧失了战略主动权。钓鱼城始终是川蜀战场的中流砥柱,张珏是后期钓鱼城抗元斗争中的杰出将领。
德祐元年(1275年)五月,南宋政府任命张珏为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不久,急召他出川保卫临安。但因东下的水陆路均被元军控制,四川抗战也进入最后阶段,驰援临安也绝无可能。次年,临安失陷,张珏趁着援军在四川兵力相对薄弱的机会,继续主动出击。
正月,张珏派赵安袭击青居城,俘虏元军安抚刘才等。四月,他派张万率精兵驰援重庆,合力攻克附近的凤顶寨。六月,张珏派部将王立出兵收复泸州,捕杀叛将梅应春与元将熊耳,俘虏熊耳夫人。听说益王在福州即位,他便在钓鱼城内辟建皇城,派出百余人前往访寻,准备接来长期抗元。
十二月,张珏因涪州降元、重庆告急,便命部将王立坚守钓鱼城,自己率军攻入重庆,莅任制帅之职,旋派张万击败涪州降将阳立,收复了涪州。景炎二年(1277年)正月,张珏再派张万联合忠、万二州守军连破元军十八砦,解大宁监之围。
元将不花率军数万包围重庆,采取围而不攻的战术,同时陆续攻占其周边州郡,使重庆成为孤城。次年,城中粮尽,张珏出战,遭到堵击,被迫退回城中。其将赵安以为难再坚守,劝其出降,张珏不从,赵安便开城降元。
张珏率兵巷战,独力不支,回家准备饮鸩自杀。家人藏起毒药,劝其逃跑,遂携妻儿登舟东下涪州。途中,他自愧临阵脱逃,打算劈船自沉,被船工夺走利斧,掷入江中。
船到涪州,他被元军俘虏,押往安西(今陕西西安),软禁庵中。至元十七年(1280年),他听说钓鱼城已在去年降元,大受刺激。友人也劝他:“你尽忠一世,报效朝廷,事到如今,纵然不死,如何做人?”他解下弓弦自缢全节。
大约景炎元年(1276年)岁末,王立由张珏任命为钓鱼城主帅。接手以后,他加强守备,还攻取了果州的青居城(今四川南充南),收复了遂州(今四川遂宁),进攻铁炉城堡。次年,元军决意要拔掉这颗钉子,一边大举围城,一边遣使招降,王立坚拒死守。也是老天不佑,连着两年秋旱,城内开始断粮,据地方志记载,也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惨象。流亡小朝廷已有三年不通音讯,却传来了张珏被俘、重庆失守的消息。
钓鱼城内绝粮草,外无友军,围成的元军却日益增多,王立深知已难久守。城内军民知道大难逼近,却依旧同仇敌忾,死无怨言。王立记得蒙哥汗死前扔下那句话“若克此城,当尽屠之”,对部下说:“我们当以死报国,这十几万生灵怎么办?”(《万历合州志》原作“百万生灵”,显然夸大,《民国合州县志》改为“数十万生灵”,还是夸大,笔者到过钓鱼城,住上十几万军民相差不远。)众人不知所以。
王立收复泸州时曾获熊耳夫人,因其自称姓王,就认为义妹,实为宠室,让他服侍自己的老母。见王立担忧城破以后元军杀戮百姓,熊耳夫人便说明自己真实身份,鼓动他为一城生灵着想。原来她姓宗,与元西川行枢密院枢密副使兼安西王相李德辉是异父同母兄妹,愿意说服哥哥上奏元世祖,保证降元以后不再屠城。在熊耳夫人与李德辉的斡旋下,祥兴三年(1279年)正月,王立出降。川蜀最后一个抗元堡垒终于陷落,而元军也确实没有屠城。
对于王立献降的功过是非,各有各说法,贬之者以为是民族叛徒、历史罪人,褒之者以为是保全生灵、顺应大势。如果说,民族气节是应该坚持的,而元朝统一也是大势所趋,在类似人物的评价上,似乎总会碰到这样的悖论。
暂且绕开这个悖论,还是说钓鱼城。从嘉熙四年(1240年)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始筑钓鱼山寨,到王立献城降元,前后整整四十年,它始终发挥着抗元堡垒的重大作用。如果说,其前期曾以击毙蒙哥汗而彪炳史册,则其后期则以巴蜀孤城支撑着抗元危局,从而激励振奋起全国的民心,以致后人给以“独钓中原”的高度评价。钓鱼城降元的次月,南宋流亡小朝廷也在崖山之战中彻底覆灭。这先后衔接两个事件,标志着挽救宋朝的所有努力打上了最后的休止符。

细说宋朝93:崖山之战
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益王赵昰与广王赵昺在专人护卫下,历尽艰险经由婺州亡命温州。礼部侍郎陆秀夫听说二王出朝,也追随而去,终于在到温州前追上了二王。闰三月,陆秀夫与此前私自逃到温州的前宰相陈宜中接上了头。他们得知张世杰因不满朝廷不战而降,率部东至定海,便与他联系,张世杰立即航海南下会合。三人决定建立都元帅府,以益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为副元帅。恰巧朝廷所派两名宦官带着八名士兵来温州召二王回朝降元,陈宜中他们将来者悉数沉入江中,随即将元帅府迁往福州。
五月一日,陈宜中等拥立益王为帝,此即宋端宗;改元景炎,尊杨淑妃为太后,临朝同听政。封赵昺为卫王。以陈宜中为左相兼都督,右相虚位以待李庭芝,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流亡小朝廷建立的消息,给正在艰苦抗元的爱国将士以极大鼓舞。文天祥甚至以为,陈宜中与张世杰“方以李、郭之事为己任”,实在期望过高,他们怎能与李光弼与郭子仪相比。
陈宜中虽不敢明言投降,但心思根本不在抗元上,与陆秀夫略有政见不合,就指使言官弹劾。张世杰目光欠远大,一味主张南逃,只把福建与广东作为小朝廷的落脚地,他部署的收复江西、浙南失地以屏卫闽广的计划不久就成为泡影。但他是主兵的实力派,陈宜中不过表面上出头,大政都专制于他。
文天祥到达行朝,任枢密使与同都督诸路军马,主张积极北上,开府永嘉(今浙江温州)。而张世杰则坚持开府广州,为小朝廷南逃作准备。不久因广州降元,张世杰这才让文天祥开府南剑州(今福建南平),见其一呼百应,唯恐影响在己之上,就借端宗之命,命他将督府远移到汀州(今福建长汀),还百般阻挠他入朝,心胸实在不够大。
陆路元军挥师从浙入闽,水师也从海上向南进逼。十一月中旬,端宗小朝廷只得再次登舟南逃,刚出海口,就与元军水师相遇,但当时弥天大雾帮助行朝船队躲过了一劫。船队南下泉州,这里是阿拉伯商人蒲寿庚的势力范围。史称蒲寿庚提举泉州市舶,“擅蕃舶利者三十年”。
这时,蒲寿庚正在宋、元之间见风使舵。他实际上不愿为行朝提供海舶,表面上出城迎接,请行朝“驻跸”泉州。张世杰不同意,因为这有悖他南下远遁的既定方针。等蒲寿庚回到城内以后,张世杰因船只缺乏,强征了泉州港里蒲氏的船只,籍没其财产。蒲寿庚一怒之下,纠集地方势力,以武力将端宗船队逐出泉州港,次月就以城降元。
端宗的海上行朝从泉州经潮州到达惠州,仍感到不安全,在景炎二年四月到达官富场(今香港九龙南),决定在这里立足,开始营建行宫。因元军追逼而来,十一月,行朝转移秀山(今广东东莞虎门)。但元军随即再下广州,离秀山近在咫尺,行朝只得再度入海,在香山岛(今广东中山)水面遭到元军水师袭击。张世杰部被俘将士颇多,陈宜中率领的数千人与八百艘战舰遇飓风溺死,宜中仅以身免。
陈宜中对这种流亡抗元已彻底灰心丧气,提议行朝移到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去,并借口欲作准备就逃之夭夭。国难当头,他已是第二次逃脱了,这是这位“宝祐六君子”领袖留在历史上的最后表现。
十二月,张世杰保护行朝船队到井澳(今广东中山南海中),遇上了飓风,船只倾覆,将士溺死,损失达十之四五,端宗也因惊悸而成疾。次年开春,小朝廷走投无路,大臣们也决定前往占城,但最后没有成功,只得暂在碙洲(今雷州半岛东硇洲岛)驻泊。
四月,端宗病死,群臣都打算散伙,陆秀夫拿出他代拟的《景炎皇帝遗诏》,宣布遗诏命卫王赵昺继承帝位,他正色道:“古人有以一旅成就中兴大业的,如今百官具备,士卒数万,难道不能立国吗?”众人感奋,立赵昺为帝,是为帝昺,改元祥兴。杨太后继续垂帘听政,张世杰任枢密使,陆秀夫任左相,他还每天亲自书写《大学章句》,为年仅八岁的帝昺讲课。
雷州(治今广东海康)的辖区大体相当于今天的雷州半岛,是碙洲的陆上屏障,对行朝的安全至关重要。五六月间,张世杰遣将与元军展开了雷州争夺战,但最终失败。行朝不得不转移到珠江口海中的崖山(今广东新会南海中),这也是张世杰的决定。
崖山与其西的汤瓶山对峙如门,阔仅里许,故称崖门,门内形成天然避风港,在他看来,进可乘潮而战,退可据险而守,完全可以建设成一个根据地。于是,一上崖山,他就命兵士造行宫三十间,建军屋三千间,作长期据守的打算。
元军下定斩草除根的决心,对南宋小朝廷紧追不舍。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元朝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弘范从潮阳(今属广东)由海路到达崖山,包围了张世杰的部队。几天后,副帅、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李恒也从广州率战舰一百二十艘入海前来会合。
张弘范包围张世杰的次日,恰是元宵,在双方战舰云集的海面上,当地居民依旧举行了每年一度的海上元夕竞渡,喧阗的鼓乐,与密布的战云形成强烈反差。国家兴亡,生活依旧,老百姓该做什么的还是做什么。
这时,包括官军与民兵,宋军大约还有二十万左右,战舰至少近千艘。而张弘范所率元军是水陆共二万,加上李恒的部队,总数估计不会超过三万,战舰大约四百余艘。从崖山之战的绝对兵力对比来看,宋军并不处于劣势。
但张世杰其人,虽是宿将,却不知兵,这时的心态也是有点失常,不是做好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两手准备,而是孤注一掷,打算与元军一决胜负。当时有人建议他先据海口说:“幸而胜,国家之福;不胜,还可西走。”他不耐烦地说:“连年航海,何日是头,成败就看今日!”
张世杰决定不派战舰扼守崖门,却把千余艘战舰背山面海围成方阵,贯以大索,四周围起楼栅,一如城堞模样,帝昺的御船居于方阵之中。放弃入海口的控制权,是一大失误;把千余战船贯以大索,更是一大失误。他在四年焦山之战中就因为将十船连成一舫,最后被动挨打,大败而归。如今,他不但无视前车之鉴,还把同样错误犯得更大,崖山之战的结局这时已经铁定了。
张世杰的战舰方阵准备了半年的干粮,但所需燃料与淡水仍来自崖山,每天派快船前往砍柴与汲水。张弘范一方面派重兵把守崖山上的淡水源,一方面派出小型哨船袭击宋军的运水船。十余天后,宋军淡水供应成了问题,一饮海水则就上吐下泻,战斗力大减,水战优势逐渐丧失。
元军在崖山西山头上架炮射击帝昺的御舰,但御舰张起布帘抵挡炮石,纵受炮击仍岿然不动。张弘范派出满载柴草的小船,点火直冲宋军方阵。但宋军以泥涂舰,外缚长竿顶住火船,再用水桶浇灭火苗,使火攻不能得逞。
正式开战前,张弘范让不久前被捕的文天祥写信劝降张世杰,文天祥答道:“我救不得父母,怎么还能叫别人背叛父母呢!”还把日前所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张弘范。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连声称赞“好人好诗”,不再勉强他。张世杰在元军中的外甥三次奉命前往劝降,回答他的是:“我知道投降能活命,而且能富贵,但忠义之志决不动摇!”
二月六日,乌云密布,阴风怒号,元军兵分四路,从东、南、北三面向崖山发起总攻。张世杰的方阵南北受敌,士兵都疲惫无力站。战争从黎明进行到黄昏,元军摧毁了宋军七艘战舰,突破了对方的防线。张世杰见水师阵脚大乱,但大索贯联,进退不得,这才下令砍断绳索,率十余战舰护卫杨太后突围。
其时,暮色四合,风雨大作,对面不辨人影。张世杰率帅船杀到外围,见帝昺的座舰被其外围的战舰壅塞阻隔在中间,自己无法接近它,便派小舟前去接应帝昺。陆秀夫唯恐小船是元军假冒,断然拒绝来人将帝昺接走,张世杰只得率领十余战舰,护卫着杨太后,借着退潮的水势,杀出崖门。
陆秀夫见帝昺的座舰已无法突围,便决定殉国。他仗剑将自己妻子儿女驱入海中,其妻死拉着船舷不肯自尽,他喝道:“都去!还怕我不来!”其妻这才松手沉海。陆秀夫对帝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应为国死。德祐皇帝受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说完,背起八岁的帝昺,跳入大海。
崖山之战是蒙元消灭南宋的最后一战,流亡近三年的南宋小朝廷终于灭亡。据载,战罢,“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倘若张世杰部署得当,用好这十万兵,流亡小朝廷何至于这么快覆灭呢!明代张溥说:“陈宜中能逃而不能死,陆秀夫能死而不能站”,还应加上一句:“张世杰能战而不能谋”。由这三个人撑持的行朝,其灭亡只是迟早的事。
杨太后随张世杰突围,听到帝昺的死讯,抚膺痛哭:“我忍死到今天,就为赵氏一块肉啊,现在没希望了!”也投水自尽。张世杰收拾残部,打算远走占城,但部下不愿背井离乡,只得仍回广东沿海。元军仍紧追不放。五月,张世杰率舰到达海陵港(今广东阳江南海陵岛),飓风突至,船队全部倾覆,他也堕海身亡。

细说宋朝94:文天祥与忽必烈的遗产
文天祥,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宝祐四年(1256年)状元,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临安陷落前夕,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与左相吴坚赴伯颜大营议和,他据理力争,被扣留军中。二月,他被元军押往大都,行至镇江,冒死脱逃。
五月,文天祥历尽艰险,间关来到流亡政权驻地福州。因受宰相陈宜中的排挤,不满张世杰的专断,文天祥以同都督军马先后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和汀州(今福建长汀)开府,组织军民抗元,后转战漳州与梅州(今广东梅县)一带。
景炎二年(1277年)五月,文天祥率兵进入故乡江西,在雩都(今江西于都)大败元军,收复兴国、吉州(今江西吉安)等地,在兴国建立大本营,江西各地应者云集。但元朝江西宣慰使李恒大举反攻,文天祥应战失利,退至空坑(今江西永丰南),妻儿与幕僚都被俘,他因有义士替身受捕,才幸免于难。
其后,文天祥收拾余部残兵,继续在广东东北的南岭地区坚持抗元。祥兴元年(1278年)六月,为摆脱被围追的困境,他要求赴援崖山行朝,遭到张世杰的拒绝。十二月,他在广东海丰的五坡岭不幸被捕,自杀未成,被押往崖山战场。
祥兴二年正月,南宋流亡政权正屯驻崖山,准备与元军作最后一战。元军统帅张弘范命文天祥写信劝降,他书录《过零丁洋》诗表明心迹,张弘范再也不提劝降之事。崖山战后,元世祖忽必烈下诏说“谁家无忠臣”,命张弘范优礼相待,将文天祥押解大都。
五月,进入南安军(治今江西大余),文天祥开始绝食,他估计七八天下来将行至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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