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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圆明园-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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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观水法”构成一条贯通的南北中轴线。事实上，西洋楼区仅仅是圆明园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从面积上看，西洋楼区占地只有一百余亩，仅占圆明三园总面积的百分之二。从地位上看，西洋楼只不过是圆明园的一个局部的点缀，在总体规划上无足轻重。从乾隆皇帝修造西洋楼的本意来看，西洋楼不过是满足“天朝皇帝”好奇心的一个玩物而已。
绮春园——圆明园建筑余响
绮春园（后改名万春园）位于圆明园和长春园以南，面积大约八百多亩，略小于长春园。绮春园的构成比较特别，它是由若干小园合并而成，分建于不同时期，因此全园并不像长春园那样有一个统一的总体布局，大体说来，绮春园是一个小型的水景园集锦。
绮春园成园于乾隆中叶，虽然乾隆皇帝是它的始作俑者，绮春园的主要营建工作却是在嘉庆皇帝手里完成的。嘉庆皇帝曾经效仿他的父皇，把绮春园归纳为“绮春园三十景”。不过，“绮春园三十景”远没有“圆明园四十景”那样名头响亮。从功能上来看，道光初年以后，绮春园便主要成为了大清国太后太妃们的园居之地。
绮春园的宫门，在园子的东南部，因为比圆明园大宫门和长春园二宫门晚建了半个多世纪，所以被称为“新宫门”，一直沿用至今。宫门为三开间，前面建有影壁和东西朝房各五间，门内有月牙形的御河流过，通过御桥之后，再往里走是二宫门，中央是绮春园的正殿——迎晖殿，殿北有两条长廊与中和堂相连。中和堂北面是一座小型山丘，山北则是皇家的寝宫区，寝宫区是园内最重要也是最大的建筑群，它的主要建筑是集禧堂和后来改名为敷春堂的永春堂。值得一提的是，同治重修时曾设想把集禧堂、敷春堂等旧地改为“天地一家春”，供慈禧太后居住。“天地一家春”本是圆明园本园九州清晏中的一个偏殿，此时重修只是沿用其名，规模和格局都大大超越了旧制。
绮春园几何中心地带，有几处别致的小园，分别是展诗应律、春泽园、生冬室、卧云轩、四宜书屋等建筑群，这几处小园，由蜿蜒水道的分隔开来，相互掩映，相互藏露，后世评者大多对这里的布局推崇有加，认为这里的风景犹如中国诗画般隽永，富有韵味。
绮春园的西南及东北部以水面风景见长，各有较大的湖面和岛屿，构成独特的景色，绿满轩、畅和堂和澄心堂都建在西南岛屿上，凤麟洲、仙人承露台等著名景区则建筑在东北部的岛屿之上。据说，从东西南北任何一个方位看仙人承露台，都可以欣赏到一个仙人衣衫飘拂的潇洒剪影。
绮春园西部的清夏堂，占地十亩左右，整个建筑形状呈“工”形，是一处清夏闲居的典型园林，主体建筑以外，尚有亭台、游廊点缀，庭院里植有苍松修竹，室外则有小巧灵秀的湖山在望，堪称“别墅里的别墅”。另外，绮春园的南部还有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建筑群——正觉寺，正觉寺是一座喇嘛庙，庙宇本身有独立对外的南门，它的后门则与绮春园内部相贯通。正觉寺是圆明园幸存下来的极少数建筑群之一，单从这一点上看，它的价值就弥足珍贵。
此外，在圆明园福园门南，绮春园西墙外，还有一座名叫“澄怀园”的特殊花园，这是专为南书房和上书房词臣所设的寓所，俗称翰林花园。从雍正三年一直到咸丰朝，澄怀园一直是南书房和上书房翰林的值庐，这是清廷对汉族官员的最高礼遇，咸丰皇帝曾有诗云：“墙西柳密花繁处，雅集应知有翰林”。澄怀园实际上是圆明园的附属花园，它的护卫和管理都由圆明园管园大臣统一负责。
经过百十年不间断的营建，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终于成为一个完整的皇家园林，三园“名虽三而实则一”，彼此之间都互有门径相通，在行政上，也划归管园大臣统一管理。
这样，随着绮春园的完工，大圆明园的格局也终于完成。
圆明园第一个立法者
“天下第一闲人”（1）
园既成，仰荷慈恩，赐以园额曰圆明，朕尝恭迓慈舆，欣承色笑。
——雍正皇帝《圆明园记》
圆明园的历史开始于清康熙时代。康熙皇帝玄烨在位六十年（一六六二——一七二二），是清朝一位极有建树的皇帝，被后世尊为“圣祖”。玄烨少年亲政，经过数年征战与建设，政局渐趋稳定，经济日益发展，逐渐开创出了一派盛世气象。大约从一六八○年起，康熙皇帝终于腾出手来，开始进行皇家内部的“家庭”建设。他先是在北京西郊修建了玉泉山静明园，之后，又于一六八七年，在明代国戚武清侯李伟的别墅（清华园旧址上，建造完成了京城西北郊第一座皇家园囿）畅春园。
随着康熙帝驻跸“避喧听政”次数的不断增多，园居时间的不断增长，畅春园逐渐成为除紫禁城以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康熙皇帝在畅春园园居理政之后，为了扈跸的方便，围绕着畅春园，相继在海淀一带涌现出了一大批贵胄权臣的私人花园。圆明园，即是其中之一。
一七○七年，当康熙皇帝把圆明园赐给他的第四个儿子胤禛的时候，圆明园仅仅是一座面积约一千亩的小花园。胤禛是在一七○九年正式入住圆明园的，他以皇子的身份在圆明园里生活居住了将近十四年时间。这十四年，可以说，是胤禛在圆明园里韬光养晦的十四年。雍正皇帝胤禛（在位期间一七二三—一七三五）是康熙末年帝位争夺战中的最后胜利者，但他的登极之道却极为坎坷。起初，因为出身和性格的原因，胤禛并不在康熙帝玄烨的视野之内，即使在，他也是距离较远的一个。
立储问题是困扰康熙皇帝一生的大问题，他曾经两立两废嫡出长子允礽。康熙皇帝在位的最后十年，储位一直虚悬，这也成了年迈的老皇帝跟诸皇子斗争的十年。康熙皇帝一生有三十五个儿子，除夭亡者外，齿序称为皇子的有二十四人。康熙末年，在争储斗争中最具竞争力的几个皇子分别是：三阿哥允祉、八阿哥允禩、十四阿哥允禵以及四阿哥胤禛。
胤禛是一步一步逐渐走进康熙皇帝的视野的。康熙皇帝早年对胤禛很有成见，曾经公开批评他遇事急躁，“喜怒不定”，为此，胤禛苦恼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康熙四十一年（一七二○），而立之年的胤禛还忍不住恳请皇父“开恩”，将谕旨内“喜怒不定”的四字考语删去。
也许正是由于长期得不到父皇的垂青，胤禛从一开始就低调行事，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清心寡欲、生活恬淡的富贵闲人，他甚至给自己起了个“破尘居士”的法号，经常在闲暇时间与僧衲道士谈玄论道，以“天下第一闲人”自居。与此同时，胤禛把自己的御赐私园圆明园经营得有声有色。
为了博得父皇的青睐，胤禛煞费苦心。康熙皇帝一生重视农耕，曾经指导宫廷画师将宋代名画《耕织图》翻画成《御制耕织图》，并亲笔作序题诗。为了向父皇表明心迹，让父皇了解到自己的生活状态，胤禛专门请画工仿制了一套《耕织图》，进献给康熙皇帝，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胤禛将画中的农夫、蚕妇画成自己与福晋的模样，谦卑地自况为一个满足于田园生活的农夫。
胤禛真正博得康熙皇帝的赏识，是在康熙四十七年初废太子的时候。当时，玄烨为皇太子问题忧心忡忡，以至病倒，大有不起之势。当此之时，“日增郁结，以致心神耗损，形容憔悴，势难必愈。”众皇子大多袭用空文，泛泛表示关心，惟有胤禛和三阿哥允祉“特至朕前奏称：皇父圣容如此清减，不令医人诊视，进用药饵，徒自勉强耽延，万国何所依赖？”（《清实录》）不仅如此，在所有人都对废太子允礽落井下石的时候，胤禛却颇有担当，“便是担了不是也该替他奏一奏。”（《清代宫廷史》），竟肯上书为允礽说情。第二年，当康熙再次分封诸皇子时，胤禛再次显示出不俗的气度。当时，成年皇子中，有人晋升为王，有人为贝勒，只有皇九子允禟、十四子允禵仅为贝子。胤禛奏曰“我们一样的人，尊卑太觉不齐，于心不安，愿将我们降一等，他们升一等，庶几相安。”凡此种种，颇得康熙皇帝赞许。康熙皇帝夸他“能体朕意”，“可谓孝诚”，“似此居心行事，洵是伟人。”
与众皇子多年广结党羽、积极进取不同，胤禛从不公开结党，而且对皇兄皇弟一视同仁，并无亲疏之分。他曾经在一次旅途中寄诗给皇兄弟们，表达手足之情：一雁孤鸣惊旅梦，千峰攒立动诗思。
凤城诸弟应相忆，好对黄花泛酒卮。
——《早起寄都中诸弟》这些仅是表面文章。事实上，胤禛的内心并不像他公开宣称的那样恬淡，他有自己特殊的行为方式和交往圈子。多年后，他曾经回忆说：“朕在藩邸时，因府第与柏林寺相近，闲暇之时，曾与僧人谈论内典。”（《清代宫廷史》）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当年胤禛与身边谋士们的交接中，看出胤禛的真实心迹。康熙五十二年，戴铎曾经“当此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给胤禛献计，建议他在“诸王阿哥之中，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对待皇上身边的人，“主子敬老尊贤，声名实所久著，更求刻意留心，逢人加意，素为皇上之亲信者，不必论，即汉官宦侍之流，主子似应于见面之际，俱加温语数句，奖语数言，在主子不用金帛之赐，而彼已感激无地矣。贤声日久日盛，日盛日彰，臣民之公论谁得而逾之。”对待自己的亲信下属，“恳求主子加意作养，终始栽培，于未知者时为亲试，于已知者恩上加恩，使本门人由微而显，由小而大，俾在外者为督抚提镇，在内者为阁部九卿，仰籍天颜，愈当奋勉，虽未必人人得效，而或得二三人才，未尝非东南之半臂也。”看到戴铎这个机心毕现的条陈之后，胤禛虽然断然宣称这些计策“与我分中无用”，并进一步辩解说“我若有此心，断不如此行履也。”其实他的内心里是深以为然的（《清代宫廷史》）不少人确信，康熙皇帝最后终于下决心选择胤禛继承皇位，跟他去世前游历过一次圆明园大有关系。据《清圣祖实录》记载统计，康熙帝至少五次游幸过圆明园——他首次亲游的皇子花园就是圆明园。他最后一次，也就是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三月二十五日这一次游幸圆明园，意义特别重大。这年的三月中旬，康熙皇帝曾经应胤禛之请到圆明园观看牡丹，不过那段时间因为缺雨花开欠盛，于是，到了三月二十五日，康熙皇帝又专程来到圆明园牡丹台——镂月开云，观赏牡丹。这一次，胤禛把他的儿子、时年十二岁的弘历带到牡丹台，谒见了康熙皇帝。这是祖孙二人第一次见面。在这次意义重大的见面会上，康熙皇帝跟皇孙弘历说了些什么，弘历又在“皇祖”面前展示了什么样的才艺，我们都不得而知。惟一可以确定的是，康熙皇帝对孙儿弘历大为喜欢，当即下令将弘历养育宫中，并亲自指导他读书学习。同年秋季，康熙皇帝秋狝木兰的时候，又特别命令弘历随行。
圆明园牡丹台三代天子会见的场面，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对胤禛来说，这次活动不啻是一次颇为成功的献宝，因为此时正是康熙为选择继位者大伤脑筋的时候。如果胤禛本人还不足以让康熙皇帝下最后的决心，那么胤禛的宝贝儿子弘历可是一眼就被康熙皇帝相中了。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六十九岁的玄烨在畅春园驾崩。临终前，他宣布：“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极，即皇帝位。”（《清代宫廷史》）事实证明，胤禛争夺储位的策略是成功的。当“盖子”揭开，胤禛一夜之间成为万乘之主时，许多人都毫无思想准备。据史料记载，留在京城中值勤的皇十七子果亲王允礼听到胤禛即位的消息，差点疯掉。他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多年来一直以“天下第一闲人”自居的四哥胤禛，居然即位做了皇帝！大臣隆科多事后将他的所见所闻报告给新皇帝：“圣祖皇帝宾天之日，臣先回京城，果亲王在内值班，闻大事出，与臣遇于西直门大街。告以圣上诏登大位之言，果亲王神色乖张，有类疯狂。闻其奔回邸第，并未在京迎驾伺候。”（《清代宫廷史》）
这一年，胤禛已经是四十四岁的中年人了。
随着胤禛的登极御政，圆明园也不可避免地逐渐取代了畅春园，成为大清帝国新的政治中心之一。
御园听政（1）
即位后的雍正皇帝，一反“天下第一闲人”的姿态，很快变成了“天下第一忙人”，雍正皇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勤政的皇帝之一。
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并没有入住圆明园。按照大清的祖制家法，老皇帝晏驾后，新皇帝要守孝三年，在这三年之中，不可以大兴土木。不过，这三年孝期，并没有妨碍雍正皇帝对圆明园扩建工程的筹划和准备。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正月十八日，一个名叫宝德负责采购的郎中奏报，圆明园建筑合用树木只能在围场和围场左近找到，这两个地方都是皇家禁区，不敢擅动。雍正皇帝当即谕令：“此二处虽围场之地，亦为朕属。既然柁梁等需用大树，著内务府总管行文该部，遣一家臣，将所用大树砍伐送京。”之后，他又命令堪舆学专家张尚忠为扩建圆明园查看风水。张尚忠考察后认为，圆明园是一块风水宝地，外边来龙甚旺，内边处处合法，在奏折里，张尚忠还从堪舆学的角度详细描述了圆明园的最佳配置方案。从以后的实施方案上看，圆明园的建筑布局大体遵循了张尚忠的意见。雍正皇帝是打定主意要在圆明园长期办公的，守孝期满之后，他立刻着手对圆明园进行全面修建，1725年4月7日，雍正皇帝一次就批准划拨给圆明园工程款30万两白银。除了修整原有的亭台丘壑以外，本期工程还包括导泉浚池，增设新的亭榭，其中重中之重是在园南建造宫廷区：即大宫门、出入贤良门、部院八旗办公的衙署、正大光明殿和勤政亲贤殿等办公建筑。
有关圆明园的扩建，民间流传着一个美好的故事，据说，雍正皇帝当年认为圆明园的气魄不够宏大，希望园中能够有一个“海”，于是他便命令御用造园家在圆明园东部建造福海。福海开凿完工后，雍正皇帝很不满意，他一怒之下降旨要杀掉造园家。这时造园家的儿子，一个美少年跪地求情，他向雍正皇帝保证，一个月之内一定把福海建造成真正的大海，与此同时，美少年也向雍正皇帝提出了两个请求：一是放过自己的父亲，二是请皇帝以后不要过分刁难工匠。雍正皇帝答应了少年的请求。一个月后，雍正皇帝再次来到福海，呈现在他眼前的居然真的是他想象中的“大海”。雍正皇帝对此很是不解，不知道少年用了什么手法竟使福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大为改观。美少年向雍正皇帝说出了原委，原来他和工匠们在福海西岸新造了一座形如海龟的石山，又在北岸建造了一座状如海狮的小岛，另外还在福海四周点缀了一些看似鲸鱼、龙虾、海豚、海狗的景观，从而烘托出了“大海”的意境。
雍正皇帝真正入住圆明园办公——“御园听政”，是在雍正三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一八二五年十月三日）这一天。据史料记载，当天，雍正皇帝抵达圆明园之后，立刻向兵部、吏部颁发谕令：“朕在圆明园与宫中无异，应办之事照常办理，尔等应奏者不可迟疑。”一开始臣下们并不太习惯在圆明园这样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办公，在他们眼里，圆明园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议政的地方。直到雍正皇帝三令五申，甚至闹到“龙颜不悦”，他们才真正意识到新皇帝并不是在跟他们开玩笑。自此以后，官员们日常时间在圆明园里上朝、办公成为定例。毫无疑问，雍正皇帝胤禛是圆明园的第一个主人，也是圆明园的最初立法者。
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他的所作所为与勤政亲贤殿里的“勤政”二字是很相匹配的。在位期间，他自诩“以勤先天下”，圆明园里面有两副对联颇能看出他的为政理想，一副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心天之心而宵衣旰食，乐民之乐以和性怡情；另一副在养心殿西暖阁：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仅以朱批奏折的数量来看，雍正皇帝的工作量就大得惊人。雍正朝现存汉文奏折三万五千余件、满文奏折六千六百余件，共有四万一千六百余件，他在位十二年零八个月，实际约四千二百四十七天，平均每天亲笔批阅奏折约十件，有的奏折上的批语竟多达一千多字。
后世学者普遍认为雍正皇帝是一位严苛多疑的皇帝，这一点，除了他自身的性格原因以外，跟他当时所处的环境也不无关系。雍正皇帝从康熙那里接手的并不是一个太平盛世，康熙朝后期长达十数年之久的储位之争，使朝廷政局长期处于动荡和停滞状态，最高统治集团的混乱和懈怠，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整个官僚阶层的腐败和堕落。雍正皇帝即位之初，面临的是没有争到皇位的兄弟们的普遍敌意以及长期废弛的吏治。解决这一连串棘手的问题，雍正皇帝大约花了五年的时间，也耗费了他巨大的精力。由此看来，他在圆明园勤政殿御座后面大书“无逸”二字自警，甚至在后楹题写“为君难”三个字作为匾额，应当是他部分心态的真实反映，并非全是虚语。
正是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之下，雍正皇帝把康熙朝就已经存在的密折奏报制度（皇帝特许某些官员直接给皇帝上奏折）调控得更加完善和严密，雍正皇帝曾经自谦说自己事事不如父皇，“惟有洞悉下情之处”，比父皇稍好一些。康熙一朝，具折奏事的官员有一百多人，雍正朝则增加到了一千二百多人。奏折的内容也细大不捐：从社会舆情、官场隐私以至刮风下雨、家庭秘事几乎无所不包，雍正皇帝本人差不多就是大清国最大的特务头子。从以下两则史料故事，足可征见雍正朝安全工作之细之密：雍正初年的一天，有一个官员买了一顶新帽子，第二天上朝“免冠谢恩”，雍正皇帝跟他半开玩笑地说，不要把你的新帽子搞脏了；状元出身的王云锦有一天跟亲朋好友玩“叶子戏”，叶子突然丢了一片。第二天上朝，雍正皇帝问他昨晚上怎么打发的，王云锦如实回答。雍正皇帝笑道：“不欺暗室，真状元郎。”然后从袖子里拿出王云锦昨晚上丢失的那片“叶子”，对他说，“拿回去把那一局接着玩儿完吧。”（《啸亭杂录》（卷一《察下情》）在这样明察秋毫的君王手下工作，的确需要“战战兢兢，日慎一日”才可以。
军机处也是在雍正皇帝手里完善起来的。雍正创设军机处，作为辅助皇帝决策与行政的机构，地点在紫禁城隆宗门内北侧，后来在圆明园出入贤良门也专门有军机处的朝房。军机大臣没有定员，少则二人，多则九人。每日晋见皇帝，商承处理军政要务，以面奉谕旨名义，对各部门、各地方发布指示。军机处的建立，逐渐消弱了内阁和议政处的权力，标志着皇权专制走向了极端，从此皇帝得以大权独揽，乾纲独断。这样做的后果，一方面确保了政令的通畅，另一方面也使得朝野上下阿谀之声逐渐强大起来，真正有建设性的声音却变得越来越微弱。皇权落在英主手里还差强人意，一旦落在庸主手里，这种制度上的缺陷，就会变成一种灾难。
经过雍正皇帝十数年励精图治，大清帝国久已疲顿的政局为之一清，经济方面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除了政治经济方面明显的政绩，雍正皇帝留给大清后代的还有一份重要的历史遗产，那就是秘密建储制度。具体办法是：预立皇位继承人，又不公开宣布，而是把即将传位诏书置密封锦匣中预先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到老皇帝临终传位的时候再启匣宣诏。这个特别的制度是雍正皇帝的独创，也是他对清朝皇帝的继承人问题长期反思的结果。此举一出，既有利于在皇子中选优，又避免了皇子们争夺储位，相对地保证了皇位继承的平稳过渡。
圆明居士
作为一个格外勤政的皇帝，雍正皇帝胤禛并没有放弃寻欢作乐的权利。事实上，生活中的雍正皇帝倒是一位不乏幽默感的人物。雍正皇帝在位期间，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紫禁城和圆明园里面度过的。与他的父皇康熙皇帝多次南北巡游不同，雍正皇帝十几年间，除了到遵化拜谒祖陵，在南苑和玉泉山检阅八旗操练以及去昌平汤山行宫游住过一次以外，他几乎没有离开过京城，甚至连热河行宫都没有去过。从各个方面看，雍正皇帝都算得上是一个勤俭的皇帝，园居是他最好的娱乐方式，修建和美化圆明园是惟一一项比较奢侈的开销。在一首诗歌里，他曾经这样吐露自己的隐秘心事：对酒吟诗花劝饮，花前得句自推敲。
九重三殿谁为友，皓月清风作契交。
——《花下偶成》无疑，雍正皇帝是一位内敛自省的人物，他更倾向于在宫苑之中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体验平凡生活的快乐。在至今保留完好的一套《十二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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