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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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任弼时就说：“你们这几位小同志辛苦啦！”　
七大快结束时，毛主席在总结报告中提出全党要注意日寇投降后，存在内战爆发的危险。毛主席详细估计了，如果爆发内战，可能引起的种种困难，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与斗争策略。毛主席的预见在解放战争中得到充分证明。　
1945年6月11日，大会选举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并举行闭幕式。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王首道、黎玉、邓颖超、陈少敏、刘晓、谭政、程子华、刘长胜、粟裕、王震、宋任穷、张际春、云泽、赵振声、王维舟、万毅、古大存、曾镜冰、陈郁、马明方、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张宗逊、陈赓、王从吾、习仲勋、肖劲光、刘澜涛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毛主席致闭幕词——《愚公移山》。代表唱完《国际歌》后，大会执行主席彭德怀高声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代表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很久不愿离开会场。　
大会闭幕的当晚，七大代表聚餐，每张餐桌上了一只整鸡，当时吃鸡就是享用“奢侈品”了。延安新市场有商人卖鱿鱼、海参、干贝，我向邓洁建议，给代表们搞一点来吃。邓洁说，中央没钱呀，买不起呀。大会秘书长任弼时专门把我们服务员招呼到一起，敬我们一杯酒，代表党中央感谢我们的服务。晚宴后，鲁艺剧团在中央礼堂演出京剧，邓洁让我们将事先准备好的炒花生、炒葵花籽、边区生产的麻糖、一只鸭梨和红枣装入纸兜里，凡是坐在礼堂椅子上的人都得到一份。我在延安十年，经历过各种规格的会议，七大发放“礼品”是头一回。　
6月11日，七大结束后，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陆续离开延安，我也返回美军观察组。　　　　　
后记　重返陕北　　　
难觅往日的旧迹　　　
在西安火车站登上北行的列车，我终于走上重返陕北的道路。　
回到延安的第一天，我走过大街小巷，摸到凤凰山下，推开黄土墙上的木门，还认识石崖下的窑洞是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居所，黑呼呼的岩石还有毛主席留下的烟垢，门框上没有春联的一丝痕迹。我一声呼唤无人应答，环顾四周，小院里堆满了旧报纸和烂布头。毛主席的这处旧居冷冷清清地无人光顾。　
当年，黄祖炎珍藏有三只巨大的毛笔，牛角料制做的粗笔杆，乌亮沉重。听黄祖炎讲，草地边边，急忙脱离张国焘，轻装急行军，他把暖水袋、怀表、墨盒、字帖都丢弃了，只有舍不得这三支毛笔，硬是背到陕北。　
每逢延安开大会或欢迎来宾，书写大幅横标，我研了墨，再替首长撑住纸角，黄志炎双手各握一支大抓笔，蘸上浓墨，左右开弓，一个斗大的字，一挥而就。林伯渠、谢觉哉这两位在一旁称赞不已。　
1937年元旦，我去百姓家讨来锅底灰，黄祖炎兑水兑皮胶，在黑釉盆里研调墨汁。首长曾经有一块名贵的砚台，经过水草地时，不得不忍痛“轻装”掉。他一边捣鼓墨汁，一边惋惜那只扔掉的砚台。书写对联时，我在一旁按住红纸，黄志炎飞快地书写一幅幅春联。　
毛主席和贺子珍闻声走出窑洞，从我手中接过春联，连连称赞好字好词……　
如今，一栋栋陈旧的住宅楼从四面八方逼到凤凰山脚下，狭窄的通道已不便引导游人瞻仰伟人旧居。毛主席与江青结婚的“石窑洞”——座北朝南的三孔石窑洞模样的平房成了凤凰山麓毛主席的旧居标志。历史也就此简化吧！　
我寻遍了凤凰山，旧时的窑洞、小花园、城隍庙无影无踪。眼前都是高楼大厦。　　　
宝塔山变化大了　　　
延安市政府正在修建宝塔公园，崖壁石刻整修一新。　
我手扶青砖边墙，登上宝塔山，环顾宝塔下的土地，水泥砖覆盖了昔日的脚印。　
九级砖塔整修了，塔端加补了“窝儿头”样的封顶。1938年的宝塔，塔芯木梯都拆光了，塔尖损毁，站在塔里向上望去，露出一块巴掌大小的蓝天。那里是塔呀，一根锅炉房的烟囱！　
1937年夏，我们随中央医院迁驻宝塔山，成为宝塔山的首批居民，黄祖炎任中央医院院长，傅连璋是副院长。　
中央医院时常请马海德和几位医学专家轮流主持医学知识讲座，三十多名医护人员在黄土坡上听课，我隔三差五地赶上了，也混在医护人员堆里听一听。马海德那时的中国话还不很熟练，一些专业术语需要傅连暲在一旁做翻译，在宝塔山上我知道了世界上有细菌和病毒，肺结核和梅毒，特别对梅毒的传染性和毒性印象深刻。　
有一次讲课，一位牙医专门讲有关牙齿方面知识。他说，中国人的寿命平均只有三十多岁，贫穷和战争是造成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另外，不知道牙齿保健知识也是影响寿命的一个原因。牙齿不好，吃东西就要“囫囵吞枣”，食物太粗糙，增大胃肠负担，营养不能吸收，久而久之必然患病。牙病会成为口腔病灶，可能播散病原菌的感染到附近的组织或器官，也可能引起内脏器官的疾病，如引起肾炎、关节炎、心膜炎、眼疾和皮肤过敏等等等等。这位医生特别叮嘱，你们今天知道了牙齿的重要性，就要爱护牙齿，有条件了要饭后刷牙，一旦牙齿坏了，要随时修补，年纪老了一定要镶牙！他的话，使我一生受益匪浅。　
还有一位医生讲养生之道。他说，我家几代人，每天清晨空腹喝两杯淡盐水，可以怯病延年，我父亲活到99岁，身体健康，如果他不跌交，能活一百多岁。　
寻找宝塔山旧居，令我大失所望，往日的窑洞面目全非，黄祖炎的旧居湮灭了。半山腰有一座日本工农学校的纪念碑，日本人有钱能够树碑立传啊！　　　
想起了60年前的同伴儿　　　
来到延安，回忆起多年前的往事。　
在桥儿沟，天主教堂前空空荡荡，一块孤零零的石碑。我掂起脚尖向山沟里眺望，就在这面黄土坡上，我们曾经读报学习、为贺龙捐款……　
我还记得张苏的勤务员郭聪也为贺龙捐了款。郭聪聪明，有天生的表演才能，能够模仿中央首长讲话时的语调和神态。　
那日，北门外的党校礼堂上演京剧，毛主席来了，有人起身给他让座；陈云来了，有人招呼“陈部长坐这里吧”；周恩来走进礼堂，有几个人站起来让座。这时有一个人把我身旁的郭聪拽起来“你来模仿一下周副主席的讲话吧！”　
周恩来饶有兴趣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郭聪笑嘻嘻地操起周恩来的腔调：“我叫郭聪啊。”逗得一圈人哈哈地笑。　
周恩来拉住郭聪的手：“送你去‘鲁艺’学习演戏好不好？”　
郭聪一板一眼的拿腔拿调：“我的首长不就没有人照顾了吗？”　
周恩来说：“我们可以换其他同志接替你呀！”　
郭聪说：“我不识字呀，记不住台词嘛！”　
周恩来说：“不识字，慢慢地学呀！”　
郭聪：“好嘛！等学会了识字，日本鬼子早就被我们打跑了嘛！”　
周恩来终于忍俊不禁：“哈，你这个机灵鬼……”这时周恩来被人拽走了。郭聪又表演了毛主席、朱德和林彪的讲话。　
不久，郭聪离开了北门外的中组部，不知去向。　
想起了郭聪，也想起了四八死难烈士。　
1946年4月8日，博古、王若飞、叶挺等13人乘美军飞机从重庆返回延安，飞机迷航，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坠毁。空难发生后，美军飞机频繁起降，从山西运回遇难者的遗体。博古的随员赵登俊同我一起长征到陕北，他先跟随傅连暲，后跟博古去重庆，成了一名“四八”死难烈士。　
我站在赵登俊的墓碑前，沉思默想，本来你可以象我一样活到今天，享受八十年的阳光和空气，你早早的死去，我还活着，倘若当年我不进胜利食堂，也可能去跟随博古。那么我就在里面躺着，你现在还会活着……　　　
延河两岸曾经的故事　　　
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延河吗！以前宽阔的河滩被人工填高，构筑了陡直的混凝土防洪堤，河水已成涓涓细流，水面上漂浮着黑色的油污，散发着令人窒息的臭气。两岸河堤上的泄水口哗哗地流淌着污水。　
当然，延河会发脾气，暴发山洪，河谷里轰鸣着惊心动魄的涛声。洪峰流过，房屋那么大小的卵石消失得无影无踪。1940年夏天，胜利食堂的伙伴拽我去玩水，他们不由分说硬是把我扔进延河。我喊了声救命，灌进几口浑水，半浮半沉地顺流漂去。史明他们才相信我不会游泳，急忙跳进延河，把我捞了上来。以后，贺龙、王盛荣做教练，我学会了游泳。　
当年，延河两岸是人们谈情说爱、散步聊天的去处。我听知识分子们聊天，他们抱怨延安穷山恶水，一个人说上不了天了，另一个人说下不了海了，原来他们是制造飞机和舰船的技术人员。如今，中国不但拥有强大的空军海军，还有原子弹氢弹洲际弹道导弹，还有间谍卫星和宇宙飞船；而且中国的粮食煤炭钢铁的总产量世界第一，这些都有从延安走出去的知识分子的功劳。　
在延河大桥上，我实地讲解当年驾驶吉普车三次涉渡延河的原因。在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古城延安化作断壁残墙，街道上密密麻麻的弹坑阻绝了行人交通，吉普车离开东关机场，一渡延河绕过清凉山的石崖；二渡延河绕过河岸的卵石滩；再从王家坪三渡延河回到美军观察组。随行者多年的疑惑消除了，分清了历史与现实的差距。　
我忽然想起在延河滩上的炸弹坑里救人的事儿……　
延安北门至“边区司令部”之间的延河漫滩地上，散布三块巨大的水塘，那是日本空军重磅炸弹的杰作。秋日的一天，一位农妇在水塘边收割豆子，无意中带起的土坷拉滚落水坑中，从水塘里惊起一条五六斤重的草鱼。草鱼落在农妇的脚下，拼命扑腾。拾豆妇女大惧，一个趔趄，跌入水坑中。我和警卫战士看个满眼，急忙跑去救人，从水塘里把农妇捞了上来。积水弹坑的鱼儿最后被捉得一干二净。　
如今，在延安吃鱼已不是新鲜事了。沿街的餐厅饭店琳琅满目的海鲜招牌高高悬挂。　　　
杨家岭窑洞依旧　　　
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市的陪同人员又驱车直奔杨家岭。　
在杨家岭沟口下了汽车，缓步前行。一群游人在导游的引导下，瞥一眼七大礼堂，到毛主席旧居里转转身，如蜻蜓点水。　
七大礼堂还是旧时模样，门楣上“中央大礼堂”五个字虽说是康生手迹，仍保存完好。　
导游小姐问我：“当年没有吊车，大礼堂拱顶的条石是怎么搬上去的？”我告诉她，随着石块墙壁逐步垒高，在墙外渐渐填起堆土，形成一面长长的斜坡，一块块千斤重的条石在滚木上沿着斜坡推上棚顶，互相镶嵌成礼堂的穹顶。然后运走墙外的黄土坡，露出中央大礼堂伟岸的身姿。　
这幢由留苏建筑师杨作才设计监造的建筑物，在改革开放之前一直是延安最豪华的建筑。中央大礼堂侧厅是杨家岭全体干部整风的场所，康生、陈伯达唇枪舌箭，气势汹汹的在此逼人整人。追查张国焘冒领黄金一事仅仅是一段小插曲，因为涉及到黄金，我还记得清楚。　
康生询问一个人（姓名忘记了）：“1938年，你和张国焘在一块工作，他逃跑之前从边区银行带走多少黄金？”　
这人想一想：“可能有四五百两吧。”　
康生又问：“那你为什么不想一想，张国焘要黄金干什么？为什么不向组织报告？”　
那人辩解：“那谁晓得张国焘准备逃跑啊！”　
有人提问：“为什么边区银行就给张国焘黄金呢？”　
这个人解释：“他是边区政府主席呀，银行是政府办的呀，不听他的还听谁的？不要说张国焘要四五百两黄金，就是林（伯渠）老、罗迈他们随便写个条子，到银行提取千八百两黄金，银行也得乖乖给呀。”　
有人评论：“看来张国焘提前准备好了，弄走几百两黄金做逃跑经费。”　
此人讲得有道理，康生不好再追问了，只得作罢。　
中央大礼堂对面山坡一条长长的斜坡路空无一人，坡路尽端是陈云旧居，双扇门一把铁锁，一块中组部捐款竖立的石碑说明延安时代中央组织部的驻地。　
斜坡路“之”字形折上，中宣部图书馆旁是我和黄爱民的窑洞，探头向里张望，一位壮年汉子迎了出来，热情相邀：“到家了，进家里坐坐。”窑洞内一盘土炕，一些凌乱的家什，确实比延安时代的家富足了许多。　
延安中宣部旧址无碑无字，其窑洞基本保存完好，从柯柏年、黄华的窑洞前走上去，是凯丰和赵毅敏的窑洞，徐（特立）老的窑洞却无处寻觅……当年开荒种地，欢度中秋，山上山下人来人往，何等的兴旺啊！如今山岭寂静，人迹稀疏。　
杨家岭上的故人早早离去，撇下我孤身一人缅怀往事，不禁感慨万端。　
离开杨家岭直奔枣园。　
走入枣园，甬道左侧一幢别墅式样的平房没有挂说明牌牌，我一眼认出是陈云故居。1943年，我在枣园工作的小灶厨房只保留下一间，那棵我曾经浇灌的枣树被砍伐掉了。北面山坡脚下只剩下周西林和警卫战士居住的一排平房。　　　
延安人不知道美国南瓜的来历　　　
在延安出版的革命旧址示意图上，未予标示美军观察组旧址，琢磨一下，也是，美国军人居住地怎么能算革命旧址？　
我走出宾馆，沿街北行，一路高楼大厦，北门外的变化翻天覆地，多次向行人问路，无人知晓美军观察组的旧址。　
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是红色中国走上国际外交舞台的开端，标志这美国官方承认中共的合法存在，直至发展到美国邀请中共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与联合国的创建。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受到盛情款待，党的领导人亲临驻地慰问。延安各单位传达文件进行“外事教育”，预防琐碎小事怠慢了美国盟友。我作为一名中方管理员，参与美军观察组的基建施工。随后又接受美国人的训练，学习驾驶吉普车，替代美国人往返北门外与东关机场，接送飞行员，运输物资。观察组的几辆吉普车是稀罕物，汽车驶过，惹得延安军民驻足观望。　
此次重返延安，看见农妇出售小南瓜，我想起这是美国的南瓜品种！上前询问，农妇说：“什么瓜哟，陕北南瓜嘛！甜得很。”在桥儿沟农贸市场，小贩们异口同声：“陕北南瓜嘛！”我问：“为什么陕北还有一种大南瓜。为什么大南瓜长相端正，滋味清淡；小南瓜长相丑陋，香甜可口？”众人支支吾吾不能回答。　
1945年春，一名美国军官来到中方管理员办公室，叽叽咕咕说了一通外国话，将一只信封交给杨管理员。老杨对我说，这是包瑞德上校从美国带来的南瓜籽，嘱咐我们种上。他说延安这个地方没有甘蔗，含糖的食物太少了！人不吃糖，不好。　
大家想看看美国的南瓜到底是个啥模样，弄些茅厕的粪土，挑来延河的清水，在气象观测楼旁种下南瓜籽。那名美国军官几乎天天在瓜地周围转一转，碰见中国人就竖起大拇指说OK，OK。秋收时节，瓜秧上结出的南瓜只有海碗那么大小，凸起的瓜瓣疙里疙瘩，活脱脱的一副小丑模样。大灶的厨师说，蒸两个试试看吧，不能吃就丢掉。蒸熟的南瓜香甜可口，一下子在北门外引起轰动。同美军观察组一个院子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近水楼台先得月，抱走了许多“小丑南瓜”，延河对面王家坪中央军委有人闻风而至，也来讨要。杨管理员和我们商量，决定给枣园的中央首长每家送一只美国南瓜，仅仅是出于爱戴领袖的朴素感情而已。　
依照习惯说法，美国人传播了友谊的南瓜种子，可惜延安人不知其来源，只是知道宴席上的“蜜汁南瓜”。　
在延安市委的同志的引导下，终于在延安中学的校园里找到了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山坡下，还剩下七孔美国人居住的窑洞。以前美军仓库的位置上建起了逸夫科学楼……　　　
经过大砭沟想起贺龙　　　
今日的延河，左岸拓展出十公里长的枣园路，右岸有延师路接北关街。延师路上的陡坡还是先前的大致轮廓。陕北人称高高的陡坡为“大砭”，西山山麓的一道沟壑故名“大砭沟”。抗战时期，这道陡坡仅能通行一挂马车，路面上磨出两条深深的车辙。我曾经多次驾驶吉普车，翻上“大砭”接送美国人去枣园，也曾送过贺龙将军……　
1945年9月的一天，贺老总带着一名警卫员急匆匆地走进美军观察组的院子，说要借辆吉普车去枣园。翻译跟美军技师讲了几句英语，又对我说：“你去送贺老总，这几辆车你随便开。”我从车库里开出一辆小吉普，驱车停在贺老总面前。　
贺老总见是我开车，不太放心，他说：“咳哟，小李，你开车行吗？”　
我说：“不行？我敢给你开车！”　
“我还当是美国人开车送我去哪。”　
“让外国人去，他要捣个鬼怎么办？”　
贺老总说：“哟，小李呀，你的警惕还够高哇！好，好，快走。”贺老总一边挥手，一边跳上吉普车。　
我说：“急个啥子，汽车说啥也比你那洋马快。”　
贺老总说：“我要不急，就不到这儿来要汽车啦！”　
从北门外去枣园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出门过延河，经王家坪、杨家岭，从马列学院再回涉延河，从兰家坪山脚下经过，直抵枣园，这条路较平坦宽阔，但须两渡延河，虽说河水不深，万一吉普车在河里熄了火，可就耽误贺老总的大事。我选择沿西山山麓，经石佛沟、小砭沟从候家沟过西河到枣园，虽说这条路路况不好，但不用涉渡延河，西河几乎干涸，不足为虑。　
吉普车驶出观察组的大门，我招呼了一声：“坐好了！”加快了车速。吉普车掉头，转入左侧的山道，山路直直而上。吉普车在土路上猛烈的颠簸起来，陡峭的山坡下延河的流水白花花的一片。　
贺老总紧张地喊：“咳呀！小李，这还不得摔死我们仨啦！”　
我说：“怕啥，不拿金刚钻，敢揽瓷器活？”　
贺老总说：“嗨，小伙子，你还真有一套哇！”吉普车翻过山梁，道路平坦了，我脚踩到最大油门，车后卷起冲天的黄色烟尘。　
贺老总拍一下我的肩膀：“你倒满不在乎的，我都快出汗了！”　
我说：“天又不热，你出的什么汗呀？”　
贺老总说：“吓的呀！”　
我说：“这点事儿你就吓着？你还当司令哪！要来几十万国民党兵，你怎么办？”　
贺老总说：“那我可不怕。打不了，我还可以跑，在你这车上……我往哪跑呀？”说话间，吉普车驶进枣园的大门。贺老总示意停车，我说：“往前，开到主席的窑洞那坡坡上……”　
贺老总说：“不啦，汽车声太响了，我们走上去。”　
我把吉普车掉转车头，去找周西林聊天，让他品尝美国骆驼牌香烟。　
忽然，吉普车的喇叭嘀嘀的鸣响，原来，贺老总座在吉普车上用喇叭声寻呼我呢。他高兴地向我大手一挥：“得啦，我们回家喽！”　　　
奔赴延长县城寻访线索　　　
去延长县必经甘谷驿和黑家堡。　
“桑塔纳”轻盈地行驶在柏油公路上，市委司机汪成清师傅说，从延安到延长140华里，小车只需一个多小时……　
我问汪师傅，甘谷驿的教堂还有没有？他说，没看见过甘谷驿的教堂呀！说话间，小车从甘谷驿街中穿行，教堂尖顶和十字架兀立在路基下的高墙后面。熟悉的景象，又使我回忆60年前第一次去延长县的情景……　
1937年春节前，我和马夫护送朝玉英回娘家生娃娃，走到后半晌时，到了甘谷驿。马夫说话了：“明天，走不了，赶快给牲口治病吧，不治就得死，今天晚上也过不去！”　
原来这马儿走了一天路，不尿尿也不拉屎蛋蛋，在延河里淌水它也不喝水。　
我把朝玉英扶下马，她吩咐马夫：“你赶快去找村长，让他给我们找人，给牲畜治病，马好了我们再走。”　
马夫慌慌张张地走了。我暗暗叫苦，玉英姐快生娃娃啦！我可怎么办呀？　
马夫领来两位陕北老汉，一位是村长，一位是乡村兽医。　
兽医从一只方铁桶里掏出牛角、药捣杵、各种中草药。村长安慰朝玉英：“婆姨同志，不急不急，这老汉治牲畜有手段呢，不论百姓、红军、白军，他硬要一块现洋呢……”　
兽医老汉把一根烟骨杆儿捣碎，混上药汤，灌入马嘴。那牲口知道病了，老实听话。兽医老汉又用牛角舀水，喂了几角清水。他对马夫说：“你把这些牲口牵出去溜一溜。”　
黄昏时分，马夫喜滋滋地牵马儿回来了：“真绝了！牲口也放屁了，屎蛋蛋也出来了，也尿了。”　
……　
汽车驶过甘谷驿，公路旁、延河畔、农田里陆续出现一些抽油机，在电动机的拖动下“磕头虫”缓慢地从地下抽吸石油，遗憾地是单井产量太低，每天产油百八十公斤，一吨原油可卖一千多元，已经是陕北的摇钱树啦！　
延河滩上还有几个农民用水泵抽水，冲洗一堆堆泥土，他们正在泥里淘沙！千辛万苦地洗出一立方米河沙，换来二十几元人民币，很是可怜。　
汽车驶进延长县城，果然像我预料的一样，古城墙和城门楼子拆除得干干净净。石油厂只剩下一截“采油树”和一块“华夏第一井”的石碑。延长石油井是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　
我向延长的同志表示，希望能找到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