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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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班玛发的，一个人就发了一块。”　
“啊，你到青海啦！”　
“我听大伙嚷嚷到青海啦。”　
黄祖炎拾起银元：“你们四方面军银元真够多的。”　
“多是多，可都丢到山涧底下去了。”　
“咳，过去的事就不说啦。你这块银元借给我，好不好？等将来我有钱，再还你。”　
我说：“还借啥！给你吧。”　
黄祖炎领着我转了几条小巷，在一家店铺里，用这块银元买了20斤土挂面，他高兴地说：“这可救了大急了！你救了一条半的人命儿呢。”　
天黑，首长领来一位漂亮的陕北女子，她穿蓝底白花棉裤棉袄，只是腰身圆粗怀着身孕。黄祖炎说一条半人命，肚子里的胎儿是半条命。　
黄祖炎首长说：“她是我爱人，朝玉英……小李呢，以后就跟我们在一起啦。”　
朝玉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李耀宇。”　
“你告诉我是哪三个字，怎么写。”　
“我也不知道。在四川通江鹦哥嘴填登记表，听我爸爸说给那个人的。”　
“你今年多大？”　
“听我爸爸说：‘算大不算小，14岁啦’。”　
“以后，你有不认识的字，就来问我好不好？”　
黄祖炎问我：“小李在四川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了吧？”　
我不想让他知道，就说：“我没有入团。”在四川的时候，几乎天天开共青团生活会，要我们互相揭发检举坏人坏事。来到保安，没有人知道我的底细，正好脱离出来。　
黄祖炎开导我：“你要是入了团，就可以马上转为共产党员，我去给你办个手续就行。”　
我一口咬定：“我就是没有入团。”　
黄祖炎说：“那算了吧！玉英，你给我们煮枣子吧。”　
朝玉英将搪瓷茶缸放到炭火盆上，冒出的甜丝丝的气儿，真馋人啊。　
黄祖炎从桌子上拿起一块纸片，抖了抖，说：“红军总部印的《参考消息》，组织规定只有我能阅读，玉英和小李可不能偷着看啊！”　
我急忙说：“我可不认识一个字！”　
黄祖炎不相信：“在红军里没有人教你识字？”　
我一听读书识字，心就砰砰直跳，赶紧说：“我不认识字，我真不认识字！”　
黄祖炎说：“那好吧，从今以后，你有三个任务，一是学习文化，二是保管好手枪和毛笔，三是管好《参考消息》这份小报。”　　　
初到陕北（2）　　　
《参考消息》在保安用小张的黄纸灰纸来油印，只有党内的高级干部才有资格阅读。在很小的范围内，高干们简称之“小报”。当时，不是注意保存的问题，而是当作秘密文件严格保管。首长读过的“小报”　由我交回谢老那里儿销毁。到延安后，“小报”隔一天出一期，改用铅字印刷，纸张的质量也提高了档次，版面扩大到四开。　
朝玉英招呼我俩：“来呀，吃枣子啦。”她用筷子从搪瓷茶缸里夹出一粒大枣，喂进我的嘴，我是连核带肉一起嚼碎，一伸脖子吞下肚子。　
朝玉英笑了：“像饿鬼一样。”　
黄祖炎说：“他们这一年多，苦坏啦！”　
吃光了红枣，我们三人捧起搪瓷茶缸一人一口，轮流将煮枣的汤喝光了。　
保安城土头土脑，残存的城墙差不多猪圈围墙。我跟着黄祖炎、朝玉英沿着城墙散步。首长夫妇询问我四川家乡的情况。我告诉他们，家里的姐姐做了别人的童养媳，爸爸也参加了红军，现在不知他的生死下落。　
黄祖炎猜测：“如果你爸爸能活下来，现在可能也到西路军去了，因为，我没有听说有人找你。”　
我不知道“西路军”是怎么回事。黄祖炎简单给我解释，红军为了与苏联沟通联系，派三个军西渡黄河，经宁夏甘肃去新疆，这支部队现在就叫“西路军”。　
黄祖炎说话和气，有些像张琴秋大姐的样子，我的胆子也大了，敢问个问题：“首长啊，昨天领我来的那个白胡子老爷爷是干啥的？”　
黄祖炎笑了：“他是我们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啊，我们叫他‘谢老’啊。”　
我又问：“哪个屋子里的白头发戴眼镜的老头儿是干啥的？”　
黄祖炎告诉我：“他是我们中央政府的主席林伯渠啊！”　
林伯渠也是决定我命运的人。　
几天后，在中央政府的院子里，我遇见谢觉哉老人。　
谢老拦住我：“小李，来来来，我和你说件事。”　
我停住脚步：“啥事？”　
谢老说：“送你去延长的‘完小’上学去，好不好？”　
我一声不吭，心里一阵阵发紧，只是看着谢老。　
谢老继续说：“我们中国革命，有个二三十年还成功不了？到那个时候，你没有文化怎么得了呀！”　
我望着谢老，仿佛祖父的影子又在眼前晃动。我央求他：“老爷爷，就让我就跟着首长吧，我不去上学。”　
谢老说：“孩子啊，你不懂啊，没有文化做不了大事啊！”　
我说：“我就想回四川家乡，放牛去！”　
谢老叹口气：“你真是个老实的孩子呀，革命要闹多少年哪……”他摇着头走开了。　
谢老先生猜不透我的心思呀，有了四方面军张国焘搞极左做法的经历，我始终认为，上学有被砍头的危险！我不敢去呀！　　　
初识毛主席的一幕　　　
我在火炕上睡了一夜，清晨起床时，浑身上下的关节咔咔作响，没有虱子跳蚤的叮咬，全身感觉别扭。　
黄祖炎首长临出家门时，叮嘱我把长征时穿的“行头”统统处理掉。我找到“中央政府”的大灶，对烧火的陕北老汉说：“把你的‘茅铁’借我用一用。”　
老汉听不懂，反问我：“你讲啥？”我又重复一遍，他还是一脸茫然。我拾起灶口前的柴草，反复比划，他明白了，领我走到院子里的槐树下，抬脚就踹槐树，枯枝落了下来。我从大灶引来火种，在院子中间拢燃一堆篝火，将一团穿了两年没离身的烂衣服，扔到火堆上。火堆里冒起黑烟，虱子被火烧得像炒芝麻一样——噼啪噼啪地响。和我一同留在苏维埃政府的两个伙伴也凑到火堆前，呆呆地出神儿。　
一位瘦瘦的高个子首长走进后院，他经过火堆，连声说：“好臭，好臭！”我扭头看他走进谢老的房间。　
一会儿，谢老陪着这位首长走来，谢老说：“小李呀，毛主席来看你们来啦！”在四川时，许多人谈论“朱毛红军”，在长征途中见到过朱德总司令，到陕北后又听许多人讲毛主席怎么怎么样，这时才明白“朱毛”原是两个人。　
我抬头望着毛主席，迟疑地问：“你是毛主席？”　
高个子首长认同了：“我是毛主席！”　
谢老说：“这就是和四方面军会师后调来的小鬼……跟着老黄的小李。”　
毛主席弯下腰：“你们谁是‘背时锤子’呀？谁是老表呀？还是老板娘那个塔塔的？”我不知道“老表”“老板娘”是什么东西，不晓得回答。　
谢老替我回答：“他不是老板娘那个塔塔，也不是老表……是锤子那个塔塔的。”　
毛主席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噢……又是一个锤子娃儿。这一年来，你可受苦啦！欢迎你到中央政府来工作……你们一起长征有多少‘小鬼’呀？”　
“我们一块的有一百多个。”　
“他们都到那里去了？”　
“在河连湾调走了一大半，后来一路走，一路调走，只剩下我们几个到这里来了。”　
毛主席又问我：“小李呀，念过书没有哇？”　
我假装听不懂他的话，反问他：“什么叫念书？”　
毛主席解释说：“上学堂……写字认字呀。”　
我不敢承认在红四方面军中识过字，很干脆地否认：“我没念过书！”　
“你在家干些啥子呀？”　
“在家放牛。”　
毛主席是明知故问：“噢　！你家还有牛？”　
我说：“我家没有牛，给地主放牛。”　
毛主席表现出不相信的神气：“小伢子，你多大呀？能给地主放牛？”　
我说：“我七岁就给地主放牛。”　
后来，毛主席对我们几个说了一句：“你们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将来的天下是你们的。”　
说话之间，毛主席慢慢踏上首长门前的石台阶，走进房里，我和谢老随其身后，警卫员站在了门外。　
毛主席对谢老说：“像他这样的‘红小鬼’，来到我们政府是越多越好哇！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接着，毛主席又问：“你七岁就放牛，现在怎么在红军里呀？”　
我说：“听地主儿子说，我爸爸入了‘红棒佬儿’一伙，我去找他，后来我就留在红军，又跟着红军跑到这里来了。”　
毛主席好高兴：“你好命大！过雪山没有冻死、过草地没有饿死、大江大河没有淹死！人小命大呀……到了保安你想干些啥子嘛？”　
我说：“想去前线打仗！”当时心里有个想法：上前线能找到父亲。　
毛主席抬起右手，按一下我的头顶，说：“你这么小矮矮，还没有枪高，打什么仗呀！就在后方，跟着首长学学识字，等长大了再说吧！”他在屋子里慢慢踱步，拿起首长用的大毛笔和字帖看了看，又摸一摸床上的棉被，临走时又对我说：“这里的小米可难吃呀！不过比过草地时没有吃的好多啦……中午你告诉你首长，我来过啦。”　
回到院子里，毛主席最后对我们几个小红军说：“你们要学认字学念书啊！不学不得了，学了了不得。”　
黄祖炎首长回来后，我报告了上午的事。黄祖炎赞叹：“好不简单呢！毛主席还来慰问你。”　　　
传来西安事变的消息　　　
1936年冬天，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保安，城里各机关和老百姓放起了鞭炮。我问黄祖炎：“首长啊！怎么放鞭炮呢？要是过年呢，大灶怎么也让我们吃一顿细粮吧！”　
黄祖炎说：“不是过年，是蒋介石被活捉了！大家放鞭炮祝贺呢！”　
我问：“蒋介石被我们红军活捉啦？”　
“不是红军捉的，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西安临潼捉的。”　
“张学良、杨虎城不是国民党军队的司令吗？他们怎么抓蒋介石呢？”　
“这是我们党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大胜利，张学良、杨虎城赞成抗日，不赞成‘围剿’红军，主张联合红军，共同抗日。蒋介石不听他们的劝阻，宁可再丢掉华北，也要‘剿灭’我们红军！”　
“这回可要杀了蒋介石这个坏蛋！”　
“还没有决定呢……”　
正说话的时候，有人来喊黄祖炎去开会。保安的中央领导们喜气洋洋，许多人主张要杀了蒋介石。在苏维埃政府的院子里，听黄祖炎首长跟几个人说，我们应该学曹操……我在四川家乡看川剧，知道曹操是坏蛋，搞不懂首长为什么这么说，所以把他的话记得很清楚。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保安城里军民都出动了，抢修飞机场。毛主席也参加了。大石碾子在黄土坪上轧来轧去。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在保安的上空转悠儿。飞机场太小，它降不下来，只好飞回去了。　
第三天一大早，周恩来和叶剑英、博古、李克农等二十多人，骑马从保安出发，去延安乘坐飞机赴西安。毛主席、林伯渠、谢觉哉还有我的首长黄祖炎都出来送行，边说边走，一直到了保安城外。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军队从延安撤走，红军接管了延安。我和黄祖炎首长的夫人朝玉英先行一步，从保安去延安。　
西安事变的深远意义是许多许多年以后我才领悟的。当时，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陷入绝境，中共中央和红军向新疆转移的计划失败；西、北、东三方面是黄河天堑，南面有国民党百万大军封锁，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口。此刻，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发动“兵谏”劝蒋介石“联共抗日”，因此，张杨两将军确为民族英雄。　
西安事变平息之后，东北军和西北军被改编，蒋介石调动中央军将陕北紧紧包围，准备重现江西“围剿”的胜利，在陕北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彻底消灭。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只好暂时放下消灭共产党的计划。　　　
毛主席来给丁玲拜年　　　
大约这年的春节前，首长的西屋搬进了一个中年妇女。　
首长跟我说：“谢老说了，现在人手不够，让你顺便给丁玲打水打饭，好不好？”　
我问：“谁是丁玲啊，我也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呀？”　
黄祖炎用手指一指：“就是我们对面屋子里的女同志。”　
丁玲很瘦，满脸的皱纹，只是一双大眼睛有点神气，整天不声不响地闷在屋里看书。我每天顺便给她打洗脸水，送三餐饭。丁玲那时就不简单，和黄祖炎一样，都在中央政府的灶上吃中灶。　
有时，丁玲和黄祖炎在院子里聊天。说起西安事变，她恨恨地说：“应该杀了蒋介石这个刽子手。”　
那天清晨，我从教堂后院的大灶打来一壶热水，刚刚走进首长夫妇住的院子，毛主席的警卫员急匆匆跟进来，他问我：“你的首长在家吗？毛主席来啦！”　
说话间，毛主席站在院门口高喊：“老黄在这里么？丁玲在么？”我扭头望了一眼院子里的毛主席，转身推开东屋的门扇。首长夫妇正在炕上穿衣，我一边倒洗脸水，一边告诉首长，毛主席来了。随后去给丁玲送洗脸水。　
毛主席不停地喊着丁玲的名字，迈步跨进堂屋的门坎，迎面看见我，正要与我打招呼，丁玲从西屋迎了出来：“丁玲在呀！”　
毛主席说：“过年了，秀才们好吧！丁玲同志还好吧？”　
丁玲的脸色红了：“哎呀！你还来看我，我还打算去看你呢！”　
毛主席说：“行啦，我来看你，你就莫去喽。”说着，他走进丁玲的西屋。　
丁玲的房间里，一架单人木床，一张白茬木桌，一对白茬木椅。墙角下堆着两只破旧的皮箱，一些书籍散放在窗台和皮箱上。我一边往洗脸水里倒热水，一边听他们的谈话。　
毛主席坐床铺上，丁玲坐在对面的白碴木椅上。毛主席说：“你到延安这下好了吧，精神上、语言上不受压迫了吧，自由了吧！”丁玲只是点头，只是笑。　
毛主席见我站在门口：“嗬，你这个小娃子，又到这里来了！过年好啊！”　
丁玲问：“主席，你怎么认识他呢？”　
“我认识他，比你还在前呢！那次在保安，我专门看过他们几个娃娃。”　
丁玲：“哟，那是一个‘红小鬼’呀！”　
毛主席转过来问丁玲：“你现在写点什么文章？”　
丁玲瞟了我一眼：“啥子文章也没写，只是看书。”　
毛主席说：“有啥好书呀，也让我看一看！”　
丁玲：“没有啥好书，乱七八糟的随便看看。”　
毛主席要求丁玲：“你应该多写些‘馍馍’出来。”　
丁玲怔了一下，又笑了：“没有问题，早晚得有馍馍。”　
我站在一旁，听得纳闷：“白面馍馍也能用笔和纸写出来？那不神了？”丁玲和毛主席一齐望着我，沉默了一会，毛主席说：“好啦，我去给老黄拜年去！”他走到堂屋里喊首长的名字。　
首长在东屋里说：“老毛请进，老毛请进，我正在洗脸呐！”　
毛主席哈哈大笑：“啊呀，你们真是一个懒汉，一个懒婆。”朝玉英拖着滚圆的大肚子，倚在炕沿上，垂头不语。　
毛主席又问：“玉英几时生娃娃呀？在我们中央医院里生娃娃？还是另有打算呢？”　
黄祖炎说：“准备送她回延长，他的母亲家，让妈妈照顾她吧。那里条件还比我们医院好一点吧！”　
毛主席说：“那可够危险呢！”　
首长说：“这两天，我就让他俩走。”　
毛主席：“这小娃娃，又做勤务，又做警卫，还要作保姆！好啦，你可要尽心尽力哟，一定照顾好她，给我们抱一个‘小红军’来，有你一份功劳。”　
毛主席走后，我去问丁玲：“毛主席说写出‘馍馍’来？这是真事吗？”　
丁玲轻轻地笑：“毛主席说的‘馍馍’就是精神食粮呀，精神食粮就是书报呀，戏剧呀，电影呀，他是让我写书……以后主席再来；或者别的客人来，你不要站一旁听我们谈话，这样不好，不礼貌。”　
我答应她：“还有这些讲究……我记住啦！”　
我又跑去问首长：“毛主席怎么说过年呢？老百姓也没有放鞭炮，大灶也没有给我们吃顿大米饭呢？”　
首长：“毛主席高兴呗，他急着想过年呢。”　
我说：“该过年就是过年，还有瞎说的。”　
首长：“腊月二十三，也是一个小年，元旦也是一个年，农历元月初一也是一个年，毛主席可以随便说吧！”　
很快，我护送首长的妻子回延长县的娘家生娃娃，等我再回延安，没有再看见丁玲。　
再次遇见丁玲是在杨家岭上，她来参加文艺座谈会。丁玲看见我，好欢喜地打招呼：“你在杨家岭工作呀！”我正在张罗着杀鸡，为秀才文人们准备“百鸡宴”，顾不得与丁玲说话。　　　
毛主席等人议论中西医　　　
黄祖炎的胃病不知道有多少年了，进了延安，他就天天吐酸水，胃口痛。　
我陪他去东大街中药铺看病。药铺里有药匣柜子和鹿茸龟板。坐堂老中医，按住黄祖炎首长的手腕把脉，看舌苔，提笔写了一张药方，交给药铺的学徒。我俩回家不久，药铺小徒弟端来一只白瓷碗，里面少少的黑药汤。黄志炎和喝了三天汤药，病情不见好。我们就又去看中医。　
老中医说：“不见效果，反到好治，不然这病就麻烦了。长官啊，你是‘水胃’，必要断水治之。”　
黄祖炎问：“怎样断水啊？”　
老中医说：“每日三餐不能吃软饭，只能吃烤馒头片；不能喝水。渴到难受极了，只许抿一小口水，润润喉咙。一天不能超过三小碗清水，长官承受得了吗？”　
黄祖炎爽快地说：“那好办，我按您的方法试试。”　
老中医又说：“长官……你的脉象……肺虚啊！”　
黄祖炎说：“先治胃吧！”说完，他拿过毛笔，问了多少医药费，写了一张字条，签上名字，交给药铺老板，让他去边区银行领钱。　
黄祖炎戒水三个月，嘴唇裂了，声音哑了，胃口真的不疼了。饮食恢复正常后，他面色红润，人也胖了。黄祖炎说，中医‘偏方治大病’，果然不假呀！　
1937年春节后，丁玲从西屋搬走了。黄祖炎开始主管中央医院的工作，傅连暲一家人住在东门大街的对面。傅连暲常常来黄祖炎的小院串门。　
毛主席也常走出凤凰山，来探访黄祖炎，我和警卫员就坐在堂屋的门坎上听他们聊天。黄祖炎讲述治愈胃病的经过后，毛主席说：“你们两位院长要组织一个专家组织，把中西医结合起来，西医治表不治本，中医治病缓慢繁复，两者要取长补短。”　
傅连暲说：“按主席这个想法，可是一个大题目，需要一段时间。”　
毛主席又说：“我家乡有钱人讲究中药泡酒。你们医院研究研究哪些药材可以配酒，能治哪些病症，这样方便患者服用。”　
黄祖炎说：“城里的知识分子相信西医，乡下农民相信中医，我们国家现在是两个极端。”　
毛主席说：“中西要互相学习，联合诊疗，就像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一样，走一条中国医学的新道路。”　
黄祖炎、傅连暲就像学生一样听着。　
毛主席有些感慨：“我现在每天早晨一调羹子蜂蜜，兑一碗白开水，喝了再洽饭。我们现在穷哇，没有条件让你们这样的领导干部也吃一点点蜂蜜。”　
黄祖炎说：“你就不要想着这些啦，我们都希望你把身体保养好，中国革命成功靠你啊！”　
毛主席说：“我一个人能顶什么用啊！还要靠全党的同志们！”　
黄祖炎轻微咳嗽还有烧热，是早期肺结核症状。看样子，毛主席和傅医生都知道这个情况，可是毛主席不在乎，端起水碗喝水，谈笑风生。　
傅连暲在一旁提醒：“黄院长的肺病是个大问题，主席还是注意一下为好。”　
毛主席问：“老黄到底是什么样的肺病呢？”　
傅连暲说：“他这个病跟鲁迅一个样，治一治，好一好，不治了，就要厉害。”　
黄祖炎说：“其实中医也能治‘肺痨’，只是我们不知道哪位老大夫掌握着特效药方。‘肺痨’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十多年前，北平郊区的一个农民病得很重很重，送到协和医院一检查，医院说，你的‘肺痨’没办法医治了，回去准备后事吧。这个农民家里也穷，没有多少粮食，天天吃煮胡萝卜、菠菜，生吃西红柿。几个月后，这个农民不咳嗽了，也不发烧了，也有力气了。协和医院知道后，要出高价买他的‘药方’。这个农民也不客气，狠狠敲了一竹杠。”　
毛主席开心地哈哈大笑：“哈哈哈，中国农民耍弄外国洋大夫啊！”　
傅连暲猜测：“可能蔬菜里含有杀菌消毒的成分，现在我们还分析不了。”　
毛主席看看傅连暲：“你也是外国人培养的洋大夫哟。”　
傅连暲说：“我小时候家里很穷，没有教堂里洋大夫的帮助，我当不了医生。”　
毛主席感叹：“传教士的献身精神一点也不比我们差。你们看，陕北多荒凉呀！山沟沟里有多少教堂啊。”　　　
毛主席懊悔西路军的失败　　　
当时改编红军的主要问题是蒋介石不承认红军的实有人数。毛主席来黄祖炎家串门聊天，十分后悔地说：如果我们西路军不失败，那么多人呢！不说编四个师，编八个师也行啦，蒋介石也没有借口可说呀！　
首长说：“谁能想到张学良、杨虎城搞了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捉住了呢！”　
毛主席说：“没有想到，确实没有想到！张杨两位将军是革命的功臣，民族之英雄。”　
首长说：“可惜张学良杨虎城的军队了！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