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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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畅跳起来：“好哇，这个老家伙骗我，他说这个鸡蛋不好吃，要替我吃，我上他的当了！”，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一天，陈云拿来一只铁皮茶叶罐：“小李，你看看这里面是个啥东西，你认识不认识？”我撬开铁罐，里面是满满的干贝。我说：“这是干贝嘛，陈部长，你从哪里弄到的？”　
“是周恩来副主席送给我的……你会不会弄这个？”　　　
充当陈云、李富春小灶厨师（2）　　　
“还可以吧。”　
我把干贝擀碎，再用水浸泡，干贝松软以后，再加到肉馅中，给陈、李两位部长蒸了两屉水馅包子。　
在我的印象中，陈云与李富春的性格截然相反，待人严肃，很少看见他嘻嘻哈哈聊天。每天，他和于若木在北门外的延河滩散散步，俩人回到窑洞就很少出来。　　　
在哲学学习班，毛主席谈论精神与物质（1）　　　
在延安北门外，中央组织部最大的一间平房是个接待室，很像今天中国贫困地区的小学教室，左右两端各有一扇门，容纳四十多人。长长的木板凳，约有十几排，凳子腿是一根根埋入地下的木桩子。平日里，我们在这里学文化，每逢星期六，陈云和李富春组织武竞天、王鹤寿、王盛荣、陶铸一些人也在这里学哲学。　
1937年10月，艾思奇来到陕北，延安的城墙上贴了欢迎标语，毛主席在欢迎集会上讲话：现在，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我们热烈欢迎！过去，我们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回可好了！　
艾思奇来讲哲学，外单位的一些首长也来听课，接待室里挤满了人。徐特立、凯丰、赵毅敏等中宣部的人也常来。朱德、周恩来只要在延安，必来听课，参加讨论，他俩每次都留下吃“工作餐”。　个别一两次，我看见马海德、萧三、萧军也来听课。　
中午时分，住在附近的人都回家吃饭，常有十多位首长因为路途远，留中组部吃午饭。这时，陈云的秘书贾震就来告诉我吃中饭的人数，他手里捏着一张名单：今天一共有多少多少个人，要在你这里吃饭，你拿着这个名单去找管理员，派人来帮忙，你需要什么东西，让管理员快去买。吃饭的人一般都是一份米饭一份素菜一份荤菜。红烧肉，清炖牛羊肉……炒豆角、油煎辣椒……翻来覆去这么几样菜。每次还多做两三份“工作餐”，预防临时有人留下吃饭。　
艾思奇常常留下，由陈云、李富春陪他一起吃饭。　
有一次中饭后，艾思奇开场白：“我用朱总司令的口头话语，问问你们这些‘背时锤子’，小李做的饭菜好吃吧？听课有了劲头吧？可口饭菜吃进肚子里，物质变精神了。”　
一次中午，有二十多人留下吃午饭，我一看储存的大米不够，做手擀面吧，没有盛面条的大盆，陈云李富春两家自用的瓷盆太小，只好作油酥烧饼。我找周福寿、项子成帮忙，从山下的胜利食堂借来木炭和铁铛子。延安的烧饼铁铛好像古代的鼎，只是上面有一面沉重的铁盖，“鼎”壁有三角形的通气孔，底部燃木炭，中间才是平平的铛板，用来烙烤烧饼。和好面粉，多浇些素油，一共烙出五十多个大烧饼，全被客人们吃得一干二净。　
李富春问我：“小李，这饼子你在哪里学的？跟谁学的？”　
“在胜利食堂。”　
“我长这么大，除了吃面包，还没有吃过这样的饼子，好吃，真好吃，以后，你多给我们做这样的饼。”　
陈云在一旁说：“以后少吃米饭，多给我们吃面。”　
转天，有一人来找我：“我们首长在你这吃了烙饼，回去说没吃够，让我来问问你，那个烙饼是怎么做的。”　
朱理治找到厨房：“小李啊，以后我来学习，先到你这里来报道，你要给我做烧饼吃啊！”　
我说：“那还不简单！”　
朱理治追问：“还有复杂的烧饼？”　
我说：“用牛肉猪肉混合了，作肉馅烧饼……咱们的陈云部长太穷，没钱请客让你们吃肉馅烧饼。”　
朱理治咂咂嘴：“等革命成功了吧！”　
以后，陈云李富春要吃油酥烧饼，我就图省事了，提前去山下的胜利食堂定做。　
有时毛主席也来听艾思奇讲哲学，讨论时，毛主席很活跃，古今中外、海阔天空地讲述一番，常常引人发笑。我摆弄完锅碗瓢勺，就站在一旁听他们闲扯。　
有人问艾思奇：“现在有些外国领袖说东方巨人站起来了，我们现在让日本人侵略着，既没有工业，也没有先进武器，这么个样子是不是东方巨人，应该怎样理解这里面的哲理？”　
艾思奇解释：“美国总统罗斯福特别敬佩中国工农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说这是世界人类做不到的事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经过雪山草地，没有被百万敌人消灭，这样的精神体现了东方巨人站起来了。”　
艾思奇又说：“印度民众领袖尼赫鲁到中国访问，感受到中国人爱国抗战的伟大精神，他就预言，东方巨人站起来了。”　
大家由此议论了一阵精神和物质。　
毛主席说：人称“欧洲最大的军事强国”法国，坦克不能说少，军队装备防御工事强于国民党军队几倍几十倍。为什么在德国的进攻下，仅仅四十多天，法国就宣布投降了呢？法国人和欧洲人丧失了斗争精神，贪图物质享受，讨厌战争。你讨厌战争有什么用呢？战争会上门来找你！　
陈云很少发言，总是低头写笔记。他比较关心“物质”，曾提了一个问题：“我们窑洞里能不能养鸡呀？延安每个单位弄三个四个窑洞养鸡，吃鸡吃蛋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大家都笑：“陈部长啊，窑洞养鸡可稀奇喽，那还不把鸡崽都捂死啦？”　　　
在哲学学习班，毛主席谈论精神与物质（2）　　　
陈云很认真：“人家国外养鸡放在笼子里。什么养鸡场、养猪场、养牛场、养鱼场……乱七八糟的养殖场很多很多，老百姓的生活就比我们中国要强多了。”　
大家似乎对办养殖场不感兴趣，话题很快就转向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争论起黑氏和费氏谁更加唯物……五花八门的哲学名词在教室里满天飞。　
来学哲学的人常常见缝插针，吃过中饭，他们走下西山，去中组部大门旁的理发室理发。理发员袁仁德，也是四川老乡，延安的大大小小的脑壳，他都摆弄过。“文革”后，我才知到袁仁德也在天津工作，曾任一个工业局的党委书记。在一个城市里生活了20年，既不相知也不相逢，也是个遗憾。等我获知消息，去登门拜访，他已去世多年，人死了就无话可讲了。　　　
中国妇女的领袖蔡畅　　　
在延安的中组部，大家都称蔡畅是“大姐”。平时，蔡大姐经常来到警勤人员的窑洞里，冬天，用手摸摸被子，问问冷不冷；夏天问问有没有蚊子；过年节时，问问吃好了没有。王鹤寿在一旁说：“蔡大姐真是比你们的亲姐姐还要亲啊”。　
中组部的勤杂人员凑在一起，经常又打又闹，满地滚成泥猴。蔡畅大姐就走来劝阻：“你们这些小娃娃呀，不要打闹啦，衣服和鞋裤都搞坏了，多穿两年不好嘛？现在我们多困难那，弄点棉花和布匹困难那！都是国家的财政支出，你们要爱惜呀！”当时，我们对蔡大姐的话不甚理解，没过几天就丢在脑后了。几个人跑到一块仍是撞膀子摔跤。大姐见了，也不着急，把我们召在一起，又耐心给我们再讲一遍。　
蔡大姐经常结合黄克功事件，给我们这一帮年轻人讲婚姻恋爱观。她说：“不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凡是没有结婚的，有了女朋友的话，你就要找到她的几个优点，最低限度要有三个优点。一是觉悟高，有共同奋斗的理想；二是对女方的道德品质有相当了解，待人热情和气；三是具备能够独立工作，独立生活的能力，不能依赖别人而生活。这三条同样是女方对男方的要求。结婚没有两相情愿，勉强凑合到一起早晚是个问题。等到外界情况变化了，两人就要今天打，明天骂，后天闹离婚，如果两人都是党员，要给党带来不好的影响。可是，片面强调婚姻自由，离婚自由，视婚姻如儿戏，就丢掉了自己的人格。人活一辈子，没有了人格，那还有啥意思呀！”　
“强迫婚姻，买卖婚姻，讲求‘门当户对’的婚姻都是旧社会的腐败现像。女方家里有势力，看中一个男人，可以强迫他；有钱有势的男人更不要说了，搞一个小老婆，嫌不够，还要搞一个小老婆，糟蹋妇女已是毫无人性了！将来你们进城当了‘官老爷’可不能搞这一套封建主义的东西。一个男人要这么多女人干吗？！”　
蔡大姐在讲到婚姻年龄问题时说：“结婚最好不要太早了，你还是一个孩子呢，就有了孩子，不能教育和照顾好后代。在我们今天，社会稍稍进步了一点，不论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后方，还是我们的边区，婚姻起码有了一个年龄的范围，最小也不能小于17岁、18岁。结婚时，男大一些或女大一些，都不成问题，但不要太悬殊了，特别是年纪大的男人，要有一个自量，要讲道德，不能是一个在棺材里，一个在棺材外。若是一个在棺材里面生活，一个在棺材外面生活，那多悲惨呀！”　
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陕北公学的一队学生上山开荒，有一名女生和一名男生开玩笑：“你再不快一点，我就挖到你的脚后跟儿啦！”两人说着闹着，一锄头挥下来，真得将前面这名男生后脚跟的大筋挖断了。这名女生为了照顾这名男生，自愿嫁给了他。蔡大姐知道后，多次赞扬这名女生。蔡大姐对我们说：“这个女同志有丰富的阶级感情，有正确的道德观。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年轻人，来自五湖四海，更要相亲相爱，互相帮助，要有牺牲精神。这个男同志腿一瘸一拐的，别的女人再看不上，弄不好还不成个孤老头子！”　
有一次，蔡大姐给我们讲了许多话后，沉思了一会儿，用忧虑的目光注视着我们，他缓缓地说：“你们这群孩子呀，失去了父母，好多的事情没有人告诉呀，不懂啊。将来你们结婚时，同房后，一定不能用凉水洗手洗脚，不然到老了就落下病根儿，这事你们可要记住啊！”　
蔡大姐很喜欢我，她的侄女蔡妮来了，她就说：“你们俩个小家伙交个朋友吧。”我就像木头戳在地上，也不知道怎样跟女孩子交朋友。　
蔡畅大姐的话，我是记了一辈子。　　　
平易近人的李富春　　　
李富春喜欢打麻将和扑克，我的麻将和扑克技术，就是他亲手教的。　
刚刚到陈云、李富春小灶不久。吃过晚饭，我往延河滩走，李富春站在半山腰的窑洞前喊：“小李，到哪里去？”　
我回头大声回答：“到延河边看石头去。”　
李部长招手，我跑回他身边。李富春问：“你去河边看什么石头？”　
我说：“没事干，跟石头玩呗。”　
李富春哈哈大笑，拉住我的手：“来，来，来。”把我拽进他的窑洞“我来教你打麻将。”他很耐心地给我讲解麻将的入门知识，我听的昏头昏脑，抬起头来问他：“部长，为什么要打麻将牌呢？”　
李富春一脸诧异：“孩子啊，这是一种娱乐呀！”　
我又问：“什么叫娱乐呢？”　
李富春摇了摇头，盯着我：“这个你也不懂？”　
我也摇头：“不懂。”　
李富春望着窗外，想了一会：“你方才想去延河看石头，就是想娱乐娱乐嘛。我教你打牌吧，那可比看石头有意思，石头嘛，它不能变化，麻将牌组合变换，奇妙无穷啊。”　
李富春兴致勃勃地吩咐我：“你去把乐少华和周福寿喊来，陈部长（陈云）他们白天学哲学，晚上我们学麻将。”　
李富春对我们几个人讲：“将来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全部解放。到那时，不知你我各到哪里去工作了，但是肯定在南京上海、天津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工作。你们都是某一个部门的领导，人家不像现在叫你‘小李’和‘小鬼’了，人家称你‘李先生’，‘李局长’啦！平日休息了，大家说，李局长，三缺一，来打麻将。你不会，这怎么讲。那就不像今天我们的延安，你不会就不会，没有啥。那些城市人可就看不起你，说你是‘土包子’一个，你也就丢了一些领导的威信，也失去了联系群众，了解情况的一个场合。”　
听李富春这么一番话，学打麻将事关重大，心也平静了。乐少华捏起一张“红中”问：“李部长，这块红字‘中’，是不是‘红色中华’的意义？”　
李富春忙说：“哪里哪里，麻将可没有政治色彩！只有民间风俗……‘红发白’可成一副牌，称‘小喜’，三张一色的‘红’‘发’‘白’称‘大喜’。大喜和牌加三番。老百姓见面常常祝贺，‘大喜大喜’。金银财宝，如意发财这种社会风尚，体现在麻将里了。”　
李富春着重讲了“东西南北”风牌的几种作用。他讲顺风牌，我记得很清楚：摸到三张风牌，既可桌面上亮明，此后再摸到风牌，就可一从“牌尾”再摸一张牌，就像“杠牌”一样，称之顺风。　
乐少华问：“李部长，这顺风有什么讲究吗？”　
李富春解释：“有哇。老百姓出门送客，常常说‘一路顺风’嘛。为什么要顺风呢？因为你抓的风牌多了，都成了一堆废牌，不太公平了，废牌多了，让他们起一点积极作用，给你一个‘顺风’，增加一点成功的机会，这也是辨证法嘛。”　
中组部的扑克牌是手工绘制的，捏在手里软塌塌的。　
一次我和李富春配对玩扑克牌，李富春摸了一手好牌，他说：“小李，该你叫牌了，我可有好牌！”　
我说：“怎么叫也不能打满一百分呀！”　
李富春用手指做个“心”型：“你有没有这个（牌）？”　
我拍一拍胸脯：“黑心！”　
李富春兴奋地喊：“你叫一百，你不叫我可叫啦！”　
王鹤寿在一旁抗议：“哎，哎，你们哥俩儿这不是明打嘛！”　
李富春说：“得啦！也允许你们明打，公平合理。”　
结果，我和李富春合作打成一百分，创造了一个记录。　
每逢周末，我们经常搓半宿麻将，李富春关照我：“明天我们吃两餐饭，给国家节约一点，也让你睡个懒觉。”　
我睡了懒觉再去通知陈云：“陈部长，李部长说了，今天吃两餐饭。”　
陈云说一句：“你们打牌，让我饿肚子，不太公平吧。”　
后来，李富春见我们迷上了麻将，又说，古往今来，麻将比不了围棋的水平，但比围棋更大众化，更具娱乐性，因而，也被用来赌博。如果整天耍麻将牌，忘了国家大事，丢了自己的事业，不尽家庭的责任，麻将就成了祸害。你们将来有权有势了，可要记住我的话，麻将既耍人，又害人啊。　　　
在文化学习班里扫盲　　　
到了这一年的秋天，我在中组部的小灶干了八九个月。武竞天安排我去学习文化。　
文化学习班设在原女大校址，男男女女近一百名学员，年龄最小的约十五六岁，年长者约五十多岁。一男一女两位老师轮流授课。每日老师手持一张《新华日报》，朗读一段报纸上的文章，从中选出生字生词，写在黑板上，一撇一捺，一竖一横，讲解写字的笔顺，分析偏旁部首。同学之间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人抱怨听不懂，有人说太浅显了。没有学习用品，全凭脑子死记硬背。　
星期天，我回杨家岭，李富春远远地打招呼：“小李来啦！找人打扑克？还是找人打麻将？”　
我说：“我出来还没有要粮票呢。”　
“得啦，打完麻将，跟我们一起吃饭吧，也看看你那徒弟的本事。”　
蔡畅大姐问我：“小李，学习文化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说：“有一点困难。没有笔，没有纸。”　
蔡大姐拉住我的手，走进窑洞，给我找了二十几支铅笔，三个硬皮笔记本。蔡畅翻了翻笔记本，把几页有字迹的纸撕掉。她又把李富春刮胡须的双刃刀片用糨糊和布条粘裹了一面刀刃，她说：“为什么要把这边的刀刃糊上呢？怕割破你的手！你削铅笔时，把铅笔架在桌角，不要悬空削，那样容易削破手指头。”　
同学们见到我带来的铅笔和本子，一拥而上，不由分说，把铅笔截成两段，笔记本撕成纸页，没有笔和纸的同学瓜分了。　
老师给我们讲解怎样写书信，特别强调不能用红铅笔、红墨水给朋友写信，红字的书信或签名表示绝交！半个月后，我们开始学习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老师在黑板上画一幅中国地图，讲解中国各省概况，省会和简称，穿插一些名胜古迹，历史人物。世界地理先从亚洲讲起，中国近邻各国的首都、人口、山川河流……　
学习班授课的老师在介绍日本国的情况时曾经讲：“日本人宣传‘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这是他们为侵略中国寻找根据，我们遇见了日本人要做他们的工作，反对他们的这种无理的观念。”　
“日本这个国家地域狭小、资源贫乏，所以日本人一直想占据亚洲大陆，使整个日本民族有一个发展的地方；只有占领亚洲大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日本民族利益的这么一种概念已深入人心。你们看日本人多么崇拜武士道精神……日本民族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国家。”　
有学员提问，老师，德国是不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　
“按列宁的理论，德国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必然要发动战争。德国人讲‘日耳曼人种优越’也是一种侵略理论，也是反映德国文化的优越。我比你强，我就强迫你，不但要掠夺资源，还要改造整个欧洲的人种和文化……”　
老师讲苏联周边国家的立陶宛、爱沙尼亚……1949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些国家并入苏联版图，心里想这不是侵略吞并吗，可是不敢说出来。　
老师针对一些人的厌学情绪，多次鼓动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党中央领导考虑的深远啊，我们国家迟早要解放，新生的中国要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要派驻大使，需要很多很多的外交人才。现在组织上就考虑提前培养一批懂外交的人员，将来去外国工作。”　　　　　
第六章　杨家岭上的中共中央宣传部　　　
担任中宣部行政管理员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如果日本和德国相互勾结，向苏联发动进攻，东西两面受敌的苏联将面临残酷的战争。中共中央估计，蒋介石可能乘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2年春，国民党加紧封锁包围陕甘宁边区，边区周围集中了四十五万军队，准备随时进攻延安。延安不得不采取防范措施：建立陕甘宁和晋西北地区的联防司令部；训练民兵和自卫军；疏散边区各机关的人员。中组部派人通知我，暂时停止学习，去杨家岭中宣部当行政管理员。　
我到中宣部与孟管理员办理交接手续，老孟是一名火车司机，他离开延安去了张家口。整个延安充满了战备气氛，中宣部各部门的同志抱来一摞摞文件，投入大水缸，我和凯丰的警卫员李满千手持木棍，反复搅拌，把纸张捣成纸浆，再攥成一只只大纸球，摆放在窑洞的窗台上晾干晒，晒干的纸球又送回造纸厂。　
我和吴永忠、黄爱民三个人住一孔窑洞，隔壁两间窑洞是图书馆，书架上一排排地摆满书籍。图书馆的侧面一排窑洞住董纯才、柯柏年、黄华，他们几个人都吃中灶。后来，杨家岭的窑洞紧张，我和图书管理员吴永忠就睡在图书馆里。吴永忠顺手抽出一册图书，说：“这是整个延安唯一的《康熙字典》，毛主席的宝贝……”　
中宣部秘书黄爱民，三十多岁，长相有刘锡五的模样。他交给我一份中宣部人员名册和一本银行存折，向我交代日常工作。黄爱民有大知识分子的派头，不爱理睬下面的勤务员、马夫和警卫。听别人说，他带着老婆到了陕北，老婆却跟他离婚了，又跟别人结婚了，所以情绪不高。1949年以后，我坚持订阅《人民日报》，一直留意黄爱民的消息，可是他无声无息，从来没有在报纸上露面。　
黄爱民整日坐在窑洞里抄抄写写，凯丰、徐老他们都来找他，讨论个问题，写个材料什么的。黄爱民的脚面特别高，穿不进供给的布鞋。他跟我说，小时候，家里管教严格，整天跪在椅子上写字，脚丫子变形了。　
中宣部一个月的办公经费九千元边币，我去新市场人民银行取了钱，比较几家商店物品质量和价钱，买下卷烟、稿纸、笔记本、铅笔、毛笔和红蓝铅笔。购买纸烟用去大部分开支。黄爱民负责记帐，我把购货发票粘贴好，锁进抽屉。　
中宣部实行共产主义的模式，完全是按需分配，吸纸烟者配给卷烟，不吸烟者没有卷烟。凯丰烟瘾很大，每月发给他三条纸烟，陶希晋、董纯才等人每月一条纸烟。　
有一次在边区银行取款，银行出纳看错了纸币的面值，多给很多钱。我回到中宣部才发现，又跑回新市场，把钱退还给银行。以后，我个人的几十元钱存入边区银行，银行对我特殊照顾，专门约定，我若不取款，每月的活期利息按定期利息计算。　
中宣部的行政经费，每月需报送一个预算计划。月初陶希晋、黄爱民和我三个人凑在一起，商议中宣部的各项开支，买纸烟需要多少钱，买笔记本需要多少钱，买稿纸需要多少钱，买笤帚……我用铅笔头一一记下。如果预算超标，需要申请追加经费，本来相差三千元，只要求追加两千元，不会搞“大高帽子”。　
陶希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