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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乐诱惑-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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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李秀成两人即是这种人出身，贫寒到骨，糊口而已。同时，由于鸦片战争后二千多万巨额赔款以及五大港口的“开放”，白银外泄，鸦片蜂拥入内，国内的银价高涨，钱价暴跌。清朝一直是银钱并行的双本位币制，但实际生活中都是以钱折银来计数，法定折率是一千文钱折一两银子。由于钱贱银贵，无形中使得乡村农民和小地主阶层的负担一下子加重了三倍多，更多的人破产破家。政府从来不体恤民情，更加如狼似虎催逼赋税，相互之间的关系形同水火。
农民如此，东南一带许多市镇从业者也因“五口通商”丢掉饭碗，挑茶工、运输工、船工等等“苦力”，人数达上百万人，纷纷失业。由于陆路交通都转为水港出口，原先的国内船商经受不住洋资本的冲击，纷纷歇业。加上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棉布、棉纱，成百倍的进口增长下，江南纺织业基本垮掉，断绝了无数从业工人及家庭作坊的生路。“资本主义”总是占便宜，从前一亿码土布抵不上一千万码洋布，今天几亿条裤子抵不上一架波音飞机，似乎吃亏的总是我们。
人祸有此，天灾并行。每个王朝发展到晚期，宿命般都会持续遭受天灾。1846年始的五年间，黄河、长江流域各省水灾旱灾连年不断，特别是1849年，长江大水灾覆盖六省，皆为百年罕见特大洪水，淹没人命无数，损失极其惨重。1851年，黄河在江苏溃堤，千里汪洋。而在“金田起义”的母省广西，更是旱、涝、蝗、雹不断，饥民遍野，僵尸满路。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官府仍旧敲骨吸髓般进行压榨，“仇恨的怒火”到处燃烧。
洪秀全创制“拜上帝会”，并非第四次落第后才忽然“皈依”的举措。早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他二次赴广州赶考时，一日闲逛，在龙藏街的贡院门前得到一份免费派发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作者乃中国的基督教徒梁发（梁发乃苏格兰长老会员马礼逊的信徒，他在道光十二年出版了《劝世良言》九本小册子，每册有50页厚，皆是他引摘《圣经》章句然后自己发挥“释义”）。当时，对其中奇特的“教名”，洪秀全深感兴趣，很是当“奇门小说”猛读了一把。当然，过瘾之后，“教义”当不得功名，洪秀全又努力钻入经史子集之中，转年复来广州考试。结果，不出所料，他仍旧落第不果。大刺激之下，洪秀全回家后病倒，高烧四十多度，连续四天，烧得他五迷三道，眼前出现了不少“幻象”，估计把不少正常的大脑细胞均烧死，头脑中窜乱筋搭错线，开始“自命不凡”起来。
高烧甫退，先前一向温文尔雅的洪秀全提笔濡墨，作诗一首：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
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
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此诗之中，已有“反意”森然。至于诗格，四五流而已。
第四次科场失意后，绝望归绝望，肚子最要紧，洪秀全只得到他继母李氏的娘家莲花塘村去当塾师，挣点粮食糊口。穷极无聊之中，郁闷寡欢之下，他拿出道光十六年在广州街上获派的《劝世良言》。洪秀全一个表兄名叫李敬芳，粗通文墨，对这本小册子产生了极大的痴迷，称赞不已。苦闷至极的洪秀全听表兄这么一说，濒死人抓住救命稻草一样，赶忙再次仔细“研读”，萌发了“罢黜诸神，独尊上帝”的“进步”思想，开始了他的“宗教”造神历程。
“上帝”到广西（3）
此后，他与小时玩伴冯云山、族人洪仁黄穑及选吧系邸钡背杉吕醋觯⒄雇街冢铩敖桃濉保峄崂癜荨４蟾旁�1846年前后，特别是冯云山在紫荆山地区传教的效果明显，徒党日多，才有了“拜上帝会”这个正式名称。手下有了几个信奉者，落魄的洪秀全胆气倍增，他用“教友”捐赠的银钱，立刻去找铁匠打制了一把“斩妖剑”，大吟歌诗以明志：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
擒尽妖邪归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
东南西北效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
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
小打小闹之余，仍旧还是穷酸措大做白日梦的意思。
忙乎数日，洪秀全、冯云山几个人在花县老家官禄埗、五马岭以及莲花塘等地确实吸收了不少“教徒”，口沫飞溅地“宣教”之余，洪秀全四处敲砸孔圣人牌位。此举引起轩然大波，广州附近虽然人民接受“新鲜事物”多，传统上对孔儒仍旧抱有十分尊崇的心理。洪秀全这么一个落第士子疯狗一样四处搞事，引起众多人的反感，最终连累他失去了塾师的饭碗。世上之事，就是有得有失。
精神力量是巨大的。丢了工作，洪秀全没有灰心，受《圣经》上一句话“从未有先知受人尊敬于本乡及家中的”（也就是“外来和尚会念经”之意）鼓励，他与冯云山以及村中几个年青人开始离开老家，数十天内遍游广州、顺德、南海、从化、清远、曲江、阳山、连山等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始了他们游走布道的征途。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冷酷的。几个爷们奔走两个多月，沿路倒弄些笔砚挣点小钱喂肚子，传教的成绩非常不理想，总共只有五十多人入教门，其间多数还是因贪小便宜少给钱买纸砚口头表示入教的。在连山（今天也是瑶族自治区）呆了十多天，只有一个汉人入会，失望之下，二人决定去广西“发展”。
于是，洪秀全、冯云山沿贺江河谷而下，先到封川，自浔江西上，在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夏天到了贵县赐谷村（今名长谷村）。之所以在此地落脚，是因为洪秀全有个表兄王盛均在这里居住。二人住下后，一面当塾师谋生，一面传教。由于“独尊上帝”，排斥当地人祭祀的“土神”，村人愤恨，仅仅呆了几个月，洪、冯两个人就黯然离开赐谷村。
洪秀全恋家，回到花县。冯云山为人倔强，仍旧留在广西，在桂平一带边教书边传教。
洪秀全回到花县，表面上“老实”许多，仍旧在当地以塾师身份挣饭吃。但是，他的头脑正处于“狂暴”期，天天奋笔疾书，大半夜才睡，一清早就起，两年多时间内写出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百正歌》、《改邪归正》五篇“裹脚布”文章，但这些文章内容均非指导“革命行动”的“革命理论”，大多皆是基督教劝人“向善”的客家民歌体打油诗。在这些“革命”著作中，一改昔日破孔圣牌位的张狂，洪秀全只斥佛老为“邪教”，反而重新说了不少孔孟之道的“好话”。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老洪深悟孔孟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不可动摇，故而从“痛批”转为“利用”（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才故态复萌，重刻这些文章时删去了所有对孔孟之道的“歌颂”）。
有了“宗教”的外衣，打扮起自己来就很得心应手。但是，由于对基督教真正的教义并不通，连《旧约》、《新约》都没读过（只有到了1847年，他才在广州传教士罗孝全那里看了这两本著作），洪秀全只能走“捷径”，从儒家典籍中“钩沉”，并首先找出与中国“天”这个词相匹配的“上帝”一词。甭说，《诗经》中有“上帝临汝”，《易经》中有“荐之上帝”，《书经》中有“唯皇上帝”，但其实与基督教的“上帝”之意十六杆子也打不着。找到了“上帝”这个古词，洪秀全“创造性”地认为：“历考中国史册，自盘古至三代，君臣一体，皆敬拜皇上帝。”同时，他大肆附会第三次赶考后的发高烧见幻象说胡话的经历，声称自己那一次“死过去”，其实是上天见上帝，受命再次“下凡”，诛妖救世。这种伎俩，同历代农民战争的头头们假造“符瑞”、“谶言”，并无二致。他还编造出一个“上帝”的“对头”——阎罗妖，或东海龙妖，随时把这个假想敌附会到任何反对者或反对派身上。
“上帝”到广西（4）
平心而论，“拜上帝教”的仪式一点也不复杂：众人集结于一屋，男女分别列座，开始共唱赞美诗。然后，“主持人”宣扬上帝之仁或耶稣救赎之恩，劝诫信徒勿拜偶像，悔改过恶，一心崇服上帝。只要有人当时愿意入会，马上施以“洗礼”——在一张“忏悔状”上写上自己名字，面对神台跪下。“主持人”问：“愿不拜邪神否？愿不行恶事否？愿恪守王条否？”“申请人”随声答应，于是“主持人”从一大脸盆中取水一杯浇于“受洗者”脑袋上，语称：“洗净从前罪恶，除旧生新！”礼毕，焚化写有申请人姓名的“忏悔状”，饮尽神台前所供清茶三杯，仪式结束。
洪秀全的“基督教”，看似基督教，其实也就仿个皮毛，与真正的基督教有天渊之别，所以，英国人富礼赐就说过：“教皇如果有权治他洪秀全，早就把他烧死了！”（见其《天京游记》一书）
下面，笔者仔细“八卦”一下洪秀全“新教”与基督教的实质不同。
首先，基督教有“三位一体”说，即父、子、圣灵三个位格，其本意在于推究“上帝”对人的救赎，因此，上帝（父）、耶稣（子）与圣灵并非是三个神，而是一体。洪秀全当然不懂这么深奥的东西，《劝世良言》那个小册子中也没有讲这些，最多只懂“救世主天兄耶稣赎罪功劳”，他以为“三位一体”是三个人，并编造“天父”派他本人“天王”下凡代世人“救赎”的神话。此“救赎”非彼“救赎”也。自公元4世纪开始，“三位一体”已经成为基督教最基本教义之一，洪秀全连这一点都弄不清楚，胡搬“上帝”，确实有“中国特色”。
第二，在基督教仪式方面，最重要的当属洗礼和圣餐。此仪式源自耶稣和门徒共进最后晚餐时，他亲自掰开面饼分给门徒，说：“吃，这是我的身体。”而后又举杯递给他们，“喝，这是我立约的血……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门徒吃“圣餐”，意即“原罪”得赦。洪秀全对此一知半解，他只知道“洗礼”，从未见过领圣餐的仪式，所以拜上帝教从来没有这种仪式。同时，汲取中国传统喜丧仪礼，洪秀全等人总会把讲道的文章当众焚化，鸣鞭放炮，很是热闹。而基督教根本没有此种仪式，一直要求信徒“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上帝）”。至于“太平天国”宣教活动最有特色的“讲道理”，全然不同于基督教的“布道”，基本上是盅惑宣教的政治活动，与宗教无关。
第三，基督教认为上帝是一个“灵”，因此上帝是人的肉眼所不能看到的。而洪秀全对此不理解，为突出他自己的“神异”，他逢人就讲他升天时见过“上帝”本人，而且这个“上帝”的样子还十分清晰：“披金发，衣皇袍，巍然坐于最高之宝座上。”可见，洪秀全是根据教堂中耶稣的形象推测出他爸“上帝”的模样，不伦不类，却有“遗传”道理。此种“人神同形论”，稍有基督教知识的人，都会觉其荒谬不堪，以这种“拟人观”描述“上帝”，老洪的神学知识基本上只有20分，离及格还远得很。
第四，基督教所理解的“天国”在“天上”和“来世”以及信众“心里”，而洪秀全理解的“天国”或“上帝国”、“天堂”主要指他自己建立的“拜上帝会”和日后“南京”这个“新耶路撒冷”。
第五，基督教憧憬“天国”的来临，对门徒不主张做现实的抗争，要求逆来顺受，时刻准备耶稣的重临。但洪秀全一直主张争斗，主张“斩邪留正”，要杀“妖”，杀有罪之人，完全一副入世夺权的态度。
此外，洪秀全对圣诞节和复活节这两个基督教最重要的节日从来没听说过，所以日后他的“太平天国”就从来没有过这两个节日，他自己却“制造”出六个“节日”——正月十三“天兄升天节”、二月初二“报爷节”、二月二十一“太兄暨朕登极节”、三月初三“爷降节”、七月二十七“东王升天节”、九月初九“哥降节”。连杨秀清被杀也成为一个“节日”，闻所未闻，荒谬至极。
“上帝”到广西（5）
当然，洪秀全所著的“教义”，并非全部是歪理邪说，也有很“健康”的说教，比如诫劝世人戒鸦片饮酒，义正辞严，放到今天都很是具有“先进性”：“炼食洋烟最颠狂，如今多少英雄汉，多被烟枪自打伤；即如好酒亦非正，成家宜戒败家汤。请观桀纣君天下，铁桶江山为酒亡。”
英雄莫问出处，富贵甭提原由。“二杆子”的人，总是能歪打正着干成大事。
其实，很有必要“八卦”一下给予洪秀全“上帝”启蒙的《劝世良言》的作者梁发。
梁发是广东高明县人，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出生，本为一个很普通的雕版印刷工人，略识文字。1811年左右，他收受了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数两银子，冒险替他刻印中文版的《圣经》，这在当时是“杀头之罪”。在大清国非法宣传“邪异”之教，后果极其严重。马礼逊曾在印度公司（英国人所开）干活二十多年，他本人是个有冒险家意味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他的劝诱和“启发”下，梁发成为中国第一个“华人牧师”，时间为1823年。以那时起，梁发再不用挥汗如雨搬雕版印东西，开始穿上半洋半中的衣服，暗中秘密宣教，并每年从伦敦新教教会支领薪水。1832年，已经习教并上升到几个层次的梁发写出《劝世良言》，由其恩师马礼逊亲自审核出版。当然，那时候的政治气候不利于梁发以真名出版这本宣传册子，当时他的署名是“学善者”（梁发有时还有“学善居士”之名）。
洪秀全所观的《劝世良言》，其实就是基督教《新约》、《旧约》的“编写本”，一半引原文，一半由梁发自己发挥。梁发所引原文大约只有新、旧约全书的九分之一左右，删掉了原书的类似神话的故事情节，主要保留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可以说这个工厂学徒出身的中国人中年以后确实深悟了许多基督教神学原理。梁发的《劝世良言》中没有丝毫“革命”的意思，主要鼓励人们信仰上帝，顺从基督，安贫乐道，戒杀戒贪，并宣称“天国”在来世，死后能“永生”。梁发书中唯一稍显激烈的，就是对佛教、道教大肆“批判”，对儒教稍有微词，其他方面没有什么“火药味”。日后，洪秀全断章取义，逢佛灭佛，遇庙拆庙，焚烧经籍之余，丧心病狂到“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大声高叫要“杀妖杀有罪”，与梁发的《劝世良言》基本“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革故鼎新——“金田起义”前后时机与运气
洪秀全在花县老家埋头搞“创作”，其“革命同志”冯云山一直踏踏实实在广西紫荆山地区做基础工作，时而打短工，时而做塾师，中心任务就是传播教义，拉信徒入伙。
这位洪秀全的“发小”冯云山，家乡距洪秀全的村子仅一公里，村名“禾落地”，出身也是殷实小地主家庭。同洪秀全一样，冯云山也是屡试不第的秀才，科场失意，心肝冷却，热血却沸腾，加上又是实干家，冯先生两年多忙个不停。而且，此人志向远大，可从其当时一首诗中窥见端倪：
穿天透地不辞劳，到底方知出处高。
溪涧焉能留得住，终须大海作波涛。
诗品方面，显然比俚俗的洪秀全要高出一大截。
紫荆山地区是广西很落后的山区，距离最近的桂平县有近三十公里距离，岩壑深广，深山老林，近三百平方公里内，险山环列，从战略角度上讲确实是个打游击的好地方。
1847年秋，洪秀全第二次来到广西，发现老哥们冯云山已经发展了两千多徒众，十分欢喜。这些“拜上帝会”新入会者，包括了石达开、杨秀清、萧朝贵等人，皆成为日后“太平天国”的开国功臣。
选择了易守难攻的高坑冲卢六家为栖身之所后，洪秀全和冯云山准备一试身手。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先是选择象州当地有名的“甘王庙”下手。在广西东南部，“甘王”是非常有名的民间祭祀对象。“甘王”确实有真实原本的个人，本为五代时期象州人，从征南汉立下战功，死后为乡人祭为土神，称为“甘王庙”。庙宇建筑物宏伟壮丽，香火旺盛。于是十月间，洪秀全、冯云山、卢六等人手持利器，冲入象州甘王庙，打毁了内塑的偶像金身和香炉等祭器，并在庙内白壁上四处题诗，宣示“甘王”为邪神。
“上帝”到广西（6）
象州当地人正要聚众找洪秀全等人“算账”，街头忽然摔倒一位十二三岁的当地男孩，口吐白沫，自称“甘王”附体，大嚷道：“这些打我的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们不能伤害他们！”众人骇然，纷纷散去。事后，装神弄鬼的男孩得钱一大串，原来他早为洪秀全等人买通。
得意之余，几个人连连展开毁像活动，在紫荆山地区四处寻庙找像，予以捣毁拆除，破毁雷神庙和土地庙许多座。广西人好淫祀，特别崇信这些地方“神圣”，所以，当他们发现捣庙者大肆破坏后没有任何“报应”时，心中逐渐信服起“上帝”来，不少人加入“拜上帝会”。中国人一贯如此，很少有坚定的、纯粹的精神信仰，大多是“临时抱佛脚”，哪个神的神通大，自然倾向哪一方。
快心事后首尾多。砸庙砸东西痛快，很快就砸出事来了。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底，紫荆山地区石人村的士绅王作新带领家丁、团练，以毁庙、宣扬妖书为罪名，捕捉了冯云山。这下捅了马蜂窝，会众人员很齐心，拜上帝会会员卢六很快找了一些会众，把冯云山抢了回去。为此，王作新把此事告官，向桂平县衙投状，指称冯云山以村民曾玉珍家为窝点，非法集会，毁捣社稷神明，结盟惑众，不从清朝法律。其实，王作新作为主控方有理有据，非法集会和捣毁公有建筑在封建时代确为犯法行为。但是，当时的满清政府，自鸦片战争失败后，上上下下畏洋如畏虎，清朝中央政府应外国传教士之请，已经有公文派发到各地，明令地方政府不要干涉洋教活动。因此，桂平县的官员息事宁人，在押解冯云山和卢六到官衙的同时，发传票要王作新到庭，并声言他有诬告和捏造事实的嫌疑。冯云山方面，在监狱中不停申诉，辩称自己只是相信基督教，并无不法行事，坚称自己完全清白。由于察觉风向不对，事主王作新又怕教徒报复，屡不到庭对质，而卢六（冯云山的表兄）又在监狱中得病而死。
押了几个月后，新上任的桂平知县索性小事化了，以“查无情实”为名，把冯云山从牢狱中放了出来，只是认定他“无业游荡”，派两个差役押送他回广东花县原籍。一路上，冯云山巧舌如簧，竟然说服两位差人也皈依了“拜上帝会”，三个人一起转回了紫荆山地区。当然，冯云山得释，最关键在于会门兄弟集资捐款“科炭”钱（拜上帝会多烧炭矿徒，集资敛钱称为“科炭”），四下在衙门中走关系打点。钱能通神，最终才使冯云山顺利出狱。从另一方面讲，也可看出这些抱成一团的“拜上帝会”势力越来越大，吓得王作新一家人都不敢再在石人村家中居住，很怕招惹这些事儿头。
冯云山刚刚被逮时，洪秀全又怕又急，匆忙离开紫荆山，赶至广州，准备亲自鸣鼓喊冤，向两广总督耆英告状，以图救出冯云山。因为清政府在道光二十五年经耆英上奏，已经明旨谕准对广东的礼拜堂驰禁。可巧耆英内调离开广东，冯云山得释，洪秀全就没有见到这位身任两广总督的“青天大老爷”。
次年十月，二人终于在花县老家会面，相拥久之，恍若隔世。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提。冯云山在桂平县被羁押期间，这年的三月三日，拜上帝会会员中的骨干分子杨秀清自称“天父”附体，玩起降神把戏，咣当一声当众晕倒，然后突然跃起，神情肃穆，自称代“天父上帝”来传言，把会中摇摆不定的黄姓家族成员驱逐出会。由于广西一带流行人神交通与鬼神附体的风俗，会众们信以为真，杨秀清不仅获取了极高的威信，也稳定住了冯云山被逮后拜上帝会内部的恐慌情绪。
很快，杨秀清的烧炭同伴萧朝贵有样学样，咣当一声也倒地，鲤鱼打挺跃起后，自称“天兄”附体，与杨秀清演起了双簧。
所有这一切，洪秀全、冯云山两个人，当时一个在狱中，一个在广州，皆不知情。事定之后，二人就此也产生过犹疑：如果承认杨秀清、萧朝贵的“天父”、“天兄”代言权，会友们对此坚信，那么就意味着这两个人日后在宗教上有超越洪、冯二人权威的可能；但是，如果拒绝承认，闹不好会使会员产生内讧。思来想去，觉察到杨秀清、萧朝贵二人当时没有野心，洪、冯二人就决定接受这一事实。洪秀全声称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如此一来，天父、天兄二人的“代言人”地位，自然超越不了“上帝”的亲儿子。日后太平天国的“爷降节”、“哥降节”，就是“纪念”这杨秀清、萧朝贵这两个人的“下凡”。
“上帝”到广西（7）
杨秀清祖籍嘉应州（今天的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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