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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度东风吹世换-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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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有两个遥相辉映的例子，也可以说是两个悲剧，因为两位主人公后来都被砍了头。第一个是汉武帝时的王恢，另一个是宋徽宗时的赵良嗣。他们无疑可以作今种所谓“布衣”的典型。
首先，他们都有强烈的家国意识，虽然先于明季，却真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奉行者。王恢不忿于汉朝开国百年之内对匈奴的和亲绥靖政策，上疏力谏在马邑进行诱敌伏击；赵良嗣原名马植，本是辽国的汉人世家大族，却不愿做“富家翁”，秘密联络宋朝使臣，献联金灭辽之计。他们这样做，也应不是为了荣华富贵，比如马植入宋后，就曾要求辞职，并阐明自己的“功成身退”思想。这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呵。
其次，他们胆略过人。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布衣干政十分不易。如马植那般秘密与宋使接洽，须冒极大的风险。而他们所献之计，后来也均被采纳。马邑之战虽因叛徒泄密而无功而返，但汉武帝在此后不久便开始了主动出击，在元狩年间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马植的联金灭辽之计，最后也因宋朝愚蠢地收留张延一事而导发变数，以致弄巧成拙，这一点在赵翼《廿二史劄记》中分析得很清楚。
再次，两人均受到当时与历史的不公正对待。由于客观原因而造成事与愿违，皇帝恼羞成怒，只好摘掉两个的脑袋来平息众议。事实上执行方面的不严密才是主要原因。更没想到的是，两人竟然在历史上遭人唾骂：王恢一直被斥为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而马植更为惨酷，居然与童贯、朱勔、秦桧等人一同被列入“佞臣传”。
这使人想起“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老话。假使他们策划的事情最终获得成功，当然会流芳百世。但个人的渺小与悲哀正在于此，尤其是他们这样优秀的人才，有锐利锋芒，却剑开两刃，总是被使用者伤到自身，然后毁器以泄愤。
在帝权时代，这种布衣之志实在是很危险的。如王恢、马植这般能象自己的想法达于朝堂之上，然后付诸实施，已是极不容易了。而更多的优秀人才及奇谋妙策，国家根本就不屑一顾。如李白，他的理想难道就是诗人吗？但皇帝视之如声伎。再如北宋的陈东，他不过率青年才俊振臂一呼而已，救亡也好，惩奸也好……皇帝却毫不犹豫地将他砍头。这样看来，王恢、马植实已无须遗憾了。
谁明浪子心——娱乐圈里外的柳永
〔文／丛珺〕
柳永出生在官宦世家，在这一点上并不是我们想当然中的那样，以为他是一个出身社会底层的娱乐圈浪子。
其父柳宜先是在南唐做官，官监察御史，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和监察部副职，宋灭南唐，他先是在沂州费县做过县长，后复通过宋太宗雍熙二年领导干部公选（科举）为进士，官至建设、水利、交通联合部副部长（工部侍郎）。柳永弟兄三人，哥哥柳三复、柳三接和他都以文名著，时文化圈中称其哥仨为“柳氏三绝”；三复、三接都是参加公开选拔领导（科举考进士）以硬本事考出来入仕的。柳永的五个叔叔全都是官场中人，官至副部级以上的就有两位。
从柳永的家世来推断，他在历史上似乎不应该给人留下这么一种印象：一个终身都与妓女纠缠不清的风流浪子。以至于在封建时代，搞得连敢给他作传的人都没了——“宁立千人碑，不做柳永传”，皆缘于柳永没有遵循传统读书人修齐治平的思想，恪守儒家“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的人生原则。我们现代人对他形象的错误认识，则缘于我们对那时歌伎这一职业的错误认识，其时的歌伎，绝非目下的“小姐”，相当于现今的歌手。柳永那时的职业，相当于21世纪中国娱乐圈子里的音乐名人，弹得一手好琴，谱写得一手好词曲。要是把柳永放到21世纪的中国，我敢担保票，他绝对红透两岸三地，名扬新马泰以及东南亚整个华人圈子。比之现代任何一个音乐人，柳永的天赋和才气都要高得多，文化底蕴也要深得多。
在那个年代，娱乐业人士不吃香。柳永也想走进官场当个领导，他为此也一直努力奋斗着。在柳永的人生中，他也不是没有机会早一点得到最高领导的赏识而提拔重用，但这一切都因他自身言论的不谨慎，而使得这种机会丧失了。他很年轻时，便踌躇满志地参加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领导干部公选拔考试，志在必得的他却意外落榜。站在局外人的立场看这件事，我以为这是上天对年轻气盛的柳永的一次善意提醒：“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年轻人在为人做事方面尤其需要低调”。“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可是一向自负的柳永对公选失败除了是想不通，还是想不通！满腹的牢骚于是化成一首《鹤冲天》的歌词：“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柳的年轻气盛和狂傲在歌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公选失败后的压抑心情得以十分痛快地发泄。这一过程，大有散打相声李伯清大师关于他乘汽车经典语言的气势：“你不搭，老子还不坐！”很多年轻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因逞一时口舌之快，后来却用一生的精力和努力来还这份“语言债”。同样，就是因了这次的一时口舌之快，柳永后来的仕途变得坎坷多舛。三年后，柳永再次参加公选。这一次笔试顺利过关，可是入围者名单送到宋仁宗手里，最高领导朱笔轻点，一下子就把柳永的名字抹掉了，还不无讽刺的说道：“何须浮名，且去填词！”柳大师写的歌词原来早已传到皇帝耳里。本来宋仁宗也还算是个流行歌曲追星族，可你这柳大词人的歌词内容写得太狂妄了点。
也不知道当时柳永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想来他会重重的赏给自己几耳光吧！就为自己一时之快，断了仕途，多不划算。关键是最高首长对自己印象不好，要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恐怕就很难了。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千万不要给你领导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尤其是能决定你前途命运的主要领导。一旦不好的印象形成，要想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也许得等到领导易人。柳永当时后悔也来不及了，郁闷之极，索性破罐破摔，天天都泡在青楼中，与当时的众多女歌手打成一遍。你宋仁宗不是说“且去填词”吗？皇帝是金口玉言，我就以“奉旨填词”自奉，于是圈子里便迅速传开了“奉旨填词柳三变”大名。三变是柳永原名，就是因了宋仁宗的这次“领导干部选拔政审不过关”事件，他才改名永以示明志，表明自己在公选这件事上是持“一次不行、二次再来、直到公选当选为止”的态度。
历史上的文人多是苦命人，柳永也不例外。虽说参加公选领导不成功，但生活还得继续，日子还得过。柳永只好回归老本行，继续在娱乐圈子里混，为诸女歌手们写词作曲为生，颇有几分现在摇滚歌手的潇洒风度。那个时代音乐人在收入和生活质量方面是远远赶不上21世纪的音乐人们，尽管有很多女歌手因唱柳永的原创歌曲而红透半边天，但于柳永而言，这改变不了他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那个时代没文联，没音乐家协会，他找不到政治归属；那个时代稿费低，没版权，他赚不到更多的钱。就只好靠那些记情的女歌手们的资助，聊以度日。
众多当红女歌星都是因唱柳永写的歌而走红，柳永在北宋仁宗时代的音乐圈子里名声大振，对许多尚未走红的女歌手而言，要想在流行乐坛里闯出点名气来，只有凭籍演唱柳大腕写的歌才能在唱片发行量上有所突破。几代歌手同唱柳永写的歌，于是柳永写的歌曲，在北宋仁宗一朝便出现“凡有井水处，皆能诵柳词”的盛况，以现时度之，有点象出租车、公交车和所有公共场合都不约而同地放着“那夜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胡乱的说话，只顾着自己心中压抑的想法，狂乱的表达”一样，大有刷新流行歌曲发行量纪录的趋势。
就在这个流行歌曲创作、演唱和推广过程中，柳永与诸多的女歌手们彼此间结下了非比寻常的交情。当然，跟21世纪的流行歌坛一样，音乐制作人与歌手之间发生点什么，是太正常不过的事了。更何况象柳永这样的圈内名人，他要想和诸女歌手发生点什么关系，在我想来不过是举手之劳，费点力气的事罢了，这从当时圈子里流传的“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的说法便可窥豹一斑。柳永在其时的娱乐圈内绝对是少女杀手级的人物。
娱乐圈里的走红，并没让柳永放弃参加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考试的宏伟理想，柳永又先后两次参加公选。抑或是仁宗忘记了柳永曾经“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牢骚，抑或是仁宗“皇帝肚里能跑飞机”，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张唐卿榜进士。这一次是真的考中了，当时的柳永47岁，从此后，柳永便开始了他的宦游生活。可能是由于原先就给主要领导留下了一个不太好的印象，中了进士的柳永一直未在重要位置上执过政，从历史记载看，于仁宗景祐年间在睦州任过推官，张津的《乾道四明图经》卷七记载柳永曾在定海的晓峰盐场做过盐官，这一经历，从柳永自己所作的《鬻海歌》诗中也可以看出。柳永从公选中榜后，便被外放到东南一带来做地方官，但从没出任过一方的封疆大吏，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县令，一直都是任副职或部门负责人。
柳永一生中，最大的官也就是任过屯田员外郎。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又或许是他父亲以前在工部工作时留下了较深的人脉，柳永外放辗转了一圈，回京后居然到了他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单位上班，屯田是工部的一个司，员外郎相当于工部屯田司的副司长。从这点看，柳永在做官方面，比他父亲的官差得太远了。在屯田员外郎任上，入内都知史某可怜柳永“久困选调”，乘天上出了吉祥星象而仁宗高兴时，叫柳永献词应制，柳永撰《醉蓬莱》一词。交到仁宗手里，一看开头有“渐”字就不高兴，再看到后面有“宸游凤辇何处”的语句，与中央钦定的真宗悼词暗合，更觉不快；再往后又看到“太液波翻”，便气着说：“为什么不说波澄呢？”便把柳永所献之词掷到了地上。柳永因想讨好最高首长却表错了情、说错了话，而导致不再被最高首长提拔重用了（《渑水燕谈》）。
柳永经此政治一劫后，再怎么想咸鱼翻身也回天乏术，这一次是彻底对仕途绝望了。哀莫大于心死，在郁闷和潦倒中，柳永“卒于襄阳，死之日，家无余财”，一代走红大江南北的大词人就这样离开了人世。一个副厅级干部，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当时政府在民政和老干部工作方面可能做得很差，最后柳永只得依靠“群妓合金葬之于南门外”。直到现在，学界还在争论柳永的坟墓究竟在襄阳、枣阳、仪征还是镇江？好在柳永的儿子柳涚（字温之），于宋仁宗庆历六年高中进士，曾官至著作郎和陕西司理参军，为老柳家在做官一途扳回了些面子。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便过了近千年。千年后的今天，柳永却以冯煦评“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自然，自是北宋巨手”，以及苏轼评“不减唐人高处”的一种伟岸姿势站立在中国文学史上。
说说袁崇焕
〔文／江上苇〕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是血。当然这只是一种比喻，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吃过草，也没有挤过奶，流过血。
可是的确有人流过血，而且不只是流血。
当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后金铁骑在努尔哈赤的统帅下西服蒙古，东平朝鲜，以区区六万人大败号称四十万的明朝辽东经略使杨镐的部队，陷广宁、克沈阳、下辽阳的时候，大明朝的统治者已经习惯了失败，他们麻木地批着公文：某某总兵放弃地私逃，杀；某某巡抚不屈殉节，追封三级；某某经略使损兵折将，斩首，传首九边……总之，逃了的杀，死了的奖，打的都是死人官司。但是有一天，北京城的大小官员们突然发现面前的公文自己不会处理了——宁前道袁崇焕上报，宁远大捷，杀敌数万，击毙敌人最高统帅努尔哈赤！这种诧异恐怕比我们听见中国队6：0击败巴西队还要让人受不了。头头们所能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复查，有没有搞错呀你丫的？拿自己脑袋开玩笑？
历史的事实后来大家都知道了：袁崇焕的顶头上司让他撤退，他牛脾气上来了：“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我的官职是宁前道，宁远就是我葬身之处！结果努尔哈赤十几万百战百胜的大军，愣是攻不下几千人驻守的小小的宁远城，大汗怒了，亲临前线指挥，被红衣大炮打伤，不治而亡。
当大明朝的头头脑脑们终于相信这一切确实不是梦后，那种兴奋劲简直没法说了。天启皇帝大奖功臣，此次大捷，全赖朝中各位爱卿领导有方，寡人重重有赏，钦此！皇帝没有食言，朝中那些连宁远在什么地方都搞不清楚的大员们个个都捞到点油水不说，连魏忠贤一个刚出娘胎的侄孙都封了个伯爵，据说是如果没有魏公公殚精竭虑，运筹帷幄，宁远一战是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的——这就是逻辑，打了胜仗是魏公公领导有方，打了败仗是前线指挥官们贯彻方针不力。既然如此，那个小小的宁前道叫什么袁崇焕的，功劳也就是一般般了，赏他个辽东巡抚拉倒（事实上，当时辽东全境几乎都在后金的控制下）——反正这种官没有人敢做，便宜他算了——钦此，大家快谢恩啊！
金庸先生写过一篇《袁崇焕评传》，认为袁崇焕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广东蛮子不要命的倔强，认死了的理，几十头牛都拖不回来。袁崇焕拿身家性命赌来的宁远大捷，成了朝中大员们进身的阶梯。自己仅仅当了个辽东巡抚，他倒是没什么想不通的：辽东巡抚虽然不是什么美差，还随时有性命危险，但总算是方面的负责人——这就有机会来完成自己的理想了。
满清大军铩羽而归，当上了大汗的皇太极和兄弟们总结，认为明军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在于袁崇焕善于守城，所以得出的结论是，要和明军野战。数年后，后金十几万大军再度西进辽西走廊，进攻袁崇焕把守的宁远、锦州。然而这次攻势最后却以在锦州城下野战输给明军告终。从此，明由战略防御进入了战略相持，辽东的恢复已经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了。
可是这个时候，袁崇焕却因为和后金商讨议和的可能被朝廷撤了职。自南宋以来，中国人就耻言议和，仿佛只要谈议和就是秦桧，只要谈抗战就是岳飞似的。事实上，历史没有这么简单。袁崇焕的时代，明朝的问题在于内部，事实上，明朝的灭亡被今天的人认为是财政的破产而非军事的失败：万历初年明朝的正常岁入是四、五百万两左右，可是自从努尔哈赤举兵以来，由此而引发的“三大饷”等加派后来竟征到了二千多万两，如此涸泽而渔，国家怎能不亡？袁崇焕统率的蓟辽军区，就经常搞到没有粮饷的地步，甚至因此发生了士兵哗变。这种情况下如果能用一年二十万两银子换来暂时的喘息机会（何况对方还有相应数目的回赠礼品，事实上这仅仅是一种对方稍占便宜的经济贸易，和南宋的岁币性质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迫使皇太极对明朝称臣，把敌对性极强的“后金”国号改成了比较中性的“清”，应该说在外交上还是成功的。），稳定辽东的局势，何必一定要花每年六百万的辽饷（而且这还仅仅只是一个维持费用）？南宋的局面是可战而不战，明末的局面是不可战而战，天下事哪有生拉硬扯的对号入座？因为做的事太超越当时人的思想境界，袁崇焕只好回老家呆着了——尽管还有不少人又凭着宁锦大捷升官发财，但并不妨碍他们在袁崇焕身上踩上几脚。
直到崇祯当了皇帝，才又想起袁崇焕的好处，委任他为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皇帝年轻气盛，问袁崇焕多少时间可以恢复全辽，袁崇焕答道，五年。下来之后，同僚们担心他把话说得太死，五年以后万一没有克服全辽，皇帝责问起来怎么办？可是这个担心是多余的，皇帝连五年时间都没有给他。
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率领满清大军再度入侵，他们不敢碰袁崇焕，绕过辽西走廊，从大安口、遵化一带突破长城防线，直抵京师。袁崇焕帅所部九千骑兵星夜入援北京，在北京城下与满清铁骑大战数场，稍微稳定了战局。就在这个时候，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
在当时的明朝方面的记录和当时老百姓们的街谈巷议中，千夫所指地说袁崇焕是奸细，是叛徒，直到清人编撰《明史》，把满人自己编辑的档案《太宗实录》拿出来参考修订，才算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骄傲的胜利者可没有替明朝皇帝圆谎的理由。让我们看看这个“奸细”在大明皇帝的黑牢里都做了些什么吧！袁崇焕被皇帝逮捕后，所部官兵大为惊骇，纷纷逃散。袁崇焕却在牢里认认真真的写了一封信，语重心长的劝部将祖大寿、何可刚带部队回来，打退清兵，保卫大明朝的江山，“帝取崇焕狱中手书，往召大寿，乃归命。”天下有过这样的“奸细”吗？
满清兵在以袁崇焕所部为首的各路勤王军的打击下，撤出了长城一线。可是皇帝最终还是没有放过袁崇焕。皇帝有皇帝的考虑：你现在是没有反，但我已经把你抓起来了，放你出去岂不是说我抓错了？崇祯皇帝没有认错的勇气，不但是这个时候，就是他在煤山上吊的时候，他的遗诏里也是说：“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我虽然缺德，惹得老天爷发了火，但这都是大臣们不中用害得我这样的。厚脸皮的皇帝把大明朝灭亡的责任全推到了大臣们的头上，不知道他所谓“诸臣尽亡国之臣”里，有没有算上袁崇焕的一份？而且，现在抓都抓了，脸也撕破了，放出去你不反也得反了。所以，只能是一个“杀”字。于是大明朝中央政府诏告天下说这次满清入寇，纯系袁崇焕勾结所致，并以里通外国、意图谋反等莫须有的罪名寸磔处死了袁崇焕。“寸磔”就是每隔一寸剐上一刀的意思，就是常说的“千刀万剐”。
英雄的悲哀，不在于死，而在于为自己的民族流尽了鲜血，居然被当作这个民族的叛徒。当袁崇焕被押上刑场的时候，他长叹不已，两年前他出关督师前，对皇帝的顾虑，现在不幸都成了事实，“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
刑场外面无数的老百姓在朝他吐口水，在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着他——因为皇帝说他就是叛徒。《明季北略》卷五“逮袁崇焕”是这样记载当时的场景的：“是时百姓怨恨，争噉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噉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刽子语无锡周无瑕曰：‘吾服事诸老爷多矣，未见如袁爷胆之大者’。”胆大是因为无愧，谁能比他更无愧呢？
老百姓吃袁崇焕，并不仅仅只是因为怨恨，毕竟在这个麻木的时代，大多数人还没有觉悟到要把国家民族的利益和自己的感情取向联系在一起的地步。仅仅是因为袁崇焕那莫须有的叛国罪名，使得士大夫们把吃人和仇恨联系在了一起，并竭力为“吃人”而辩护。然而书呆子说得武断了一点——大多数掏银子买人肉的人，恐怕不是出于基于民族感情的仇恨。几年后，崇祯皇帝又剐了一个和国仇家恨没有一点关系的倒霉家伙郑缦，《明季北略》的记载是这样的：“炮声响后，人皆跻足引领，顿高尺许，拥挤之极……归途所见，买生肉为疮疥药料者，遍长安市。二十年前之文章气节，功名显宦，竟与参术甘皮同奏肤功，亦大奇也。”杀人的炮声响后，围观的人都踮着脚尖看希奇。看完了拍拍屁股回家，还嫌不够刺激。一路上热热闹闹都是买人肉回去治病的。这一次修史的书呆子终于兔死狐悲，看不惯了，发了句牢骚——TMD，读了几十年书，居然被人当成人参甘草吃掉了！
吃人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但是吃袁崇焕就合法合理，因为他是“叛徒”。袁崇焕的性命就是巩固皇帝个人尊严和威望的人血馒头。
我们今天已经无法揣度袁崇焕在刑场上曾想过些什么了，但我想他一定想不到，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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