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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度东风吹世换-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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彤庭几度宣麻。
止因贪恋此荣华，
便有如今事也。〗
似乎感到后悔，后悔欲壑太深，还是后悔没有索性造反？但已经晚了。几天后，蔡京便一命归西。
据说，蔡京死后没有棺木，只好以当时人常用的“太师青”布裹尸，埋进专门收葬贫病无家可归者的漏泽园中，千万钱财丧失殆尽，给自己留下的是千古骂名。
蔚村之谜——明末清初鲜为人知的一段往事
〔文／草鱼子〕
最近在研读晚明史间隙，无意中翻到了一个叫“蔚村”的名字，同时出现的还有明清之际“娄东四友”中的陈瑚和陆世仪。
当年陆世仪和陈瑚有感于中国下层社会之“无治”，先后致力于经世。所谓下层社会之无治，主要指最基本的政府单位是郡县，行政指令终于县府，难以下达，这对当时日趋市场化的江南中下层社会——尤其是农村来说，是很不合时宜的。用老马的话说，上层建筑根基不牢固，几乎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一旦有民变或兵变，社会立即处于崩溃的边缘（有趣的是，几百年后的老毛也持这样的观点）。
对于这一现象，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主张“封建”，他们认为战国时期，一郡即一国，故国可富足，而治郡后，郡由流官治理，人员流动太多，故各任官员均无法放手抓地方建设，乃至地方缺乏组织力，不如恢复些许封建之治（这对郭沫若的胡说八道倒是辛辣的讽刺）。
但比较陆世仪和陈瑚在此方面的见解，虽黄顾声誉卓著，却颇有不如。
陆和陈都主张，在村级单位中实现某种程度的自治，陆把这种自治称为“联社”，他在他的《思辨录辑要》中说，“治天下必自治一国始，治一国必自治一乡始”，甚至进一步说到“治一乡必自五家为比十家为联始”，这就说到了“联社”的基本组织规模了。陆对于他的这一想法在《治乡三约》中有更进一步的阐释和系统化：
〖“乡约者约一乡之人共为社仓、保甲、社学也，社仓是足食事，保甲是足兵事，社学是民信事。”〗
在此，陆对传统的乡约制度提出了大胆的革新建议，主张将乡约务实化、实事化，具体就是更关注民生，将过去那种以道德教化为主的乡约制度变成一个兼顾日常经济、社会及治安的实用型组织。关于陆世仪对乡约制度的其他革新见解在此就不详述了，最可惜的是陆本人没有机会实践这些想法，好在陈瑚似乎有足够的机会。因为陈瑚找到了蔚村。
据传，陈瑚在明朝败亡之后，逃到一个叫“蔚村”的小村落避难，“蔚村在昆（明）城东北三十里，地远而僻，水道纡折，无乡导则不得入焉”（陈瑚《蔚村八胜诗同石隐寒溪桴亭作》），可见这是个极佳的避难场所。
因为地处偏僻，陈瑚可以放心的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小村落中实践他和陆世仪的改革计划，时间大约是在1647年秋。此后不到半年时间，陈在蔚村建立了四会制度，关于这方面的史料现在只能从陆世仪的遗作中找到，“确庵（陈瑚）与蔚村结四大，大会之中又分四小会，一讲会，与同志讲《易》，一忏会，以合蔚村奉佛诸公，一乡约，以和村众，一莲社，以联诗文之友。”有趣的是，这里的“忏会”，其作用和西方社会的教堂极为相似。
总的来说，陈瑚在蔚村的作为以“孝悌、力田、为善”为主。“讲会”名义上是针对“同志”，实际上是完全开放式的，由陈瑚邀请同道中人在蔚村开坛结缘，讲经论道。时值1648年，江南初定，陈的不少好友被邀至蔚村讲学，于是“讲会”实际成了陈瑚实施启蒙运动的主要场所，陆续前来开始讲座的学者有王石隐、钱蕃侯、曹尊素等。
光听讲是不够的，为了让村民巩固所学，陈瑚还让村民记“日记”，通过日记考验村民们近期获得了多少进步。同时，陈瑚还编撰了一些道德标准，供村民自我审查。为了照顾文化程度较低的村民，陈瑚使用的文字非常浅白，几乎已经与现代白话文没什么两样，如：
〖“如何是孝……这个恩真是天高地厚，如何报答。只是随你力量，饥则奉食、寒则奉衣，早晚殷情服侍……倘或父母所行有不是处，须要委曲解劝，使父母心中感悟……这都是孝的是。今人做儿子多不知孝其父母，及至为父母便要责备儿子不孝，不知自己先不孝，儿子看好样学好样，自然习成不孝了。”〗
这一段话不但通俗易懂，而且其中的思想即使以今天的眼光衡量，也丝毫不见迂腐，其为孝之道，深得辩证法精髓，变通得很，由此明末社会风气也可见一斑。
每月初一，是村约大会，会中考察村民在“孝弟、力田、为善”三方面的进步。
陈瑚通过这种教化工作，劝导村民成为“乡中善人”，其作用究竟如何，因还未找到进一步的资料记载，目前还不得而知。
除了启蒙工作外，陈瑚还制定了一些细节化的制度解决日常民生问题，比如存粮保险制度。1648年夏，蔚村闹饥荒，为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陈瑚制定了“周急法”，平时在秋冬季存下五斗米，到春末如果粮食匮乏，就取存米供给。这就避免了村民因向富户借款而背下重债。除“周急法”外，陈瑚还建议村民平时尽可能节约用粮，节约下来的粮食妥善保存，以备在饥荒时可以食用。
在陈瑚的努力下，一些接受力强的村民渐渐脱颖而出，并成为陈的得力助手，如黄幼玉、钱中野、诸氏兄弟等，这些村民中的优秀分子在陈瑚因经济问题离开蔚村后，成为进行蔚村乡约改革试点事业的继承者。
陈瑚在蔚村三年，后因家庭原因及经济原因离开，此后陈又在其他地区做了些许类似的试点改革，但都没有在蔚村这么系统化。
由于史料的缺乏，蔚村的乡约试点改革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改革持续了多久，对周边地区形成了多少辐射作用，现在还没有确切说法，甚至蔚村的具体地点现在也没有定论。从后世历史发展看，蔚村的改革终究未改变中国基层社会的“无治”状态，中国依然是“一盘散沙”。然而蔚村的意义依然未同凡响。
它至少说明中国未必一定要依赖外国输入的思想，获得自治的机会，中国依靠自己几千年来的智慧积累，同样能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并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化之路。同时它也证明，中国拥有一条怎样辉煌的思想光谱，这部光谱不但体现了古人的不朽智慧，更能一直联系到今天，联系到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工作，并为中国的全面现代化，提供另一个或许也是更符合中国人习性的选择。
在蔚村埋藏了一个秘密，一个关于中国基层社会如何发展的秘密。所以，在今天寻找蔚村的下落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个下落不仅是指蔚村的地理位置，同时也指中国之传统思想光谱的未来走向，知道我们曾经如何走过，也知道我们是否能够继续这样走下去。
张居正与何心隐
〔文／山涵秋隐〕
何心隐，明思想家。原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早年放弃科举，接受泰州学派思想，致力社会改革，进行理想社会实验，曾被捕入狱。因参与弹劾严嵩，事泄后改名换姓，逃到南方。后在湖北孝感讲学，因反对张居正再遭通缉。万历七年被捕，宁死不屈，被杖毙狱中，肆尸都市。他认为人为天地之心，心是太极，性即是欲。反对“无欲”，主张“寡欲”，与百姓同欲，提出“无父无君非弑父弑君”，五伦中最重师友。被统治者称为“妖人”、“逆犯”、“盗犯”、“奸犯”。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明政治家。万历年间任相时毁天下书院，禁聚徒讲学，推行一条鞭法等，这些措施遭到何心隐的公开反对。
闲翻明人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其卷二齿豁条云：予尝有言，豪杰无平交，真人无知己。近世以来，如张江陵必杀何心隐，而心隐自谓必有江陵之缚。夫心隐何如人耶？当其面面相觑，不闪一谈，一恢弥天之网，沼之釜中；一投必死之渊，驯其机彀。目精相喻，肝胆尽出，心隐再活不得一着，江陵再宽不得一筹，所谓真人之知己，非耶？
说张居正与何心隐是“知己”，这听起来似乎有点怪，可仔细想来，这话却大有意味。“知己”这词照字面来讲，无非是彼此相知意思，倒不一定要志同道合。还在张居正任国子监司业时，何、张二人见面，观点情绪尖锐对立，事后何心隐便预言：张“异日必当国，当国必杀我”。中国古人有“士为知己者死”的话，看来这倒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知己有德，士愿为之死；另一种则是知己有力，他可以致你于死，张居正与何心隐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何心隐到底是否死于张居正之手似乎是一笔糊涂帐，因为杖杀他的是湖广巡抚王之垣，然而心隐临死前对王之垣说：“公安敢杀我？亦安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按容肇祖先生的说法，“杀何心隐的实情，不必出于张居正的意旨，而为媚张居正的人所发纵指示的”。其实，便是认定张居正为祸首也不算冤枉他，他在《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中说：“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谭废业。”而何心隐是为了讲学办学耗尽家财也不惜的，他办的宗族学校也许是古代中国最成功的“乡村教育”，张居正自是容不得他，至于动手，那当然不必亲自出马。清人金植《不下带编》卷一有云：“况他人耶？一分权势，一分造孽，非必自造，代之者众矣！”这的确堪称警语，好像是王阳明说过的吧，“心念一动，即是行了”，这在平民百姓恐怕还不至于出什么危险，可是在操纵权柄的人就不同了，若是有什么邪念或者恶念，那也许就真是“行了”，此无他，“代之者众矣”，张居正能不负一点责任吗？
作为一个政治家，张居正的才干在明代可称罕有其匹，乃至有人称“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之一相，张居正是也”，其万历新政之有功于国也是史有定评。然而他在小节上是不无可议的，《明实录》称他“褊衷多忌，小器易盈，箝制言官，倚信佞幸”也是实情，有时他的手段还相当辣。屈杀一个何心隐，在他当然只是一个小节问题，所谓小眚不掩大德。可是何心隐这一面看，这样说就未免太不公平，因为你的小节要了他的大命。
所以说，我们求知己，若是遇上一个表里澄澈、推诚相见、服我以德的知己，那自是值得庆幸的事，便是生命，虽说只有一次，也不必宝贝得舍不得拿出去；若是遇上一个有力的知己，今天与你诗酒唱和，明天保不定“小节”出了问题，弄得你胆颤心寒，那倒不如先就采取作揖主义，敬而远之，彼此不知的好。张居正和何心隐都是封建时代的人，这封建时代还真有些够呛的事，当年范蠡五湖泛舟去，算是够知趣（趣者，趋也，不妨如此一解），然而若是慢了一着，怕也要“士为知己死”的。
香草沉罗，血满胸臆；东山佩玦，泪渍泥沙——聊斋《公孙九娘》中的于七一案
〔文／殊心慈〕
〖“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
蒲松龄《聊斋志异·公孙九娘》的开篇笔底平易微澜下，实有汹涌，于七是蒲松龄的同乡，前明武举人，满清定鼎天下后，于七在家乡召众起义。明史学家LYNN·A·STUVES说：“根据史实，十七世纪中叶的中国可以说没有一处能逃过兵祸的侵袭。”国势危殆之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明代朝廷大员身上最先成了一句空话，自行溃败，望风披靡，“闯至则降闯，献至则降献，一降不止则再”，倒是来自全国各地民间自发的抵抗一直风起云涌，而揭竿斩木对抗铁甲兵骑无异于以卵击石。于七的起义最终被镇压，接下来的连坐诛杀让胶东大地哀鸿遍野，人烟杳迹。尽管满清残酷的文字狱让史家和文人噤若寒蝉，但骇人的历史至今仍透过零星的文字滴血，如袁枚《子不语·人面豆》记述“山东于七之乱，人死者多。平定后，田中黄豆生形如人面，老少男妇，而耳目口鼻俱全，自颈以下皆有血影，土人呼为人面豆。”蒲松龄另有《鬼隶》“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百万”。
国殇背后是万千黎民的家难，蒲公在《公孙九娘》中继续写道：“上官慈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肆，为之一空。”比起在扬州、江阴屠城后枯骨无葬的惨况果然“慈悲”。故事的开篇如此沉痛，继续铺陈的却是爱情故事：
十年后，一个莱阳书生来到济南祭奠在于七案里死难的亲人，暂住在寺庙下院。晚上，一位少年来拜访，竟是当年也枉死在于七案的同乡朱生，莱阳生惊怖不已，朱生说自己虽然已经是鬼魂，但怀旧事、念故人，让莱阳生安心，这次来是想托他主媒，把同样是鬼的莱阳生的外甥女嫁给自己，并邀请莱阳生来到自己所在的村庄。
这个庞大的村庄实际上是埋葬于七案死难者的乱坟岗，死者的鬼魂如同生者一样生活，莱阳生在这里见到自己的外甥女，她自幼丧母，由莱阳生夫妇抚养长大，十五岁才回到自己家，于七案中和她父亲一起被押解到济南，父亲被处死后，她惊吓而死。如今骨肉至亲得以相见，却阴阳两界，莱阳生与甥女不由相对啜泣，莱阳生对她说了朱生求婚的事，甥女有默许之意，正说着话，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走进屋里，忽见生人，忙转身回避，甥女拽住她，说是自己的舅舅，不需相避，甥女介绍姑娘名叫公孙九娘，栖霞人，是自己的好友，还是位善诗词的女学士。言谈间，莱阳生见九娘“笑弯秋月，羞晕朝霞”的娟娟静美，不觉心动。
待九娘走后，甥女觉察出莱阳生的心意，主动提出要为二人牵红线，莱阳生高兴之余又担心人鬼有别，甥女说他与九娘本有宿契，不用多虑，并约好五天后再见。五天后，莱阳生随朱生重回鬼村，见到甥女盛装打扮的迎接他，知道她已经和朱生完婚，甥女告诉莱阳生已经把他求婚之意向九娘的母亲说了，老夫人非常高兴，但说只有这么一个女儿，舍不得远嫁，希望莱阳生能入赘。
这天晚上，莱阳生与九娘举行了婚礼，洞房花烛下，公孙九娘向丈夫讲述了自己如何在于七之乱中冤死：她和母亲一同被押解京城，走到济南，母亲被折磨死了，她绝望自杀。枕上追述往事，九娘哽咽不能成眠，口占两首绝句：
〖昔日罗裳化作尘，空将业果恨前身。
十年露冷枫林月，此夜初逢画阁春。
白杨风雨绕孤坟，谁想阳台更作云。
忽启缕金箱里看，血腥状染旧罗裙。〗
弱质无依的女子，生命如浮花浪蕊消逝，遗恨人间的九娘知道眼前的幸福并不能长久，一天，她凄然地对莱阳生说：“千里柔魂，蓬游无底，母子零孤，言之怆恻。幸念一夕恩义，收儿骨归葬墓侧，使百世得所依栖，死而不朽。”夫妇合葬是我国古俗，如《诗·唐风·葛生》“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白居易《赠内》“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公孙九娘期望莱阳生能把她的骨殖带回家乡，待莱阳生百年后合葬在一起，让她的亡魂终有所“归”。这是情深义重的重托，莱阳生承诺一定做到，九娘说：“人鬼路殊，君不宜久滞。”她落着泪拿出一双罗袜给莱阳生以示长决，催促他尽快离开。莱阳生凄然走出来，久久徘徊着不忍离去。
经过朱生家，他失魂落魄地叩响了大门，朱生和甥女出来迎接他，惊问他为什么这个样子，莱阳生惆怅多时，把九娘的话告诉了二人，甥女说即便九娘不说这番话，自己也会说的，这里不是人间，不可以久居，说完泪下不止，莱阳生唯有含泪与夫妇二人作别。回到寓所，莱阳生辗转反侧，彻夜无眠。天亮后去找九娘的墓，才发现忘记询问墓地的标志。夜里他再次回到鬼村，却不见往常的村落，月光下唯有千坟累累，他怅然展开手中的罗袜，一阵幽风吹过，罗袜瞬间断缕成烟。
回到家乡半年，莱阳生仍不能释怀，他重返济南故地，期望能有所遇，走到南郊，天色已晚，只见坟兆万接，迷目榛荒，鬼火狐鸣，骇人心目。忽见遥见坟岗之间隐约站着一个女子，模样有些象九娘，莱阳生忙骑马赶过去，果然是，他下马招呼，九娘却转身就走，就象从不认识他一样，莱阳生试着再走近些，九娘脸色震怒，她抬起衣袖遮住了自己的脸，莱阳生连连呼唤：“九娘，九娘！”却始终听不到九娘回答，她的身影早已如轻烟般散去。
……
无从知道九娘的衣袖遮住的是否是一双泪眼，蒲公的行文到此为止，下笔温厚如他却这样苦心写出了聊斋故事中最残忍的结局，叹许多许多的话没有说完，叹人间本无忘川。灾难深重的年代，通往鬼蜮的路上无从折返，万千无辜的死者没有人做传。会心者，为之噎，为之咽，遂无言。
千古谁识鸿门宴
〔文／菜九段〕
《项羽本纪》是《史记》之最为精彩的篇章，而其中的《鸿门宴》一节尤以刻画传神脍炙人口。由于此后楚汉相争，项不敌刘，使后人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即项羽因妇人之仁，且欲沽名钓誉，从而在鸿门宴上失去了一举结果日后最大政治对手刘邦的最佳机会。但这种貌似有理的识断只是基于刘项争斗的结局而言，并不符合事发当时的局势，其将复杂事物简单化的倾向显而易见。若充分考虑到刘项关系的背景及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我们就会对项羽放弃这种“机会”另眼相待。笔者以为，鸿门宴为刘项交锋的第一回合，时局背景极其复杂，其杀气的炽盛与平息均与刘项关系密切相关。如果就事论事，就大局而言，在刘邦服输的情况下，项杀刘毫无必要；就理智而言，楚军深入敌国，项不杀刘，不为失策；就感情而言，项不杀刘，不能算矫情；就未来前景而言，项羽已有对策，不杀刘不能看作放虎归山。
【一、刘、项关系的基点及冲突之深意】
刘、项同为楚军将领，在项梁任统帅期间，两人曾有并肩作战的经历。他们曾一同攻秦于城阳、濮阳、定陶、雍丘、陈留等地，协同作战期间，两军将士之间彼此都很熟悉，刘、项的融洽关系也由此而奠定。项梁败死后，刘、项相约退保彭城，拱卫楚都。在这种重大战略决策关头，两人进退一致，足见相互间非常默契。按刘邦的说法，他与项羽有兄弟之约＇1＇，时间应该是在两人退保彭城之后，也只有在这个短暂时期，两人才有机会相聚在楚怀王心的朝中。之后不久，两人就分别踏上灭秦之路，直到鸿门宴时才重新见面。由于两军经常合作，刘、项对对方的部属大概也不陌生。鸿门事件就是由刘邦部下曹无伤的密报而引发，曹与项或原本认识。而在日后的楚汉战争中，刘邦溃败，眼看就要被楚将丁公活捉，情急之下，刘邦开口讨饶，丁公也就放刘邦一条生路＇2＇。项羽失势后，楚军将领包括项氏族人成批投奔刘邦，靠的正是这种彼此捻热的老关系。刘项间的上述渊源是广为人知的，但两人间另有一要害关系恐怕容易被忽略，即刘邦是从秦嘉、景驹部投靠项梁的，靠着项氏的兵源支持才得以羽毛丰满，终成气候＇3＇。到鸿门事发时，虽然这段早期经历已成为历史，但在实力声望都远远超出乃叔的项羽心目中，这种早期形成的关系基调已在无形中决定了刘项关系的现实与未来形式。而鸿门宴的发生与结局，基本上就是这种基调的偏离与回归过程。
鸿门宴之前，项羽已发布命令，要剿灭刘邦。从表象上看，是曹无伤搬弄是非，说刘邦欲王关中。殊不知这正是项羽的一块心病。按楚怀王心“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灭秦号令＇4＇，刘邦确实有在关中称王的权利，而这正是项羽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所不能容忍的事实。项羽率领楚军精锐在黄河以北降服了秦军野战主力，令天下诸侯归心。鸿门事发时，项羽集楚国上将军及诸侯上将军于一身，而身为楚将的刘邦也名正言顺地归其领导。如果让旧秦的关中之地这个最大的战利品如约落入刘邦之手，就意味着项羽的战功要大打折扣，意味着项羽的宏图大志（详见后文）要成为泡影。对此，项羽显然不会甘心。在与秦军决战前，项羽杀了惧敌畏战的楚上将军宋义，自命为假上将军。当时他的部下都说：“立楚国者，将军家也。”＇5＇此话正中项羽心态。日后，分封天下时，项羽声称：“怀王者，我家项梁所立耳。”＇6＇完全一副唯我独尊的气派。作为项氏利益的当然代理人，项羽决不会听任靠项氏发迹的刘邦称王关中。所以，他一听曹无伤的告密，便勃然动怒，下令“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7＇。其实质是，刘邦当时的地位及行事方式已大大偏离了刘对项的从属关系。在这种前提下，刘项之间原本存在的战友情份及融洽关系都挽救不了冲突的爆发。
面对项羽行将动武的危急局面，刘邦也猛然醒悟到自己与项氏之间存在着的微妙关系。在他托项伯转告项羽的言辞中，就有“臣之不敢倍德也”＇8＇之辞，似指这种深层关系。可见这种关系确实存在，刘项二人彼此心照不宣。在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项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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