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北洋-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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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来弱国无外交。至5月7日下午，日方突然向我政府提交了最后通牒，要中方必须于两日内接受除第五项条款之外的其余几条，“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此前，日本已经在山东、奉天增兵，在渤海沿岸派军舰游弋，关东宣布戒严，日侨准备撤退，战争迫在眉睫！　
高压之下，袁世凯召集副总统以下的政府要人开会。老袁问段祺瑞：“中日交战，有无把握？”性情刚烈的段将军，此番却只能实事求是地禀报：“三日即亡。”其余各位皆默不作声。外交总长陆徵祥迟到，因为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NewellJordan）方才找他，要他务必传话给袁大总统，以他在中国四十年、与袁三十年的交情，特来劝中国忍辱接受日本人的通牒。陆总长说，这位当年掩护过康有为成功逃离京城的英国老外交官甚至声泪俱下，要中国忍气吞声待十年后再与日本一较高下。　
事已至此，袁世凯流泪了，他只能衔恨宣布：（日本人）现在即已撤回（第五项）。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可有为，如朱使（朱尔典）所言。若事过辄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固责无旁贷，诸君亦与有责也。这番痛切的表示，让我看到了一个比较更符合历史真实的袁世凯。　
老袁能不大感耻辱？从青年时代驻守朝鲜，到人生暮年主政中国，他一直在日　
本人的欺凌之下生存。没有一个丈夫愿如此苟活，况且是一个大国的最高领导人！　
果然，批准签约后，袁氏亲书两道密谕，要各省文武长官勿忘签约的五月九日为国耻日，密谕号召“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申儆人民，忍辱负重”。他还授人写就《中日交涉失败史》印行五万册，秘存于正处于日本人占据的山东境内的一所监狱里。有人说，当时，大总统曾咬牙切齿地说：终有一天我们翻身，会将此书公开发行！掩卷沉思，我忽然想到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即最应该对日本人有深仇大恨的袁世凯，哪有什么卖国之动机？若要亲日卖国，早在山高皇帝远的驻朝时期即可大卖特卖，何苦等成为一国之君后再倒手？他死前写下的最后一纸，竟是自题的一幅耐人寻味的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　
看中国再造共和。他认为，自己死了，日本就会少了一个大敌。你看，他给自己的定位与后人对他的定位实在差得太远。　
不过，有道是“翻案不得人心”，故老袁再发牢骚也没用，他和他的部下曹汝霖等参与过谈判的外交官们还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卖国贼”，没人愿意听他们的唠叨，沾在他们花白胡子上的那几滴可怜的老泪早就让世人的唾沫给淹没了。书读多了真是麻烦！就如走在草深林茂的山上，突遇多条小径一般，一时不知哪条才是正道，倒不如一直走在前人踩实的大路上，只管跟着走到底就是了。读书多了，就不再愿老是遵从别人踏过的路前行，有时难免想冒一点险另辟蹊径，哪怕是条死路，但独自发现尽头的不同别处的风景又有何不可？书读多了，思想之脚就往往不老实。　　　
漳洹犹觉浅（16）　　　
说到袁世凯吧，就不再跟着别人一味地骂他从小坏到老从头坏到脚。依我不愚之见，袁世凯该骂的，还不是他在戊戌变法时的无耻叛卖或曰挺身举报（这是对一件事情的两种表述方式，下同），也不是他对山东境内的义和拳运动的无情镇压或曰果断平暴，更不是他的妻妾成群、家资万贯、生活腐化、儿子不肖，甚至也不是以不太光彩的手段当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任民选大总统。至于众口铄金的袁氏主谋刺杀宋教仁案，近年已经被不止一位近代史专家所置疑，他们考证的结果是：袁与宋案并无直接关系，恰恰相反，他非常赏识国民党头号实干家、内阁农林总长宋教仁先生的才干，是手下人“为君分忧”自作主张操办了这一蠢事，就如同七十年后轰动美国的“江南命案”与台湾岛上的小蒋并无关系一样。　
他让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历史罪人的是，他当上国家元首之后，因一己私欲而阻碍了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发展——他用收买与武力的交叉手段扼制着襁褓中的民主制度，取消党派、解散国会、钳制言论，终至悍然恢复帝制，从而使近代中国的民主政治之旅一上路就崎岖艰履，阴谋政治却大行其道。始作俑者，罪责难逃！离开袁林时，正遇几位壮汉在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的指挥下，往西廊房里挪一尊半人多高的石菩萨像。粗绳网住不知哪朝哪代的新出土的这尊文物，但它却永远神情恬和，任你把它挪到哪里。它似乎知道已身不由己。　
抬头看檐下，才知这排廊房是“安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跟进去一看，除了甲骨文之外的历代文物还真不少呢！　
靠墙一溜全是神像，刚刚请进来的菩萨将被塞进其中的一个空档里。　
肌肉结实的农民们在不大的空间，随着一人喊着：“南边的走！”“北边的走！”的奇特的号子，左右扭着，生生把这尊沉重的昔日神像挪到了想安置的地方。　
屋里展示最多的当然是袁大总统的史料。　
有一幅很眼熟的照片被放大了挂在墙上，是落魄的袁世凯与其兄在船上戴蓑垂钓的写真。这是最典型的一幅表明自己无意于政治的闲云野鹤照。　
照片下面有袁的题诗二首，其一曰：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持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这也许是袁诗中写得最好的一首，若出自别人笔下，或可为传诵至今的近代佳句，可惜竟是袁氏所赋！　
然而，不是胸负兵甲、蔑视王侯的大丈夫，又焉能写下这般铿锵作响的律诗？　
在“南边的走！”“北边的走！”的号子声中，咂摸着这首诗，我不知这尊早被定位了的北洋时代第一石像，是否会如同那位无奈的菩萨一样，不知什么时候再被后人挪动位置。　
一时竟忘了身置何时。2000年9月5日　
2005年7月3日　　　　　
市井有谁知国士　　　
市井有谁知国士（1）　　　
一杨度，字子，一个令世人瞠目的奇人，一个谁当政也不能小觑的清客。回眸北洋时代，视线躲不开杨度。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1875年1月10日），杨度生于湖南湘潭，和十八年后出生的毛泽东同籍。这位少时即得清名的三湘才子，这位执政者的座上宾，这位黑白两道都能摆得平的“老大”，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他忽现忽隐的身影曾牵动了多少国人的视线。得意时他出入京华豪门，失意时他避居天津、青岛，按说无论湖南还是北京，也无论青岛还是津门，都总该留有一两所杨氏遗址才是。可是，翻遍这些城市的相关图书，已经找不到一处杨度的故宅了。也许真的没有了。当年，为救任教北大的“过激党”朋友李大钊，杨度把自己的住宅“悦庐”卖了；数年后，为了救济李大钊等烈士的遗属，他又把远在青岛的前德国租界里的房子卖了。失了私宅的杨度只能作权势者的门客，从京城，到沪上，直至死。所以，我虽生长于青岛，对清末民初寓居岛城的名人旧居不太陌生，但从来不知道哪座洋房曾属于杨度。而且，我两度在天津探访旧时租界里的名人故居，也没有谁告诉过我杨度曾在哪栋小楼里落脚。北京西城区的丰盛胡同是杨度居住的地方，我曾自西向东走过两遍，百多米长的胡同里已经没有一座像样的旧时豪宅，而且新拓宽的太平桥大街刚刚又切去了胡同的西端。一位中年居民告诉我：本来胡同西头儿的北边，还有几栋以前的大房子，但现在都拆了。看一地残砖废瓦，我知道，一座新建筑很快就会崛起。与太平桥大街西侧的那幢近年新建的全国政协办公大楼隔路相峙。丰盛胡同里，有两个“国”字级的单位，而这两个单位，或许与这位奇人有某种关联。一是中国法学会，一是国家档案局。杨度乃清末民初的大法学家，他不仅是清朝《钦定宪法大纲》的诠释者，更是《大清新刑律》的起草人之一。而在新旧交替时代，他活跃于政治舞台二十余载，其思想与作为又理应留给后人厚厚的档案吧？可是，偌大的都市，却没给他一席之地。所以，在北方，我也就一直没能与这位奇人“碰面”。倒是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我却两度与之“邂逅”。虽说是上个世纪、上个朝代的事了，但“杨度”两个字依然是个幽幽散着神秘微光的人物，以致两度遭遇都颇令我踟蹰，不知自己该不该摸着这微光一直走进二十世纪之初。我很怕自己迷失在那段烟雾弥漫的历史里。两次相遇的日子，都十分难忘——一次是在1995年6月1日，那天因与天真可爱的孩子有关而使我耿耿于心，而我也真的是在一位大孩子的指引下走进了著名的万国公墓——那天，我本是去谒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的，无意间却走到了“杨度之墓”的碑石前。还一次是2000年1月8日，那天是周恩来先生的忌日，我恰巧在上海半晌无事，便请《新民晚报》的高晨陪我去看“周公馆”。从幽静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回来的路上，在一个公交车的站牌旁，偶然见一方里弄口的墙上嵌着一块小小的铭牌，上面刻着四个字：杨度故居我不禁为这巧合暗自一惊，因为周公恩来先生，确乎与杨度有着某种神秘的关系！杨度在上海的旧居（摄于2000年1月）乱纷纷的闹市中，我一下子想起杨度的一句哀己不幸的诗来：？　
是哟！现在，有多少人真正知道这位北洋时代的“国士”呢？　
二国士，顾名思义，国家级士人。士，乃古时候对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间的一个阶层的称谓，士往往是读书人。辞书上的“国士”解释是：古时指国中才能或勇力出众的人，举例为司马迁说到淮阴侯时即发过如许感慨：“诸将易得耳，至如信（韩信）者，国士无双。”瞧，只有韩信那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国士”，而且，这样的人是“无双”的。可见，国士难求矣！国士不是天生龙种的国君，更不是凡夫俗子，也不是随便在某行当里留下点名声的人。曾见过一套近年出版的《百年国士》丛书，章太炎、梁启超、辜鸿铭、蔡元培、鲁迅、齐如山、苏曼殊、吴宓、叶圣陶、钱穆、冯友兰、老舍、张大千、冰心、沈从文、巴金、季羡林等人都跻身卷中，把真国士如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等这几位，与众多的文艺名流混为一谈，这实在是编著者对“国士”的误解与滥封。我理解的国士，当是一国之中通天接地的栋梁之材，而不是只在某一领域有所造诣的“专业技术人才”；国士乃见解超前、韬略过人的时代的先驱，他首先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学家或别的什么家。国士的“证书”是靠当代舆论和历史两位“评委”共同颁发的，而不是由当朝的官场位置或后世的政治需要决定的；此“证”不能滥发，不能如现今这般高级技术职称的帽子满天飞。而且，国士也决非割一茬又生一茬的韭菜，国士往往不可再生。国士是只在国运式微或君主求助时才得以产生的特殊人物，平和的历史时期和过于刚愎强悍的君主都不需要国士。总之，国士是中国历史森林中的巨大乔木，各时期的风景线因了他们的存在才显得生动和多彩起来。杨度自称为国士，倒也不是他太不虚心使自己进步，因为早在清朝末年，名满天下的梁启超背地里就这样赞誉他了——梁氏在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推荐杨度“才似谭嗣同，当以国士待之”。连才高气傲的梁先生都这样认为，可见杨度的“国士”头衔早已为国人所共认。杨度这八句诗，说的是他的家世和他二十七岁以前的经历：杨氏先世自明洪武年间由金陵（今南京）迁湖南，祖父杨礼堂乃曾国藩手下一员部将，后战死疆场。伯父杨瑞生十五岁即随杨礼堂征战南北，后荫袭其官职，最后官至总兵。总兵乃正二品的武官，位在提督之下，是镇守一方的将军。所以说，杨氏乃军人世家。但尚武的门风到杨瑞生这儿竟画上句号了！因为他的三个弟弟，老二、老三因病早逝，老四杨懿生（也就是杨度之父）虽说天资颇高喜舞文弄墨，但却身体羸弱，而且，还好杯中物，平时除了饮酒吟诗外，再无养家糊口之力，杨家全靠大家长杨瑞生一人维持。杨将军先为四弟捐了个候补县官，后又荐到曾国荃手下去当了一阵子文书。但不争气的杨懿生却因饮酒过多而致吐血，不得不抱病返乡，后竟一命归天，撇下年轻的寡妻李仕和杨度兄妹三人。你看，明明是个没有出息的病秧子和酒鬼，但写进家谱里的杨懿生，却成了令人敬仰的伟丈夫，比其兄瑞生也差不到哪里去：“具文武才，居曾文正幕，有盛名。”——好家伙，是文武双全的天才，而且还是同乡的曾国藩大人的有名的幕僚啊！由此可见，当世人的盖棺论定历来就不太可信。在伯父的拉扯下长大的杨度，十八岁那年，离湘去北京游学，并一举考中举人。两年后他在京参加了会试，会考期间，他曾与湖南应试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请求朝廷拒绝与甲午战争中的敌国日本议和。落第后，他返回湘潭，师从一代名儒王运（民国元年被袁世凯大总统聘为国史馆馆长），边学武功边读书。七载寒窗，他从恩师苦读经史，也时常跟老师和正在长沙办时务学堂的梁启超辩论学问。这个恃才傲物的湘乡才子，倒也真的诠释了“吾爱吾师，我尤爱真理”的格言。然而，斯人的志向不在成为王运一样的当代大儒，而是要做寻求“今日夷务应付之方”的　　　
市井有谁知国士（2）　　　
救亡志士。二十七岁那年早春，他终于不满足在书斋里坐而论道，毅然离开恩师和故土，只身赴日本探求救国之路。在日本，他开始关注中国的政治改革等现实问题。当年秋返国，在上海创办《游学译编》，从此开始长达三十年的“经济”生涯。“经济”的本意为“经世济民”，与治理国家意思相同，与今日之“经济”——社会物质生产等概念——完全不是一码事。清末，国难不已，满族统治者已经痛感人才之匮乏，而正常的科举制度已经无法为各级政权提供优秀的后备干部，于是，慈禧太后下诏举行“经济特科”考试，绕开既有的选拔官僚的八股科举制，由各部、院和各省督、抚、学政，保荐各地“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由皇帝审批后，诏令其晋京直接参加“殿试”——在紫禁城里参加考试。已有“经济”名声的湖南才子杨度，入闱特科考场并不出人意料，让人意外的是，他是被四川总督锡良（满人）荐举给朝廷的。清时，湖南与湖北两省的一把手是湖广总督。湖广总督或湖南巡抚、湖南学政等有关省领导没有向皇上推荐这位本土的才子，而偏偏让异地的旗籍蜀督抢了伯乐之功，足见当时满族官吏对国运之关切和对人才之渴求，亦可知“戏说”历史的文艺作品全不可信——那些作品总在告诉人们：皇权时代的封疆大吏们，个个是贪官，人人都昏庸，哪里还顾得上为国分忧与“培养人才”啊！于是，清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五（1903年7月9日），二十八岁的杨度和全国各地推荐来的一百八十六位“拔尖人才”，在辉煌无比的紫禁城保和殿里参加了经济特科考试。考题为皇上“钦命”。好一个杨度，从容不迫地交上了答卷，愣是把八位阅卷大臣全“震”了！而其中一位“批卷老师”，就是颇有声望的张之洞。张大人那双老而不昏花的眼睛显然盯上了“杨度”这个名字。五年后，正是已经成为当朝第一汉臣（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张之洞与另一位重量级的汉官袁世凯（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联名奏保，“候选郎中”杨度才一跃而为中央政府里的四品京官。此后话也。初试成绩发榜下来，杨度高居一等第二名，仅次于日后的政敌、当过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数日后，他又顺利参加了复试。封官加爵指日可待矣！然而，就在朝廷准备为杨度等政坛新生代分配工作之际，养心殿里猝然传出不祥之讯——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瞿鸿时，意外听说：参加此次经济特科考试的人员，多系新党！这个老瞿，真是“大义灭亲”，他也是湘乡人，为了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竟然把小老乡杨度送上了俎板！紧接着，又有两江总督魏光涛两次电奏朝廷，指名道姓地举报梁士诒与杨度与上海的革命党“通同一气”！老太后勃然大怒，立即传谕：将梁、杨查办！一夜之间，“新科状元”和“榜眼”沦为通缉犯，杨度只好潜逃出京，转道上海再渡东瀛。仓皇亡命的杨度，哪里会想到，是次远航，不过是自己一生中不断去国外或租界作政治避难的“处女航”。再到日本的杨度，却因祸得福，因清廷先欲重用后又缉捕而名声大噪，那首长达二百四十六句的《湖南少年歌》，就是那时写成的，长诗被同在日本的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刊》上。此“歌”后来传回中国，大行其道，尤其诗中的那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言，曾沸腾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少湘籍热血青年的心！在“东洋”，专心从事“经济”的杨度，受到正寓居日本的孙中山的青睐，孙亲往杨的住处，与他探讨挽救中国之良策，某日因谈话时间太长而不得不留宿杨宅，两人相谈至天明才抵足而眠。日后，他把湘籍知己黄兴介绍给了孙中山。孙、黄合作之后，革命党才迅速壮大。留日期间，他还与另一位湖南老乡章士钊结下了终生的友情。后来，章氏不仅照顾了他的晚年，而且还在他辞世三十多年之后继续关照他的遗属。此外，他还与革命党干将胡汉民、汪精卫同窗求知。当然，“吾爱吾师（或吾友、吾同乡、吾同学），我尤爱真理”的老毛病又犯了，自负的他，时常与这些可以“对上牙”的人辩论救国方略。他对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就颇不以为然，认为孙氏革命如一剂猛药，疲弱的中国已难以承受。若让中国康复，只能仿效日本，以君主立宪的温性药力来逐步改良体质。雄辩的孙先生纵有“孙大　
炮”之绰号，也无法将其说服。杨度的政治才干和雄辩能力很快就赢得了中国留学生的膺服，湖南二百余学子投票选举同乡会会长，杨度得票八十二张，仅比公认的革命党首领黄兴少五张。日后，他又当选为留日学生总会馆干事长（相当于会长），可见人气之旺。因悉心研究各国宪法及政体，杨度成了“宪政”的权威诠释人，名声远播帝都北京。清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6年1月21日），随五位考察各国宪政大臣出访的湖南老乡熊希龄找到他，请他代五大臣撰写东西洋各国宪政情况的文章。杨度遂将自己的政治主张与超众文采一并倾于纸上，写下《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方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篇纲领性文章。“答卷”上交后，得到了五大臣的赞赏，其精华悉收入“考察报告”中。对杨度来说，这是一次更能展示思想锋芒与非凡文采的“殿试”，以致连住在养心殿里的那位老妇人也暗暗饶恕了他——慈禧太后同意光绪皇帝于是年七月十三（9月1日）下诏“预备仿行宪政”，两年后，又接受了张之洞和袁世凯的联名保荐，传谕：　　　
市井有谁知国士（3）　　　
候选郎中杨度着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　
宪政编查馆，是清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初名“考察政治馆”，由军务处的王大臣管理，至宣统年，竟由总理大臣亲兼一把手。所以说，此机构虽为新设，且是以编译和制订新法为主要工作的务虚部门，但级别很高，算是正部级编制呐！在内忧不止、外患不已的困境中，满清政府终于小心翼翼地走上宪政的道路。而杨度也应运而生，成为近代中华倡言宪政第一人。为筹建宪政党，他曾与熊希龄赶往神户，与梁启超“熟商三日夜”，由他本人出任宪政党干事长。所谓立宪，亦可谓政党政治。无多党，何来竞争？无竞争，何谈监督？无监督，何能不腐败？因内部人事纠纷，宪政党没能搭建起来，他又一鼓作气创建了“宪政讲习所”，后改称“宪政公会”，他任常务委员长，明确提出以“设立民选议院”为中心目标。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秋，杨度回到湖南为伯父杨瑞生奔丧，仍念念不忘宪政大事，他发动湘省士民入京开展国会请愿运动，起草了《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今天，距这篇“宪政倡议书”问世近百年之后，我认真读着杨氏的激扬的文字，犹能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冲击力（标点与段落由笔者所加）：　
……国家者，由人民集合而成。国家之强弱，恒与人民之义务心为比例，断未有人民不负责任而国家可以生存，亦未有人民不负责任而国家尚可立宪者也。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屈伏于专制政体之下，几不知国家为何物，政治为何事！即其当兵、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