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北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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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那时正在度蜜月，所以，无论于公于私，杨度都不可能不为李大钊的被捕而着急。所以，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4日那天，他便变得格外忙碌了。那一天，杨度去北京的太平湖饭店参加熊希龄长女的婚宴。熊即跑到日本找他代写宪政文章的那位湖南老乡，民国初年曾任袁世凯手下的国务总理，后退出政坛专心于香山致力于慈善事业。席间，杨度无意间问当过外交部总长的汪大燮：外交方面可有新闻？汪模棱两可地答：亦可说有，亦可说无。神情有些自得。杨乃追问：此话怎讲？汪遂凑近杨，耳语：张大帅（张作霖）已经派我与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打了招呼，政府将派员进入苏联兵营搜查，望各国公使谅解。说完之后，汪再三嘱咐：此事须要保密！杨度知道李大钊自上一年的“三一八”惨案之后即躲在苏联人那里，惊闻此讯，迅疾托辞离席。回家后，他偏偏又遇上来客。急匆匆打发走客人后，他一边前往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胡公鄂那里去报信，一边派大儿子杨公庶去章士钊家通报——他知道章与李两“钊”的关系更密切。那时的国民党，还不是后来那个专门追杀共产党人的专制的党，他们与共产党，依然是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同一战壕战友。为躲避段祺瑞政府的通缉，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领导人多已南下，京城里公认的共产党领袖李大钊兼了北方国民党的领导之责，其时，正与两党同志寄身于苏联使馆里。按说，杨度报警的时间并不算晚：从4月4日当晚送出消息，到4月6日下午军警闯入使馆，李大钊原本有足足一天半的时间潜出外逃啊！然而，李大钊等多位“党人”并没马上逃逸，原因是人们并不相信张作霖政府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与外交使团冲突，使馆从来就是不可侵犯的地方啊！从“庚子之变”（义和团事件）结束之后，还从来没有谁胆敢闯入东交民巷呢！人们竟不相信此消息的真实性！结果，只有四个“党人”迅速离开使馆。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发往南方的秘密报告，如实记录了杨度在危急关头的功绩：　　　
市井有谁知国士（10）　　　
其余四同志能走避，杨之力也。　
杨度忧心如焚，却爱莫能助！且看他在李大钊被捕后的时间表：4月4日，获悉情报，当晚报警。4月6日，派长子前往东交民巷观察，惊悉大钊先生等六十余人被俘。4月9日，以张作霖所聘政治讨论会委员身份出席会议，与人议决将“李大钊党人案”移交地方法庭审理（避免军法审判以减轻罪名）。4月10日，与司法总长等同往安国军总司令部面见张作霖，陈述将此案移交法庭的理由。其间，他还两度派长子前往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探视李大钊并秘传消息；他甚至变卖了寓所“悦庐”，将所得四千五百银元悉数充作营救费用。4月28日，李大钊等被军法会审后立即处决后，他“八方张罗，所蓄为之一空”！“仗义疏财”，“两肋插刀”，“侠肝义胆”，“毁家纾难”……这些成语到了北洋时期的杨度的身上，全都复活了！变更的是朝代，不变的是名士秉性。　
到了上海杜府门下的杨度，已经低调了许多。人们看到，被甩出权力漩涡的杨度开始大谈佛经，普度众生——他先后在上海加入了“中国互济会”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捐款甚巨。熟悉20世纪30年代历史的人可能会知道，“中国互济会”是营救了不少遭受政府迫害的受难者的左翼慈善机构，有些已经被关进了耸人听闻的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政治犯，也能极意外地被这个慈善机构保释出来；流落各地街头的中共领导者的子女，如毛泽东的三个儿子，和蔡和森、李立三、彭湃、恽代英等的后代，都曾被一个个找到并送进了“互济会”开办的“大同幼稚园”里。杨杏佛、鲁迅、郁达夫等社会贤达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宋庆龄、蔡元培这样颇有地位的大人物也曾应其委托出面保人。但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名为民间慈善组织的机构，却有着极深的国际背景，即：苏联政府才是其第一大“股东”。从现在公开的资料看，仅1925年6月至8月，苏联人就从自己的国库中，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名义，寄往中国上海二十万卢布！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等人也是从这里被秘密接往天堂一样的苏联去的。不过，这是党的最高机密，只有中共最核心的人士才能掌握，普通党员不会知晓，党外的鲁迅等社会名流更无从了解——难怪敏感的老先生听人说他拿了卢布便大发雷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杨度毁家纾难的功德簿究竟有多厚呢？没人讲得清了，这位“地下党”的可歌可泣的救难业绩也大都流于“地下”了，现在人们知道得实在太少！杨度之女杨云慧讲述过这样一段轶事：当时，杨度已经把妻小安置到苏州定居，自己则与长子待在北京。某日黄昏，读中学的杨云慧放学回家，意外地见到了从北京回来的父亲，正关着屋门与母亲（杨度的姨太太徐粲楞）说事儿呢——一会儿，我走近房门口，听听父亲在说些什么。只听父亲说：“为了救济这些被难的家属，我们要筹集一笔钱。我已经把手里所有的钱都捐助了，但是还不够，还要想办法。我想，现在家里只有在青岛的一栋房子可以变卖了拿去救急。我明天就要回北京去，你可以让云慧陪你去青岛，协助你办理此事。”我生母说：“这栋房子已经破旧了，值不了多少钱。我可以把我的首饰拿去变卖了捐给这些被难的家属，好不好？”父亲高兴地连声说：“好，好！”……几天以后，我生母徐粲楞收拾了行李，安顿了家中弟妹们的生活，又为我向学校里请了一星期事假，便带着我坐上火车去青岛了。……我家在青岛的房子，确是很破旧了，卖出去也值不了多少钱。由于在我们来到之前，就已经托人联系好，所以卖屋的手续办得很顺利。……不久，我就和我生母回到了苏州。她又把自己的首饰拿去变卖，把钱一起汇给了父亲。我问她：“这么多前拿去干什么？给什么人？”她回答说：“这些人都是革命家的家属。这些革命家为了挽救国家，被军阀杀死了，留下的家属们生活很艰难。你爹爹要收集一笔钱去救济他们。”　
杨度当年到底拿出了多少家产来帮助落难的同志？恐怕连当时的党的负责人也记不清了。所幸周恩来一直记着他的这些功劳，有两个故事为凭。故事还是杨云慧女士讲述的：一件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秋重庆的左翼艺术团体正在排演话剧《袁世凯》，而此剧肯定要捎带着骂一骂杨度。杨云慧听说后，自然不高兴，就在杨度晚年在上海与家人合影。中排坐者，右为其妻黄华，左为其妾徐粲楞，后排左三为杨云慧，当时已嫁为人妇。　
左翼作家、演员凤子跟前发了牢骚。过了几天，凤子通知她，说周恩来同志要见她！周时任中共南方局负责人，是共产党在“陪都”（战时首都）重庆的最高领导，“国统区”里的主流文艺人都信赖并听命于他。见到周恩来以后，周主动提到：听说她对《袁世凯》有意见？并关切地问及其母及弟妹们的现状，之后，周还向云慧讨要了一张杨度的遗墨。这次接见不久，《袁世凯》就停演了。个中原委，只有杨云慧和少数几个人心里清楚。还有一事：“文革”时，杨度的老妻徐粲楞女士被上海的“红卫兵”揪斗，不得不拖着七十多岁高龄的病躯每天清晨天不亮就去打扫弄堂（一定是我去过的建国中路上的那条弄堂）。杨云慧在北京闻讯，立即去父亲的好友章士钊伯伯处求援。章因毛泽东的庇护而极为罕见地未受伤害，且能“通天”。杨云慧第一次听章世伯说，父亲确是中共党员，这是毛主席亲口告诉他的，但为什么一直不公开，老人却不得而知。章士钊急忙将杨度遗孀的悲惨处境转告了周总理。不久，他回信说周总理已经打电话给上海有关方面，叫杨云慧和母亲放心。事后，杨云慧长舒一口气，写道：“果然，我家从此平静了下来，再也没有人来骚扰了。”只是，被党内外许多人意味深长地称为“周”总理的恩来先生，为何独在杨度之事上未能“周全”？何苦一直挨到危在旦夕时方亲口告诉外界？这里面的真实原因，恐为千古之谜矣！　　　
市井有谁知国士（11）　　　
八民国初年，有许多让我深感困惑的人物，而杨度则是一道最解不开的谜：我真想不出，这个从少年时即壮志坚信君主立宪的顽固政客，怎么就在晚年加入了中共？我曾自作聪明地以为，是人格高尚的李大钊的圣像在绞架上的定格，让杨度对旧势力彻底绝望并觉悟，自兹幡然变成革命党的同路人，并最终成为其中一员。我把这个“发现”写了出来，被《人物》编辑部的朋友张伟涛拿去发表后，有幸被一位上海小女子自署其名，全文发表在湖北省委的《党史天地》上，而发行量很大的上海《报刊文摘》和北京的《作家文摘》，又将此稿挺大篇幅地摘发了一通，弄得我啼笑皆非。其实，对杨度晚年转变原因的推断是十分牵强的，只是按现时的政治标准对故人的善意拔高而已。你想，像杨度这样一个举国闻名的政坛独行侠，一个只相信自己的“旷代逸才”，怎么会因一位比自己年轻的朋友的被难而彻底改变信念呢？他从来没有变，是的，他从来没有改变志向，也从来没有改变性格。志在救国，性如游侠；追求光明，向往刺激，这就是杨度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世人睽睽怪事之所在。前清末年在日本留学时，留学生们都决心不惜以全体罢课回国为代价，来反对日本文部省的新规定，独他这个中国留学生总会馆干事长却主张和平交涉反对全体回国，他因此而触犯众怒并差一点被人刺杀。民国初年，国人都骂杨度为袁氏帮凶，但他却说：“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就是嘛！我这是救国啊，还在乎别人怎么说？后来，他主动投奔孙中山门下，领受秘密工作，仆仆奔走于各军阀豪门之间；再后来，他摇身变为中共地下党员，甘冒杀身之祸从事情报工作，直至谢世，这一切，都不过是他一以贯之的追求的结果罢了——帮助“非常之人”，成就救国大业，一词以蔽之：帝道也。纵横捭阖，救难助危，独树一帜，乐善好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杨度，只是在做古之纵横家或游侠所能做的事罢了。随着北洋政府的垮台，杨度失去了接触权力中枢的机会，便也失去了自身的“策士”的价值。两千多年前，荀子即说过：“虽有国士之力，不能自举其身。”杨度无法按自己的政治理想改造中国了，在帮助了袁世凯和孙中山之后，他便把最后的智慧献给了最能代表他理想与性情的、尚处于“地下”的中国共产党。我想，这或许是杨度之谜的答案。　
九如果再去上海，我还想进万国公墓一谒，除了再看看“文革”后修复了的民国“国母”及其父母的归宿外，更想再到杨度先生的那方小小的绿地前呆一会儿。他的墓碑有两方，一方是立着的，一方是卧着的。立着的是一方普通的花岗岩碑，碑文为：湘潭杨子先生之墓夏寿田题夏氏乃杨度的湖南同乡兼同学再兼“洪宪帝制”的同党，两人私交甚密。夏的从政史比杨度还久远：慈禧太后当政时即应诏赴京做官，袁世凯时代出任过上海万国公墓里的杨度墓“公府内史”，后因“筹安会”与杨度一道被新政府通缉，直系当家时他出仕曹锟幕府，杨度得以成为曹大帅的政治顾问，保荐人即这位夏寿田。由夏氏题写杨度墓碑，最合适不过。只是碑身太新，恐为依照“文革”前的原碑克隆的。卧碑是当代居士、书法家赵朴初生前所题，仅四个字：杨度之墓这显然为重建后的一幢新碑。倒是碑前的墓石上刻着的那通死者平生介绍的文字有了称谓，第一句即是：杨度同志原名承瓒，字子，湖南湘潭人……　
没错儿，承认他是“同志”了。不过，窃以为，“先生”也罢，“同志”也罢，都不尽合适；如若能在赵朴初题写的那四个字前再加上“国士”两个方方正正的大字，岂不妙哉？　
2000年12月23日2005年7月28日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1）　　　
第一次到安庆，只想看一个地方——陈独秀墓。我是念着唾骂故人的书开始识字的一代人。从小读到大，“陈独秀”一直是个臭烘烘的名字，尤其“文革”中林彪事发后，我们初一的政治课程就是天天学“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作业就是按时间顺序批判十次“反动路线头子”，排名绝对分先后。所以，陈独秀总是头一名被十几岁的天真学生们口诛笔伐的历史罪人，之后，是他的学生辈的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以及共和国成立后的高岗与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比比他之后的那些“左倾”、“右倾”代表和各个历史时期“反党集团”头子，陈独秀的罪名最多——他既是葬送了大革命的“右倾投降主义”代表，又是分裂党的“托陈取消派”首领，而且，还是“拿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间谍”！等长达远不止十年的民族大劫难过后，我才一点点觉悟：那是对故人的怎样的不公平啊！随着弥漫了几十年的极“左”妖氛的不断消逝，被魔鬼化的陈独秀开始渐复人形，但远没恢复其神采奕奕之真相。与长时间的轰轰烈烈的唾骂相比，为其洗冤的动作实在太慢也太小。只是把《毛泽东选集》里的有关注释修订一下（删除了“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对人民的卑污的工具”等语，改为“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就算是对中共最大的历史沉冤的平反？在最新版（2002年9月）也是最权威（中共党史研究室编辑，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中，他还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是“托陈取消派”，还要为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的失败而承担责任——让人读来，只能觉得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反被党所开除只能是咎由自取。于是，无论是每年纪念五四运动，还是庆祝中共华诞，他总是不被缅怀的局外人。2001年“七一”之前，北京五四大街红楼处的路口上出现了一面金属雕塑墙。这个曾被毛泽东追授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人总算是“上榜”了，但位置被摆得极不正常——蚀刻的墙面上，左上方有“1919．5．4．”，下面有几个头像，最上方是鲁迅和蔡元培，中央位置留给了李大钊、毛泽东，而陈独秀只排在三角形雕塑的左下方，体量最小，只比瞿秋白往上一点，不要说比当时的北大图书馆打工者毛泽东，甚至连他主编过的《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的封面的大小也不如！　
北京五四大街上的“新文化运动纪念碑”，因未能真实反映历史人物在这一运动中的地位，曾招致史学界的一些批评。背后的四层楼即这几位碑上人物待过的北大红楼。（摄于2003年7月）真不明白，提供油污的斯大林早已受到历史的清算，联共（布）党内的冤案也莫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悉数被平反（当然包括株连人数最多的托洛茨基一案），可偏偏我们中国的这位屈死的灵魂还未被赦免。冲洗掉强加在这个人身上的污浊怎么会这么难！正因此，我特别想到陈独秀墓上献一束花。　
尽管陈独秀一生漂泊，四海为家，直至病逝他乡，但他还是让自己魂归故土了——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6月，在这位杰出的思想者停止思想五年之后，其三子陈松年遵其遗嘱，将他的灵柩自四川江津县的原墓穴中迁出，雇船顺长江而下，漂泊几天几夜后，回到故里安庆，与亡母高晓岚葬在了一起。让人深感庆幸的是，经历了漫长的动荡岁月，尤其是经历过“文革”滔天浊浪的冲决，这座名人之墓竟然保存下来了！我去过北京的“红楼”和箭杆胡同，箭杆胡同九号（现为20号）是陈独秀任教北大时的故居，也是他的《新青年》编辑部，隐于紫禁城东的一片灰色的胡同里，已经破旧不堪。看过的先哲的故址越多，就越想谒访其归宿，而且，这种心情越来越迫切。2001年6月24日，我终于抽空随回乡省亲的朋友范学军去了趟安庆。小范下海前是安庆市博物馆里一位考古专业本科生，曾借调到“陈独秀史料陈列馆”帮助工作，对一代乡贤自然敬重有加。在烟尘弥漫的长江边上的一家饭店里，他为我请来两位当地官员，一位是他的前领导、安庆市博物馆的馆长姚中亮先生，一位是安庆市文物局的副局长陈长璞女士——后者的身世远比其官方职位更让我肃然起敬，因为她正是陈独秀的嫡孙女。已是中年的陈长璞是个性格直率、谈吐爽快的人，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她的“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的祖父。也许唯一不像的是身高——陈女士约1。65米的个头儿，在安徽女人里算是高个子，而她的卓立于20世纪芸芸众生之上的祖父，则只有1。63米的身高，难怪有人背地里非常北京箭杆胡同20号这座老屋，系陈独秀任北大教授时的租居地，也是北迁的《新青年》编辑部。（摄于2003年7月）不尊敬地称之为“矮子”。究竟是什么样的家庭诞生了陈独秀这样一个风一样迅疾雷一样凌厉的人物呢？史料告诉我们，陈家一直是清代安庆府怀宁县里的世家。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的陈独秀曾在自传中说自己出生于“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小户人家”，但考据家称那只是相对于“大户人家”而言的自谦之辞，切勿当真。至陈独秀的叔父中举做了官且越做越大，后来竟在东北当上正四品的道员后，陈家才让安庆的绅士们瞧得起——“道”乃清代设于省之下、府之上的一级政府机构，当时整个安徽省也不过三个道，即：安庐滁和道、皖南道、皖北道。陈家在当地的地位之尊，自可想见。陈独秀两岁时即丧父，后来成了这位没有儿子的道台（道员的俗称）大人的嗣子，所以自幼无冻馁之虞。他是在祖父那一把威严的白胡子底下开始漫长的求知生涯的。许多有关传记中都引用了陈氏自传里的那段文字，称老头儿极威严，哪家孩儿哭，大人只要说声“白胡子爹爹来了！”那哭声立马会止住。偏偏这位封建大家长特别看中天资聪颖的陈独秀，恨不得让他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全读完，背书背不出，就动手打。于是，陈独秀的童蒙时代就充满着痛苦。人们总爱援引的是传主的这样一段话：爷爷经常被“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2）　　　
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的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这位白胡子老头儿实在有远见，他用戒尺把生来就倔强的孙儿打出了终生宁折不弯的性格，打成了无论前清还是民国统治者都深为畏惧的“凶恶强盗”，更是把传统儒家文化砸得乱七八糟的一个“江洋大盗”！果真是“家门不幸”，因其一直是颠覆政府的革命党首领，致使安庆城里有名的“陈家大洋房子”被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先后两度抄家，至日本侵略军占领安庆后，陈家已彻底衰败。但这位大家长未曾料到的是，他的孙儿长大成人后，居然成为超时代的思想家，不独生前已名满华夏令万众景仰，而且死后六十多年，愈发显现出其思想与人格的光辉！他留给中国知识阶级的精神财富，又哪是区区三个天井的“陈家大房子”所能容下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七岁的陈独秀莫名其妙地考取了秀才——他自己说过，那完全是一通乱写蒙住了糊涂的考官大人。次年，在家庭的安排下，陈独秀与清军安庆营统领的闺秀高晓岚完婚，新郎十八岁，新娘比他还大三岁。门当户对的婚姻使这对结发夫妻共同生活了十二年，并得三儿两女——长子陈延年、长女王莹、次子陈乔年、次女某（早殇）、三子陈松年。然而，等幼儿松年睁开懵然的双眼时，父亲已离乡与姨妈高君曼同居去也。高君曼与高晓岚同父异母，比姐小九岁，姐妹同嫁一人的荒唐婚姻自然使安庆陈家大失颜面。后陈独秀把延年与乔年接走，但小哥儿俩在后妈那儿过得并不舒心，爸爸对他们也颇不慈爱。长大成人后，延年与乔年都成了社会的叛逆，这与他们苦难成长史也许不无关系吧！不幸的是，他们的生命都在不到三十岁时夭折—国民政府的法庭先后把他俩和许许多多风华正茂的中共党人送入了墓穴里。失了夫君，又一连送别了两个儿子，高晓岚悲痛欲绝！单从女人来说，这位恪守妇道的传统媳妇真是不幸！不少陈独秀传记中写到她与陈独秀关系不睦，且很吝啬。有例为证：陈独秀外出，欲索妻子十两金镯为游资，妻“坚决不肯”。人们说，这是因为受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