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读史记-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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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种一棵梓树，将来做我的棺材；一定要挖出我的双眼，放在吴国的东门上面，让我能够看到越兵攻入吴国的都城！”伍子胥愤激到要把眼睛挖出来，置吴东门上，幸灾乐祸地观看越兵的入城式。伍子胥自刎而死。至今苏州尚存胥门。
伍子胥的临终遗愿大大激怒了夫差，夫差把伍子胥装进“鸱夷”—马革或牛革做的袋子里，压上石头，投到江里，让他永远浮不上来，作为对伍子胥临终遗愿的报复。
夫差赦免了勾践。勾践回国后，卧薪尝胆，最终于公元前473年伐吴，彻底灭了吴国。吴王夫差自杀而死，自杀的时候蒙着面孔，说：“我没有脸去见伍子胥啊。”伍子胥一言成谶。
伍子胥死时，是公元前484年左右，吴国人觉得他死得冤，都很同情他，为他在江上立祠，命名叫胥山。民间传说伍子胥被投江的这一天即为农历五月五日。所以东吴的风俗，端午最早是纪念伍子胥，而不是屈原。
【个性点评】
端午节这一天，江浙一带最早祭祀的其实是伍子胥而不是屈原。只是因为伍子胥没有屈原名气大；而且在正统意识形态看来，伍子胥先叛楚国，后叛吴国（剜眼以观吴国之亡），是个地地道道的叛逆。况且伍子胥不仅仅两次叛国，而且还把楚平王的尸首拉出来鞭尸。这样一个性格激烈的人，这样一个极端分子，是不符合圣人的“中庸之道”的，因此虽然伍子胥比屈原早死二百多年，虽然江浙一带的百姓早就把伍子胥当作潮神崇拜，但是在官方的节日谱系中，自比香草美人，只会自怨自艾的屈原仍然被扶正为端午节的主角，享受着不属于他的祭牲之礼。
伍子胥和屈原，一个是睚眦必报的武士，一个是怨而不怒的文人。本来是纪念两个人的端午节，在今天却蜕变成了单纯的粽子节和龙舟节。人们在吃粽子的时候，仅仅想起了一个图腾化的会写诗的骚客，同时还在担心自己吃到的是不是假冒伪劣的黑粽子。
韩国不是要拿“江陵端午祭”申遗吗？我倒觉得端午精神反而更符合韩国精神—韩国精神中的刚强，韩国精神中自尊、知耻、忘我、利他的春秋人格，韩国精神中不向国家强权低头，对强权的清算，不正是端午精神的最好继承吗？

袁盎：真理就是狗皮袜子

历史就是这样让人不可捉摸，论才气、口才、权术，晁错都在同时代的袁盎之后，更关键的是，二人关系一直非常僵化，更更关键的是，晁错被腰斩于市，就是袁盎的主意。然而，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在后世的人气指数居然一直屈居晁错之下，匪夷所思啊。
袁盎和晁错年龄相差无几，只是两个人素不相能，以至到了互不理睬的地步。袁盎不喜欢晁错，只要有晁错在的地方，袁盎就离去；只要有袁盎在的地方，晁错也就离开。两个人从来没有在一起谈过话。
吕后时期，袁盎曾经当过吕后侄吕禄的家臣。汉文帝时期，在哥哥的保荐之下，袁盎做了中郎。袁盎为汉文帝所看重始于这样一件事：
当朝丞相周勃很受皇帝敬重和礼遇，对此大家早已习惯和接受。有一次早朝之后，也许是尿急，周勃顾不上散朝不能疾走的礼节，急匆匆走出朝堂，显得十分踌躇满志。汉文帝是个厚道人，对此并没有放在心上，但袁盎却受不了，他话中有话地问汉文帝：“陛下对丞相有何评价？”皇上说：“他当然是国家的重臣。”袁盎想也没想就答道：“在我看来，丞相最多算是常说的功臣，根本称不上是国家的重臣。国家的重臣能与皇上生死与共。当年吕后的时候，诸吕掌权，擅自争相为王，以至使刘家的命运气若游丝。那个时候的周勃正做太尉，手握重兵，他却没有任何作为。等到吕后逝世，在大臣们共同发难，反对诸吕之时，周勃顺应形势，利用所掌握的兵权，最后才有功于朝廷，所以他只是功臣而已，离国家之重臣还有相当的距离。他连国家的重臣都算不上，可我在他的脸上经常可以察觉对皇上所流露出的骄傲和不屑，而陛下您却谦虚退让，我认为这样很不正常。”一席话说得恰如其分，刚上台的汉文帝正愁没机会给丞相以脸色，恰逢袁盎适时进谏，文帝也乐得从谏如流。从此，汉文帝渐渐端起了架子，丞相周勃也渐渐对皇上敬畏起来，袁盎也渐渐被汉文帝重视起来。
周勃终于失势，不久之后就被免除了丞相的职位，灰溜溜地回自己的封地去了，不久就因人告发，被皇帝下入大牢，在“世人皆曰杀”的氛围之下，只有袁盎力排众议，证明周勃无罪。周因此重获自由。
这一招更高明，袁盎的名声更加如日中天。
不久，袁盎又做了一件令皇帝刮目相看的事情。
淮南王刘长为人骄横，袁盎建议汉文帝应及时削减诸侯王封地，只是皇上没有听取。后来淮南王更加肆无忌惮，终因牵连到谋反的事情要被贬谪到蜀地。袁盎对此不以为然，劝谏说：“陛下向来娇纵淮南王，不稍稍加以限制，以至让他落到了现在这种地步，如今又突然贬谪他，万一淮南王承受不了打击，有个三长两短，大家就会认为这是您容不得自己的弟弟淮南王。”皇上不听，终于那样办了。
果不其然，淮南王到了雍地就病死了，消息传来，皇上表现得有些惭愧，甚至连饭也不愿意再吃，无人可以劝解。汉文帝如同祥林嫂一样，每天念叨着，“如果听从袁盎的意见，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需要的时候，袁盎再次出现。听，袁盎就是这样让汉文帝高兴起来的：“人死不能复生，我认为皇上无须再为此痛苦。在您的无数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面前，此事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在皇上期待的目光之下，袁盎娓娓道来：“是谁，在太后患病的三年间，夜不能寐，和衣而眠？是谁，面对众臣的拥立，两次面向西辞让天子大位，面向南又三次辞让天子大位？那就是您啊！”皇上终于找到了台阶，屁颠屁颠地下来了。
袁盎又趁机建议皇上分封淮南王的三个儿子，于是，袁盎的名声如日中天。
花无百日红，汉文帝崩，汉景帝立，袁盎的死对头晁错当上了御史大夫，就找了机会查找袁盎的腐败问题，很快就抓到了袁的把柄，汉景帝诏令将袁盎贬为平民。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真乃此一时彼一时也。
袁盎与晁错虽然感情不合，但二人却又相同的政治见解，那就是他们都认为应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以免地方威胁中央，所不同的是，袁盎的建议没有被汉文帝接受，晁错的建议却被汉景帝接受了。
汉景帝接受晁错削藩的建议不久，吴楚就公开叛乱。袁盎为防晁错陷害，立即赶往京城，要求面见皇帝，呈献解决危机的方案，得到了汉景帝的破例接见。通过一番深刻的分析，袁盎断定，吴王谋反的真实原因就在于晁错的削藩建议，因此，只有杀掉晁错，才能让吴军找不到继续反叛的理由。
于是，曾和袁盎一样持削藩见解的晁错被汉景帝诱骗到东市，腰斩示众。袁盎因献策有功，被任命为太常，成为长安城中官吏追捧的对象。据说，当时，跟随在袁盎驾车后面的粉丝官吏的公车每天都达几百辆。塞车，那是一定的！
【个性点评】
我们需要注意袁盎的出身：袁盎是楚地人，其父亲曾与强盗为伍，后来因劣迹斑斑，被强制搬迁到安陵。在黑暗的吕后时期，袁盎曾趋炎附势，做过吕后之侄吕禄的家臣。这些经历，说明袁盎和其家庭都一样没有操守。若与强盗为伍有利可图，袁盎的父亲不会拒绝；若为吕氏服务有利可图，袁盎同样也不会拒绝……这些人生经验是致命的，它直接让袁盎成为一个忠实的机会主义者、利己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利己主义者会最大限度地利用真理，但却不会坚持真理。真理在袁盎手里如同狗皮袜子一样没有所谓的反正，真理变成了他家的走狗，需要时放出咬人，不需要时关在家中。
因此，我们看到了袁盎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解释，对于同一个政治主张的不同使用。譬如，同样主张削藩，他却可以用这个理由将晁错杀掉，以保自己步步高升。
作为一个机会主义者，袁盎最大的特点是不人云亦云，他习惯在所有问题上与所有人唱反调，以此显示自己的一贯正确。因为没有是非标准，所以他总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作为一个利己主义者，袁盎处理所有问题只从一点出发，那就是利益的最大化，有了这样的追求和前提，袁盎每天都仿佛口含天宪，滔滔不绝，八面玲珑，令人叹为观止。
大哉，袁盎！

优孟：倡优的歌声有些刺耳

倡优在古代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人，司马迁曾愤愤地抱怨自己的先人被当作倡优一类人“畜”养。一个“畜”字，几乎等同于家禽。而战国时期楚国的乐人优孟却是一个高智商的倡优。
优孟，优是身份，指倡优；孟是他的字。此人身高八尺，侍奉在楚庄王身边。楚庄王有一匹爱马，爱到什么程度呢？衣—给它穿上纹饰繁复的绣花衣服；食—吃的是蜜饯腌制的枣干；住—养在富丽堂皇的大屋子里，还专门做了一张没有帐幔的大床供它睡觉；行—根本就不让它走路，生怕碰着伤着了。如此养下来，这匹马居然因为过于肥胖而病死了！
楚庄王让大臣们成立了一个爱马治丧委员会，亲自担任治丧委员会主席，并拟订以大夫的高标准待遇，盛敛在棺材里厚葬。在讲究名分和等级制的古代，这可就了不得了，大臣们群起发对。楚庄王发话：“谁要敢再拿葬马这件事进谏，判处死刑！”
优孟听说后，跑到殿门外仰天大哭，像死了亲人一样。楚庄王惊问其故，优孟止住哭声，装模作样地说：“这可是大王您的爱马啊，楚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又是大王您治下的盛世，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用大夫的礼节把它埋了，实在是对它太薄了，我建议用人君的礼节厚葬。”
楚庄王问：“那葬礼应该怎么举办呢？”
优孟回答说：“那就用雕刻着花纹的美玉做棺材，用质地精细的梓木做外面的大棺，用楩、枫、豫、樟这些名贵木料做护棺的木块，征发披甲的士兵给它挖掘墓穴，让老人小孩背土筑坟，让齐国和赵国的使节在前面陪祭，韩国和魏国的使节在后面卫护，给它建祠立庙，用牛、羊、猪三牲祭祀，再赐以万户的封邑来供奉它。这样的厚葬仪式，诸侯听说了之后，人人都知道大王您贱人而贵马了。”
楚庄王听了这一番话，仰天长叹：“难道我的过失竟然这么大吗？那现在应该怎么办？”
优孟出主意说：“像对待畜牲那样把它埋了就行了。在地上堆个土堆当外面的大棺，拿个铜锅当棺材，把调味的姜枣和木兰这样的香料洒到它身上，用稻米作祭品，用火焰给它当衣服，把它厚葬到人们的肚腹之中。”
楚庄王听完，再也不提这件事了，悄悄地让宫中的膳食官儿把马抬走了。
优孟就这样兵不血刃地搅黄了楚庄王的“马大夫”葬礼。
楚国的宰相孙叔敖平时很看重优孟，两人私交甚好。孙叔敖快死的时候，把儿子叫到病床前，嘱咐他说：“我死了之后，你肯定会很穷，你去找优孟，就说你是我孙叔敖的儿子就行了。”过了几年，孙叔敖的儿子贫困至极，只好去卖柴火维持生计。有一次遇见了优孟，就对优孟说：“我是孙叔敖的儿子，我爸死的时候，特意嘱咐我穷的时候就去找您。”
优孟听了说：“你不要远走，等我的信儿。”
于是优孟利用自己的模仿特长，开始了一桩耗时一年多的行为艺术：他到处搜集孙叔敖生前的音容笑貌，做了和孙叔敖生前的穿戴一模一样的衣帽，和人谈话的时候也刻意模仿孙叔敖的言谈举止。
一年以后，优孟变成了孙叔敖的特型演员，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像极了孙叔敖。于是优孟开始行动了。
有一天，楚庄王请客吃饭，优孟上前祝寿。楚庄王大吃一惊，还以为孙叔敖死而复生了呢。那时的人都比较迷信，楚庄王就请这个复活的孙叔敖继续做宰相。优孟说：“等我回去跟老婆合计合计。”可能孙叔敖生前惧内，优孟把他这一点也学来了。
三天后优孟回来告诉楚庄王：“我老婆说千万别做楚相，楚相不值得做。”
楚庄王很奇怪，问这个冒牌的孙叔敖为什么楚相不值得做。
优孟说：“像复活前的那个孙叔敖，做楚相的时候，又忠诚又廉洁，把楚国治理得井井有条，楚王您才能够称霸天下。可是死了以后，他儿子却无立锥之地，穷得靠卖柴为生。要是还像孙叔敖那样做楚相，那还不如自杀好呢！”
说完，优孟的唱歌瘾又犯了，当场给楚庄王来了一个现场直播。只听优孟唱道：“在山里耕田啊真苦，肚子都填不满；好不容易当了个小官啊，又是个无耻的贪污犯；死了以后啊又被秋后算账，贪来的财富呢又还给了政府；你说贪官有什么好当？想当个清官吧奉公守法，可是孙叔敖却是个坏榜样；你孙叔敖廉洁了啊，老婆和孩子却喝西北风！”
优孟真是一个寓教于乐的高手，这首原创歌曲唱完，楚庄王在受到艺术熏陶的同时，幡然悔悟，意识到自己不能人走茶凉，卸磨杀驴，过河拆桥，应该善待元老们的后代，毕竟江山是靠他们打下来的。于是召回孙叔敖的儿子，赐给他封地四百户，子子孙孙继承这份遗产。
优孟的歌曲流行到现在，仍然是贪官污吏们受审时拿来使用的辩护词。
【个性点评】
《史记》中只记载了优孟的这两个故事。
优孟毫无疑问是中国最早的歌唱家和行为艺术家。看来用歌声影响朝政、取悦当权者的传统，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存在了。不过和今天的歌唱家、艺术家不同的是：优孟是利他主义者，他把自己的艺术行为无私地拿来为别人服务，不仅没有报酬，甚至冒着杀头的危险；而今天的艺术家是利己主义者，我唱歌你得付费，我做艺术你得付费，付得少了还骂你没有艺术鉴赏力。
还有一点不同：优孟的歌声是讽刺，讽刺的是至高无上的君王；今天歌唱家和艺术家们的歌声是取悦，取悦的是竖起耳朵的大众和掌管钱柜钥匙的洋鬼子。

张汤：小时候给老鼠判刑，长大就成了酷吏

张汤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出门回来，发现老鼠偷吃了肉，就迁怒于张汤，把他打了一顿。于是张汤挖开老鼠的巢穴，活捉了老鼠，把老鼠当作犯人一样严加审讯拷打，并记录下审讯过程，最后把老鼠和老鼠吃剩的肉都当堂呈供，作为证据，宣判老鼠应当受磔刑，然后亲自把老鼠分尸。
张汤的父亲看到这份审讯记录，大吃一惊，因为这份判决书简直就像一个资深法官的作品，于是让张汤学习断案的文书。父亲死后，张汤当上了长安的官员。
张汤工于心计。他的好朋友赵禹担任少府，廉洁傲慢，公卿去拜访他，他却从来不回访，甚至和知心朋友都断绝了来往，一心一意秉公办理公事。张汤觉得他的做法不可取，于是广泛结交官员，哪怕自己讨厌的人也装作亲热的样子。
张汤后来做到了九卿的大官，他善于揣摩汉武帝的喜好，每次有疑难案件，都先向汉武帝分析事情的前因后果，汉武帝认为对的，张汤就记下来，作为以后判决的法规。如果办案没有顺着汉武帝的意思，受到谴责之后，张汤就把别的同事抬出来，说：“哎呀！他们早就向我提过跟皇上您一模一样的意见，我这人太笨了，竟然没有采纳。”既恭维了汉武帝又推卸了责任，汉武帝也就既往不咎了。他还善于笼络人心，汉武帝对他办的事很满意的时候，张汤就说是谁谁谁出的主意。凡是他办的案子，揣摩是汉武帝想要治罪的，就交给执法严酷的官吏去办；揣摩是汉武帝想宽大的，就交给执法公正的官吏去办。所以张汤办的每件案子都很符合汉武帝的口味。
当然，该邀功的时候，该表示铁面无私的时候，张汤也会表演得像一个坚持原则的法官。他办理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的案件时，汉武帝本想宽恕同案犯严助和伍被，张汤却说：“伍被是策划者，严助是出入禁宫受您宠信的人，他们俩竟然和诸侯私交同谋，如果不杀了他们，后果不堪设想。”这一番替汉武帝设想的大道理，让汉武帝没了办法，只好杀了二人。
当时汉朝和匈奴连年征战，这一年匈奴提议和亲，博士狄山上奏说和亲有利。汉武帝就问他为什么有利。狄山回答：“刀兵乃凶器，不能轻举妄动。汉高祖刘邦伐匈奴，结果被困在了平城，答应和亲后才被放回来。孝惠和高后时期，没有和匈奴打仗，结果天下太平。到了孝文帝时期，想征伐匈奴，结果天下不得安宁。孝景帝遇到了七国之乱，打来打去，民不聊生，平定七国之乱后，孝景帝终生不再提打仗之事，因此天下富足。现在皇上您如果攻打匈奴，一定会导致国库空虚，百姓贫困，所以还是和亲的好。”张汤一听，当场就反驳说：“这是腐儒之见。”狄山面子下不来了，干脆和张汤听上了：“你说我是愚忠，我看你是诈忠。你处理淮南王和江都王案子的时候，深文周纳，诬陷诸侯，离间皇上和诸侯骨肉之亲，诸侯的大臣们也寝食不安，这不是诈忠是什么！”这句话一下戳到了汉武帝的痛处，他马上变了脸色，问狄山：“你丫牛逼哄哄的，我让你去管一个郡，你能挡住匈奴吗？”狄山回答：“不能。”汉武帝又问：“那一个县呢？”狄山仍然回答说不能。汉武帝又问：“那一座要塞呢？”狄山心想，如果再说不能，皇上肯定会把我治罪，于是只好说能。这一下不打紧，汉武帝真的派狄山去守要塞了，一个多月以后，手无缚鸡之力的狄山就被匈奴砍去了脑袋。于是群臣大惊，再也不敢和张汤公开辩论了。
张汤做了七年御史大夫，后来失势了。这时，被他整治过的人开始对他实施报复。
河东人李文曾经同张汤有矛盾，做了御史中丞后，开始整张汤的黑材料。张汤有个手下叫鲁谒居，为了讨好张汤，就向汉武帝造谣告发李文。这件事正好落到张汤手中，张汤就把李文给杀了。汉武帝问他：“那个匿名告发李文的人是谁啊？”张汤故作惊讶：“啊？可能是李文的老朋友干的吧。”事后鲁谒居生病，张汤亲自去探望，居然替鲁谒居按摩双脚，以报答鲁谒居。这件隐私被赵王侦知，上书说：“张汤是朝中大臣，鲁谒居是他的手下，张汤竟然替他按摩双脚，他肯定指使鲁谒居干了什么大坏事。”
这件事交给了廷尉处理。鲁谒居一病呜呼，他弟弟也被牵连了进来，下狱。恰好张汤去审理别的囚犯，看到鲁谒居的弟弟，就想私下里开脱他，当面却装作不认识。没想到鲁谒居的弟弟会错了意，还以为张汤故意不理他呢，一怒之下就告发张汤和鲁谒居是共谋。正好丞相庄青翟和他手下的三个长史都忌恨张汤，于是联手陷害张汤。汉武帝终于认清了张汤的真面目，派了八批使者，像张汤小时候审讯老鼠一样审讯张汤。张汤不服，汉武帝于是派张汤的好朋友、铁面无私的赵禹审讯。赵禹责备张汤以前办案子的时候杀了多少人，现在你的案子有根有据，皇上很难处理，就想让你自己自杀算了，你还想多方对质干吗呀？
张汤一听原来是汉武帝的意思，没办法，只好自杀了。
张汤死后，抄家时发现，他的家产只有五百金，而且全是皇上赏赐给他的，没有别的任何产业。亲戚们想厚葬张汤，张汤的母亲说：“张汤是被诬告而死，干吗要厚葬？”于是葬得非常寒酸。汉武帝听说后，感慨说：“没有这样的母亲，哪能生出这样的儿子呢。”于是下令穷究此案，杀了那三位长史，丞相庄青翟也像张汤一样自杀了。张汤即使死了也报了仇。
【个性点评】
张汤是一个典型的清官，可是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厌之人厌之的酷吏。看来，一个人缘很好，能为手下人谋福利的贪官更受官场的欢迎。这也是官场的潜规则之一吧。

赵襄子：玩的就是冷幽默

“英雄真本色，名士自风流”，但很多时候，“英雄”和“名士”却分列两个阵营。青史之上，英雄和名士“伙矣”，但既是“英雄”又是“名士”的人却是凤毛麟角，兼而得之者，赵襄子是其一。
春秋晚期，晋国政事为智、赵、韩、魏等六家大臣把持，此即“六卿专晋政”。赵襄子出身于其中的赵氏家族，其曾祖父乃是声名显赫的赵氏孤儿。然而，赵襄子的生母地位却异常卑贱，是一个来自少数民族的婢女。因此，即使在被父亲赵简子确立为“太子”之后，赵襄子依然不能获得应有的尊重。在伐郑途中，赵襄子就领教了有生以来最大的蔑视：贵为赵氏家族的太子，却有人强迫他喝酒，他稍有不从，就被那个人狠狠地打了一顿。真是见过欺负人的，没见过这样欺负人的，无论对谁，这都算是奇耻大辱。
这侮辱来自智伯，智伯当时为晋国政坛六卿中实力最强者，亦是此次伐郑的统帅。在突如其来的侮辱面前，赵襄子表现出了大将风度，他面无愠色，以自己的低调，将可能的两败俱伤瞬间化解。赵襄子的退让却使他成了智伯的心腹大患，归国之后的智伯成了名副其实的“倒襄”派，他不厌其烦地动员赵简子废除赵襄子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