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萨特一个自由精灵的历程-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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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来祝贺演出成功的。观众十分喜欢这个戏。几乎每一个评论家都认为《《阿尔托纳的隐居者》是萨特写得最好的戏剧。　　　　　
　　　　萨特写这个戏剧时，曾打算用另一个剧名《输者赢》或《赢者输》。显然，刺激萨特写这个戏剧的最直接的动因是阿尔及利亚战争。他把剧的背景安放在德国，是因为如果正面触及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暴力问题，这剧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上演，剧本会被扼杀。而当年法国同德国对峙的局面正像现在阿尔及利亚同法国相对峙。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萨特在思考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在一个充满暴力的社会里，任何人都不能避开折磨别人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　　　　
　　　　剧中主人公弗朗兹是一个大造船主的儿子，从小被作为接班人培养，既十分高傲自负，又具有清教主义的道德。战争期间父亲同纳粹合作，弗朗兹颇不以父亲的行为为然。为了赎罪，他收留了一个被纳粹分子追捕的波兰囚犯。在父亲的干预下，纳粹分子没有追究这件事，但要弗朗兹立即上前线作战，而那个波兰囚犯被纳粹当着弗朗兹的面杀害了。　　　　
　　　　在前线，弗朗兹本想以一死来赎父亲的罪也就是他自己的罪，哪知拼死作战的结果，不但没有阵亡，反而一连得了十二枚奖章。最后他所在部队被切断联系，他成了掌握生杀大权的长官。这时，他充当了施刑者，参与了他所厌恶的罪行，对当地村民施行了残酷的拷打。他所在部队几乎全部被歼灭，而他一人逃回德国。　　　　
　　　　弗朗兹在家闭门不出10多年。他逃避现实，不愿见到德国战后复兴的真相。如果德国战后不是仍然废墟一片，那他的过去就会化为乌有，他就只不过是一个战争罪犯。他的妹妹莱妮帮助他制造假像，让他在梦幻中扮演一个拯救德国的英雄角色。　　　　
　　　　悲剧总有结束的时候。父亲在弗朗兹隐居13年后终于见到儿子，向他说明真相。他们驾车向易北河开去，一起死在这场人为的车祸中。与此同时，客厅里正播放着弗朗兹留下的录音：“未来久远的世纪啊，这是我的世纪，孤独而畸形，他是被告。……这个世纪本来应该是美好的，如果人类不被自古以来的残暴之敌盯着的话。这敌人发誓要毁灭他；它是无毛、邪恶的食肉野兽，它是人自身。……”　　　　
　　　　观众看《阿尔托纳的隐居者》，起先是以旁观者的态度谴责剧中人如弗朗兹，因为他是杀人犯和刽子手。看到后来，观众慢慢感到不自在，不舒服，最后他们认识到，这些德国人不是别人，就是他们自己。他们也是杀人犯，他们也是刽子手，在这个充满暴力的社会和时代，他们正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充当帮凶，迫害、拷打和折磨他人，谁都不能自称无罪。　　　　
　　　　就涉及到酷刑和拷打来说，《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同《死无葬身之地》之间有一种承绪关系。而这个新的戏剧比前者在思想上有更深的挖掘。好与坏、善与恶、高尚与卑鄙、良知与冷酷、神性与兽性，是人性的一体两面。一个人只有不断地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自我扬弃和自我超越，才能避免堕落、沉沦、异化，从而充分实现自身的自由。　　　　
　　　　1961年，萨特打算重写自传，书名改为“词语”。直接的原因是他这时没有钱用了。他已经欠了伽利玛出版社的一笔钱，这是作为预付款给他的。原先的稿子“无立足之地的让”萨特觉得很不满意。那里面政治色彩太浓，而且在采用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方法上也太僵硬。这次萨特重写，希望把它写成一部文学性特别强的作品，比他以前所有的作品都更有文学性。因为这时他有一种心态，觉得自己是在向文学告别，而《词语》正是一种向文学说永别的方式。他应该在《词语》中同时实现它、解释它和离开它。　　　　
　　　　萨特此时的心态较为复杂，而复杂往往是成熟的表现。这一次他十分成功地完成了这部作品。他在改写时十分注意作品的风格。对萨特来说，《词语》中有许多最为讲究的段落。他在这方面花了大量时间，下了很大工夫，仔细推敲。萨特希望对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采用一种独特的描述方式；他还希望这书的每一个段落中都有一些暗示，一些含蓄之处，一些意在言外的东西。萨特特别讲求遣词造句之灵巧，他要用这些精致的东西来打动读者，迷住读者。他的目的达到了。　　　　
　　　　正像萨特的每一部成功的作品都是别出心裁、不同凡响一样，《词语》也充分体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它不是单纯的回忆录，没有单纯的叙述或议论或分析，甚至没有单纯的过去时或现在时，一切都交织、穿插在一起；一切都看似随意、其实是精心安排的结合在一起，把偶然的人生经历变为超时间的必然，给读者以新奇和立体的感受，以联想和深思。　　　　
　　　　萨特1953年写这本书的初衷没有变，他仍然想探求导致他投入文学事业的“神经官能症”，正是由于这种症状使他数十年能心安理得地沉溺于文学生活之中，视文学为生命，把文学看作某种绝对的东西。他不想把这个自传写成充满故事性的东西，不想让那些并无多大意义的逸闻趣事充满书中，他应该通过历史的境况来确定自己，特别要说明他为之而写作的是什么，他的神经官能症之源。他不仅仅专注于自己的人生，还要把他这一代人的命运描绘出来。　　　　
　　　　萨特在这次改写中避免了第一稿中对自己写作生活的极端否定态度。在那一稿中，他几乎为自己选择了文学事业而后悔。他一度完全皈依到政治这个新领域，而近十年的实践让他感受到，正像文学并不能拯救一个人一样，政治也并不比文学更能拯救人。一个人可能由于神经官能症投入文学，他也可以由于这种症状而投入政治。一切都有它的限度。　　　　
　　　　这样，透过《词语》，我们可以听到一种“复调”：一方面是对这种文学入迷状况的尖刻嘲讽，另一方面又有着缓解和体谅。简言之，萨特对他前半生的文学生涯不是过分否定和完全抛弃，而是扬弃，是否定之否定。事情其实很简单：文学即使不是绝对，也不会完全没有价值。而一个终生从事写作到五、六十岁的人，即使认识到文学的局限性，他能够完全把它抛弃掉吗？　　　　
　　　　《词语》发表在《现代》杂志1963年10…11月号上，1964年1月伽利玛出版社出单行本。它的出版获得评论界的好评，虽然有种种不同的理解，如有的认为这标志着作者又回到文学上来了，有的认为这是作者自欺的新表现，有的认为这是对其童年的谴责，有的认为这表现了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等等，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即这是一部优秀作品，可以与文学史上的任何经典自传作品相媲美。正是由于《词语》的巨大成功，促使瑞典皇家学院把196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　　　　
　　　　1964年夏，一位意大利朋友来信说，他已获悉瑞典皇家学院把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他让萨特准备一份授奖仪式上的演讲稿寄来。萨特面临着选择。他本人想拒绝这个奖；他的朋友中，年纪大一些的要他去领，而年轻的希望他拒领。最后萨特打定主意：拒绝这个奖。当报纸上落实了他获奖的消息后，萨特立即给瑞典皇家学院写了一封措辞委婉但意思明确的信，请对方取消这项决定，否则他会拒绝领取。萨特以为这样一来，对方会取消他的获奖人资格，谁知瑞典皇家学院根本不顾及获奖者本人的意愿，仍然把这项奖给了他。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拒绝诺贝尔奖（2）
　　　　得知这个消息后，萨特立即写了一个声明，由他在瑞典的出版商委派一位代表于10月22日在斯德哥尔摩宣读。在声明中，萨特说明了他拒绝的理由。从个人方面说，他的理由是：他一向否弃官方的荣誉，例如战后拒绝了政府授予他的荣誉勋位勋章。一个作家在政治、社会和文学方面的地位，应该仅仅依靠他自己的工具也就是他写的词语来获得。而任何他可能得到的荣誉都会对读者造成压力，这是他不希望有的。签名为“让─保尔•；萨特”，这是一回事；签名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让─保尔•；萨特”，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作家应该拒绝让自己转变成一个机构，即使是像现在这样在被给予最高荣誉的情况下。　　　　
　　　　从客观方面说，他的理由是：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东方和西方两种文化的和平共存。他完全意识到它们的对抗必然会采取冲突的形式，但这应该是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会谈，而不应该是机构之间的事情。因此他不能接受来自官方机构的任何荣誉，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即使他能够很好地理解它们存在的理由。例如，虽然他同情社会主义者，如果人们要授予他列宁奖──当然事实上没有──他也会理所当然地拒绝。　　　　
　　　　瑞典皇家学院授奖给萨特的理由是：“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萨特在声明中就“自由”的问题作了解说。他说，如果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在他和其他人签署“121人宣言”时给他这项奖，他将会十分感激地接受，因为这就不仅是给他个人，而且还是给他们为之奋斗的自由带来荣誉。　　　　
　　　　在西方，人们把自由仅仅理解为一种抽象的东西，而在他看来，它意味着一种具体得多的自由──人们应该拥有不止一双鞋的权利，应该拥有肚子饿了就能吃饱的权利。对他来说，接受这项奖比拒绝它更为危险。如果接受了，就会使自己处于他称之为“被客观利用”的境地。　　　　
　　　　由于拒绝诺贝尔奖，萨特又一次在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中引起轰动，尽管他自己并不希望有这种轰动。为了躲避记者，他来到波伏瓦的住处。不久，萨特母亲打来电话，她的住处紧靠萨特公寓，她看到一大群记者围在他的门前。　　　　
　　　　过了一会儿，有人按波伏瓦的门铃，这是有些记者猜出萨特躲到这边来了。一直到凌晨两点，门铃声不绝。为了能得到一点清静，萨特走了出来，让这些记者拍了些照，简单地说了几句话：“我拒绝荣誉称号，因为这会使人受到束缚，而我一心想做一个自由人，一个作家应该真诚地做人！”第二天早上，萨特一出门就被一大群记者和电视摄影师围住了，他们一直跟到萨特的住处。在要进门时，萨特回过头来说：“我不希望自己被埋葬！”　　　　
　　　　对于拒绝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尽管萨特在声明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新闻媒体是不会放过这个“反常”行为的，于是就有了种种荒谬的说法。有的说萨特是因为加缪先于他获奖而拒绝；有的说是因为波伏瓦嫉妒的缘故；还有的说是因为萨特太有钱了，根本不在乎这2600万法郎。实际上萨特正是因为缺钱花才赶着写《词语》这本书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萨特是为了出风头才安排了这场拒绝的喜剧。这显然是对萨特的恶意贬损。萨特事先写信拒绝就是为了不造成轰动。如果瑞典皇家学院改变主意另授他人，就不会有这种情况；萨特并不知道颁奖者根本不尊重获奖者本人的意愿。事情确实是荒谬的：正因为萨特拒绝了诺贝尔奖，拒绝了名声，他反而获得比得奖更大的名声，更加引起社会公众的注意。但这并非他的初衷，他也对这种荒诞的“无意插柳柳成荫”的局面无能为力。　　　　
　　　　萨特还收到大量来信，都是向他伸手要钱的。这些人请他先把这笔钱领回来，再给他们。他们当中有要办实业的，买农场的，作航海的，保护动物或树种的，……总之他们奇怪萨特为什么会拒绝这笔钱。如果萨特去领了这笔钱，无论他怎样挥霍，这些人就会视为正常，不来伸手了。　　　　
　　　　萨特之所以拒绝诺贝尔奖，除了他在声明中所说的两个理由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等级制度。在将近70岁时，萨特在他的口述自传中专门谈到这个问题。萨特认为，我们周围的多数人对荣誉勋位、诺贝尔奖和类似的东西过于看重了，而事实上这些奖不说明任何东西。它们仅仅符合等级制度给出的区别，但这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是抽象的存在，是我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存在。他反对诺贝尔奖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把作家分成等级，把文学分为等级。　　　　
　　　　他说：“我的深层实在是超出荣誉的。这些荣誉是一些人给另一些人的，而给这荣誉的人，无论是给荣誉勋位还是诺贝尔奖金，都并没有资格来授予。我无法想象谁有权给康德、笛卡尔或歌德一项奖，这奖意味着现在你属于某一等级。我们把文学变成了一种有等级的实在，在其中你处于这种或那种地位。我拒绝这样做，所以我拒绝一切荣誉。”　　　　
　　　　“我认为自己超出任何可能提供给我的荣誉，因为它们是抽象的，从没有对准我。我完全反对诺贝尔奖，因为它把作家分成等级。如果15世纪或者16世纪就有诺贝尔奖，我们就会看到，克莱芒•；马罗得了奖，而康德没有得到它──他本应该得到的，但因为混乱或因为评审团的某些成员做了这事那事，这奖没有给他──当然，维克多•；雨果可能得到它，等等。这时，文学好像完全被规定、安排在一种等级制度中。”　　　　
　　　　萨特还进一步分析说，诺贝尔奖是年奖。这个奖同什么相符合呢？说一位作家在1947年得到它，这是什么意思呢？对那些较早得到它的人，或对那些没有得到它但他们又写了大概是更好的东西的人，它又意味着什么？这个奖有什么意义？真正可以说他们在把它给某一个作家的那一年他就比他的同事、比其他作家更优秀，而在这之后的一年又有某人更优秀吗？人们真正有必要这样来看待文学吗？好像那些在一年或很长时间都是优秀的人们只有在这个特别的一年才能被承认是优秀的，这合理吗？应该说这是荒谬的。显然，一个作家不可能在一个给定的时间里对其余的人来说是最优秀的。他最多只是最好的那些人中的一个——而“最好的人”的说法表达得不好——应该说他是那些真正写了好书的人中的一个，而他跟他们是平等的。他可能是5年前、10年前写了这些书。　　　　
　　　　最后萨特将话题回到他自己身上：“我发表了《词语》，他们认为它值得一看，一年后就给了我诺贝尔奖。对他们来说，这就给了我的作品一种新的价值。但人们本该在一年前就得出这种结论。在我还没有发表这本书时，我的价值就要小些吗？这真是一种荒谬的看法。按一种等级制度的次序来安排文学的整个观念是一种反对文学的思想。另一方面，它又完全适合于想把一切都变成自己体系一部分的资产阶级社会。等级制度毁灭人们的个人价值。超出或低于这种个人价值都是荒谬的。这是我拒绝诺贝尔奖的原因，因为我一点也不希望──例如──被看成是跟海明威名次相当。我非常喜欢海明威，我个人也认识他，我在古巴同他见过面。但我完全没有想过我跟他名次相当或在对他的关系中应该排在何种名次上。这种想法我认为是幼稚的甚至是愚蠢的。”　　　　
　　　　萨特反对等级制的思想基础是他对天才与平等的关系的看法。他认为，那种天才超人的思想同平等的思想并不矛盾，因为天才和超人只是充分表现了作为人的实在的存在，而根据地位和等级制度来分划分自己等级的人们只是一种未加工的材料，其中可能找到后来出现自由突变的超人。但这种未加工的材料毕竟不是由超人构成，而是由低能者组成，它是符合于那套不是面向人本身而是面向其属性──面向铁路巡警、出版检查官、教师等等──的等级制度的，总之，是职业、行为、他们用心包装自身的物体，即那些易受等级影响的东西。但如果一个人达到相当深度，等级就不可能了。萨特说，这是他为自己逐渐搞清楚的东西。　　　　
　　　　关于他自己是不是一个天才，萨特说，“我只是在一闪念的直觉中才感受到我的天才；其余的时间它只是一种毫无内容的形式。在我这里，有一种难以理解的矛盾现象，我从没有把自己的作品看成是天才的作品。虽然它们都是按照我对天才作品的理解和要求去写的。我不轻视自己的作品。它们代表着某个重要的东西。而作为一个天才我有权嘲笑这些作品，拿它们取笑，虽然同时它们具有第一等重要的地位。如果一个天才不被承认，他不应该让自己绝望。”　　　　
　　　　萨特指出，关于天才思想的难点在于，在不同的智力之中有一种同等的东西。这就是说，一个作品可能被称为佳作，因为它的作者适合于写这类作品，他具有一定的专门技巧，但并不是因为他具有一种别人不具有的性质。最后萨特说：“我想，我可能比另一个人更加有天资一些，智力较发达一点。但从根本上看，我的智力、感受力和别人是相同的。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优越性。我的优越性就是我的书，当然这是就它们是好书来说的，但另一个人也有他的优越性──这可能是冬天在咖啡店门口卖的一包热栗子。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优越性。就我而言，我选择了这一个罢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养女阿莱特（1）
　　　　在爱情关系方面，这一时期有一个女子进入萨特生活，她开始是萨特的情人，后来成为他的养女。1956年3月，一个叫阿莱特•；艾卡姆的阿尔及利亚籍姑娘给萨特写了一封信。她19岁，是犹太人，在卡涅的凡尔赛公立学校读书。当时她正在准备一篇论文，打算通过巴黎高师的入学考试。她读过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在信中，一方面，她就论文的有关问题向萨特请教，就萨特哲学中的有关问题请萨特解答；另一方面，这时阿尔及利亚战争已经打得火热，她作为一个生活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感到十分苦恼，不知何以自处，于是也在信中抒发自己的苦闷。萨特回了信，让她寄论文来。以后他们不断有书信来往。然后顺理成章地是两人见面。然后阿莱特成了萨特的情人，他的最年轻的情人。　　　　
　　　　1958年，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刺激，也由于从事哲学巨著《辩证理性批判》写作的过度紧张和疲劳，萨特一度经历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在这困难的日子里，除了波伏瓦的照护外，阿莱特也给了他许多抚慰。萨特和阿莱特曾一起去威尼斯度假。在那里，萨特写了《阿尔托纳的隐居者》最后一幕的初稿。萨特将剧本的内容读给阿莱特听，特别是主人公弗朗兹的演讲，让她提意见。阿莱特说，弗朗兹的讲话有些夸张和做作，但萨特的表演倒十分精彩。　　　　
　　　　要了解萨特与阿莱特的关系，他俩的通信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资料。但萨特去世后，阿莱特并未出版他俩的通信集。不仅如此，当波伏瓦出版萨特的书信集（主要是萨特给她的信）时，阿莱特还特别要求波伏瓦，将萨特信中有关她的内容悉数删去，以至于波伏瓦在该书序言中特别声明：“为了不让第三者──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人──感到困窘或难堪，我删去了一些段落，改变了一些人的姓名。这些改变全都是由我一人作出的。有些地方是应艾卡姆─萨特女士的要求而改变的。”因此我们对萨特和阿莱特的关系很难有详细具体的了解。但阿莱特的这种要求从另一方面表明，她和萨特的关系一定有不少不希望为外人所知的亲密。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阿莱特在萨特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了。除了其他因素外，阿莱特有音乐特长是一个重要原因。音乐在萨特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特别是弹钢琴，这一爱好撒特保持到晚年，直到他的胳臂因病不能活动才罢手。　　　　
　　　　从有关资料看，波伏瓦也能够弹一点钢琴，但水平不高，因此不能经常与萨特一起合奏。她和萨特经常进行的音乐活动是在一起听唱片。而阿莱特能够弹一手好钢琴，还吹得一口好笛子，歌也唱得不错。因此，萨特很喜欢坐在钢琴旁为她伴奏，或者同她进行二重奏和二重唱。在从事这样的活动时，应该是萨特一天最为放松的时候，也是心情最为舒畅的时候。大概其他的女性都不能取代阿莱特在萨特生活中的这种作用。　　　　
　　　　1965年1月底，萨特正式申请收养阿莱特为自己的养女。这一年3月，这个申请得到批准。此时距萨特和阿莱特认识正好9年。这一年萨特60岁。　　　　
　　　　萨特收养阿莱特为女儿，直接目的是为了改变她恶劣的精神状态和不利的社会生活状况。阿莱特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是悲惨和不幸的，因此她的精神状态一直不佳，长期处于忧郁状态。而作为一个阿尔及利亚籍犹太人，在法国是倍受歧视的。萨特对于自己喜爱的女性，愿意奉献出一切。他很想帮助她改变精神状况，帮助她抹去过去的阴影，希望她能感受到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