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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盛魁商号-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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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盛魁商号》以一种罕有的却时见收敛的气势磅礴在当代中国可谓独树一帜，这得益于邓九刚先生从容不迫的叙述和信手拈来的史料穿插，以归化城为中心，将各种故事辐射到包括了乌里雅苏台、库仑、恰克图、山西祁县、喀尔喀草原等；以大盛魁归化城柜为中心，则涉及了广袤的草原、清纯的乡村、热闹的市井、腐败的衙门、遥远的戈壁和壮观的驼场；以大掌柜为中心，在人物上描写了学徒古海、总帐房郦先生、野心勃勃的祁掌柜、史家财东、沙王爷、胡张道台、将军、各色俄商等等不一而足。秩序井然而不显凌乱，可见作者叙事功力之深厚老辣。
《大盛魁商号》的商号国家镜像叙事在一种对偶框架内完成的一个时代的商业传奇，已经不是一般故事所能承担的了，颓势难以扭转，但悲歌慷慨，它更像是一种民族商业样本生存于草根发展于乱世的悲剧性史诗。就这一点，我敢说《大盛魁商号》在中国当代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民族寓言文本。
2007年09月20日
“大盛魁”商号“股份制”的现实意义
文/刘相铭
应老同学之邀，为其哥办的企业讲了一天课。感触颇深，这家企业流动性极大，而且跳槽层次涉及中高层，跳槽者不仅带走了核心技术，带走了经济情报，而且带走了人气。说到跳槽者，这位企业家不断发牢骚，由于和我的特殊关系，甚至脏话连篇。
我在讲课前要求老同学和其哥必须在现场，我讲了我提出的“共营”理念。不知道是否对这位企业会不会有启示，暂时不得而知，还需要我观察其进一步行动。
日后，总结时，使我不由得总把这家企业和王新民导演欲开拍的邓九刚先生著的《大盛魁商号》掺和起来琢磨。
《大盛魁商号》，我5年前读过，但没当回事。这一次，《大盛魁商号》欲开拍，王新民导演还要修什么“大盛魁影视城”，这是经济现象，也是商业行为，作为经济类报纸的编委，我应该关注。我欲对王新民与邓九刚，以及“大盛魁”现象进行一次深度采访与反思，特别是“大盛魁”现象的现实意义。
故重读了《大盛魁商号》，也许是研究的方向问题，也许是年龄问题，也许是《大盛魁商号》本身的问题，我不关心什么政治因素，也不关心什么腐败现象，更不关心个中活寡妇与私生子的故事，我只对其中的“股份制”结构感兴趣。
“大盛魁”商号“股份制”是一种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应该成为中华企业汲取营养的典范。我认为，大导演王新民应该重视这一点。
“大盛魁”商号“股份制”是一种动态性的股份制，随着学徒及员工的位置提升，“身股子”便会有所提升。之所以，“大盛魁”商号的门槛高，制度严，熬了十年才熬到“哈喇庄”掌柜的墨先生，因为和美人桥的***有了纠缠，因为上嫖被柜上发现，便被迫上吊。这些事，后来成为大掌柜的古海看在眼里，铭记心头，甚感凄凉，为何依然会留下来继续苦熬呢？说白了，不就是为了赚点“身股子”，出人头地吗？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清楚，他们都在为自己干，而且干得越实在越塌实，越有希望。
但“大盛魁”商号的“身股子”不是谁想赚就能赚的，看看每一次选徒弟的精细，看看每一次出徒的标准，那是什么，是人力资源体系，是最最完善的人力资源体系。有大师们归纳，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的确，看看，我们中华老字号“大盛魁”，用人有标准，重用有标准，不用有标准，赚“身股子”更有标准。可见，“大盛魁”应算一流企业。
现代企业，人是最核心的东西，离开了人什么都别谈，我这里的人指人才，德才兼备的人才。蒙牛有标准：无德无才者一概不用，有德无才者可以利用，有德有才者应以重用。蒙牛发展神速，就因事事有标准，件件有落实。
我观察到，“大盛魁”商号中，邓九刚先生许多笔墨放在了学徒如何一步步成为掌柜这个环节上，我看是有用意的。其实，一个企业最重要的企业行为不是决策，而是执行与细节。而执行与细节是在“掌柜”，即中层领导亲自指挥下来完成的。如果高层领导在这方面头脑不清醒，用错了人，其中只要有一位中层领导打哈哈，搞玄虚，任你决策再好再高明，那么其他中层领导要不就会进退两难，要不就会同流合污。其实每个人都有其可用之处，喜欢务虚的就安排在务虚的部门，喜欢务实的就安排在务实的部门。
另外，很多企业老板有一个严重误区，只对高层爱护有加，认为左膀右臂最重要，而对中层领导不重视，发自内心不尊重，用利用的心态对付着“使唤”，结果是互不信任，执行力不够，或干脆没有执行力。
而实践证明，一些优秀的人才，绝不是挖来的，也不是用嘴吹出来的，而是用出来的。有一位企业家说过，只要你放手让下属干，充分信任他，他绝对会干出比你想象中更为理想或更有创造性的活计。工业家安德鲁。卡耐基为自己选择的墓志铭就是：这里长眠着一位知道如何让别人做得比他自己更好的人。
信任是前提，但不是驱动力。一切工作的原动力是外在的驱动力，而非热情，热情是暂时的，如果不加温，迟早是会凉的。驱动力是什么？无非就是依靠价值诱因体现出来的主动性与能动性，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其实，对员工的提拔就是对其精神价值的认可，对员工的奖励或给一定的“身股子”就是对其物质价值的认可。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有些企业家放着自己家里成熟起来的员工不提拔，老看着人家企业的人才眼馋。其实，把人家企业的人才挖过来，自己不会用，也会变成庸才的。
联想集团的柳传志老先生，就是一惜才用才的高境界的人，自己要退居二线，发现自己的两个弟子各有千秋，都舍不得伤害。便策划着让两位各做一件事，一个做好国内市场，一个开拓国际市场，有许多人认为柳传志之所以并购IBM就是为让两弟子都有作为，而且不抬杠。
扯远啦！回到“大盛魁”商号的“身股子”，我觉得其内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和成果，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无论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还是从财务创新上，还是从“股份制”的结构上。
因为一切企业和政府一样，独裁与封闭只有死路一条，共营才能共赢。
再现中俄草原茶路：《大盛魁商号》的
一只云雀从草丛突然飞起，邓九刚座下的马惊跳起来，继而漫无方向地狂奔。他两耳生风，竭力控马，勒缰的手心滋出汗来。1985年，邓九刚在内蒙古达尔罕草原对心目中的“茶叶之路”进行实地考察时，惊马险些蹿出国界，闹出边界纠纷。半晌，马消停了。草海潮动，他在高天流云下立马踟蹰，嘟囔自语：“莫非那茶路就在脚下？”
“早年那〃后草地〃是有一条路的。”儿时的邓九刚听老辈人这么说。
从呼和浩特向北，越过大青山，就是一片广袤丰饶的草原。当地人称“后草地”。也就是中原人所说的蒙古草原。
“什么路？通到哪里？”
“运茶的路嘛。通×××，×××××……”接下来的地名是一串含糊的音节。后来邓九刚知道，那些模糊的音节是“恰克图”、“伊尔库斯克”等。这些都是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城镇。
作家邓九刚上世纪80年代写小说《大盛魁商号》时，前后采访过100多位从茶路上退下来的商人、驼夫。茶路的传说让邓九刚着迷。好奇，就刨根问底。从被烟草熏黄胡须的口中，老辈们娓娓道出神奇的心底世界——后草地深处那条茶路活跃生动的存在。
邓九刚不能自持，丢开手头的小说创作，开始求证“茶叶之路”这一概念。
接下来的故事使邓九刚颇费周章。他闷在图书馆三四年查找历史文献。其中俄文资料很多，有学术专著也有旅行日记、游记等等，俄国学者、作家、旅行家、当事人，都留有记载。邓九刚不得不请人翻译。查阅大量资料让他如获至宝。那是“小猪跌进了菜窖的感觉！”他看到了——口岸，300年前的中俄贸易口岸。
另一次实地考察中，邓九刚的车在内蒙古杜尔伯特草原陷进一个干涸的河床。正无奈时，风吹云至，暴雨滂沱。几个过路的民工冒雨赶来帮助推车。车歪斜地刚爬出河沿，身后洪水追到，汹涌奔腾漫过河床。
为寻访茶路，邓九刚多次骑马乘车考察蒙古草原，倾听历史的回声。
根据资料中物流的方向，邓九刚可以描述穿过后草地的那条中俄草原茶路的基本路线了。
中国商人
在创作长篇小说《大盛魁》的过程中，邓九刚三次登门采访一位慕姓老人被拒绝。老人90高龄，行走驼路40多年，生性傲岸，气度高拔。邓第四次上门，老人已驾鹤西归。1981年，邓九刚在呼和浩特郊区挂着俄国壁毯的小泥屋访问时年85高龄的阎万山，小院里飘着散不尽的骆驼腥臊。阎万山14岁走上茶路，言谈多操蒙语，兴奋时杂以俄语。每次都断然拒绝邓送来的烟酒，且不大看得起未经风雨的当代人：“没到过库伦，那叫没出过家门儿！”在邓九刚采访的100多名茶路老人身上，个个透出这种伟岸自信、豪迈坚韧的气概。经他考证，各行业前后行走于茶路的商人、驼夫总数大概在30万～50万之间。
其中归化的大盛魁商号是商业集团的代表，也是300年以前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它的经营范围“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其分支机构包括钱庄、票号、茶叶加工厂、粮油加工厂、制药厂、酒厂、驼场、马庄、羊庄等，遍及归化、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张家口、营口、锦州、包头……兴盛时拥有员工8000之众。活跃在茶叶之路上的大盛魁高峰时，动用资金数亿两白银，间接带动了大半个中国的几十万人口的生计。
这些年，中俄、中蒙数十个边境口岸相继开设。丝绸之路遗址上的欧亚大陆桥和茶叶之路的后身、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的国际铁路也早已开通。
……
2007年，俄罗斯恰克图市为纪念恰克图建市280周年，举行了茶叶之路艺术节。艺术节的标志就是茶叶和骆驼。
同年5月俄罗斯恰克图茶叶之路文化考察团访问呼和浩特，邓九刚出面组织民间接待。10月，邓介绍中国国际茶业博览会代表团访问恰克图。这是邓九刚有意促成中国茶商对恰克图的历史性回访。
至今，邓九刚仍不时想到，19世纪末叶，如果在俄罗斯草原深处看到一堆白骨，那也许未必是俄国马车夫的遗骸，说不准正是倒下的中国赶驼人。
命定的倾覆（1）
周政保
思考如何评价邓九刚的这部《大盛魁商号》时，我突然想到了评价本身的问题。
在现今的文学界“引人入胜”与“意味深长”，大约是评价长篇小说思情质地时使用最频繁的两个概念。说某小说“好看”，往往称之谓“引人入胜”，而在论及小说的品位及艺术价值时，“意味深长”的判断也许相对多一些。当然，文学界要更看重后者，因为总觉得“引人入胜”的评价有点儿只注重“可读性”的倾向。实际上，这里还是存在一些误解的，在我看来，尽管每一部小说“引人入胜”的程度不会相同，但“引入入胜”本身称得上是长篇小说艺术的一种高追求或高境界。“引人入胜”的关键是“胜”：倘若无“胜”，谈何“引人”谈何“入”？所谓“胜”，就是胜境，或就是优越、乃至极尽佳妙的意思，其中也含括了“意味深长”的成分。以《辞海》释道：“后常以‘引入入胜’形容山水风景或文艺作品的美妙境地。显然，“意味”不“深”不“长”的“胜”，也只能算是“胜”的“初级阶段”。
从评价本身的疑惑说到对于《大盛魁商号》的评价，也就可能寻找到了一个相对恰当的概念，即“引人入胜”，或者可以说，《大盛魁商号》就是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至于小说“胜”到了怎样的境地，我只能说：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不过，有一点我敢断定：在中国小说界，《大盛魁商号》虽不是最好的作品，但它是一部“独一无二”的作品。以前没有过，当今也没有。作为一部很特别的小说，其描写的生活是特别的，展现的背景是特别的，刻画的人物及人物性格所蕴涵的思情寓意，也同样是特别的。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为了这“特别”的最终实现，作者是费了苦心、花了大力气的，而其中的经略及深厚的积累，也不是短期之内的匆忙行为所可能抵达的。
实事求是地说，《大盛魁商号》的写法是很传统的。但这种讲故事的传统方式（作为小说叙述形态），其本身并不构成雅俗优劣之类的问题。起码在我的小说意识中，真正的价值（或最终的审美价值）主要不在于故事的叙述方式，而在于或主要在于故事所可能的寓意，以及与此相关的接受效应。其实，因了接受与传统熏陶的无可抗拒的关系，小说故事的传统叙述方式反而容易携读者进入作品的胜境（所谓“引人入胜”）。
这部小说之所以有分量，之所以不少描写让人产生怦然心动之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了故事或故事所传达的“人的过程”的缘故——其中自然体现了叙述方式之于表现的顺应或契合。但说到底，依然在于故事的可能性，而不在于某种为叙述而叙述的、甚至是趋赶新潮的所谓“叙述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作品实现了题旨寓意的传达，并吸引了读者、启示了读者、赢得了读者的思情共鸣，那我们就能认为小说的叙述是成功的，是符合艺术创造的规律性或目的性的。我想，以这样的眼光来审视或掂量《大盛魁商号》，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从小说的具体描写及作为背景的某些“史实”的透露——如卷四第三章写到的清政府钦差大臣出使俄国，在黑海的里瓦几亚与俄人擅签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又称《交收伊犁条约》，1879年）；这一章还提到了让小说主人公们感到忧喜参半的《改订条约》（（又称《中俄伊犁条约》或《圣彼得堡条约》，由曾纪泽签订，1881年）——读者不难看出，《大盛魁商号》所讲述的故事，大致发生在从同治到光绪的那十年左右的历史背景之下。那是一个国力贫弱的时代，一个因贫弱而饱受外族欺压凌辱的时代，也是一个政治极端腐败的时代，一个面临灭顶之灾、可又回天无力的时代。从鸦片战争开始，灾难一直追逐着整个民族的旅程。即使如小说中的“大盛魁”这样的商务集团，实力雄厚且又倾心尽力地苦苦挣扎，也很难摆脱灾难的笼罩。就如大盛魁大掌柜王廷相所言：“朝廷是挺不住的，总有顶不住的。”而大盛魁城柜总账房郦先生也称：“颓势难以扭转。”这便是一个时代的命运。无可抵抗，谁也挽救不了它的没落和最终灭亡。作为“势”，也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的体现，小说的描写——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刻画及命运的可能性（或悲剧性），应该说都是相当出色的。特别是这里所说的“势”，即使是“颓势”或“败势”也显现出一种艺术传达上的风卷残云般的大气磅礴，一种只有悲剧史诗才可能泛显的，但又被涂上了传统文化色彩的失败者的慷慨或长叹……
命定的倾覆（2）
小说的这种“势”，其实在《序幕》中已经获得了犷悍、暴烈、饱满可又十分沉重、寂寥、神秘的传达：一支庞大的驼队，曾经是那样严整、肃穆，那样浩浩荡荡、气度非凡，可在跋涉了莽莽苍苍的亘古荒原之后，却被哈喇沁峡谷活生生地掩埋了，没留下一点儿痕迹。恐怖的灾难是突发的，然而在这名副其实的“灭顶之灾”中，却包含着必然的、由小到大的积聚过程——“驼队”的命运是如此，一个社会的崩溃覆灭难道不是如此吗？“领房”的精神是无畏的，经验是丰富的，祈祷是虔诚的，而商旗猎猎的“驼”在“蒙古高原”上也是无与伦比的，那逶迤而行的十几里长的阵容，呈示着它的威严、它的声势浩大，可最终还是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消失得似乎什么都不曾发生……作为象征或作为“势”的隐喻形态，《序幕》中哈喇沁峡谷的灾难，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极为简洁的题旨表述或极为精彩的寓意传达。我想，《大盛魁商号》所企图实现的思情也罢，民族命运也罢，社会前景也罢，人的生存状态也罢，被称为“文化”的那些东西也罢，或者是“人的过程”也罢，大都可以在哈拉沁峡谷的恐怖或灾难的序中，寻找到相应的基因般的溃痕。
当然，可能体现小说的“势”的叙述特点，还在于描写过程中的那种辽阔的时空纵横。尤其是广袤的空间与终究渺小的“驼队”与苦争苦斗的各式人等所形成的强烈反差，更加促进了“势”的生成——无论是叙述的“气势”，还是人的状态或过程的“颓势”。小说以塞外的归化为中心，辐射所及包括了乌里雅苏台、沙王领地、库伦、恰克图、山西祁县等。而笔触所涉，有乡村，有市井，有官府衙门，有礼仪宴邀；有浩瀚的沙海，有无际的戈壁，有苍茫的草原，也有寂寥的驼场……如此广阔辽远的空间，随着故事情节的跳跃与推进，很自然地拓开读者的视野及想象力。于是，那种多种意义上的“势”的综合印象，也就成为一种难得而又必然的小说效果（最直接的阅读感受）。
可话说回来，无论是“势”，还是小说的题旨寓意，或者是描写的独特性，最终可倚仗的仍然是小说的故事，仍然是其中的人的状态或人的过程——作为富有相当容量及规模的长篇小说，是无法藐视或疏离这些主干性因素的。尽管我们可以说：叙述就是一切，但叙述是有秩序的，或是由想象确认之后才开始的，而“一切”之中所包含的，不就是故事或故事中的人么？若论《大盛魁商号》中的人物，被刻画得最具力度或最富容量及寓意张力的，自然是首推大盛魁大掌柜王廷相——以大掌柜为中心，组合成一个坚固而充满了封建帮会色彩的系列人物群体，如郦先生、祁掌柜、古海、海仲臣等（其实还应该包括财东史耀及其儿子史靖仁等）。这部小说的全部意义，就是经由这个人物群体的有层次的描写方法得以实现的，或者说，作品的题旨（《序幕》的象征或隐喻），就是围绕着大盛魁的生死存亡，以及由此而滋生的各式各样的矛盾冲突才逐步趋于完成的。我们暂且不论小说中的人物，特别是大盛魁的一些核心人物或重要人物都是一些怎样的人，譬如说，他们各个具有怎样的精神世界与性格特点，就说作为庞大商务集团的大盛魁在故事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及不得不经受的“严峻考验”，也足以使作品传达出一种思情辐射的浑厚悠远之感，甚至蒸腾起一种让人想起历史、想起现实、想起我们这个民族百年蹒跚的沉重或苦痛的气息。
命定的倾覆（3）
大盛魁是一个民间商务集团，从财东到掌柜都是清一色的山西人，除了精于算计或气度不凡之外，与组织严密、规范严苛的帮会团伙别无二致。大盛魁不仅实力雄厚，而且精诚团结，富有智慧，二百年来纵横于以归化为中心的各种商道。无奈是到了大掌柜王廷相、总账房郦先生这一代“大盛魁”，大清帝国已到了末世的同治光绪时代，雄才大略的文武大臣况且如此，何谈风雨飘摇中的民间商贾？实际上，大掌柜们虽则勘勉吃苦、孜孜不倦，虽则运筹帷幄而决战千里之外，但如履薄冰的状态才是这些“新旧交替”时期的商贾们的真实写照。大盛魁是从旧社会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怪胎；它具有先进的印记，也无可避免地携带着落后的成分，乃至与生俱来的“先天不足”。它只是前行在旧的道路上，并竭尽全力与泥泞的坎坷作着最后的搏斗：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眼看就要毁灭——然而，无论怎样地力挽狂澜，也抵挡不住因国力衰败而导致的外患内忧，更无奈于作为国势或国情而沿袭了千百年的“重农轻商”局面。这一切具有命中注定的意味：不论本事大小，谁也改变不了历史的态势。大盛魁面对的矛盾冲突，深刻地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缩影，或者说，小说所描写的是大盛魁的商务活动，虽是掌柜们的柳暗花明或机关算尽，但它却以极为生动恢弘的形象过程，为近代社会的不可救药或最终覆灭作了一个鲜明有力的注解。不仅仅是“乾坤逆转，世道骤交”，而且是“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大盛魁遭遇的局势，偶然之中深深地潜藏着“落日之战”的必然。读者可以感受到，大盛魁的图存经略之所以艰难曲折坎坷，原因就在于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不仅具有复杂多元的性质，而且每一种力量都可能置他们于死地。首先是来自强大的外族商人（或兼政客身份的商人）的渗透与挤压。一方面是朝廷的“重农轻商”，一方面是在政府支持下的“政商合一”，以商务为政治手段；一方面是闭关自守、日益衰落，一方面是野心勃勃、伺机扩张（所谓要建“黄俄罗斯”）。于是，包括谢尔盖、伊万、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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