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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员-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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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
马弗·梅尔尚、华伦·厄尔·沃恩、格雷迪·约克
吉米·戴伊、格伦·弗雷泽、弗洛伊德·霍尔
迪克·沃尔霍夫、无名氏
这些小伙子们是想让世人知道他们的故事——多年以来这个念头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
——比尔·多兰
一天，我收到一封艾里斯·张（张纯如）发来的电子邮件。她就是那本发人深省的畅销书《南京暴行》的作者。在我的第一本书《我们父辈的旗帜》出版后，我们之间建立起了业务联系。艾里斯在电子邮件里建议我和爱荷华州一个叫比尔·多兰的人联系一下。她说，比尔那里有一些“有意思的”信息。
收到那封邮件的时间是在2001年的2月初。那时候，我每天都能听到很多“有意思的”战争故事。我的第一本书《我们父辈的旗帜》刚刚出版不久——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二次大战期间硫黄岛上六名升旗手的故事，其中一名就是我的父亲。
事实上，那段时间里，几乎每天都有人就我下一本书的主题向我提出建议。因此，当我在纽约拨通爱荷华州比尔的电话号码时，心中充满了好奇。
比尔很快将我们的话题引到了他厨房餐桌上那沓厚厚的文件上面。和他交谈了近二十分钟后，我意识到，我必须去亲自见见这位比尔，我要直视着他的眼睛，听他向我讲述，此外我还要亲眼看看那一大摞文件。于是我对他说，我决定搭第二天的首班飞机去他那里。
“好的，没问题。那我去机场接你。”电话那端传来热情的声音。“你就住在我这儿好了，家里只有我和斯特莱普两个‘人’。哦，斯特莱普是我的大狗。我这儿有三间卧室都空着，你随便住哪一间都行。”
第二天，比尔开着他的卡车去得梅因机场接我。回去的路上，他向我炫耀起他的斯特莱普，说它是世界上最棒的猎犬。从他口中我还得知，他已经76岁了，曾经是位律师。退休后，他时常带着斯特莱普去打猎钓鱼。我们很快就到了他家。我俩坐在餐桌旁，一边儿聊天，一边儿吃着爆米花，喝着金汤力酒。餐桌上堆着那沓厚厚的文件。
那些文件是1946年在关岛进行的一次战争犯罪秘密审判记录的副本。55年前，比尔刚刚从美国海军军官学校毕业，他奉命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那次审判。按照上面的指示，比尔去“法庭”报到。虽说被称作法庭，其实就是一幢高大的匡西特式活动房屋（一种由预制件组成的可移动房屋）。在入口处，一位海军陆战队卫兵仔细打量了一下刚刚21岁的比尔，然后在名单中找到了比尔的名字，接着把一张纸推到比尔面前。
“在这儿上签个字。”卫兵例行公事般地说道。实际每个出席那次审讯的人都和比尔一样，必须在一份文件上签字。
比尔看到眼前的这份海军文件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各项规定和要求，用语正式、严肃。这一切让年轻的比尔意识到，无论他在那幢闷热的“法庭”内听到什么，都绝不可以对外泄漏一个字。
比尔在那份保密誓词上签了字，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审判结束时，他又在另一份副本上签了一遍。在整个审判期间，比尔每天上下午都要重复同样的事情——在保密誓词上签字。审判结束后，他回到了爱荷华州的家中。尽管他对此只字不提，但却无法忘掉所听到的一切。
1997年的一天，比尔在报纸上看到一条短消息称，自1946年起的大量政府机密文件已解密。“我一下子意识到，有关那次审判的记录已经解密了，”比尔说道，“这样一来，我觉得或许我现在可以为那些小伙子们做点什么了。”
比尔在整个律师生涯中一直试图搜寻相关的文件和记录。他曾进行过一些调查，还花了11个月的时间进行过跟踪调查。后来有一天，他收到一箱从华盛顿寄来的记录副本。于是他对斯特莱普说他们那天不能出去打猎了。
这份审讯记录副本中记述了二次大战中八名美国飞行员在硫黄岛附近水域身亡的事实。硫黄岛以北不远处坐落着父岛，在对父岛进行轰炸的战斗中，这八名飞行员在跳伞降落时被日本人开枪打死。美军想要占领硫黄岛是因为那里的简易飞机跑道可供中转降落起飞之用，而轰炸父岛则是由于日军在那里设有通讯站，地位举足轻重。架设在父岛夜明山和朝日山上的短波—长波接收器以及发射机是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军队与设在东京的皇军总指挥部之间通讯联系的重要中枢。因此美军决定必须摧毁那里的无线电台，这一重任就托付给了那些飞行员小伙子们。
1994年父亲去世后，我哥哥曾在他办公室的壁橱里发现一摞文件，正是这些文件促使我开始着手探究父亲的过去。现在，比尔的餐桌上的这堆东西就是我开始另一端旅程的第一步。
就在美军飞行员在150英里以外的父岛上被俘的当天，我父亲和战友们在硫黄岛上升起了美国国旗。然而，尽管那张硫黄岛上升旗的照片闻名于世，父岛上那八位飞行员小伙子们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之所以鲜为人知的原因就在于：在近四五十年里，他们死亡的事实一直被封为机密。美国政府认为实际情况实在令人惊恐不堪，因此连他们的家人也没有告诉。几十年过去了，这几位飞行员的家人曾多次给华盛顿写信，甚至还亲赴华盛顿去探寻他们亲人当年失踪的真实情况。但那些用心良苦的官员们最终还是善意地编个故事把他们打发回去了。
“这些小伙子们是想让世人知道他们的故事的，多年以来这个念头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比尔说。
八位母亲直到走进坟墓的那天也不知道她们失踪的儿子的真实命运。我坐在比尔的餐桌旁突然意识到，我现在知道了那些母亲们从未了解的事实。
第一部分第一章 解密（2）
熟悉历史的人可能知道，二次大战当中日军有2。2万名士兵驻守在硫黄岛上。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守卫父岛的日军人数竟达到2。5万名。硫黄岛上平坦的地形适合从海上进行攻击，而父岛上的地势却多山崎岖。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后来对这两个岛上的防御情况进行过勘察，他对我说，“如果说硫黄岛上的防御森严如地狱的话，那么父岛上的防御简直就是坚不可摧。”我们靠地面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就可以同硫黄岛上的日军抗衡，但若想拿下父岛，就必须得靠我们的飞行员了。
美军曾多次尝试摧毁父岛上的通讯站。第一次是在美军进攻硫黄岛的八个月前，也就是1944年6月，当时美国的航空母舰将父岛整个包围了起来。这些航空母舰就像是浮在海面上的飞机场，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一个个飞行员小伙子被送入了空中。他们的任务就是飞到父岛的血盆大口中进行轰炸，密集的高射炮火就好像是父岛锋利的牙齿，小伙子们不得不时刻注意躲避呼啸而来的炮弹，而他们的目的是向两座山顶投放炸弹，摧毁那里用钢筋混凝土筑就的通讯站。
第二次大战中，美国是世界上首先进行大规模空战的国家。年轻的飞行员小伙子们身穿短夹克，开飞机时翘着两个拇指，那样子充满了阳刚之气。他们酷极了，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就连傻子也看得出来这一点。他们以自己女朋友或偶像的名字给飞机命名，还在机身两侧画上她们诱人的曲线和迷人的脸庞。可在机舱里面，小伙子们就像个孤独的骑士只身奋战。
1945年，飞行员们在北太平洋第一次执行了“非常任务。”他们登入锡制机舱，炸弹挂在脚下，从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起飞后，冲进咆哮的狂风中。有时他们还从岛上的机场起飞。飞行员们头顶广阔的蓝天，身下是无尽的海水，飞往远方。他们为了轰炸目标，冲入枪林弹雨，投下致命的炸弹。每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心都悬在嗓子眼儿，血管里的血液也都跟着沸腾起来。尽管如此，任务结束后，他们还是要尽力驾驶着千疮百孔的战机飞回那块巴掌大的甲板上，或是飞向远离战场的飞机场。
地面战争同刺激的空战比起来就显得平常了。而飞行员们就是空战中的重要力量。1945年，北太平洋战区进入了战争的最后阶段，美军决定火烧日本。这就需要在天空中部署上下两层轰炸机——体形巨大的B—29载着准备烧毁城市的凝固汽油弹飞在较高一层，体形较小、飞行高度较低的舰载飞机主要负责为B—29护航。我父亲在硫黄岛上同父岛上的飞行员执行的是同样的任务：为B—29清除天空中的一切障碍。
日本军方的专家后来承认，日本最终投降的主要原因并不完全因为受到了原子弹的轰炸，而主要是因为B—29投下的那些凝固汽油弹。当然，汽油弹烧死的日本平民人数比在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中死亡人数总和还多。
1945年2月至3月的30天是战争史上最惨烈的一个月，整个二次大战期间的伤亡人数在这段时间里达到了最高点。父岛上的大多数飞行员就是在这个月的恶战中牺牲的。如果你看一下太平洋战争四年中伤亡人数图表，就会发现那条曲线在硫黄岛战役及飞行员轰炸日本本土之后陡然上扬。但很少有人意识到，美国在那场战争中杀害的日本平民人数比消灭的日本士兵人数还要多。这时，战争已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日本在这段时间里死伤无数，家人刚刚在城市的烈火中被烧死，年轻的神风敢死队员就驾着飞机冲向美军的舰队与之同归于尽。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在这段时间里经历了最惨痛的战役，虽然他们因为这个月的战斗而被赋予传奇色彩和无数荣誉，但实际上他们所进行的却是一段勇猛且残酷的大屠杀。
美国的军方顾问向来以逻辑思维缜密、讲求战略战术著称。他们在1945年2月前就已得出日本战败的结论。但是，日本帝国不愿投降。美国人断定，日本人在无望胜利的情况下可能会“阵脚大乱”。然而日本人打起仗来根本没有逻辑可言。日本是一个岛国，自古以来就生存在自己的道德世界里，积淀出一种独特的民族精神。日本人始终相信，“大和民族精神（大和魂）”一定能把在家门口儿撒野的外国人打跑。他们坚持战斗，因为他们相信他们不会失败。
美国人将那些了不起的飞行员小伙子们视为英雄，日本人却对那些在天空中为非作歹的家伙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在他们看来，那些飞行员把凝固汽油弹投向住在木屋里的无辜平民，这么没人性的东西同魔鬼没什么两样。
这是一部关于战争的故事，所以它也是一部关于死亡的故事。然而，它却不是一个讲述失败的故事。我费尽周折找到那八位飞行员的兄弟姐妹、女朋友，以及那些曾和他们一起训练、一起喝酒的军中伙伴。他们的亲人和朋友向我提供了他们的照片、信件、勋章。我还翻阅了他们的学校年鉴、军中飞行日志以及通讯录。这一切就是为了弄清楚他们到底是谁，弄清楚他们在今天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把那6000页审讯记录读了一遍又一遍，在美国和日本进行了上百次采访。
这些飞行员的家人和朋友们只能告诉我这么多信息。他们在家乡的老友和亲戚给我讲述他们在少年时期的故事以及他们入伍时的情景。他们军中的战友回想起从训练营直至他们牺牲前的经历。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亲人或密友和他们一起在太平洋上打过仗，所以也就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八个人在父岛的下落。这一切就好像是一个漆黑的深渊，是一个难解的谜。
在日本，有些人知道事情的真相，但他们对此却一直保持沉默。我见过一位日本老兵，他知道那些飞行员被俘虏的事实。他向我讲述了日本人是怎么对待他们、怎么审讯他们的，他还告诉我那八个中有几个人被俘后还在岛上活了几个星期。我还见过几个曾经和他们开玩笑的日本老兵，还有的人当时就和他们住在同一间屋子里。
我后来斗胆去了一趟父岛。父岛位于东京正南方的一列岛屿上，日本人把这些岛屿称作小笠原群岛。在以英语标注的地图上，这列群岛叫做“博宁”岛。“博宁”这个名字是一位绘制地图的法国人在制图时把日语里一个旧词“慕宁（无人）”搞错了，结果后来“博宁”这个名字就传了下来。“慕宁”在日语里的意思是“没有人”。这些岛屿上没有人居住。因此就取了名字叫“无人”。这样一来，“博宁”被翻译成英语后，大概意思就是“无人岛。”
我在无人岛上茂密的丛林中辟出道路，去寻找那些飞行员们生命中最后时光的影子。我和几名日本老兵站在悬崖边上，他们指给我看当年他们看到跳伞飞行员的方位。我走在那些飞行员们曾经走过的土地上。有几位目击者向我讲述了很多当年的情况。还有一些人拒绝向我透露任何情况，而这本身也说明问题。
最后，我终于明白了发生在那八位飞行员身上的事实。他们分别是迪克、马弗、格伦、格雷迪、吉米、弗洛伊德、华伦·厄尔，还有那位不知姓名的飞行员。我了解到了他们的命运是怎样的。
为了弄清楚他们故事发生的原因，我就不得不开始另一段旅程。那是沿着时光隧道追溯历史的过程，退回到149年前，回到另一个世纪。我们一起回去看看第一位美国军人踏上无人岛时的情景。
第一部分第二章 文明（1）
别人使用暴力时，我们也必须以暴治暴。
——福泽谕吉，引自《日本：一部现代史》
美国最初只是由靠近东海岸的13块殖民地组成，而到了19世纪，它的国土面积便不断从东海岸扩张到了西海岸，形成了巨大的版图。这是政府的种族清洗政策带来的结果。美国的人类生物学家梅尔文·格尔莫后来评论道：“欧洲人来到这个新世界并非真的想和当地人交朋友，也不是因为这片土地上的动植物物种丰富，事实上，他们是用自己早已熟知的动植物来取代了这里存在的一切。”
亚历克斯·托克维尔是美国建国初期一位具有敏锐观察力的编年史作家，他说自己常听到那些纯粹的美国基督徒漫不经心地谈论起对印第安人的灭绝：
这里的世界属于我们，他们接着说道，上帝拒绝赋予居住在这里第一代人变文明的能力，他早已预先注定了他们不可避免的毁灭。这个大陆的真正的主人是那些懂得如何充分利用它的丰富资源的人们。美国人对这个理由深感满意，于是会去教堂聆听牧师给他们吟诵福音书，向他们一遍遍重复着人类皆兄弟，一遍遍说着上帝造人时之所以把人类造成相同的模样，就是想赋予他们一种使命，让他们互相帮助。
欧洲白人基督徒都觉得自己是文明的人，而“其余的人”却都是野蛮的。屠杀这些“其余的人”并未使他们感到不安——毕竟，达尔文思想在19世纪才刚出现，那时候，人们认为自然发展的规律就是如此。达尔文在《人类的起源》一书中预测：“在未来的某一时期，如果以世纪来衡量的话，就是在不远的将来，文明的种族必将在全世界消灭或者取代野蛮的种族。”西奥多·罗斯福经常写到西方的胜利，他说，“当然，我们整个国家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扩张的历史……野蛮人或者被打跑，或者被征服，随之而来的便是和平。这一切靠的就是文明种族的强大力量，他们还没有失去战斗的本能，他们通过扩张逐渐把和平带到了由野蛮人统治的红土地上。”
西奥多像他的许多同胞一样认为美国最野蛮的行径无可厚非。1864年12月，在丹佛剧院，卫理公会教派的牧师向人们展示野蛮民族和文明民族最近一次交锋的战利品，结果在观众中响起了狂热的掌声。这位牧师的名叫约翰·史文顿——人们称他为传教士约翰。他是骑兵队的志愿者。他在几天前曾率领人马攻打了科罗拉多州的沙溪，他们至少屠杀了150名印第安儿童、妇女和老人。当时，那里的壮年男人都外出打猎去了。
引来观众雷鸣般掌声的不只是传教士约翰所讲的那些“凯旋”故事，还有那些令人发指的物证：观众们在看到一堆被砍掉的印第安人的阴茎时，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同时展出的还有那些侵略者的帽子，上面缝着印第安妇女阴道的皮肤，看到这些，人群中又是一阵欢呼。
所有这些文明的丹佛市民都认为美国人的所作所为无可厚非。从来没有人指控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于是，丹佛人感恩戴德一般将传教士约翰推举为副行政司法长官，后来他便一直担任着这个职位，直到48年后他71岁时在平静的睡梦里安详地死去。
西奥多·罗斯福对这种残酷暴行不仅放任自流，还认为这一时期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之一。有关沙溪大屠杀，他说：“尽管有些令人不快的细节，……但就像边疆荒漠里的行动一样，这次运动总体说来是正义和有益的。”
美军以同样的方式对差不多整个西部的印第安人进行了种族清洗，他们遵从政府的命令，把印第安人囚禁在保留地上，或者将他们杀死，目的是把红色魔鬼从那片土地上彻底铲除。正如西奥多所说，“我并不认为印第安人中的好人都死了，但是我相信每十个印第安人中有九个已经死了，因此我不想太深究第十个人到底是好是坏。”
对印第安人进行囚禁和灭杀为美国赢得了一部分国土。当时西部大部分地区仍由墨西哥人控制。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托马斯·科温把墨西哥人称为“半野蛮、半文明的种族”。斯蒂芬·奥斯汀上校和墨西哥人较量过多年，他曾告诫政府：“墨西哥人要是长了尾巴，那将是比猿猴还野蛮的畜生。”一神教信徒西奥多·帕克说：“墨西哥人是一个卑劣的民族，有着卑劣的起源、卑劣的历史和卑劣的特性，”即使美国不采取种族灭绝的政策，这个民族也会像印第安人一样注定成为“在白种人面前融化消失的民族”。美国的扩张主义者感到他们正肩负着“上帝的使命”，要把文明传遍墨西哥大地。华尔特·惠特曼是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他曾说：“墨西哥这个国家低级无能、崇尚迷信、荒唐放纵。在那里，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暴政——墨西哥人根本无力承担把新大陆变成文明人的国度这一崇高使命。所以，还是让我们担负起这一使命，去完成这一使命吧！”
詹姆斯·波尔克总统酝酿了一场冲突，美国人称其为“墨西哥战争”（后来又称“美墨战争”）。墨西哥人称其为“美国的侵略”。年轻的尤利西斯·格兰特参加了这次战斗，他后来当上了元帅，再后来成为了美国总统。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被派到那里去挑起一场战争。”那场战争是“强国对弱国发起的最不公正的战争”。墨西哥人对那场入侵没有丝毫准备，经过了两年的屠杀之后，墨西哥在《哥德卢佩伊达哥条约》中割让了大片领土，包括加利福尼亚州、新墨西哥州，今天的内华达州、犹他州、科罗拉多州、怀俄明州，还有亚利桑那州的一部分。
1848年2月2日，就在美国和墨西哥两国外交官即将签署这一条约时，一个墨西哥人对美国的特派员尼古拉斯·特里斯特说道：“对你们来说，这是一个骄傲的时刻；但我们的耻辱却并不亚于你们的骄傲。”对此，特派员特里斯特快速回应说：“我们是在创造和平，这是我们惟一的想法。”但他后来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如果当时那些墨西哥人能洞察我的心扉，他们会发现我作为一个美国人所感到的耻辱要比他们的耻辱强烈得多。但在那样一个场合，我不便说这番话。那件事情让每个有正义感的美国人都觉得耻辱，我也一样。我心里真的强烈地感到羞愧难当。”
扩张主义者将刚刚揽入囊中的西海岸边的土地和港口视为新的起点，继续向更远的西方寻找新的机会。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那就是太平洋。
对于那时的美国人来说，太平洋的重大意义首先在于它丰富的资源。在黑色的原油未被从地下开采出来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鲸油润滑了工业革命运转的齿轮，照亮了美国的街道。为了弄到油，一群新英格兰人在海上游荡了数年。太平洋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油田，里面盛满了滚热的抹香鲸油”。当时在美国，捕鲸是个很重要的行业，同时也是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赫尔曼·梅尔维尔曾预计，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捕鲸业将雇佣1。8万人、700艘轮船，而每年利润将达到700万美元。
那些吃苦耐劳的水手和开拓者们多年来的努力推动了捕鲸业的发展，他们冒着生命和财产的危险，在没有航标的苍茫大海上航行勘探。他们当中的一位开拓者叫纳撒尼尔·萨瓦瑞，这位土生土长的马萨诸塞人在1814年20岁时驶向了太平洋。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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