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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员-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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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炊浴！薄 �
1947年9月，五名日本武士——立花将军、的场少佐，伊藤中佐、吉井大尉和中岛大尉——被绞死了，葬在了关岛一处没做任何标记的坟墓。其他大部分被指控的日军都被判入狱，在东京的巢鸭监狱度过了他们的铁窗生涯。
日本和华盛顿的报纸对这些审判和处决情况进行了简单的报道。新闻的描述充满了感情色彩，很少涉及细节问题，《时代周刊》的大标题是“不可思议的罪行”，《纽约时报》将审判过程称作“人吃人的审判”。对前首相东条英机以及其他甲级战犯的审判占了消息的主要内容，而关岛审判则被放在了里面的几页。而关于在父岛列岛牺牲的美军飞行员的名字则根本就没有被提及。
二次大战后在亚洲共进行了近200起战犯审判，审判在许多不同的国家及辖区内进行，对最后的结果没有确切的统计。但从最多能够确定的数据来看，大约共有5700名日本人被控犯有战争罪。其中大约920人被处死，525人被判终生监禁，2944人被判有期徒刑，1018人被宣告无罪，还有279人根本就没有受到审判，没有美国人被审判。
第六部分第十八章 战争的代价（4）
天皇投降后，立花将军命令将飞行员们的尸体挖出来火化并将他们的骨头扔到大海里。士兵们掘开坟墓，在尸体上浇了油然后就将他们烧了。据海军陆战队的罗伯特·弗雷泽后来证实，美军调查者没有发现多少东西。在一个坟墓里他们发现了一支自动铅笔，上面写着格伦·弗雷泽；一条绳子和三根骨头。在附近的一个墓穴，他们找到了一堆被胡乱放在一起被烧过的骨头。在大村墓地，美军小分队发现了一盒骨灰和一些烧焦了的骨头。所有的这些可能就是曾在一起飞行的格伦·弗雷泽、马弗·梅尔尚、弗洛伊德·霍尔留下的。
在夜明山电台附近吉米·戴伊的坟墓里，调查人员发现了一些骨头和数量相当可观的棕色毛发。
在迪克·沃尔霍夫和B…24轰炸机飞行员被杀害的地方附近，人们在一个墓穴里发现了一根脊椎骨。1946年每一个被害者的家庭都被告知，他们孩子的“遗骸”被再次安葬在父岛美军的一个公墓里面。飞行员弗洛伊德·霍尔、无线电接收员马弗·梅尔尚以及机关炮手格伦·弗雷泽曾在一起飞行，一起出事并被埋葬在了一起。军方告诉他们的家人“区分清每个人是不可能的”。
1947年美国政府把所有牺牲的美军士兵的遗骸都从硫黄岛移走了。1948年7月2日，那是个周五，弗洛伊德、马弗和格伦被正式安葬在了新墨西哥州的圣菲国家公墓。在他们共同的墓碑上写着：
弗洛伊德·尤因·霍尔
海军少尉
小格伦·弗雷泽
AOM2C
马弗·威廉·梅尔尚
ACM3C
美国海军预备役
1946年2月19日
夏威夷最具吸引力的旅游景点不是“亚利桑那”纪念馆或火山，而是“拌汁酒钵（Punchbowl）”公墓，官方名字是太平洋国家纪念公墓。朝公墓所在优美倾斜的弹坑看一眼，你就会明白它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绰号了。
有超过3。5万名在战争中牺牲的美军士兵被安葬在了这里。这个美丽的墓地中心是一个吸引人的“荣誉馆”，其间一个有着30只脚的哥伦比亚站在高处。美国的先驱者们当初就是以哥伦比亚的名义西进的。（哥伦比亚被美国电视节目“夏威夷5…0”用作片头的蒙太奇。）
迪克·沃尔霍夫和华伦·厄尔·沃恩的家人被告知，他们孩子在父岛的墓地被打开了，里面没有发现任何遗骸。太平洋国家纪念公墓的“怀念馆”——两边各有十块花岗岩纪念碑直通哥伦比亚——是为了纪念那些失踪的人，在它上面铭刻着：
在这些园地里
记载着那些
将生命献给他们的国家的人的名字，
只有上帝才知道
他们在尘世的安息地。
凿在怀念之庭上的28788个名字中有这样的两个：
华伦·厄尔·沃恩
美国海军陆战队少尉得克萨斯州
沃尔霍夫·劳埃德
美国海军后备队无线电接收员堪萨斯州
吉米·戴伊总是想出人头地，因此在硫黄岛上牺牲的飞行员中，他是惟一一个被单独安葬，似乎显得很恰当。吉米的遗骸被葬在了太平洋国家纪念公墓，茂盛的草丛中他的墓碑上写着：
詹姆斯·韦斯利·戴伊Jr。
新泽西州
美国海军ARM3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25年11月27日～1945年2月25日
人们也在其他的地方为两名飞行员树立了纪念碑。迪克·沃尔霍夫的名字被刻在了他家乡堪萨斯州克莱森特的格林五德公墓的一块碑石上。如今当学生们走进密苏里州锡代利亚的史密斯·卡顿中学大厅时，他们会看到一幅由照片构成的拼贴画，画中在二次大战中阵亡的60个人都来自这所小学校。照片中的一位帅小伙就是牺牲的飞行员弗洛伊德·霍尔，他喜欢金发女郎，他知道此去不会复返。
有两名飞行员没有纪念碑。没有人清楚同迪克·沃尔霍夫一起战死的B…24战机的飞行员的身份。当格雷迪·约克在父岛的墓穴被打开时，里面什么也没有，由于疏忽，格雷迪的名字一直没有被写入“怀念馆”。这个虔诚的孩子本希望人们能为他祈祷，可现在人们却没有地方这样做。
第六部分第十八章 战争的代价（5）
在收到最初的失踪电报后一年内，邮递员将这些飞行员留下的能作为纪念的东西带来了，但没有新的消息。飞行员们的战友、教官以及指挥官们的一封封来信，记述了这些勇敢的孩子们当初可爱的一幕幕，但没有给这些焦急的家人们真正的希望。每次当海军方面有信寄来时，母亲们的心就怦怦直跳，但每次信封里面都只是一些陈词老调。每一位母亲都要签收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他们的孩子在最后一次起飞前留在船上个人小橱柜里面的东西。马弗·梅尔尚留下来的东西包括《圣经》、飞行日志、钥匙环、笔刀、通讯录、拖鞋、带鞘的军刀、运动裤和装着身份证、照片及55。28美元的一个钱包。当迪克·沃尔霍夫的随身物品被送来后，他的母亲并没有立即打开包裹。“我想等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再打开，”劳拉·沃尔霍夫对她的妹妹讲。
1946年2月，也就是在他们的儿子死后一年，华伦·厄尔的家人收到的电报和信件中仍旧在重复着堀江少佐的谎言。埃维收到的电报称华伦·厄尔已经：
死于1945年3月15日针对父岛列岛大村的一场空袭。他在海军陆战队的档案中被记录为在行动中牺牲。关于对其遗骸的处理，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可查。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同情，希望您能接受。
有些人相信了这些消息，有人则不信。在得知了华伦·厄尔牺牲的消息后不久，他上高中时的朋友哈罗德·沃特斯就去看望了他的母亲。华伦是她惟一的孩子。“她一直使他的房间保持着他离开时的样子，”沃特斯对我说。“她没有动一件东西。埃维不接受华伦死亡的现实，她说她知道他会回来的。”
在密苏里州锡代利亚的百老会长老制教堂，人们为弗洛伊德·霍尔举行了纪念仪式。“我们将弗洛伊德的照片和鲜花一起放在了祭坛上，”他的妹妹玛吉告诉我。“只看看照片，太让人难受了。”迪克·沃尔霍夫的姑妈鲁阿·斯特雷特说，“我们在教堂为迪克举行了纪念仪式，但没有遗体，这太令人难过了。”
“1946年6月，我在《生活》杂志上读到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父岛以及在那里发生的酷刑等事情，”吉米的弟弟龙尼·戴伊告诉我。《生活》杂志中的这篇文章提到立花将军及的场少佐处死了“在父岛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更可恶的是，他们竟被日军吃掉了！”有证据表明这些飞行员曾被暴打、被刀刺伤，然后被砍头，他们的尸体遭到肢解，他们的肝脏被用来做日式火锅料理“寿司烧”，肉被切成一条一条的用来调汤。
“我的母亲看了《生活》杂志上的那篇文章后变得歇斯底里，”龙尼·戴伊说道。“她整年地哭，从未从这件事的阴影中摆脱，从未恢复到以前那样，她的一生不得不在医生的护理下度过。”因为文章并未提及任何美国人的名字，只是粗线条的对传闻的细节进行了描述，因此使得亲人们的心理始终处于一种极度痛苦的不确定状态。戴伊先生后来写信给海军方面请他们不要再向他家寄信了，因为他妻子已经为此精神失常。后来，吉米所在的海军部队记录处说，“以后信的地址应寄给‘地方退伍军人服务办公室’，由他们和戴伊先生亲自联系，这样母亲就不会再像过去那样遭受失去儿子的痛苦了”。
最后，在飞行员牺牲一年半以后，他们的家人在1946年秋收到了海军方面寄来的有关他们死亡的信件，当然信中的内容是经过严格审查的。信中描述了孩子们被击落的过程，但很少有细节描述。例如说吉米·戴伊被派遣到夜明山无线电台帮助破解信息；迪克·沃尔霍夫在父岛存活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马弗·梅尔尚被火化并被安葬在大村公墓，1946年1月20日被挖出来运到父岛后同年11月14日被再次安葬。而关于他们被砍头以及尸体遭到的凌辱则只字不提。
许多年以后，我得到了有关在父岛牺牲的飞行员们的军队服役记录。这些记录至今仍禁止向其家人们透露。至于我得到消息的来源，我已经答应不公开了。他们的服役档案清楚地表明谁曾遭到刺刀刺，谁被砍头甚至被日军吃掉。尽管母亲们不顾一切地恳求，以期知晓他们的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有关细节从未向其家人们公开。
一些家庭将痛苦藏在心底，那种巨大的痛苦是无法言表的。“对弗洛伊德的回忆就是沉默，”他的弟弟詹姆斯后来告诉我。“那时没有心理咨询，我们都把它埋在心底。1955年，我的父母去看了他的坟墓，关于这他们没说太多。”
其他的家庭则选择宣泄内心痛苦的方式。马弗的死使得他的家庭走向分裂。没有尸首，几乎没有消息也没有任何专家咨询，使得他们没有发泄的途径。马弗的父母老霍伊特、克拉赖娜以及他的哥哥小霍伊特本来就酗酒，现在更是整日借酒消愁。作为幸存者，小霍伊特总是有一种特别的内疚感，当初就是他说服弟弟参军的。一天晚上在喝过几杯酒后，克拉赖娜的话使得小霍伊特感到更加痛苦，“我真希望当初是你死了。”
老霍伊特和克拉赖娜放弃了都市生活，他们搬到了加利福尼亚的教堂峡谷；住在沙漠边上的一个车库里。他们在电炉上做饭，睡简易床，借酒消愁。一位亲戚告诉我，“克拉赖娜有一次曾在沙漠里游荡了几周，没有人知道她在哪儿。”
像许多父亲一样，老霍伊特把苦痛藏在了内心深处，从不外露。1951年他死于心脏病，享年59岁。克拉赖娜于1955年去世，也是59岁。在她的死亡证明上，死因一栏为“肝硬化”。在病情时间状况一栏只有一个词：“好多年。”
小霍伊特后悔劝说弟弟参加海军，他从未从这种内疚中摆脱出来。1958年他去世了，年仅38岁。他的死亡证明上写着他已患肝硬化三年多了，并且还有十年多的酒精中毒史。
小霍伊特将他的父母葬在了马弗墓附近的圣菲国家公墓。为了表示他的内疚，他没把自己和家人们葬在一起，而是选择了加利福尼亚洲的英格尔伍德纪念公园。
许多年以后，我和小霍伊特的三个女儿进行了一番交谈。现在她们都已经50多岁了，尽管她们对父亲对叔叔的遭遇的感受有些模糊的认识，但关于马弗是怎么死的，她们什么都不知道。她们一直以为叔叔是死于飞机坠毁。
我告诉苏珊·梅尔尚，她们的父亲知道叔叔并非死于飞机坠毁，叔叔在落到父岛列岛的时候还活着，然后她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苏珊说：“这就是为什么小时候，总是看到父亲一个人晚上坐在房间里，在黑暗中吸烟、喝酒、抹眼泪。”
和其他许多失去亲人的家庭不一样，约克一家并未保持沉默，而是常常议论起格雷迪。“母亲总是哭，并且常常讲他是一个多么好的孩子，”格雷迪的妹妹珀尔·迪芬德弗告诉我。“我记得她说了好多次格雷迪是如何的与众不同。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从不出去喝酒，相信上帝而且为国家作了贡献。”
格雷迪的母亲为失去的儿子开辟了一处圣所。就像珀尔后来对我说的，“母亲把格雷迪的东西都放在了一个雪松木箱子里，并把箱子放在了离她卧室较近的一个休息厅内。她在箱子上放了一块围巾，然后在上边放了一本圣经。她总是跪下来，轻轻地翻着他的东西。好多次我看到她跪在那儿，读着格雷迪当年寄回来的信和照片。”
劳拉·沃尔霍夫对迪克一直保持着清楚的记忆。“临死的那一天，她还展示了儿子在部队的照片，”鲁阿·斯特雷特跟我讲。“在她起居室里的一张桌子上，有迪克一幅巨大的身着海军制服的照片。”
华伦·厄尔的母亲，埃维艰难地度完了她的余生。在一封写给华伦·厄尔的一位飞行员战友的信中，她写道：“我永远不会从失去孩子的痛苦中恢复过来。”她竭力用宗教上的一些理念来安慰自己：“我过着清白的基督教徒生活，当我在这个邪恶世界上的工作完成后，我知道我会和我亲爱的孩子相会，因为我确信他是个基督教徒。他已经回到了他永恒的归宿，我必须努力这样想：这只不过是短暂的分离，然后我就会再次见到他。”
但据她的侄子拉尔夫·塞兹对我讲，“在华伦·厄尔死后，埃维就不再正常了。”埃塞赖恩·古德纳说：“她性格变了，变得非常低落，寡言少语，她还做过一段理疗。”比利·温德尔回忆说：“那么多年中，埃维总是企图自杀。她的第二个丈夫也和她离了婚。”拉尔夫·塞兹还说：“她的精神有些崩溃了。她一时心血来潮就嫁给了第三个丈夫，可她甚至都不认识那家伙，婚姻只持续了一个月。”后来的大部分时间埃维都是在小型医院里度过，并于1991年死在医院，享年87岁。哥伦布·卢埃林是在她出殡时给她护棺的人之一，在她的最后几年，哥伦布常去看望她。“她从未跟我提及过她的儿子被杀害的细节，”哥伦布告诉我。但她说在儿子死后，她已经不在乎她是活着或是死了。在她临死的那天，心情不错，但事实上她已是肝肠寸断。
第六部分第十八章 战争的代价（6）
也有的日本人痛不欲生。当池谷叶侣年轻的女儿跑过田野时，恰巧遇上一名美国飞行员的轰炸，被炸死了。“我女儿那时年仅16岁，”池谷说，“那是一个痛苦的结局。我从我的内心深处憎恨、厌恶那个敌人。我只想沿着那一击的轨迹找到杀死我女儿的那名飞行员，把他干掉。”
3月10日，当舟人和代和她的家人一起逃离燃烧弹引起的大火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孩子。混乱中，她和父亲两人与母亲分开了，当时母亲的背上正背着她的小弟弟。早上和代和父亲回到了家，但家已变成了一堆灰烬。他们在那里等着母亲的归来。过了一会儿，他们发现妈妈已经在那儿了；只是他们没认出来。母亲正坐在地上，盖着一块军毯，衣服已经被烧成了炭，头发也被烧焦了。
和代问她的弟弟怎么样了，“旭子怎么样了？”
母亲只是沉默。当她不语时和代仔细地看着母亲。“我看到当时她背着旭子，”和代说。“在旭子的腿与母亲的身体贴近的地方，有严重的烧伤。她的胳膊肘被烧得露出了嫩肉，很有可能是在大火中为了保护旭子造成的。她几乎不能走路。”
在东京这次大火的袭击中，和代的母亲失去了她的两个孩子——旭子和广子。火焰把旭子从她的背上夺走了。
“我过去常常带母亲去他们的坟前祭祀，”和代说道。“她总是一边向坟墓上泼水一边说：‘广子，你一定很热吧；旭子，你一定很热吧。’”
人们总是倾向于将战争的另一方所表现出的残暴看成是其内在的文化的一种表现，而往往将自己表现出的残暴说成是正当的、被迫进行的反抗行为。在我的行程中，我感到在一些美国人中，对日本人在二次大战中的所作所为有一种隐约积聚的怨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感觉却在那些没有参加过二次大战的年轻一代美国人中最强烈。根据我的经验，在太平洋两岸的退伍老兵已经和解。听听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的话我们就不难做出这种判断。就像曾两次驾飞机对广岛和长崎进行原子弹轰炸的雷·加拉格尔所说的，“当你没有真正处于战争中时，你只能做出二流的猜测。你必须亲身经历那些年代，走过那段路才行。”
如果世上有人有恨的权利的话，这个人一定是格伦·贝里。他经历了巴丹死亡之旅（许多战俘头被砍掉，尸首扔得遍地都是），曾被装在两艘该死的破船里（被闷在华氏130度高温的船舱里，人们简直全疯了），在福冈战俘集中营里成为医学试验的对象（“那三个月里我不记得任何事情”）。他告诉我，“那是一种思想灌输，他们的士兵被灌输了这样的思想：天皇是太阳女神的后代，没有必要去尊重人类的生命，哪怕是他们自己的。”
“我已经原谅日本人了，我还有日本朋友。我尊重日本人，是因为他们已经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这一点我已经搞清楚了。我相信，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被按照领导人的意志塑造成任何形式。”
年轻时作为一个日本士兵曾给中国带来过灾难的人，NB23F本杉木同意格伦的观点。现在中国人民欢迎他到中国去，因为他会如实地讲述日本的过去。当我坐在NB23F本君郊区的家里品着茶的时候，他告诉我：
是这种天皇体制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人们认为为天皇他们可以做任何事。士兵们随时准备效忠天皇，为天皇贡献一切。他们认为，在中国他们可以做任何事。其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都是源于这种天皇体制，其他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归根结底应由天皇来承担责任。我当然对天皇心存怨恨。
我想将我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我们必须将军国主义思想从这个世上彻底根除。
飞行员奥斯卡·朗险些丧命于“大船”战俘营。回来后姐姐看到他消瘦的身形哭了，她极度藐视日本人的这种行为。但是奥斯卡向她解释说：“这些日本士兵只不过是在按命令行事，同我按命令行事没什么区别。我扔下的炸弹杀死了好多人，可这是我的工作，而他们所做的也正是他们的工作。”
新加坡人伊丽莎白·舒瓦是残暴的日本酷刑的受害者。战后她认为那些对她施以酷刑的人不应被处决：“都是这罪恶的战争。如果不是战争，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就像你和我一样。就像普通人一样，他们有家人、父亲、母亲、妻子和孩子，还有他们的工作。是战争使他们变得如此残暴、毫无人性，因此我说我原谅他们。”
在进行调查、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经常让人感到迷失了方向。起初，我觉得我知道什么是正义，但在我听了日本人以及美国人所讲述的故事后，我竟变得很茫然。
我认识当时的一些飞行员，就是他们扔的炸弹促成了这场可怕的战争的结束。我在东京和已经81岁高龄的桥本良子一起度过了一天，她曾经跳入冰冷的河水中救她的孩子。在整个采访过程我们将一盒纸巾来回的推来推去，讲完后，我问她感觉美国人怎么样。
桥本良子说道：“一名军队教官告诉我，如果你只杀了一个人，那就是谋杀；可如果你杀了很多人，你就是英雄。我想那些在东京杀了很多日本人的美国人在美国应被奉为英雄吧。但同时我们日本人也在中国杀人，那时日本把杀戮当作是一种巨大的成就来表扬。我们都做了坏事，战争就是这样。”
在2001年夏天去日本的一趟旅行过程中，我在横滨和76岁的玉村文夫度过了一天。他是旧金山日本移民的后裔，就是他曾伴随着吉米·戴伊走向了死亡。一枚标有“扶轮国际”的饰针在他的大衣领口闪烁，“你知道，日本是二号扶轮社国家，”玉村自豪地说。
我们从上午一直谈到了下午，直到下午三点钟才结束。长途的飞行使我感到非常的疲惫，四点钟我挂起了房间里的窗帘以遮挡阳光，躺下来睡了一会儿。
一阵电话铃声吵醒了我，时钟显示我只睡了40分钟。是玉村，他问我是否愿意和一位前日本帝国海军上士聊一聊。内田有纪曾在巢鸭战俘监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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