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通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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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蓬壶书院　　在县治赤嵌楼之右，光绪十二年，台湾县知县沈受谦建。　　　　
　　　　奎楼书院　　在台南府治道署之旁，雍正四年建，为诸生集议之所。　　　　
　　　　凤仪书院　　在凤山县署之东，嘉庆十九年，知县吴性诚建。　　　　
　　　　屏东书院　　在凤山阿猴街，嘉庆二十年，凤山知县吴性诚、下淡水县丞刘荫棠建。　　　　
　　　　玉峰书院　　在嘉义县治西门内，为旧时县学之址，乾隆二十四年，诸罗知县李倓改建。　　　　
　　　　宏文书院　　在台湾府治，光绪十五年建。　　　　
　　　　白沙书院　　在彰化文庙之左，乾隆十年，淡水同知摄彰化县曾曰瑛建。二十四年，知县张世珍重修。五十一年之役，被毁，知县宋学颢乃改建于文祠之西。嘉庆二十一年，署知县吴性诚重修，规模较大。先是，嘉庆十六年，知县杨桂森议以南门外旧仓改建主静书院，延师主讲，以为贫士肄业之地，劝捐千余圆，置田生息，后不果建，遂以此租拨归白沙书院。　　　　
　　　　文开书院　　在彰化辖鹿港之新兴街，道光四年，鹿港海防同知邓传安倡建。中祀朱子，旁以沈光文、徐孚远、卢若腾、王忠孝、沈佺期、辜朝荐、郭贞一、蓝鼎元配，皆台之寓贤也。光文字文开，故以其表德名书院。传安自撰之，记载于彰化县志。　　　　
　　　　龙门书院　　在云林县治，乾隆十八年建。　　　　
　　　　蓝田书院　　在云林县辖南投街，道光十一年，南投县丞朱懋延请南北投、水沙连两堡士庶议建书院，乃以生员曾作云、管俊升等董其事，十三年成。内祀朱子，为讲堂，旁为斋舍，费款四千一百余圆。众又捐款置田，延聘山长以为膏火诸费，贡生曾作霖立碑记之，现在院中。同治三年五月，绅士吴联辉重建，兵备道丁曰健题曰“奏凯崇文”，以戴潮春之役方平也。光绪十年，联辉之子朝阳又修之。　　　　
　　　　英才书院　　在苗栗县治，光绪十三年建。　　　　
　　　　登瀛书院　　在台北府治，光绪六年，台北府知府陈星聚建。　　　　
　　　　明道书院　　在台北府治，光绪十九年，台湾布政使司沈应奎建。　　　　
　　　　学海书院　　在台北府治艋牛�下嵌庄，原名文甲书院，道光十七年，淡水同知娄云议建，未行，二十三年，同知曹谨续成之。二十七年，总督刘韵珂巡台至艋牛�，易以今名。同知曹士桂自为山长，诸生肄业者数十人，文风丕振。同治三年十月，重修。　　　　
　　　　明志书院　　在新竹县治西门内。先是，乾隆二十八年，永定贡生胡焯猷以其兴直堡新庄山脚之旧宅自设义学，颜曰“明志”，并捐学租以为经费。淡水同知胡邦翰嘉之，禀请大吏，改为书院。翌年，总督杨廷璋立碑记之。三十年，同知李俊原以书院距治太远，课士不便，议移南门内。四十二年，同知王右弼乃以校士经费存款，以事改建。四十六年，同知成履泰又以南门地势低洼，移于西门之内。道光九年，同知李慎彝修之。　　　　
　　　　仰山书院　　在宜兰县治文昌宫之左。初，杨廷理入兰筹办时，以宋杨龟山为闽学之宗，而兰之海中，亦有龟山屿，故名仰山，志景行也。嘉庆十五年，始建一椽，至二十四年，噶玛兰通判高大镛乃延师开课，而屋渐圮。道光元年，署通判姚莹改筑于后殿左厢，亦只一厅一室，未几复圮。十年闰四月，署通判萨廉乃就旧址新筑三楹，为课士之地。自道光初年以清丈余款充为租息，岁入约千圆，以供诸费。　　　　
　　　　崇基书院　　在基隆厅治，光绪十九年建。　　　　
　　　　文石书院　　在澎湖厅辖文澳之西，乾隆三十一年，通判胡建伟循贡生许应元等之请，捐款新建。中为讲堂，祀宋代周、程、朱、张五子，旁为斋舍，各十间，以澎产文石，故以名之，其后叠修。道光七年，通判蒋镛与副将孙得发、游击江鹤等捐俸倡修，自为主讲，以束修充工资。九年春，改建魁星楼于巽方，以取文明之象，并请筹款生息。光绪元年，董事蔡玉成邀集士商重议修建，计捐二千余两。二年冬落成，规制宏敞，然以经费支绌，玉成又亲赴道署禀请筹拨，巡道刘璈许之，而宾兴膏火之费始裕。　　　　
　　　　


第四部分刑法志（1）

　　　　连横曰：余闻之老者曰，道亡而后有德，德亡而后有仁，仁亡而后有义，义亡而后有礼，礼亡而后有法，法亡而后有刑。是刑者固不得已而用之也。人处一国之中，相生相养，相爱相亲，固不能湣然而无争。争则强者胜而弱者败，贵者伸而贱者抑，不平之气，郁于国中，而乱作矣。是故圣人作刑以威之，使之相戒而勿犯，然后能得其平，而民无邪心。故曰：刑以止刑。然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而礼者施于未然之前，故礼之为用也微，而法之为用也显。微则用远而效著，显则用久而弊生。故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呜呼！世非浑穆，人非狉榛，其能无法以相守哉？唯在善恶而已。　　　　
　　　　台湾为荒服之地，我先民之来居聚者，耕渔并耦，无诈无虞，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但有乡约，而无国法，固不知其几何世也。及明之季，荷兰入处，布政施教，始以其法颁之台湾，所谓属地之法也，其贱乃不得与齐民齿。荷人以此法颁之爪哇，且以行之台湾，士番伈伈，受其约束，莫敢支吾。而郭怀一则愤其暴而欲逐之，事虽不成，死者相继，而积怨日深，内讧不息。郑师一至，而荷人且败走矣。　　　　
　　　　延平郡王郑成功既克台湾，养锐待时，与民休息，而立法严，犯者无赦。诸将以为立国之初，宜用宽典。王不可。初，王在思明，设刑宫以理讼狱，遵用明律，又设行军司马以理军政。王之治军，信赏必罚，众莫敢犯。永历十年，左先锋镇苏茂败绩揭阳，王以其私纵施琅也，今又失律，命文武议罪，斩之。然茂建功多，诸将或以为过，王乃自为文祭之曰：“王恢非不忠于汉，然误国家之计，虽武帝不能为之赦。马谡非无功于蜀，然违三军之令，虽武侯不能为之解。国无私法，余敢私恩？断不敢以私恩而废国法。今行国法而废私恩，眷言酬之，神其格之。”诸将闻之乃服。及克台后，任贤使能，询民疾苦，民亦守法奉公，上下辑睦，奸宄不生，而讼狱几息矣。经立，遵用成法，民乐其业，闽、粤之人，至者日多，尽力农功，相安无事。及经西伐，委政陈永华，以元子克监国。克明毅果断，亲贵畏惮，而永华又辅相之，兴利祛弊，民归其德。台湾之人，以是大集。　　　　
　　　　清朝得台之后，颁行清律。满律之制，始于顺治三年。入关未久，多沿明律，康、雍两朝时有修改，及乾隆而大备，所谓大清律例者也。内分六律：一曰吏律，二曰户律，三曰礼律，四曰兵律，五曰刑律，六曰工律，凡四百三十六款，千数百条。五刑：一曰答，二曰杖，三曰徒，四曰流，五曰死。十恶：一曰谋反，二曰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八议：一曰议亲，二曰议故，三曰议功，四曰议贤，五曰议能，六曰议勤，七曰议贵，八曰议宾。此则博采历代成法也。　　　　
　　　　台湾隶福建布政使之下，分设厅县，而寄其权于巡道。乾隆五十二年，诏加按察使衔，以理讼狱。凡人民之赴诉者，先告代书，书其事，呈之厅县，定日召讯，判其曲直。缙绅、命妇可使家人代之，谓之抱告。其不服者，则控之府。不服，复控之道。然道控之案，每饬府再勘，唯重大者亲鞫之。道判不服，控之省。复不服，则控之京，谓之叩阍。天子不能亲听，命刑部与都察院、大理寺讯之，所谓三司会审也。路远费重，迁延岁月，非有奇冤巨案，未尝至于京控也。　　　　
　　　　命盗之案，厅县讯之，取其口供，合以证据。有不招者，以刑威之。拟定罪名，案详之府，复详之道，由道造册，送省秋审，酌其轻重缓急，乃由督抚汇奏，刑部议复。其有疑者发道再审。拟死之犯，录其姓名，奏请天子亲勾，部文到时，就地处决。未勾者监候，如遇恩赦，则减其罪。　　　　
　　　　监狱之制，典史司之，有轻罪、重罪之房，已拟、未拟之别。而狱中污秽，暗无天日，饥寒交迫，疾病丛生，每多瘐毙。狱吏禁卒，又多勒索，一有不从，遭其荼毒，阴房寂寞，与鬼为邻，可哀也已！徒流之犯，定其远近。徒者近至澎湖，远至泉州；而流者则配口外，或发烟瘴之地。押解之时，必黥其面，以为识别，非遇恩赦，久不得归，零丁凄楚，与死为邻，亦可悲也！夫人肖天地之貌，怀五常之性，聪明精粹，有生之最灵也。乃以困苦之余，或为盗贼，或以一朝之忿，至于杀人，此固国法所当诛，而人情所宜宥者也。是以圣王之治民也，制井田以养之，设庠序以教之，劝其职业，修其人伦，入则孝弟，出则忠信，穆穆棣棣，和乐且间。后王无道，废弃典章，刑罚不中，法令如毛，乃复横征暴敛，财殚力痡，使民无所措手足，怨毒之中，遂生叛乱，而国祚随之。此则任法而不任人之过也。


第四部分刑法志（2）

　　　　台属各厅县招解命盗人犯，到郡勘定后，即将各犯留禁府、县二监，命犯随时起解。盗案遣军流徒之犯，俟奉到部覆，即由该厅县造册拨役，由鹿耳门口配搭商船，对渡厦门。若命犯直解赴按察司审办，而盗犯则至同安县交收，逐程接递到省，定地请咨发配，故无积压之弊。及道光十九年，英人之役，海上不稳，大府以泉州办理军务，文书旁午，凡台湾起解人犯有由漳、泉二府经过者，概行缓解。而淡水厅适获英兵及印度兵二百余名，解郡收禁，府、县二监一时拥挤，兵备道姚莹饬将各属定案人犯发回监禁。至发回者，如台、凤二县仍由鹿耳门配渡，其余不必解府。淡水则由八里岔，嘉义则五条港，彰化则鹿港，径行配渡，以军务敉平为止。而商船来者较少，未足配运，愈积愈多，解费益难筹措。厅县交卸，诿诸后任，接办之员，又以前任无费交存，竟付高阁，而囹圄充斥矣。前时解犯之费，由台防厅支给。迨道光十年，署同知蒋镛牒言，命犯每名转给船价三十圆，盗犯二十圆，厅中赔垫不赀。署知府王衍庆乃详准承审厅县匀贴一半，相安数载。十四年，署同知沈汝瀚以同知为间曹薄俸，未肯认赔，知府周彦始饬厅县悉行支理，而人犯愈多，解费愈绌矣。及徐宗幹任兵备道，大府议饬清理。宗幹以为酌减费用为先，推广配船章程次之，另立严催期限又次之。三者俱备。或不致再有积压。“查台湾厅县解犯费用，较之内地各县，不啻数倍之多。姚前道已将在台各衙门用费，大加核减，嗣据淡、兰二厅台、凤、嘉、彰四县，请将命犯解费，新案减四，旧案减六。夫出水人犯，书有纸笔之费，差有看管之劳，需用在所不免。唯通计尚巨，似应如府议，毋分新旧，再行一律减半，以免琐碎。盗犯一名，费不及命犯之半，为数无多，该厅县亦复请减，姑再准减十分之四。台费既减，各厅县又以请减内地沿途解费之说进。犯人抵厦，应缴厦防厅投批费，及同安等县寄监费，为数多寡不一。夫厦防厅不过点收人犯，同安等县不过寄禁一宿，何需重费？尤应大加裁减。至现在各口船只稀少，宜照旧章，量为推广。窃思哨船一项，配载戍兵来台之便，必换载各兵内渡。若令权宜拨配，则兵力厚集，可资防护，非如商船之不敢多配。自应酌贴一半船费，分给舵水，以昭奖赏。夫费已核减，船又推广，各厅县如再敢诿延，漫无限制，应另立期限，分别记过撤参。从此明立章程，可冀振刷精神。即不能囹圄空虚，或可望其渐就清理也。”书上，大府从之。先是，命盗立决人犯，皆由台湾道奏办，监候杂犯则由道提审成招，给批解司勘转。宗幹至省，历谒督抚，拟援他省，由道勘转，请免解司之议。及归台后，询之僚属，以案犯情实者，皆留省处决，例应由院审题，其遣军流徒等犯，终须由司定地，即免过臬司衙门，而解省则一。唯有道署勘定后，只将招册送省，由省具题，部准部覆转行到台，届秋审时，仍解省汇勘。至遣军等犯悉照台地奏案，解司定地发配，则办理简易，自不至于烦难。宗幹以此陈之大府，又从之。　　　　
　　　　台湾刑法既遵清律，世有其书，故不载。唯其所异者，则挈眷偷渡之律，侵垦番地之律，娶纳番妇之律。及同治十三年，钦差大臣沈葆桢视台，开山抚番，奏请解禁，而垦务乃日进矣。光绪初，白莺卿为台湾知县，善治盗，又设各种刑具，轻者断指，重则殛毙，群盗屏迹。莺卿以皂总李荣为耳目，盗莫得逃。荣遂怙权纳贿，揽词讼。巡抚丁日昌谂其恶，诛之，一时吏治整肃。初，道控之案，需费多，审问又久，讼者莫敢至。及刘璈任兵备道，深知民间疾苦，每逢二、八等日，自坐堂上，许人民入控，旁侍胥役，每呈收费两圆，随到随审，案多平反。故璈虽获罪远流，而人民犹念其德。光绪十三年，建省之后，部议以台湾道原加按察使衔，毋庸特设，一切刑名由道管理，乃设按察使司狱一员，凡遇秋审，由道酌拟罪名，以十月造册送院。嗣由巡抚核定，分别实缓，以二三月再请巡抚示期审录，派拨官船至南，带同经书案卷到北襄办。仍由巡抚咨明闽浙总督，转咨具题，以候朝旨。十七年十一月，巡抚邵友濂札道，以台湾盗案，向系禀请就地正法，今南北相距密迩，解勘迅速，凡非叛逆土匪之犯，皆不许。


第五部分军备志（1）

　　　　连横曰：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弃兵？是故轩辕有涿鹿之战，颛顼有共工之陈，姒禹有三苗之伐，成汤有南巢之师，周武有牧野之誓。降及春秋，齐桓、晋文，尊王攘夷，取威定霸，非兵莫属，故使子孙无忘其功。秦、汉以来，其旨昧矣。　　　　
　　　　台湾为海上绝岛，群雄必争之地也，非兵莫守，非兵莫存。故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然而我族之不竞久矣，当明之季，澎湖险远，群盗出没。万历二十年，东陲有事，议置游兵。二十五年冬，始创一游、一总、四哨，各乌船二十艘，目兵八百有奇。翼年春，又虑孤岛寡援，增守备一，游总哨舟师称是。又于海坛、南日、浯屿、铜山、南澳、大寨游，各抽哨官一人，领坚船三艘，汛时远哨至澎湖，以联声势。后以兵饷难继，裁去一游，而海坛、南日、南澳三处远哨之船，渐各停发，仅一总、二哨，各乌船二十艘，目兵八百五十有奇，其月糈则漳、泉共饷之。顾祖禹曰：“海中岛屿，东南错列，以百十计。但其地有可哨而不可守者，有可寄泊而不可久泊者，若其险要而纡回，则莫如澎湖。盖其山周回数百里，隘口不得方舟，内澳可容千艘。往时以居民恃险为不轨，乃徒而虚其地，驯至岛夷乘隙，巢穴其中。力图之而后复为内地，备不可不早也。”又曰：“海中旧有三山之目，澎湖其一尔。东则海坛，西则南澳，并为险要。是故守海坛，则桐山、流江之备益固，可以增浙江之形势；守南澳，则铜山、元鍾之防益坚，可以厚广东之藩篱。此三山者，诚天设之险，或可弃而资敌欤？”初，万历三十七年，荷人突入澎湖，嗣为总兵俞咨皋所逐。天启二年，复至，戍兵已撤，遂踞而有之。更入台湾，以兵分守南北，筑垒自固。越三十八年，复为我延平郡王所逐。蓄锐待时，谋复诸夏，故其奔走疏附者，皆赴忠蹈义之徒，枕戈执殳之士也。天厌明德，继世而亡，而威棱所及，犹有存者。安平之垒，铁砧之山，落日荒涛，尚堪凭吊，此则我族之武也。　　　　
　　　　初，延平开府思明，分陆军为七十二镇，水师二十镇。及经之时，颇有增设，陆詟海伏，军声大振。克台之后，以周全斌总督承天南北军务，休兵息民，以治农亩，仅留勇卫、侍卫二旅，以守承天、安平，余镇各屯田自给，故无养兵之患。古者兵农为一，五国为属，属有长；十国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为州，州有牧。连帅比年简车，卒正三年简徒，群牧五载大简车徒。是故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狝，冬大阅以狩，皆于农隙以讲事焉。故其兵为国之兵，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居则往来相乐，战则患难相扶。而又纠之以政，行之以礼，闲之以义，奉之以仁，励之以勇，秉之以忠，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严之以刑，奖之以禄，故民皆可使，而足胜于天下。十六年夏，经嗣位，以忠振伯洪旭、永安侯黄廷守思明，率师入台。檄铜山、南澳诸将，毋废战守。十八年，委政陈永华，又行屯田之制，台湾以安。二十七年，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以次起兵，请会师。经至思明，进略闽、粤，遂克有十府，以遵奉故朔。一时麾下几十数万人，军复大振。已而清人入闽，精忠稽颡，尚亦反噬，故无功而归。然漳南之役，刘国轩、吴淑诸将，兵仅数千，以当十万，飘骤驰突，略仿延平。清军萎胙咋舌，莫敢支吾，则郑师之善战，亦足豪矣。　　　　
　　　　清人得台，改设府县，调兵分防。以总兵一员驻府治，水师副将一员驻安平，陆路参将二员分驻诸、凤，兵八千名；澎湖水师副将一员，兵二千名，皆调自福建各营，三年一换，谓之班兵。康熙六十年，朱一贵之役，全台俱没。及平，廷议以澎湖为海疆重地，欲移总兵于此，而台湾设副将，裁水、陆两中营。总兵蓝廷珍以为不可，上书总督满保曰：“若果台镇移澎，则海疆危若累卵，部臣不识海外情形，凭臆妄断，视澎湖太重，不知台之视澎，犹太仓一粟尔。澎湖不过水面一沙堆，山不能长树木，地不能生米粟，人民不足资捍御，形势不足为依据。若一二月舟楫不通，则不待战自毙矣。台湾沃野千里，山海形势，皆非寻常，其地亚于福建一省。论理尚当增兵，易总兵而设提督五营，方足弹压。乃兵不增而反减，又欲调离其帅于二三百里之海中，而以副将处之乎？台湾总兵果易以副将，则水陆相去咫尺，两副将岂能相下？南北二路参将止去副将一阶，岂能俯听调遣？各人自大，不相统属，万一有事，呼应不灵，移误封疆，谁任其咎？澎湖至台虽仅二百余里，顺风扬帆，一日可到。若天时不清，台飓连绵，浃旬累月，莫能飞渡，凡百事宜，鞭长莫及。以澎湖总兵控制台湾，犹执牛尾一毛，欲制全牛，虽有孟贲之力无所用之，何异弃台湾乎？台湾一去，漳、泉先害，闽、浙、江、广俱各寝食不宁，即山左、辽阳皆有边患。廷珍无识，以为此土万不可委去，若遵部议而行，必误封疆。望恕狂瞽，且赐明示。”满保入告，提督姚堂以为言，乃罢议。　　　　
　　　　雍正二年，诏曰：“台湾换班兵丁，戍守海外岩疆，在台支给粮饷，其家口若无力养赡，则戍守必致分心。每月着户给米一斗。唯内地米少，可动支台米，运至厦门，交与地方官，按户给发，务使均沾实惠。”是为眷米之始。五年，诏曰：“台湾防汛兵丁，例由内地派往更换，而该营将弁往往不将勤慎诚实得力之人派往，以是兵丁到台，不遵约束，放肆生事。历来积弊，朕甚患之。嗣后台湾班兵，着该营官挑选派往。如有不法，或经发觉，该营官一并议处。”六年，总兵王郡奏言：“台湾换班兵丁，例由内地派拨，而其中有识字柁工、缭手、斗手、碇手等，向来多系雇募，本地之人冒顶姓名，并非实有兵丁。请照随丁之例，就地招募。”诏以“海洋操练水师，柁、缭、斗、碇关系甚重，若不换内地兵丁，而常令彼地之人执司其事，似有末便。应于换班之内，挑选学习，着兵部妥议具奏。”初，班兵来台之后，乡里不同，互分气类，故从前分散各处，至是王郡奏请废止，以便训练。不许。诏曰：“驻台兵丁军器，悉系各营自制，是以易于破坏。然将内地精良军器，给与台军，亦非善策。着该督抚于存公项内动支制造，务必坚利精良。至台之日，又着巡视御史会同该镇查验点收，倘有不堪使用者，即据实奏参。”七年，诏以台湾兵丁，每年赏银四万两，以为养赡家口之用。着总督等均匀分派，按期给发，以示朝廷恤兵之意。


第五部分军备志（2）

　　　　初，朱一贵之役，漳浦蓝鼎元从军，以半线以北，地长八九百里，山海奥区，民番错杂，而委之北路一营之兵，聚不足以及远，散不足以树威。议于半线划设县治，而设参将于竹堑，以固北鄙。十一年，诏升台湾镇总兵为挂印总兵，给方印。添设城守营左右两军，改北路营为三营，以副将驻彰化，副以中营都司，而左营守备驻诸罗，右营守备驻竹堑，各有增设，于是台湾之兵计有一万二千六百七十名。然积弊渐深，军律废驰，兵骄将惰，为害闾阎，一旦有事，溃败四出，而祸不可收拾矣。乾隆五十一年，彰化林爽文起事，凤山庄大田应之，攻陷城邑，兵不能战。诏命大将军福康安领侍卫巴图鲁，以楚、蜀、粤、黔之兵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