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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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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泽东直接掌握与莫斯科的电讯交通，其他任何入不得插手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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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35年9月下旬，邓发改任由原中央、红军总政治部等机关组成的峡甘支队第三纵队政委，11月，红一方面军番号恢复后，邓发主要负责红军的筹粮工作，l936年4月，被委以中共代表的身份派往苏联。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一1949）》，第293、306页。
② 长征开始，国家政治保卫局除少教负责人随首脑机关行动外，其他工作人员均被并入各军团，国家政治保卫局只留下名义，工作权限已大大缩小。1935年10月，王首道被任命为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原执行部部长李克农被调作联络西北军和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该年年底，国家政治保卫局建制被正式取消，其工作由方面军政治保卫局接替。
③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秘书处、军委秘书处均被裁撤，其遗留工作由中央军委机要科承担。1935年底中共中央迁到陕北瓦窑堡后，中共中央各部委及秘书机构渐次依复，原来仅有的机要机构——中央军委机要科一分为三，成立了中共中央秘书处机要科、中央军委机要科和中央社会部机要科，上述三个重要机构统归王首道领导。参见《中共秘书工作简史（l92l一1949）》，辽宁人民出版社l992年版，第186一187页；另参见《王首道回记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97页。
④ 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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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毛泽东在对党的领导结构的局部调整中获得长足进展，但是仍有一些棘手问题一时难以顺利解决，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即是毛泽东被迫长期违心接受对过去党的政治路线的评价。
“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结论，这是横亘在毛泽东面前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这不仅因为它来自于莫斯科，也因为它是遵义会议参加者所一致拥护、接受的正式结论，它同样是毛泽东与洛甫政治结合的基础” ①。在军事压力紧迫的1935年1月，毛为了长远目标和出于现实的考虑，可以同意这个结论，但是到了1937年，一切都斗转星移。
这个结论之所以必须推翻，是因为非此便无从剥夺“教条宗派集团”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更无法打破党内已形成的浓厚的教条宗派气氛，毛泽东就难于顺利地推行他改造党的一系列设想，毛泽东的新概念的地位也无从建立。然而推翻此结论存在很大的难度，除了共产国际这一外部障碍外，在国内最大的障碍就是洛甫。洛甫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重要领导人，与这条路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断言“党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将直接打击他和其他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威望，严重动摇他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必然遭到洛甫的强烈反对。②
1937年初，党的发展、毛泽东和洛甫的政治结合以及毛泽东的思路皆处在一个十分微妙的变化过程中，国内时局已发生大的转机，解决战时状态下无暇顾及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机遇正在出现。与此同时，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泽东主军、洛甫管党的格局早已发生变化，毛泽东的地位已获得明显加强，洛甫已显示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党的理论和宣传教育领域，毛泽东与周恩来建立起融洽的合作关系，博古也安于自己在中共核心层中的新的角色③，张国焘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已成定局。但是，毛泽东仍不便在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将自己对过去党的路线的评价公开托出，这样将会使自己处于和洛甫及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发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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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洛甫在1943年整风期间写的笔记中报出：“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参见《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l期，第13页。
② 事隔20多年后，毛泽东在谈到有关纠正“王明路线”的历史时，再次提及洛甫的思想转变过程。毛泽东说，“洛甫开始不承认错误路线，七大经过斗争，洛甫承认了路线错误”，参见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1959年8月2日），载《毛泽东论党的历史》，第46页。其实，对于这一问题，洛甫早在延安整风开始不久，就有较深的认识。洛甫分析了遵义会议有关过去党的政治路线的评价对自己的深刻影响，他说，“由于遵义会议肯定了过去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因而使自己在长久时期内不能彻底了解自己的严重错误”。参见《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第13页。
③ 博古（秦邦宪）在1935年2月之后仍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红军抵陕后，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主任，1936年12月后主要配合周恩来从事联络国民党的统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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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冲突的境地，从而影响到党的团结和个人威信。然而，在新的时空环境下，再继续违心接受自己根本反对的意见，也实在勉强。就在这关键的时期，刘少奇及时站了出来，刘少奇的出现打破了中共中枢层沉闷多时的僵局，并最终导致了毛泽东、刘少奇政治结合的确立。
二
促成毛泽东刘少奇政治结合的契机是1937年2月20日、3月4日刘少奇就中共历史问题向洛甫陈述自己纲领性意见的两封各长达万言的信。刘少奇在这两封类似政治意见书的长信中，对中共中央多年来的路线、方针公开表示自己的怀疑，大胆地突破了共产国际和遵义会议关于“中共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尖锐批评1927年之前及1927年以来，尤其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共“左”的错误。
刘少奇的长信触及了当时中共中央的几个禁区：
（1）刘少奇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不仅是“右倾的陈独秀主义”，而且还有“右倾机会主义之反面的错误——‘左倾’错误” ①，刘少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猛烈抨击了广州、武汉时期工人及民众运动中已达“骇人”地步的“左”倾狂②，刘的上述看法与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大以来的历次决议严重相违。
（2）刘少奇虽然没有直接宣布中共10年来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但反复抨击中共“十年来一贯地犯了‘左倾’错误”，并且强调10年错误已形成“一种传统”③，刘少奇特别集中抨击中共10年白区工作的方针，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全盘否定10年政治路线④。
（3）刘少奇要求在党内公开讨论党的10年历史，并且详细述说自己因坚持“正确”主张而遭“打击”的经历，把批评的矛头直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政治局，暗示中央有关领导人要为错误承担责任，透露出要求改组中共中央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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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第802页。
② 热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0日），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第3页。
③④ 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第805、806—8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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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机构的明显意图。①
刘少奇在1937年2月20日、3月4日给洛甫写信之前是否征询过毛泽东的意见，或得到毛泽东的鼓励，至今虽无确切的史料证明，但根据现有资料分析，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193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常委会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②，1936年春，刘少奇偕其妻谢飞，从陕西临潼乘火车前往北方局机关所在地天津，于1936年3月抵达，1937年初，刘少奇又随北方局机关移往北平，至1937年4月返延安。这期间刘少奇虽并未返陕北③ ，但是1936年后，在北方局和陕北之间已建立了电台和信使联系，毛泽东刘少奇通过电台交换有关对全局性问题的看法，已具备基本条件④。
且不论毛泽东是否曾对刘少奇写信的举动表示过支持，刘少奇决定向洛甫陈述自己政治意见的动机，一方面是刘少奇多年来就不满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政策，另一方面与刘少奇在北方局工作期间遭遇到的党内“左倾”分子对新政策的强烈抵抗有关⑤。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1937年的中共中央正处在调整政策的关头，中共中央内还未真正形成某个人的绝对的政治权威。洛甫虽是党的总负责人，但其权力有限，其他中共领导人大都是独当一面；毛泽东尽管处于上升状态，但当时也并非大家一致公认的唯一领袖⑥。因此给洛甫写信，不仅不会遭遇到党的历史上屡屡发生的党员因向中央陈述意见而被打成“反党分子”的厄运，相反，却有可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刘少奇很清楚，在对党的10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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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第805、806—817页。
② 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97页。
③ 1937年3月4日，刘少奇致洛甫的信写于北平，3月18日前刘少奇仍在北平。周恩来在3月13日、3月18日于西安两次致函刘少奇，并转河北省委，要刘少奇等负起对留居平、津地区的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58—359页。
④ 刘少奇前往天津就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时握有与陕北联络的无线电密码本。据当时曾做过刘少奇的译电员的郭明秋的回忆，她经手翻译的刘少奇给陕北的电报，上款大都是洛甫（闻天）、恩来，“有时也直接发给毛主席”，署名则是胡服（胡服是刘少奇在党内长期使用的化名）。由此可以判断，1936—1937年毛泽东与刘少奇是有直接联系的。参见郭明秋：《刘少奇同志在北方局》，载《怀念刘少奇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5页。
⑤ 1936年3月，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达天津，不久又担任了北方局书记，着力纠正北方局“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刘少奇领导的纠偏工作，除了思想纠偏之外，还包括对北方局领导机构的大幅改组，因而引起北方局内部的争论。刘少奇上任后，任命彭真（在1928年彭真与刘同在天津的中共顾直省委工作）取代柯庆施担任北方局组织部长，任命陈伯达为宣传部长。刘的这些措施激起柯庆施等一批原北方局领导人的不满，刘在党内刊物频频发表文章，不指名批评柯庆施等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从而埋下柯庆施与刘少奇长期不和的种子。
⑥ 刘少奇在1937年3月4日给洛甫的信中只字未提毛泽东，刘且写道：“我国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都划（画）虎不成。”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第817页。由此可见，当时毛泽东的权威并未得到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共领导人的一致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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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看法上，毛泽东与自己有很多共同的语言。
刘少奇的长信在中共中央核心层引起轩然大波。1937年3月23日、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开会都讨论了白区工作问题。洛甫对刘少奇的意见极不以为然，一些同志随声附和，认为刘少奇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是替陈独秀洗刷，刘“反共产国际，反中共中央”，是陈独秀的“应声虫”。还有人指责刘少奇受到了张国焘的影响。对于刘少奇有关八七会议后中共犯了10年“左”的错误的看法，中共中央政治局大多数成员也都认为言过其实。在一片责难刘少奇的声音中，只有毛泽东一人站出来替刘少奇讲话，称“刘并没有反对中央的野心”。毛泽东没有直接卷入具体问题上的争论，而是竭力调和刘、洛之间的意见冲突。这样，刘少奇虽然受到洛甫的严厉批评，但由于说了毛泽东想说又不便公开说的话，引起毛泽东的共鸣。毛泽东的态度鼓励了刘少奇，使刘少奇敢于采取下一步重大行动，在1937年5—6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向洛甫发起面对面的挑战。
三
1937年5月17日至6月1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由于刘少奇与洛甫的激烈争论，其间曾一度中断，后在毛泽东的有倾向的调和下，会议才得以继续进行。
1937年5月17日至5月25日，是白区工作会议的第一阶段，会议围绕刘少奇的《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刘少奇报告的主要内容是重复3月4日给洛甫信中的精神，着重批评10年来党在白区工作指导中的“左”的传统。刘的报告激起强烈反响，柯庆施指着刘少奇的鼻子骂他是“老右” ①。许多代表反对刘少奇提出的白区工作损失几乎百分之百的观点，不同意刘对白区工作的总体评价，坚持认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白区工作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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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尚昆在1987年改定的《怀念少奇同志》一文中，虽未点出柯庆施名，但他所指的“那个顽固坚持‘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明显是指柯庆施。参见《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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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线是正确的” ①。
由于会议上出现的紧张激烈的争论，中央书记处宣布会议暂停。1937年6月1—3日，中央政治局就白区工作会议讨论中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召开会议，集中讨论10年来的白区工作，毛泽东在关键时期助刘一臂之力。毛泽东一反不久前回避刘洛争论的态度，明确表示刘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称赞刘在白区工作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说刘系统地指出了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②。在6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作了支持刘少奇的重要发言。毛泽东进而不谈10年政治路线问题，而是针对反对派集中批评刘少奇只讲缺点，不讲成绩，首先谈了“中共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在谈论了党的优秀传统后，毛泽东着重指出党内“还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强调“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 ③，从而全面肯定了刘少奇的观点，在刘洛争论中有力地支持了刘少奇。由于毛泽东在发言中回避了容易引起分歧的有关过去白区工作指导方针是否犯了10年一贯的“左”的错误这个敏感问题，因此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包括洛甫在内的与会者的一致同意，并成为下一阶段白区工作会议的主调。
1937年6月6日，白区工作会议继续开会，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洛甫有意识地淡化毛泽东在6月1—3日讲话的倾向性，抓住毛泽东讲话中对自己有利的内容，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根据自己理解的6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洛甫强调“实践中的某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在白区工作所犯的错误的性质不是政治路线错误，“不是由于什么一定的政治路线或政治倾向”，“而是在领导斗争中有时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这种错误“不过是整个领导群众策略与群众工作方式中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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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出席白区工作会议的代表主要是北方局及所属北平、天津、河北、河南、山东、绥远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及广东代表约30人。彭真作为华北代表团团长，是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的助手。华北代表团的代表有柯庆施、商文华（原河北省委书记，为原北方局书记职能）、吴镕、李吕、李雪略、黎玉、乌兰夫等。据参加过这次会议、1936年5月被任命为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回忆，刘少奇的报告“对‘左’的错误提得很急，提得也很高”。有关“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的说法“有点过头”，因为参加会议的“北方党组织的代表这么多，就说明白区的损失不能说成百分之百”。黎玉的看法反映了当时参加会议的部分代表的观点。参见黎玉：《抗战前夕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工作代表会议》，载《革命回忆录》增刊（1），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43页；另参见陈绍畴：《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述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
②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37年6月3日），参见陈绍略：《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述略》，载《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第296—297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页；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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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部分错误，而不是整个领导的错误”，党“坚决领导斗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①洛甫坚决反驳刘少奇对中共中央在白区工作中反对“合法主义”的批评，坚持认为“过去党反对合法主义的斗争，仍然是对的”，强调指出，“过去一切非法斗争，是必要的与正确的，而且过去主要的斗争方式只能是非法的”。洛甫不无影射地批评刘少奇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一样，“以每次革命斗争的成败的结果来判断革命斗争的价值”，把失败的斗争看成“无意义”或“谩骂一顿‘盲动主义’完事”，指责刘少奇“看不到每一次革命群众的革命斗争，就是结果失败了，仍然有着他的巨大的意义”。洛甫批评刘少奇把“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作为“钢鞭”，全盘否定中共10年白区工作成就，强调指出，“每一斗争在胜利或失败之后，必须详细的研究其经验与教训，切不要拿简单的空洞的帽子（如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去代替对于最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对党内所存在的“各种不正确思想，应有确当的估计，不要夸大或缩小，或任便给同志们‘戴大帽子’”。②洛甫的报告获得参加白区工作会议代表的一致拥护，在暂时不利的形势下，刘少奇被迫退却。6月9日和10日，刘少奇在会议作结论报告。刘表示同意洛甫的报告，并且对自己的前一报告作了解释和自我批评：“我在会上作的报告，着重是批评‘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因为主要是批评错误这一方面，没有说到其他方面，并且对某些问题缺乏具体分析，有些地方说过火了”。③
四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刘少奇、洛甫围绕党的10年历史和白区工作评价问题展开的争论并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解决，刘少奇试图通过检讨党的历史问题，改变对10年政治路线评价的目的暂时遭受了挫折。但是刘少奇、洛甫的争论给中共带来了深远影响，它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和一次针对“教条宗派分子”的短促突击，为以后毛泽东、刘少奇全面批判六届四中全会政治路线，联手打倒王明等制造了舆论。毛泽东从这次争论中吸取了丰富的经验，他终于体会到“教条宗派分子”在党内的广泛影响绝非一朝一夕经过一次会议就能清除。打倒“教条宗派集团”除了需要在理论上进行细致深入的准备外，还要在组织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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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洛甫：《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1937年6月6日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报告之一部分），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第234、235、236、238、239、261、263页。
③ 参见陈绍畴：《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述略》，《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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