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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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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砦螅巡辉儆么颉胺吹臣拧钡姆绞嚼创硭枷胛幕绲拿埽�1955—1956年（1957年7月赫鲁晓夫打“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洛维奇反党集团”是苏共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属高层政治斗争），中国反而重新运用起这种传统的斯大林方式来解决党内问题和社会矛盾：搞过“胡风反革命集团”后，马上整“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肃反运动”刚过去，又搞出一个有别于苏联样式的“反右运动”；其间还穿插打“丁、陈反党集团”、“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等一系列“反党集团”或“右派集团”，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在这个过程中，丁玲的“历史问题”成了套在丁玲头上的一道绳索，所谓“历史问题”是什么呢？就是1933年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秘密绑架，在1933—1936年被软禁在南京的这一段历史。丁玲到陕北后，已向党组织做过多次说明，在1940年的审干中也由中组部对她的那段历史作了结论。可是几年后，丁玲的这段历史在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中又被重新审查，结果给她定了一个“自首”的结论。其依据就是她在1934年被软禁在南京的期间，曾在国民党的压力下，写过一张纸条，大意是：“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讯，以后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读书养母”，小纸条并没有一点反共的内容，而丁玲在南京被软禁期间也没有发表过任何反共言论。丁玲到陕北后没有向党组织交代过这张小纸条的事儿，在1943年审干运动中，主动向党组织谈了这件事，并为此做了自我批判。可是这张小纸条真有那么重要吗？为什么一直被揪住不放？丁玲几十年的革命生涯还不能够证明她的“红”吗？她在共产党最艰苦的1936年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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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保安，那时共产党还没有将来可能在中国执掌政权的迹象，依丁玲的“名气”，她完全可以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过着舒适的写作生活。可是丁玲还是在1936年投奔了陕北，这在当时全国的大牌名流中是唯一的，这还不能说明她的“革命性”吗？
中共高度重视干部历史审查的问题，这对保卫革命是完全必要的，为此在延安时期就完善和强化了对干部的严格审查制度。在长期的敌强我弱的环境下，为了保卫革命，打击敌人，党形成了特有的保持“警惕性”的文化，这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严酷的对敌斗争的环境下，党的组织部门和保卫部门对没有革命军队或根据地的经历，又是知识分子出身的白区党的干部，特别对那些从国民党监狱出来的党员，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只有经过组织的严格审查，那些有白区经历，特别是曾被国民党逮捕坐过牢的同志才能重新得到党的信任。与那些曾坐过国民党大牢的同志相比，出身农民的红军或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战士是幸运的，他们的历史简单，思想单纯，是党最信任的，但是历来党内主持制定审干政策的恰又是以白区干部为主，其中一些人也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他们在厉行严厉的审干政策时，甚至更“左”。
从此，这张“小纸条”的事儿就成为丁玲头上的可紧可松的“紧箍圈”。在50年代中期的“肃反”运动中，为数不少的高级干部也被定为“自首分子”、“变节分子”，多数人只是调整了工作岗位，例如原来是担任省委常委的，以后不能再做常委，而是改做文教单位领导，并非就被组织上一脚踢开，弃之不用，换言之，审干既是“优选法”，也是干部管理中的“控驭法”。如果丁玲“守规矩”，愿做“驯服工具”，它可以不发生作用；如果调皮捣蛋，立即就可以拿这张纸条说事。据原中宣部副秘书长、一届机关党委书记熊复在1978年9月27日写的有关证明材料说：“1952年整风时，作协党支部就提出过丁玲历史问题”。熊复看过丁玲的档案，“向周扬同志汇报上述问题，请示他怎么办。他说，丁玲的历史在延安审查过，没有问题，不要审查了” ①。可见，制度虽然是严格的，但并非完全没有弹性，在更多的时候还是取决于党的领袖和主管领导在操行这套制度时的态度。冯雪峰是长征干部，照样被打成右派；张春桥和江青虽有“叛徒嫌疑”，一直有人揭发，仍深受老人家的信任。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人所周知的中共“叛徒”，也没对姚文元搞株连，在最讲成分的“文革”年代，还步步高升，最后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
令人遗憾的是，革命队伍内部长期以来一场接一场的严酷的斗争，使得“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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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黎辛：《关于〈丁玲冤案及其历史反思〉的辩证》，载《粤海风》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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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同志情谊”逐渐稀薄，及至50年代中期后，革命领袖对有战功的“革命大老粗”有时还有一些“恋旧”；对若干前朝遗老，如章士钊，曾在他年轻时给予过巨大帮助，毛泽东始终给予礼遇；对一些重要的统战对象和国家急需的科学家，毛泽东也给予一定的照顾；而对于那些在历史上曾和他有过较多交往的革命文化人，则几乎没有“恋旧”的表现。冯雪峰是毛泽东在1934年瑞金时代的旧识，丁玲在1936年就到了保安，从此没离开过革命队伍一天，两人都是在革命最困苦的阶段前往苏区的，但是，就为了一些说不上理由的事儿，再掀出“历史问题”（1937年夏秋，冯雪峰因与博古争论，负气离开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回浙江老家两年，1939年回到新四军，1941年“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囚于上饶集中营，后在党的营救下前往重庆做革命文艺工作），说打下去就打下去了。
更重要的原因是革命领袖需建立一崭新的“无产阶级新文化”，50年代中后期后，“左”的思想急剧升温，“无产阶级新文化”的路越走越窄：第一条就是要提拔那些“文化少、知识少”的“青年闯将”。毛泽东在1964年说，“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 ① “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现在他们认输了。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②1970年12月29日，姚文元给毛泽东写信汇报读书心得，也自称读书少，知识贫乏。③和“新生的无产阶级笔杆子”戚本禹、姚文元等相比，周扬这批人各种书毕竟读得太多，受“封、资、修”的影响太深，早已不中用了；第二条，要把那些“旧文化”的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领导不听话者、历史可疑分子、各种“乌龟王八”都清除出去。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周扬曾谈到1957年反右时的情况。他说：“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在中宣部，陆定一和我都‘左’的不得了。即使没有主席的这个名单，恐怕也好不了多少。”1964年，为落实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周扬等部署开展“整风”，毛泽东已准备对夏衍、田汉、阳翰笙进行点名批判，老人家还不放心地讯问周扬：“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④
极左思想是有一套内在逻辑的，它以“不断革命”，“阶级斗争”，“为全世界三分之二人民的解放”等宏大词语和未来光明的远景直指左翼知识分子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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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的一些插话》，1964年1月。
② 毛泽东：《在邯郸四清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摘录），1964年3月28日。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注释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193页。
④ 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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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将他们拉上“烈火战车”，一路风驰电掣，又将无数的左派甩下，被抛甩下来的人，并非就是异类，只是随着革命向更高阶段发展，在“左”的显微镜的放大下，他们的“左”已演幻成了“右”。到了60年代中期，过去的“革命文化”也整体成了“旧文化”，统统都在扫荡之列。“旧文化”的载体就是那些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是来自延安还是来自重庆，把他们打下去，都是“文化革命”的题中应有之意。于是在这张名单上又不断加上一长串新的名字：巴人（王任叔）、孟超、夏衍、田汉、阳翰笙、邵筌麟、齐燕铭、林默涵、刘伯羽、邓拓、吴晗、廖沫沙、老舍、李达、翦伯赞、陆定一、姚溱、许立群、蒋南翔、陆平、江隆基等等，他们中的不少人本来就是党的高级官员，是“反胡风”、“反丁、陈”、“反右”运动中的“大左派”或各单位“反右”的主事者，但最终还是给“烈火战车”抛甩出来。196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判周扬，称其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黑线的首领”和“修正主义文艺的祖师爷”，这位“大左派”最后还是被归入到胡风、丁玲一类，被“无产阶级的铁扫帚”一下扫入到了“历史的垃圾堆”。这一次他们不仅是思想和灵魂遭到鞭打，身体也被“踏上了一只脚”，许多人甚至还丢失了性命。他们的罪名也和丁玲差不多，不是“叛徒”，就是“特务”，或者是“反革命”，再不就是“反革命两面派”（这是1968年姚文元给周扬的“定性”，姚文元的那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经最高领袖修改过），这也和30年代斯大林整肃苏联知识界著名人士的罪名差不多。
极左文化发展到这个阶段，就完全演变成文化“废墟主义”：除了满世界的“红宝书”，再加上“八个革命样板戏”，以及作为象征的马恩列斯、鲁迅，一切中外文化都在禁止之列，而当全国各地纷纷举办有数万或十多万群众参加的对领袖的“敬颂”活动时，所谓革命文学或革命文艺也就到了寿终正寝的地步，只落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中国的极左文化比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还要专横，斯大林还保留了俄罗斯18、19世纪的文化传统和典籍，还给予知识分子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希望他们用他的“伟大理想”去改造人民的思想，中国的极左文化则更自大、更狂热，不仅对知识分子一概不信任，更要在一片“旧文化”的废墟上建立“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宫殿，最后除了“领袖崇拜”的形式主义，在文化上什么也没有留下。
丁玲不是阿赫马托娃
丁玲蒙受多年的苦难，苏俄诗人安娜·阿赫马托娃也是如此，但是丁玲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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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赫马托娃，她没有那种从苦难中升华、进入普世大爱的精神气象，她的气质、境界、胸怀和眼光离那个层次都还遥远。丁玲一直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女性，也是一个思想丰富、才华卓越的大作家，她的一生都在这两者间打转，既使她意气风发，也使她蒙受羞辱。建国初，她以“胜利者”自居，对一些原国统区的老作家态度高傲、轻慢。同样是丁玲，1970年后被单独监禁5年，是靠着背诵幼时母亲教给的古诗篇，才没使自己失去语言功能。丁玲受的苦难超过了阿赫马托娃，但她没有勇气揭露极左文化的罪错，她可能从自己几十年的痛苦经历中悟出：极左力量太强大，惹不起，于是唾面自干。她晚年复出后写了不少作品，除少数外，已失去了年轻时代的锐气，更少了思想的光彩。她在漫长的苦难岁月中学会了世故，她为了让某老帮她说话，就写颂扬某老的文章，这点倒也无可厚非。阿赫马托娃为了从死亡阴影下救出她唯一的儿子，也写过歌颂斯大林的诗篇。可是当80年代复出后，小平同志倡导的思想解放已蔚为潮流，“丁、陈反党集团案”也被彻底平反，已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让丁玲封口，她却没有写出像巴金那样的反思的文字，更没有向过去伤害过的同志表示歉意或忏悔，这说明什么呢？是她不认为有反思的必要？或是她认为自己当年打击那些同志并没有错？丁玲把这些疑问留给了后人，也留给了历史。
丁玲在几十年的苦难中，从没放弃“希望”，这就是祈求领袖为她说话，可是大环境如不发生根本变化，她这个被领袖钦定的“大右派”又如何能够平反？1962年夏，丁玲劳改所在地的农场党委，中国作协党组都同意为丁玲摘去“右派”帽子（不是甄别，更不是平反），也向中央打了报告，可是领袖已决定重提阶级斗争，对国家机关准备为右派甄别一事大发雷霆，斥之为“猖狂之极”，于是一切又都成为泡影。丁玲对领袖又敬又惧，她当然知道，是那篇《再批判》把她一巴掌打成“人民之敌”，但她绝不敢涉及领袖，1960年，丁玲以“右派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在会场上望见毛主席”，她虽然非常想迎上去和老人家说话，却“没有勇气走上前去，悄悄走到一边去了”。 ① 即使领袖已故去，也是虎威犹存。她有一句名言：“他对我怎么样，不管，但我对他是一往情深的”。②丁玲给自己的受难找到一个“合理化解释”，这就是周扬等耍弄权术、瞒上欺下，一手遮天，蒙蔽领袖，使她遭受了几十年的苦难。对领袖的信念和对周扬等的憎恶是互为联系的，她将对毛泽东的信念深植心中，也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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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甘露：《毛泽东与丁玲》，转引自王彬彬：《往事何堪哀》，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95页。
② 王增如：《丁玲与“诬告信”事件》，原载《世纪》2004年第4期，转引自王彬彬：《往事何堪哀》，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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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永远盯住，成了她在漫长的艰苦岁月能活下去的精神力量。
丁玲受委屈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向上级写申诉信，这是多年形成的一种习惯，左联的一个传统就是“集团化”，左联内部纷争的哪一方都期求党的领导的支持和仲裁，丁玲对这套行事方式极为熟悉。丁玲从几十年的革命经历中，也从自己的痛苦生活中体会到了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那条“潜规则”：只要能“找上人”，有了实权人物的关照，就可以枯木逢春，逢凶化吉。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丁玲已届八十高龄，为平反自己的冤案，往返奔波，四处求人，吃尽辛苦，令人无限同情。1979年丁玲复出回到北京后，曾主动前往医院看望周扬，她对在“文革”中受尽苦难的周扬抱有希望，以为周扬会向她伸出援手。谁知周扬为“反右”的事，向不少人表示道歉，唯独不向丁玲道歉，他的理由是，丁玲是“变节”分子！和周扬的态度一致的还有陆定一、张光年等。周扬此举极大地伤害了丁玲。在我看来，周扬等如此并非是为了维护所谓“党性原则”，因为在他手下做各路文艺高官，又有所谓“变节”、“自首”历史问题的人不乏其人，只要是周扬一个“圈子”的，都不成为“问题”。周扬等唯独不想放过丁玲，说来还是根深蒂固的“宗派”情结在作祟。1984年，在胡乔木的帮助下，中央恢复了1940年对丁玲的结论，承认丁玲在南京被国民党软禁的那段历史不属“自首变节”，“四十多年的沉冤得以大白”。丁玲自然感激胡乔木，她发表了不少谈话，对那个时候胡乔木的一些有争议的观点予以积极配合。她甚至还写了一首缺乏诗味的“政治表态”长诗《“歌德”之歌》，她一点也不在意读者是否爱读，却说她的这首诗“会有人理解”。对于丁玲晚年的言行，誉之者，如《中流》杂志等称赞丁玲是坚定的“老革命文艺战士”，批评者则称丁玲“错把极左当亲娘”，丁玲又一次成为文艺界、知识界关注的中心。
晚年丁玲高调左倾，虽然也有心情不顺的时候，但总的说来是意气风发，且不无表演的色彩——也就是很刻意地向那些会“理解”她的同志展现她那“虽九死而不悔”的忠诚。周扬呢？他在晚年复出后不向丁玲道歉，揪住毫无意义的丁玲的所谓“历史问题”不放，说明他对丁玲成见太深，气局太小，对极左文化的反思尚不能跃过某些重要的“坎”。然而这位驰骋中国文艺界数十年的“大左派”，在“文革”入狱多年后，思想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75年他刚出狱，就前去看望了冯雪峰，甚至“不知轻重”地上书最高领袖，请求他恢复冯雪峰的党籍，自然没有任何回音。周扬虽然不放过丁玲，却多次向当年受他打击、被迫害的文艺界人士表示道歉，也向陈企霞当面道歉，并帮助他调回北京，安排了新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这位“文革”前的毛泽东意志的坚决的执行者竟转变为1979年后思想解放运动的探索者，却因此受到批判和冷遇，这正是历史的复杂和吊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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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杨尚昆日记》①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杨尚昆日记》（以下简称《日记》）都可被视为2001年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甚至可被视为是20世纪中国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日记之一。
中国人写日记的传统源远流长，宋明以降，已渐成风气，至晚清更蔚为大观，文人学者，政宦显要，多以日记记事述怀，其珍贵之处一为皆亲闻亲历，二为私人书写，较少虚饰，是故，这类日记往往可弥补官修正史的偏缺，而为后人了解历史的多重面像提供珍贵的史料。及至今日，治近代史的学者，不仅需读官编的《清史》，也要读《翁文恭公日记》和《越漫堂日记》；而治中外关系史的学者，不能只看《筹办夷务始末》，而放过《英轺日记》和《出使英法意比日记》，这对史学工作者来说，已是常识。
进入民国以来，许多政界人物沿袭了写日记的传统，90年代初，江苏古籍出版社曾出版一套《民国名人日记丛书》，内收民国时期曾任驻德公使、驻日大使蒋作宾的《蒋作宾日记》等，1990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了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王世杰日记10本。蒋介石生前也有每日记事的习惯，其所写日记现收藏于台北“国史馆”蒋氏之“大溪档案”中。
相比于国民党政治人物，中共高级领导人生前和生后都较少出版个人日记，80年代后，出版过一些曾担任过负责工作的前领导同志的日记，如《谢觉哉日记》、《林伯渠日记》（片断）、《周保中日记》、《赖传珠日记》、《王恩茂日记》等。但这类日记所载内容均起讫于民主革命时期或革命战争年代，基本上不涉及建国后的内容。极个别者如《汪东兴日记》也只是撷取作者在1965年的一段经历，而非汪氏全面、系统、有连续性的完整日记。
在担任过党和国家最高职务的领导同志中，杨尚昆是唯一在生后出版日记的。其日记是迄今出版的前领导人中地位最高，也是内容最为丰富、部头最大的日记。这部日记共有上、下两册，全书110万字，引人注目的是，该日记全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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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南方周末》特稿，2002年3月21日，收入《迟到的故事——〈南方周末〉往事版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也被《北京日报》（理论专刊）转载，2002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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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后的内容。起讫时间为1949年1月1日至1965年12月10日，时间跨度为“文革”前的整整17年。在建国后的这17年间，杨尚昆位居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他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因此，这部日记就格外引人注目。在这部日记中，作者不仅简要记述了他的所见所闻，还叙述了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堪称是一部观察当代中国史的珍贵记录。
中共是一个长期在农村进行艰苦革命战争的党，1949年初，中国革命即将获得全面胜利，党中央也将从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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